然而，如果自恋膨胀的群体没有一个足够无助的少数群体作为自恋满足的客体，那么这个群体的自恋就很容易导致军事征服的愿望，这就是1914年之前泛德国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道路。

在这两种情况下，各自的国家都被赋予了“被选中的国家”的角色，比其他所有国家都要优越，因此有理由攻击那些不接受其优越性的客体。我并不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泛德运动和泛斯拉夫运动的自恋，但他们的狂热肯定是促成战争爆发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忘记，一旦战争开始，各个政府就会试图唤起民族自恋，作为成功发动战争的必要心理条件。如果一个群体的自恋受到侵害，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与个体自恋时一样的愤怒反应。

许多历史上的例子表明，如果贬低群体自恋的象征物，那么往往会产生近乎疯狂的愤怒——对国旗的侵犯，对自己的上帝、皇帝、领袖的侮辱，战争和领土的失利，这些往往导致了暴力的集体复仇情绪，又进一步导致新的战争。只有粉碎了犯罪者，才能治愈受伤的自恋，从而消除对自己自恋的侮辱。个体自恋和国家的自恋都是“受伤”的自恋，需要通过消灭犯罪者来“治愈”伤口。

我们必须加上最后一个和自恋有关的病理学因素。高度自恋的群体渴望有一个可以认同自己的领袖。然后，这个领袖就会受到群体的崇拜，并将群体自恋投射到他身上。本质上，对强大领袖的服从行为是一种共生（symbiosis）和认同（identification）行为。个体自恋被转移到领袖身上。领袖越伟大，追随者就越伟大。领袖深信自己的伟大，正是这种自恋吸引了那些自恋的服从者。半疯的领袖往往最成功，直到他因为缺乏客观判断、因为愤怒而受挫。他需要保持全能的形象，这可能激他犯错，导致他的破坏性。不过，总有一些半疯的人可以满足自恋的要求。

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自恋显然与理性和爱相冲突。这句话几乎不需要进一步阐述。自恋的本质阻止一个人在存在中看到现实。换句话说，自恋限制了理性。

自恋也限制了爱情——这一点可能并不明朗，尤其当我们回想起弗洛伊德说过，在所有的爱情中都有强烈的自恋成分。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使她成为他自己自恋的客体，因此她变得美丽而令他向往，因为她是他的一部分。她也可能对他做同样的事，因此我们有了 “伟大的爱情”。而这，往往只是一种“病态感应”而不是爱情。两个人都保留了他们的自恋，他们对对方没有真正的、深刻的兴趣（更不用说其他人了）。他们只是“触景生情”，又疑神疑鬼。他们彼此很可能都需要另一个新的人，才能给他们新的、自恋的满足。

对于自恋的人来说，伴侣从来都不是一个有自我权利的人，也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人。他或她只是伴侣自恋膨胀的一个影子。

（我狂代）

反对偶像崇拜的斗争是先知教义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反对自恋的斗争。在偶像崇拜中，人的局部能力被绝对化，成为偶像。可是，人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崇拜自己。他沉溺其中的偶像成了他自恋激情的客体。相反，上帝的观念意味着对自恋的否定，因为只有上帝全知全能，而不是人。

但是，虽然不可定义和不可描述的上帝否定了偶像崇拜和自恋，但上帝很快又变成了偶像。人以自恋的方式将自己与上帝相提并论，因此与上帝的原始功能完全相悖。于是，宗教成为群体自恋的表现。人通过完全摆脱自恋，包括摆脱个体自恋和群体自恋，人类完全成熟了。

总之码一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莱奥帕尔迪（Leopardi）、赫达雅特（Hedayat）、佩索阿（Pessoa）、太宰治（Osamu Dazai）、皮萨尼克（Pizarnik）、伯恩哈德（Bernhard）、利斯佩克特（Lispector）、萧沆（Cioran）、皮托尔（Sergio Pitol）

