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南・忆江南／宋・王琪
江南月，清夜满西楼。
云落开时冰吐鉴，浪花深处玉沈钩。
圆缺几时休。
星汉迥，风露入新秋。
丹桂不知摇落恨，素娥应信别离愁。
天上共悠悠。

过钟陵／唐・李绅
龙沙江尾抱钟陵，水郭村桥晚景澄。
江对楚山千里月，郭连渔浦万家灯。
省抛双斾辞荣宠，遽落丹霄起爱憎。
惆怅旧游同草露，却思恩顾一霑膺。

年羹堯由大將軍貶杭州防禦，姬妾星散。有杭州秀才某得其一姬，聞在府中司飲饌者，自云：「專司小炒肉一味。大將軍每飯，必於前一日呈進菜單。若點小炒肉，則須忙半日。惟月僅遇一二次。此非他手所能辦，而我亦不問他事也。」秀才曰：「曷為我試之。」姬哂曰：「府中一盤肉，須用一頭肥豬，取其最精之一塊耳。今君家市肉，輒僅斤許，從何下手！」秀才為之嗒然。 (《清稗类钞·饮食类·年羹堯食小炒肉》)

颇似「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记之，感觉以后能用上。( ﾟω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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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一捞
>>Po.1046963

马克斯·韦伯：《学术是一种志业》（1918）

，学术灵感是否降临于我们，取决于一些隐藏的命运力量，也取决于“天赋”。正因这个毋庸置疑的真理，一种无可厚非的态度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这让他们去崇拜偶像，这种偶像崇拜如今在所有街角和报刊上都占据着显赫的位置。这些偶像就代表“个性”和“个人体验”。两者密切相关。人们普遍认为后者构成了前者，并属于前者。人们煞费苦心地去“体验”生活，因为这适用于一个认识到自己地位和身份的“个性”。如果我们无法成功地“体验”生活，我们至少要假装拥有这种天赋。以前，我们用简单的德语将这种“体验”称为“感觉”（Sensation）。我相信，我们当时对于“个性是什么”以及它代表的意义有着更加恰当的理解。

女士们，先生们。在学术领域，只有埋头专注于手边工作的人才有“个性”。这不仅适用于学术。我们所知的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都潜心致力于他们的作品。就艺术而言，歌德这样的杰出人物试图将自己的“个性”变成艺术品，反而损害了他的艺术成就。有人对此怀疑，也必须是歌德那样的人物才敢冒这样的自由。每个人都会承认，像歌德这样千年一遇的天才，这种自由也并非没有代价。政治领域也一样，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在学术领域，那些将自己视为本学科的“经理人”，走上舞台，并试图通过“体验”来证明自己的人，他们会问：我如何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专家”？我如何能说一些没有人说过的形式或内容？这样的人并没有“个性”。如今，这种行为是一种大众现象，总是给人一种浅薄的印象，让当事者自取其辱。与此相反，只有内心忠诚地投入到任务中，才能使学者提升到他所声称要效力的对象的高度和尊严。在此，学者和艺术家并无不同。

与艺术共享的这些先决条件相比，学术有一个与艺术截然不同的命运。学术工作与进步息息相关，艺术领域则不存在同样的“进步”概念。并不是说一个掌握了新技术手段或透视规律的时代艺术品，就因此在艺术上高于所有不了解这些手段和规律的艺术品——除非艺术品的形式能与材料相得益彰，换言之，它的创作对象和形式的选择，使得无需运用这些条件和手段就能在艺术上加以驾驭。一件真正“完成”的艺术品永远不被超越。它永远不会过时。每个人在欣赏艺术品的个人意义方面可能会有差异，但没有人能说，这样一部作品被另一部同样“完成”的作品超越了。

在学术领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取得的成就将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过时。这是学术的宿命，也是学术工作的本质所在。其他文化领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但学术领域有它的特殊之处。每一次学术上的“完成”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它要求被“超越”和淘汰。任何想要为学术效力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当然，学术著作因艺术性而“满足”，因学术训练手段而重要，这些都没问题。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它们终究会被超越——这一点需要反复强调，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如果不希望后来者能比我们走得更远，我们就无法开展工作。从原则上讲，这种进步永无止境。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开始思考学术的意义。毕竟，一项受制于这般规律的事业本身是否合理和有意义，并不好说。为什么人们去做一件永远不会完成也不会结束的事情呢？

