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在这场斗争中永远不会保持中立。它是法律行业的社会学结果，取决于律师自我复制的社会化进程，使法律规定的结构合法化，也让广大民众世代相传的习惯社会化，让他们默许律师对法律的裁定（实际上是一小部分被称为法官的人）。这种角色大大减少了政治军事力量为维护利润阶层的利益对抗小农、职员和工匠阶层等方面时，不得不动用的赤裸暴力，而主要将暴力集中在非熟练劳动力和种族化的底层阶级身上。与此同时，律师也是专业和管理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处在更广泛的社交和教育网络，大多认同自身阶层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他们的规范性直觉，以及关于世界如何运作、应该如何运作的常识，大多与专业管理阶层乃至更广泛的利润阶层保持一致。

基于对历史和框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构建“后新自由主义”进步法律秩序的核心支柱。首先，身份在资本主义历史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现在种族、性别和移民方面。这些身份因素为超额剥削提供了基础，既提供了一种易于剥削的劳动力，又制造了分裂，削弱了所有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种族主义尤为恶劣，它煽动仇恨，否认他人的基本人权，为数百万工人的非人道剥削提供了合法化依据，并为白人工人阶级构建了一种身份认同，使得阶级政治和经济政治团结几乎化作泡影。
在性别方面，生殖劳动的非对称组织使女性成为企业和从事市场关系的男性持续补贴来源。这种非对称性又迫使女性接受更具剥削性的工作场所结构，这种结构后来也扩展到了男性身上。移民则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劳动安排中，资本家和管理层一再利用他们来分裂劳动力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只要陈旧的身份等级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运作的社会背景，那么资本主义的行动者（资本所有者、专业管理阶层和拥有身份特权的工人）就会利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从属地位作为其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基础。

在性别方面，“美国家庭计划”旨在减轻市场社会通过非对称的生育和照护社会角色强化性别不对称的主要因素。扩大全民学前教育、儿童税收抵免额以及儿童和抚养人照料税收抵免额——虽然这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它们确实指明了缓解身份从属的性别维度的一种政策方向。将这些政策与鼓励组织这些行业并赋予工人重大代表权的强有力激励措施结合起来，这是一条特别有前景的途径。围绕家务劳动报酬在财产分配或工资中的地位，以及像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所说的那样，“废除家务劳动（作为个体女性的私人责任）”的社会化，为此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这提供了另一种更激进的干预模式，尤其考虑到家务劳动和育儿在性别、种族和阶级相互作用中的历史中心地位。

资本主义历史带给我们的第三个教训是，“私法”的基本规则从根本上塑造着生产社会关系中的权力格局。资本主义的历史驳斥了新自由主义的妄念，可以将生产力与权力分割开来，独立于“正义”追求“效率”。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法律体系或市场社会是这样运作的。在市场正常运行的过程中，除了追求生产力，即用既定的资源生产更多我们所需要和想要的东西之外，一直伴随着权力寻租，在任何社会生产关系中获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产品。进步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法律改革必须认识到，生产关系的法律结构在设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时，也必然设定了权力和剩余产品的分配。

……

资本主义的历史一再表明，当统治阶级能够成功掌控国家权力时，他们就会利用这种政治权力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这在圈地运动时期适用，在20世纪70年代企业集团崛起时期也同样适用。后新自由主义法律秩序的第四个目标将是构建一个有效的民主问责制度。正如布里顿-珀迪（Britton-Purdy）及其合著者所写，一系列针对投票程序、政治资金和最具反多数派特质的机构（选举人团和参议院）的改革是第一步。拉赫曼（Rahman）认为，经济法应设计为支持民主公民的效力。在新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设计更民主的制度既不是新鲜事，也不是专属领域。然而，法律和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民主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天然或必然的协调。正如圈地运动、第二次工业分化以及企业集团在新自由主义转型中的作用充分表明的那样，民主需要防止以牟利为目的的阶级（特别是大型企业和富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将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并利用在政治领域获得的权力回过头来强化和扩张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权力。