害怕自由：逃避的机制
The Fear of Freedom: Mechanisms of Escape

作者：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
译者：陈荣钢

来源：选译自同名著作（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1941初版）第七章第1节“威权主义”，这本著作的标题更常被译为“逃避自由”，有多个译本。


受虐倾向的最常见形式是自卑感（inferiority）、无力感（powerlessness）和个体无足轻重的感觉（insignificance）。被这些感觉困扰的人有意识地抱怨这些感觉，并想摆脱它们，但无意识地，他们内心的某种力量促使他们感到自卑或无足轻重。

我们发现了三种虐待倾向，或多或少彼此结合在一起。

一种是使他人依赖自己，对他们拥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从而使他们只扮演工具的角色，好比“陶工手中的泥”。第二种不仅包括第一种绝对统治他人的方式，还包括剥削他们、利用他们，从他们那里“偷”东西，开膛破肚、五马分尸。这种欲望可以指物质的东西，也可以指非物质的东西，比如一个人拥有的情感或智识。第三种虐待倾向是希望让别人受苦或看别人受苦，可以是身体上的痛苦，但更多时候是精神上的痛苦，目的是主动伤害、羞辱、使他人难堪，看到他们身陷尴尬和屈辱的境地。

显然，虐待狂通常比社会层面更无害的受虐狂更不自觉、更合理化。他们通常被过度的善良、过度地关心他人所掩盖。一些最常见的合理化解释如下。“我统治你们都是为了你们好，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你们不要反对我，你们要追随我。”“我太棒了，太独特了，所以我有权期望其他人仰仗我。”剥削的合理化还能解释为：“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现在我有权从你那里拿走我想要的东西。”更具攻击性的那种虐待冲动也在两种形式中找到了合理化：“我已经被别人伤害了，我想伤害他们，只因我需要报复。”“先下手为强，我要保护我自己，保护我的朋友免受伤害。”

在虐待狂与施虐对象的关系中，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因素，值得特别强调一下，那就是虐待狂对施虐对象的依赖性。

受虐狂的依赖性显而易见，但我们对虐待狂不这么看——他们看起来如此强大和专横，被他施虐的对象如此软弱和顺从，以至于很难想象强大的虐待狂如何依赖他们统治的人。但仔细分析后发现，这就是事实。虐待狂需要被他统治的人，非常需要，因为他自己的力量感植根于他是“某人的主人”这一事实。虐待狂的依赖可能完全无意识。

如果一个男人用虐待的口吻反复告诫妻子，她随时可以离家出走，要走就走吧，他巴不得呢。她似乎会被击垮，不敢尝试离开，因此会不断相信丈夫的话。但是，如果她鼓足勇气离家出走，可能会发生一些让他们俩都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将变得绝望，崩溃，求她不要离开他；他会说他不能没有她，宣布他多么爱她；等等。通常情况下，由于害怕坚持自己的观点，她会很容易相信他，改变自己的决定并留下来。戏剧周而复始——丈夫又恢复了以前的行为，妻子又发现越来越难和他相处，再次爆发，再次崩溃，再次留下。

在数不尽的婚姻和个人关系中，这种循环一遍遍重复着，这个魔咒难以破除。在他说他爱她、离开她活不下去的时候，他是否在撒谎？就爱而言，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对爱的理解。至于他说他不能没有她，这话也没有错。他不能没有她，或者说，他不能没有她这个手里的“工具人”。虽然在这种时候，爱的感觉只有在关系面临解体的威胁时才会出现。

但在其他时候，虐待狂只爱那些使他有权力感的人——妻子、孩子、助手、服务员，乃至街头的乞丐，都能产生一种“爱”的感觉，甚至对这些被他支配的对象表示感激。他可能认为，他希望支配他们的生活，因为他非常爱他们。实际上，他“爱”他们是因为他支配他们。他用物质、赞美、爱的保证、聪明才智、关心来“贿赂”他们。他可能给他们一切，除了自由和独立的权利。