学术进步只是我们数千年来一直在经历的智力化（intellectualization）进程的一部分，虽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如今智力化进程通常都被冠以非常负面的评价。我们首先厘清，由学术和学术导向的技术创造了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思潮，但它在现实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真的比生活在美洲或霍屯督人（Hottentot）更了解当下的生存环境吗？恐怕不是。就拿坐在大厅里的各位来说吧，除非你是物理学家，否则不知道电车如何运转。但其实根本不需要知道。人们只需要确信电车会按既定路线运行，并以此安排自己的行程。至于电车如何制造才能运转，他们一无所知。反观野蛮人，他们反而更了解自己使用的工具。就说花钱吧，即使在座的各位中有研究政治经济的学者，对于“为什么可以用钱买东西，有时价格高有时价格低”这个问题，恐怕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野蛮人却清楚知道如何获取食物，知道有哪些机制帮助他们达成目标。因此，智力化和理性化进程的推进，并不代表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普遍认知有所提高。

⭐ 智力化意味着另外一件事——人们相信只要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学习新知识。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无法解释的的神秘力量，一切事物原则上都可以通过计算来掌控。这代表着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我们不像野蛮人那样需要借助魔法手段来控制神灵或祈求神灵，因为我们知道神秘力量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手段和计算，这才是智力化的核心。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在西方文化中延续了千年的“祛魅”进程（学术是其中的一环，也是驱力），它们是否除了纯粹的实用性和技术性之外，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作品就以最根本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思考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一个奇怪的问题——死亡是否具有意义？他的答案是，对于文明人来说，死亡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文明人的个体生命融入到无限的“进步”洪流中，按照生命的内在含义，它永远不应该结束，而在进步的道路上，总有下一步等着你。任何即将死去的人都无法站在无限顶峰。亚伯拉罕或过去的农民“老死于世”，是因为他们处于生命的有机循环之中，因为他们已经从生活中得到了应有的一切，因为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谜题需要解开，他们可以对生活感到“满足”。然而，文明人置身于思想、知识和问题不断充实的文化洪流之中，他们可能会对生活感到“厌倦”，但不会感到“满足”。他们只能捕捉到精神生活不断涌现出的微小部分，他们总是只掌握暂时而非终极，因此死亡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既然死亡毫无意义，那么文明生活本身也就毫无意义。正是由于“进步性”，死亡也染上了这种无意义的色彩。在托尔斯泰晚期的所有小说中，都可以看到这一思想，这是他作品的主旋律。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进步”本身是否具有超越技术层面之外的清晰含义，以至于为之效力是一项有意义的使命？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但这已经不仅是学术使命的问题了。因此，对于那些忠诚的学术门徒来说，“作为志业”的学术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探寻学术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使命。学术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何处？

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比十分巨大。想必大家还记得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第七卷开头的精彩比喻。一群被锁链束缚的穴居人，他们的脸朝向面前的石墙。他们身后便是他们看不到的光源。他们只关心光线投射在墙上的模糊影像，并试图理解这些影像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其中一人成功挣脱束缚，转身看到了太阳。他被刺眼的阳光弄得晕头转向，结结巴巴地描述着眼里的景象。其他人说他疯了。但慢慢地，他学会了直视阳光，然后他的任务就是回到洞穴，带领其他人走向光明。他就是哲人。太阳就是学术的真理，它不局限于幻象和阴影，而是抓住真正的存在。

然而，现在还有谁会这样看待学术呀？如今，年轻人感觉恰恰相反，学术的智力建构像是不真实的领域，充满了人为的抽象概念，它们试图用枯槁的手抓住充满血肉和活力的真实生活，却永远触不可及。真正鲜活的现实就在我们身边。在柏拉图那里，它是洞穴墙壁上那些摇曳的阴影；如今，学术的智力建构不过是生活的衍生品，是毫无生气的幽灵，仅此而已。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充满激情的赞美，最终可以用一个理由来解释，那就是“概念”（concept，所有学术知识的重要工具）在当时第一次出现在人类意识层面。苏格拉底在与人辩论的过程中发现了它。当然，他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发现这个概念的人。在印度，我们也能找到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非常相似的理论雏形。其他地方却没有如此深刻地认识到“概念”的重要性。在希腊，人们第一次拥有了某种趁手的方法，就像拧螺丝一样，让对方在辩论中无法逃脱，只能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承认某种东西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绝不会像盲人所做的事那样消散于无。这就是苏格拉底弟子们意识到的一项重大发现。由此看来，只要找到关于美、善、勇敢、灵魂等等正确的概念，人们就能把握它们的真正本质。这反过来又敞开了一条道路，去认识和教授人们如何正确生活，尤其如何成为一位模范公民。对古希腊人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他们的思想始终围绕着政治展开。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人们才投身于学术研究。