宋韩宗儒性饕餮，每得东坡一帖，于殿帅姚鳞换羊肉数斤。黄鲁直戏东坡云：“昔右军字为换鹅，今当作换羊书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制撰纷冗。宗儒又致简以图报书。来人督索甚急，公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古今谭概·颜甲部·换羊书》）

《海》 巫昂

海被搬到了房子里
珊瑚礁和海的牙齿
深陷于窄小的客厅
波浪在深夜鸣响
低低的，一只失去了海的
孤独的白鲸
我听到房间在颤抖
床呢，则像沉船一样积满了淤泥
我的耳道里都是盐
体内充满了飞升的气球
彩色的，透明的，惶恐不安的
无数个海进入了不同的房子
变成了彼此的邻居
边界如此模糊，融入
我看到海和海各自不同的落日
我看到那些大小不一的落日
又伤感，又别离

网页链接

天啊好天才好震撼的表达……

安森·拉宾巴赫：《人类发动机：能量、疲劳和现代性的起源》（1990）

对黑格尔（Hegel）来说，劳动成为人类自我意识和自主性的起点，是普遍真理的源泉。如果劳动被理性接受，那么它的生产力就被视为完全理性的东西。懒惰这个古老的克星始终受到理性的反抗，它被拿来和腐败、罪恶、恶棍和卑鄙相提并论。

在整个18世纪到19世纪初，欧洲大量的乞丐和流浪者成为无数关于“游手好闲之罪”的世俗和神学文章的主题，也成为大量禁止放荡行为的法律的主题。这些著作和法律不仅是为了消除游手好闲的祸害，也是为了提高劳动在少数怀疑论者心目中的道德价值。孔德（Auguste Comte）曾经说过：“我们必须为物质劳动赋予社会价值所要求的哲学意义。”

本书一直研究到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使得劳动演变成一项更为详尽的科学计划，用于转移和调配人类的劳动力。18世纪90年代，由疲劳专家、实验室专家和社会卫生学家组成的“国际先锋派”创造了一个科学与政治相互交融的新专业领域。对于欧洲的工作科学而言，研究疲劳、身体的动态运动以及工作期间的身体变化，已成为更广泛的社会现代化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试图通过实证研究和理性原则来解决社会问题。

在这种新的知识和政治结构中，有形的国家“将所有生物团结在同一社会中的无形纽带”之中。改革者声称，社会正义必然提高生产力。比利时卫生学家路易斯·克顿（Louis Querton）在《人类发动机的产量》（The Yield of the Human Motor，1905）一书中指出：“为维护社会有机体的完整性而进行社会干预，这让社会行使权利，从中获取最大效率。”社会正义、节约能源、增加产出和提高效率是相互关联的，因为“遗传、环境、住宿和教育对工人的个人生产力有很大影响”。这些观点对许多社会主义者很有吸引力，他们也认为剥削是对国家生产力的“社会消耗”。

世纪之交的伟大社会思想家——韦伯、弗洛伊德（Freud）、涂尔干（Durkheim）为文化科学（社会学、精神分析、人类学）从旧的科学模式中独立出来而争论不休，尽管他们每个人都坚信，以能量术语定义的劳动是他们探讨的核心，尽管他们的信念各不相同。

弗洛伊德将自然界的能量模式转用于“性”（sexuality）。韦伯将常规化、有时间限制的劳动视为西方理性的特征。涂尔干则认为，劳动分工不可逆转地破坏了传统文化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但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开始质疑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主要推动者的本体论地位。弗洛伊德将劳动植根于本能生活，韦伯将劳动植根于禁欲主义和宗教信念，涂尔干则将劳动植根于社会。他们都在文化阐释中引入了诠释学的不确定性。尽管他们共同致力于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想，但他们的工作最终放松了自然科学对知识生活的至高无上的控制。