父母和孩子之间也常有这种关系。在那里，支配的态度（所有权）经常被看似“自然”的关心或对孩子的保护掩盖。孩子被捧在手里，他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他不想离开手心。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孩子长大后对爱产生深深的恐惧，因为“爱”对他来说意味着追求自由之路上的干预和阻挠。

受虐狂和虐待狂都寻求帮助个体摆脱难以忍受的孤独和无力感。他们充满了对孤独和无足轻重的恐惧。这常常是不自觉的感觉，常常被杰出和完美的补偿性感觉掩盖。然而，只要深入这样一个人的无意识流动中，就会发现这些感觉。

个体发现了自己的“消极自由”，与他的自我独处，面对一个疏离的、敌对的世界。因此，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在《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sov）中的一段描述，他“最迫切的需求莫过于找到一个人，让他尽快把自己这个不幸的生物与生俱来的自由禀赋交给那个人”。惊恐的个体寻求某人或某物来束缚自我。他不能再忍受成为他自己的个体自我。他疯狂地试图摆脱它。他要通过卸下这个重担，来让自我重新感到安全。

受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不同形式的受虐狂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摆脱个体自我，失去自我——换句话说，摆脱自由的重担。显然，受虐狂身上都有这个目的。个体想要服从他们眼中无比强大的人物或力量。顺便说一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优势力量总是相对的，它既可以基于另一个人的实际力量，也可以基于一个人对自己完全无足轻重和无力感的信念。在后一种情形下，一只老鼠或一片树叶都可能具有威胁。

的确，这就是受虐狂做的事。只要我在独立、强大的愿望与渺小、无力的感觉之间挣扎，我就会陷入一种折磨人的冲突。如果我成功将个体自我化为乌有，如果我能克服我作为个体的分离意识，我就可能将自己从这种冲突中拯救出来。无足轻重和无助的感觉帮我们实现着这一目标，这是被痛苦和折磨淹没的另一种方式。如果所有其他手段都不能成功地从孤独的重担中解脱出来，自杀的幻想就是最后的希望。

在某些条件下，这些受虐狂的做法相对成功。如果个体找到了满足这些受虐欲望的文化模式（比如法西斯意识形态中对“领袖”的服从），他就会发现自己与千千万万有着同样感受的人联合起来，从而获得一些安全感。然而，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受虐狂的“解决方案”也不比神经症更有说服力。个体成功消除了显而易见的痛苦，但没有消除潜在的冲突和无声的不快乐。

当受虐狂没有找到文化模式，或者当它在数量上超过了个人社会群体中受虐狂的平均数量时，受虐狂的解决方案甚至不能解决任何相关的问题。它产生于一种无法忍受的情况，并倾向于克服它，使个体陷入新的痛苦。如果人类的行为总是基于理性，总有目的性，那么受虐现象就会像一般的神经症表现一样令人费解。

我谈到了受虐狂的变态，因为它无疑证明了痛苦可以是被追求的东西。然而，与道德上的受虐狂一样，在受虐狂的变态中，痛苦不是真正的目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痛苦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目的是忘记自我。

个体自我的湮灭和试图以此克服难以忍受的无力感，只是受虐狂的一个方面。另一面是试图成为比自身更伟大、更强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淹没其中。这种力量可以是一个人、一个机构，可以是上帝、国家、良知或一种精神上的强制力。通过成为一种据说不可动摇的强大、永恒和迷人的力量的一部分，人们参与到它的力量和荣耀之中。

一个人放弃了自我，放弃了与之相关的所有力量和骄傲，失去了作为个体的完整性，放弃了自由。但在参与到他所淹没的力量中时，他获得了一种新的安全感和新的骄傲。这个人也获得了免于折磨的安全感。

受虐狂免于做决定，免于对他自己的命运承担最终责任，也就不用怀疑任何决定了。他也不用质问自己生命的意义，问“他”是谁。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与他所依附的权力的关系。他生命的意义和自我身份由淹没他的更大整体决定。