伴随古希腊精神中“概念”这一重要发现，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工具——理性实验（rational experiment）也在文艺复兴时期应运而生。实验是一种可靠地控制经验的手段。没有它，当今的经验科学将无法存在。当然，历史上也存在早期的实验，例如印度瑜伽修行者进行的生理实验，古希腊时代为战争技术进行的数学实验，以及中世纪用于采矿的实验。但将实验提升为研究原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成就。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领域的革新者们正是实验的先驱。达芬奇及其同僚，尤其是16世纪的实验音乐家们用实验性的钢琴进行创作，他们都极具代表性。正是从这些圈子出发，实验才得以进入学术领域，有了伽利略，有了培根的理论方法，它们最终被欧洲大陆各大学的精确学科采纳，先是意大利的大学，然后是荷兰的大学。

对于站在近代门槛上的人们来说，学术意味着什么？对于像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实验家和音乐革新者来说，学术意味着通往真艺术的道路。这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通往真实自然的道路。艺术将被提升到学术的位阶，也意味着在社会地位和人生意义上，将艺术家提升到学者的位阶。这就是达芬奇素描手稿背后的雄心壮志。那么今天呢？“学术是通往自然之路”这句话在年轻人听来简直是异端邪说。当今的年轻人宣扬着相反的观点，他们要从学术的智力主义（intellectualism，或译作“知性主义”、“理智主义”等）中解脱，回归本真自我，进而回归整体自然。学术是通往自然之路？这甚至都不值得批判了。

然而，在精密科学兴起时期，人们的期待远不止于此。还记得斯瓦默丹（Swammerdam）的那句话吗：“我用虱子的解剖结构，带给你们上帝的护佑之证。”这句话恰恰反映了受新教和清教徒思想间接影响的学者对自身任务的理解——指明通往上帝的道路。人们不再相信哲学家们通过概念和演绎推理能找到这条道路。当时，所有虔敬神学（Pietism）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施本尔（Spener），都明白上帝不在中世纪追寻的那条道路上。上帝是隐秘的，祂的道路非我等所能理解，祂的思想非我等所能揣测。人们希望通过精密科学，通过亲手研究上帝的创造之工，来揭示祂为世界定下的计划。那么今天呢？除了那几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老儿童”，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的发现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世界意义（meaning）的知识？如果存在这样的“意义”，那么这条道路究竟在哪里？如果这些自然科学真的能指引这条道路，它们只会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宇宙存在‘意义’ ”的这种信念。

最后，让我们探讨一下“学术是通往上帝之路”的观念。学术是一种非宗教的力量。每个人心中都清楚，当今学术已经脱离了宗教的范畴，即使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摆脱学术的理性主义和智力主义桎梏，是与神性合一的必要条件。这正是那些对宗教怀有虔诚信仰或渴望宗教体验的德国青年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他们不仅渴望宗教体验，也渴望一切形式的体验。奇怪的是，他们如今采取的方法却与以往截然不同。非理性的领域，亦即尚未被智力主义触及的领域，如今被提到了意识层面，并被置于审视之下。究其原因，现代智力形式的浪漫非理性主义（romantic irrationalism）在实践中恰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种摆脱智力主义的方法，很可能会和本身的目标南辕北辙。

尼采（Nietzsche）对那些“发明了幸福”的“末人”（last man）进行了猛烈抨击。我完全可以不去理会那种将学术（建立在学术之上掌握生活的技术）简单地颂扬为通往幸福之路的幼稚乐观主义。谁还相信这一点呢？除了大学讲堂或编辑部里那几个“老儿童”以外，没人会相信。让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吧。

在如上内部前提之下，所有曾经的幻象都被驱散了——“通往真实存在之路”，“通往真实艺术之路”，“通往真实自然之路”，“通往真实上帝之路”，“通往真实幸福之路”，那么学术志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托尔斯泰给出了最简单的答案：“学术没有意义，因为它没有回答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学术确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唯一剩下的问题是，学术“没有”回答的含义是什么，以及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否还能从学术中获益。

当今人们普遍认为学术“无预设”（free from presuppositions）。这种观点是否成立？这取决于我们对“无预设”的理解。所有学术研究都以逻辑和方法规则的有效性为基础。这些规则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般基础。对于我们特定的问题而言，这些前提在学术领域最不值得怀疑。然而，学术还包含着另一个前提——学术研究成果之所以具有价值，因为它“值得被认识”。显然，这正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因为学术手段无法证明这一前提。我们只能根据自身的人生观，去诠释这一前提指向的最终意义，并做出接受或拒绝的选择。

对先知和煽动者来说，“你们应当走出教室，走向街头，公开向世人演讲”，也就是说，去到可以接受批评的地方演讲。在课堂里，我们教室站在学生们面前，他们却不得不保持沉默。我认为，利用学生为了学业而不得不听从教室讲课这一点，让人无法当场反驳和批评教室，这很不负责任。教师的职责是用自己的知识和学术素养来教育学生，而不是向他们灌输个人政治观点。诚然，个别教师可能无法完全消除自己的个人偏好，但他们会在良心的审判下经受最严厉的批评。这种缺陷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其他错误也同样可能发生，例如事实陈述上的错误，但这并不能否定追求真理的使命。出于对学术本身的尊重，我也反对这一点。我可以通过历史学家的著作证明，每当学者加入个人价值判断时，就无法全面理解事实了。但这已经超出了今晚讨论的主题，需要进一步的详细阐述。