韦伯在多次反思实证主义的悖论意义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清楚地认识到，工具理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包含数学化、专业知识、官僚主义和法律形式主义。工具理性也是一种实践，包含工业和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市场力量和行政方法在社会经验中越来越多领域的延伸。工具理性的进步破坏和削弱了理性有效抵抗日益理性化的权力要求的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理性的存在理由（中立性和科学责任）使得理性无力制定具有约束力的价值、社会理想或目的。理性本身牵涉更大的非科学目的，并从属于这些目的。

Euan Uglow，（1932.3.10-2000.8.31）英国画家

>>Po.1221283

>>Po.1221285

Gemma Koomen

约翰·波考克：《话语的重建：政治思想的历史编纂学》（1981）

封面图片：站在奥丁肩头的两只乌鸦福金（Hugin）和雾尼（Munin），分别代表思想和记忆，18世纪冰岛手抄本插画

本文试图阐述历史学家如何将政治思想重建为话语，即一系列由行动者实施的言行行为，这些行为既受社会结构和历史情境的最终制约，又更直接地受到用于实施这些行为的政治语言的制约。

这些行为会对以下方面产生影响并改变其状态：（1）接收演讲或阅读文本的听众或读者；（2）演讲者或写作者“自身”，他/她永远会受到“自己”行为的影响；（3）语言结构，这种结构会因言行行为和行为实施的条件而得到确认或改变；（4）关于政治和历史情境、政治和社会结构如何因实施其中的话语行为而改变的问题，我将暂且搁置讨论，但不该忽略。我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阐述话语作为一系列语言行为的概念。我首先必须解释一下“政治语言”（political language）的概念。

在进行讨论时，我有一个根本前提——历史学家关注的并非“他自己”的行动。对于行动者而言，任何行动的实施都必须依赖某种关系架构或体系。我们可以将这种架构或体系称为语境（context），它赋予行动意义（meaning）和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用“半隐喻”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一个“空间”（space），在这个空间中，其他行动者和被作用对象、支配行动的规则和条件都被安置其中。当一个空间容纳了多个行动者，就可以称之为公共空间，而通过强化“公共”（public）一词的使用，它最终可以替代“政治”（political）一词。语言本身也可以被视为构成这样一个“空间”，并展现出我们称之为“公共”甚至“政治”的特征。

因此，一个向听者传达信息的言语行为，会改变听者的处境。“他”无法预测或控制这种改变方式，因此可以被视为说话者对听者实施的单方面权力行为。我的话语还可以被定义为其他形式的权力行为，因为我赋予它们一种言语力量，他人暂时无法控制这种力量。动词“听”和“知道”可以用祈使语态来传达信息——“以色列啊，你要听”（《申命记6:4》），“特此公告”。我命令他人听取并知道我告诉他们什么。但是，一旦对方开始听取我的言语行为， “他”就开始理解、阐释、接受、拒绝、回应。言语行为变成了言外之意，而“他”也开始实施我可能无法控制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会修改我实施的言外之意。更确切地说，实施的言语行为既是说话者和听者对言语行为的行动结果，又是他们对彼此实施的行动结果。

在这一点上，说话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将任何两个城邦公民置于其中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以语言为媒介，他们彼此实施着权力行为，但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到另一个人的行为，甚至可以说，双方都因使用语言而承担了某种义务，对方可以在“他”试图统治对方的时候“统治” “他”。因此，在某个时刻，语言本身就具有政治性。正是在这一点上，语言才开始拥有历史——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方式所产生的历史，以及这种方式所遵循的历史脉络。

>>Po.1221816
belike《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中提出的述行维度∶
>>Po.908295

按照我的用法，“范式”一种构建研究领域或其他思想活动的方式，这种方式优先考虑某些领域的组织和活动，同时倾向于筛掉其他领域和活动。它敦促我们认为，自己处于特定的现实之中，并被要求以某种方式而非其他方式行动、说话或思考。它施加权威，并分配权威，以利于某些行动方式及其参与者。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存在偏见，也可能在伦理上或美学上存在偏见。它受到历史制约，却也制约人们对自身存在状况的认识。当它在历史进程中被新的范式所取代时，就需要一种新的现实秩序，这种秩序可能伴随着对范式历史条件的认识增加，也可能不伴随这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