自我试图在“从属束缚”中寻找安全感，但这种尝试永远不会成功。个体自我的出现无法逆转。在意识上，个体可以感到安全，好像他“属于”这个世界，但他根本上仍然是一个无力的原子，在自我淹没之下受苦。他和他所依附的力量从未合二为一，一种根本的对立仍然存在，并伴随着一种冲动（即使无意识），以克服受虐的依赖性并获得自由。

虐待驱力的本质是什么？给别人带来痛苦的愿望并非本质。我们能观察到的、不同形式的虐待狂都可以追溯到一种基本的冲动——完全控制另一个人，使他成为我们意志中无助的对象，成为他的绝对统治者，成为他的“上帝”，随心所欲对待他。羞辱和奴役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使他受苦。完全支配另一个人（或其他有生命的对象）所带来的快乐是虐待狂的本质。

使自己成为另一个人的绝对主人，这似乎与受虐倾向相反，而这两种倾向竟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令人费解。毫无疑问，就实际后果而言，依赖或痛苦的愿望与主宰和使他人受苦的愿望相反。然而，在心理学上，这两种倾向都是同一种基本需求的结果，源于无法忍受个体自我的孤独和软弱。

这个目标是施虐和受虐的共同基础，这是一种共生（symbiosis）。在心理学意义上，共生意味着一个单独的自我与另一个自我（或自我之外的任何其他力量）彼此结合，使每个人失去自我的完整性，使他们完全依赖对方。

虐待狂需要他的对象，就像受虐狂需要他的对象一样，只是不通过被吞噬来寻求安全，而是通过吞噬别人来获得安全。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自我的完整性都会丧失。在一种情况下，我把自己溶解在一种外部力量中——我失去了自己。在另一种情况下，我通过使另一个生命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来扩大我自己，从而获得“我”之为“独立自我”的缺乏力量，总是出于无法忍受的、个体自我的孤独，这才导致了与他人建立共生关系的动力。

由此可以看出，受虐狂和虐待狂的总是相互融合。虽然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相互矛盾，但它们在本质上植根于同一个基本需求。人们不是施虐狂，也不是受虐狂，而是在共生情结的主动和被动之间不断地摇摆，因此往往很难确定在某一时刻哪一方在起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性和自由都会丧失。

很多时候（不仅仅在流行用法中），虐恋与“爱”混为一谈。受虐现象尤其被视作“爱”的体现。为了另一个人而完全自我否定的态度，以及向另一个人交出自己的权利和要求，都被赞誉为“大爱”的例子。似乎没有比牺牲和准备为所爱之人而放弃自己更能证明“爱”的了。实际上，在这些情况下，“爱”本质上是一种受虐的渴望，根植于当事人的共生需要。虐待也经常被伪装为爱。

在这一点上，许多读者心中都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虐待狂，难道不就是对权力的渴望吗？确实，尽管更具破坏性的虐待形式（其目的是伤害和折磨另一个人）与对权力的渴望不尽相同，但后者是虐待狂最重要的表现。

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即能够在自由和完整的自我基础上实现自己的潜能，他就不需要支配，也就没有权力欲。在支配的意义上，权力是潜能的变态，就像性虐待是性爱的变态，一个道理。

也许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虐待狂和受虐狂的特征。在一个极端，有些人的整个人格都被这些特征所支配。虽然施虐驱力和受虐驱力占主导地位的人的性格可以被定性为施虐狂和受虐狂，但这些人不一定是神经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社会环境中必须完成的特定任务，取决于他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何种感情和行为模式，而不论某种特定性格结构是“神经质”还是“正常”。

由于“施虐和受虐”与变态和神经质的观念有关，我更愿意把与“正常人”有关的相关性格称作“威权者”（authoritarian character）。这个术语自有它的道理，因为施虐狂喝受虐狂总是以他对权威的态度为特征。他钦佩权威并服从权威，但同时他想自己成为权威并让别人服从他。