>>Po.725342
才发现某个梦境的素材其实是两年前看到的这一段文字…

雞蛋肉圓者，於生雞蛋之一端鑿一孔，傾出其黃白，乃以已和糖、酒、醬油之豬肉屑納入殼中，將蛋白灌入，以皮紙封口而搖之，投沸水中，沸二十分鐘，即成雞蛋肉圓。 (《清稗类钞·饮食类·雞蛋肉圓》)

( ´ρ`)

章台夜思／唐・韦庄
清瑟怨遥夜，绕弦风雨哀。
孤灯闻楚角，残月下章台。
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来。
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

David Inshaw

《小寒食舟中作》杜甫

这诗大约作于大历五年（770），亦即杜甫逝世那年的春天。当时，他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经常住在船上。小寒食，见注。

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戴鹖冠。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
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

【注释】
佳辰句：古代风俗，寒食节禁火三天。冬至后的一百五日为寒食节，禁火从寒食的前一天起，小寒食为禁火最后的一天，故云“食犹寒”。佳辰，犹言佳节。杜甫时在病中，兴致不佳，故曰“强饮”。强，读上声。

隐几：《孟子·公孙丑下》：“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隐，读去声，依倚的意思。人困倦，坐时则隐几。鹖（hé）冠：贱者之冠。鹖，通作“褐”。

春水二句：上句写春江水涨，下句写老眼昏花。看，读平声。上句化用沈佺期“船似天上坐”句意，而加“春水”二字，即见神韵。

娟娟：美好貌。闲幔：在风中徐徐摆动的船上帘幕。

愁看句：按：大历四年（769）自秋至冬，吐蕃侵扰西北，长安受到威胁。时鱼朝恩专权，朝政腐败，故云。直北，犹云向北。直，指示方位之词。

【评】 　赵彦才曰：此以首二句领起全局。春水春花，寒食时景。天上坐，水涨浮空；雾中看，花前遥望。二句皆承上佳辰。戏蝶、轻鸥，亦舟中所见者。过闲幔，兴己之飘零，下急湍，伤己之淹泊，语意紧注在万里长安。愁看二字，正言隐几萧条之故，遥应次句作结（引自《杜诗详注》）。

《马利亚抱着基督的尸体》

里尔克（林克 译）

现在我的悲苦满了，难以名状
它充塞着我。我呆视如宝石的
内部呆视。
僵硬如我，我只知道一件事：
你变大了——
……是变大了，
好化作太大的痛苦
立着完全超出我这颗
心的包容。
现在你躺着横穿我的怀腹，
现在我再也不能
生出你。

>>Po.1220207
偷来放一起
>>Po.1220187

网页链接
不了解内娱但这期讲得真好啊，从08年的北京欢迎你开始，发生了这么多事，也过了这么久了

约凯·本克勒：《资本主义的结构与合法性：市场社会中的法律、权力和正义》（2023）

我的详细历史分析揭示出主要结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并非自然而然产生的自由秩序，它不具备任何天生的制度要素，每个要素都不拥有先天的自然形态（如私有财产、契约）。相反，市场社会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社会关系，它出现在历史的特定时期，并极大地提升了采纳它的社会的生产力，以至于所有其他社会都必须效仿它，否则就会被更先进的技术和武力主宰。市场并非自然而然地走向效率均衡或生产力提升的地方，而是企业和处于社会生产关系相似地位的人们之间进行冲突和争夺利益的竞技场。这些企业和个人，无论单独行动还是联合行动，都试图改善他们在彼此之间的地位，以决定谁可以与谁合作、从事哪些项目以及谁可以从生产价值中获得什么。任何特定社会在任何特定时间塑造生产关系的法律框架本身就是一个斗争的领域。

法律建构了比市场参与更好的替代品，即人们对市场依赖，亦即生存所需物资的获取方式。历史上，土地所有权制度曾扮演过这一角色。在当代城市社会，法律主要通过定义公共部门提供基本需求和商品的范围、社会安全网和刑法来运作。法律还通过规定谁“拥有”何种知识、资源和信贷的获取途径，以及谁承担生产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来影响社会阶层的否决权。劳动法和反垄断法（历史上侵权法和合同法也扮演过类似角色）则具体规定了在既定法律框架下进行组织化冲突的程度、方法和潜能，而这个法律框架正是决定了人们在生存和生产方面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在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法律塑造了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对称权力，这些群体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占据着相似的位置。换言之，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建构了阶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