在继续讨论威权者之前，需要澄清一下“权威”（authority）一词。权威不是一个人“拥有”的品质，就像他拥有财产或身体素质一样。权威指的是一种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成比他高明的人。但在一种可称为“理性权威”的上下级关系和一种可称为“压抑权威”的上下级关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我举一个例子。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优越性之上。老师和学生的利益在同一个方向上。如果教师成功地培养了学生，他就会感到满意；如果他没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失败既属于他，也属于他的学生。另一方面，奴隶主尽可能剥削奴隶，从奴隶身上得到的越多，他就越满意。同时，奴隶试图尽可能地维护他对最低限度幸福的要求。这些利益肯定是对立的，因为对一方有利的东西对另一方有害。

在这两种情况下，优越感具有不同的功能。在第一种情况下，优越感是帮助受权威约束的人的条件；在第二种情况下，优越感是剥削他的条件。这两种类型的权威动力也不同——学生学得越多，他和老师之间的差距就越小，他变得越来越像老师本人。换句话说，权威关系趋于自我消解。但是，当优越感成为剥削的基础时，这种距离就会变得更加强烈。

在这些权威之下，心理状况不同。首先，爱、赞赏或感激是普遍存在的要素。权威也让一个人想要获得部分或全部认同。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会对剥削者产生怨恨或敌意，因为从属于剥削者违背了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仇恨往往只会导致冲突，使奴隶遭受痛苦，却没有使奴隶获胜的机会。因此，人们通常会倾向于压制仇恨的感觉，有时甚至会用盲目崇拜的感觉来取代它。这么做有两个作用。其一，消除痛苦和危险的仇恨感；其二，软化羞辱感。如果那个统治我的人如此完美，那么我也不应该因为服从他而感到羞愧。我不能和他平起平坐，因为他比我强壮、智慧、优秀等等。

汉代长安少年有谋杀官吏的组织。事前，为赤、黑、白三色丸混在一起，让参加的人暗中探取。探得赤丸的杀武吏，得黑丸的杀文吏；如有一人被杀，则探得白丸的负责料理丧事（见《汉书·尹赏传》）。

湖上梦余波滟滟，岭头愁断路茫茫。
经过事寄烟霞远，名利尘随日月长。
——途中逢故人话西山读书早曾游览／唐・杜牧

一醉未醒花又落，故乡回首楚关东。
——途中春／唐・杜荀鹤

西尔多·梅雷莱斯（Cildo Meireles）《巴别塔》（Babel，2001），英国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藏

思想的工业化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Mind

作者：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 ）
译者：陈荣钢

来源：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Continuum. 1982

只有当塑造我们思想的过程对普通人来说变得不透明、神秘、难以捉摸的时候，亦即只有随着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到来，“我们的思想如何被塑造”才成为真正的问题。

“思想制造”的产业其实是过去一个世纪的产物。它的发展速度之快、形式之丰，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和控制。我们目前对“媒介”（media）的探讨受到了严格的理论限制。我们评价着报纸、电影、电视、公共关系的技术、条件和可能性，该产业的每一个新分支都开创了一批新理论。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现象的整体性，我称之为人类思想的工业化。

“文化产业”这个模糊的标签提醒我们，一切媒介研究都存在一个固有的悖论。意识（consciousness）可以通过产业手段引发（induce）和再生产（reproduce），却不能以产业手段生产（produce）。它是一种由“人”组成的“社会产品”（“social product”），它的起源是对话（dialogue）。任何产业过程都不能取代产生它的人。文化这个古老的名称试图提醒我们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尽管我们总是忘记。

思想工业畸形且难以理解，因为严格来讲，它不生产任何东西。它只是一个中介，参与传播和渗透。思想工业可以接纳一切，消化它、再生产它，然后“反刍”。我们思想中的一切都是磨坊的谷物。没有什么东西不掺杂质。任何想法都能变成一句口号，任何富有想象力的作品都能变成热点。这是思想工业压倒性的力量，但也是它最脆弱的地方。它靠自己无法制造的东西而繁荣。

思想工业依赖它必然惧怕的基质，同时必须抑制它。这种基质是人类的创造性生产力。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思想工业在未来将全面部署。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成功控制最重要的领域——教育。教育教学的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开始。可是，当我们沉浸在对课程、学校制度、学院和大学改革以及教师职位短缺的争论中时，技术制度正在完善，这将使我们现在思考的所有革新都变得毫无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将成为一种大众媒体，成为最强大的媒体，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思想工业的增长速度比任何其他产业都快（除了军备）。它已经成为20世纪的关键产业。那些关注当今权力游戏的人——政治领袖、情报人员和革命者已然对这一事实了然于胸。

当一个工业发达国家被占领或解放的时候，当发生政变、革命或反革命的时候，强大的警察部队、伞兵、游击队不再像19世纪那样占领城市的主要广场或重工业中心，也不再占领王宫等象征性场所。相反，新政权将首先将占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电话和交换机以及印刷厂。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新政权大体上会放过那些公共服务和制造业的管理人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而所有思想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必须被立即替换。

在这样的极端状况下，思想工业的关键地位就变得十分清楚了。这个产业有四个存在的必要条件，我把它们简要概括如下。

一、广义的启蒙运动是思想工业化的哲学前提。除非打破神权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对启示的信仰，对圣书或神职人员所传授的圣灵的信仰，否则不可能发展出思想工业。思想工业假定独立的思想，即使这种产业终将剥夺思想的独立性。这是思想工业的另一个矛盾之处。

二、在政治上，思想工业化的前提是宣扬人权，特别是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在欧洲，“法国大革命”让人们跨过了这道门槛；在共产主义世界，是“十月革命”；在美洲、亚洲和非洲，是摆脱殖民统治的解放战争。显然，这个产业并不依赖这些权利的实现。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权利从来都只是一个幌子，充其量是一个遥远的承诺。

恰恰在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空隙，思想工业有了运作的空间。只有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命运和整个社会命运有发言权的幻想时，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从那时起，任何权力机构都必须在被管理的人眼中证明自己拥有正确性，而仅靠强制手段已不能解决问题——在工业时代，统治者必须说服人们的思想，并通过手头的各种工业手段改变它们。

三、在经济上，如果没有实现一定程度的原始积累，那么思想工业的时代就不会到来。一个不能提供必要剩余资本的社会既不需要思想工业，也负担不起它。19世纪上半叶，在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类似的条件下，农民和工人生活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线上。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工人阶级能否够决定自己的生存条件”其实没什么意义。无产阶级受制于身体的约束和武力。学校和教会、法律和军队使用古老的控制方法，加上旧的习俗和惯例，凡此种种，在工业社会早期，对少数统治者而言绰绰有余，完全足以维持他们的地位了。

一旦基础工业牢固地建立起来，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就开始遍及大多数人口，统治阶级将面临两难的境地。更加复杂的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提高教育水平，不仅对特权阶层如此，对大众也是如此。让工人阶级“安分守己”的直接强制力将慢慢减少。工作时间减少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可避免地，人们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们于是可以负担得起自己的“奢侈”思想。他们第一次在最原始和最朦胧的意义上意识到了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巨大的人类能量被释放出来，这些能量不可避免地威胁到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今天，这种革命进程可以在大量新兴国家中看到，它长期以来被帝国主义列强人为地延缓——在这些国家，如果不考虑经济因素，发展思想工业的政治条件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

四、考虑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带来了思想工业崛起的最后一个条件——它所依赖的技术。电的首次工业化使用是电力，而不是通信。发电机和电动机先于电子管放大器（俗称“胆机”）和胶片相机。这种时间上的滞后有其经济原因。无线电、电影、录像、远距离视觉和计算机技术的基础无法在商品大规模生产和电力普遍供应出现之前扎根。

在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工业化的技术条件存在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先决条件则不一定到处都有。然而，满足这些条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个过程不可逆转。因此，扼杀、清算工业化本身的想法意味着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