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对家中事物不甚感兴趣，因为他可以和整个世界接触，也因为他可以有各种计划、目标以确立自我。而女人被囚禁在家庭领域里，她能做的就是把监牢变成王国。她对家庭的态度，要看她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她若是让自己当男人的猎物，便能轻松获得保障，她若是弃绝被动性存在，便能得到自由；这个辩证和她做为女人的一般处境所面临的是一样的；她若要征服世界，就必须放弃既得的世界。

她进入婚姻以后，关上自己身后的门，将自己幽禁其中，她心中其实不无遗憾；在她还是年轻女孩时，整个大地都是她的家园，森林也属于她所有。但在这时，她囚在狭小的空间里，大自然缩得仅剩一盆花的大小，地平线也被门墙挡住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海浪》中的女主角因此喃喃地说：

我再也不能从草原上的小草或是欧石南的状况分辨是秋天、是夏天，只能看窗玻璃上蒙着的是水汽、是霜来区别。从前的我都是在山毛榉林间漫步，欣赏松鸡掉下来的羽毛之湛蓝，从前的我都会在路上遇见流浪汉、牧羊人……现在的我则是一个房间走过一个房间，拿着鸡毛掸子掸灰尘。

但是她会极力否认自己受到这个局限。她会将世上各式各样的动植物、异国远地的珍稀之物、古老年代的风华都关在住家墙内，让自己家里多少显得奢华；她也将丈夫幽闭其中，对她来说，他代表了所有的人类，而孩子则代表了整个未来都掌握在她手中。家庭成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成了世界唯一的真实；正如法国哲学家巴舍拉所言，家是“一种类似于‘对反的世界’或是‘世界的对反’之地”；家是栖身之处、隐退之所，是洞穴、是肚腹，能让人避开外面的危险；因它之故，外面的混乱反而成为不真实。特别是在晚上，女人在门窗紧闭的家中成了女王；正午普照万事万物的太阳对她处处是妨碍；但在夜晚，她不再是受到剥夺的人，原因是她不能拥有的东西，她就当做不存在；她只看到灯罩下单单属于她的光线闪亮，这光线只映照她的家；在此之外，一切都不存在。弗吉尼亚．伍尔芙有一段文字正描写了只有家中的一切是真实，家以外的空间全都消解了。

这时，玻璃窗把黑夜隔绝在外，玻璃窗不仅让人看不清外面，还让外面显得古怪诡异，以致秩序、焦点、坚实的大地仿佛都安置在家里面；相反的，外面的景象只成一种反射，其间的事事物物都显得浮浮荡荡，渐次消逝而去。

女人透过家务事，具体地让自己的“巢”属于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有人帮忙做家事”，她还是会插手；至少她会监督、检查、批评，将仆人的劳动成果化为自己所有。管理家务能让她的存在于社会上取得正当性；留心食物、衣物的供应，照料一家人的生活，也是她的任务。她因此自我实现为主动性存在。不过我们接下来会发现，这个主动性存在并不能让她脱离存在内向性，无法让她确立自己的个体独特性。

这样来回往复的搏斗让家务事像游戏一样好玩，小女孩总会自愿擦亮银器，磨光金属门把，觉得这很有趣。不过女人要对自己的家很满意，在细心照料它时，才会真的有满足感；否则，在她端详自己的劳动成果时，不会觉得心满意足，而这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是对她付出的努力唯一的报偿。

二十世纪的美国记者詹姆斯．艾杰曾经在美国南方和“贫穷的白人”一起生活了几个月，他在《我们现在就来歌颂知名人士》这部报导文学作品中，以一个女人的生活为例，写到了她一家住在破房子里，为了让这地方堪于住人，她只能不停地做永远做不完的家事，境况悲惨。她和丈夫以及七个孩子住在以涂上煤炱的木板当墙的小屋里，屋里到处是臭虫；她努力让“房子看起来漂亮”；她在主卧室里的壁炉上抹了淡蓝色的泥灰，还在一旁摆了桌子，墙面挂上几幅画，整个看起来有点像祭坛。但破房子还是破房子，这位G太太眼里含着泪说：“啊，我恨死这房子！不管做什么都没办法让它看来漂亮！”

世上许许多多的女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不停操劳，不停做家事，和脏乱搏斗，却永远得不到胜利。即使有些女人境遇比较优渥，也一样得不到最终的胜利。天底下再也没有任何事像做家事这样近似于希腊神话中薛西弗斯所受的刑罚；日复一日，碗盘要洗，家具上的灰尘要掸去，衣物要缝补，第二天衣服又会脏了、沾了灰尘、破了。家庭主妇每天都在原地踏步；她什么事也做不了；她永远只能做到努力维持现状；她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所做的是为了夺得正面的“善”，她觉得自己只是和“恶”做永无休止的搏斗。这场搏斗每天都必须重新来一回。我们都听过小仆人不愿意再帮主人擦鞋的故事，他闷闷不乐地说：“擦了又有什么用呢？明天还要重新擦一次。”很多不愿意认命的女孩都很明白这种挫折感。

我记得有个十六岁的女学生在作文里一开始就这么写：“今天是大扫除的日子。我听见妈妈在客厅里拖着吸尘器的噪音。我好想逃开。我发誓，等我长大以后，我家里永远不做大扫除。”这个女孩以为未来是不断向上提升到我们所不知的高峰，可以避开这些生活琐事。后来这女孩在厨房里看见妈妈洗碗盘，她才惊觉好几年来，每天下午同一个时间，妈妈这双手都泡在这盆油腻腻的水里，这双手还用粗糙的抹布擦拭瓷器。她会和妈妈一样，一辈子到死都逃不开这个命运。吃喝、睡觉、打扫……未来的岁月不会往天上攀升，只会是灰蒙濛的单调重复，平平凡凡的向前延伸；明日只会复制昨日；生活是无用的、没有希望的、恒久不变的现在。收录于《我们当输家》这本书中有一篇短篇小说《灰尘》，作者可蕾特．奥德莉很细腻地描写了做家事这个总是要白忙一场的活动，总是必须不断与时间作战：

第二天，她拿扫帚在沙发底下扫了扫，扫出了她本来以为是一团旧棉花或是一团细绒毛的东西。但这团东西其实是灰尘积起来的，就像我们忘了打扫的高高柜子上积的灰尘，或是在家具后面、在墙和木头之间滋生的灰尘。她看着这团奇怪的东西看得出神。它们竟然就在这客厅里藏了八周、十周，虽然茱丽叶很警觉，灰尘还是从容不迫地聚在一起，结成一大团，潜伏在暗处，像灰色的兽，一如她小时候很怕的那种兽类。细细的一层灰，表示我们很粗心，我们变得有点随便；这细细的一层灰，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我们衣物的拂动、是从敞开的窗吹进来的风在不知不觉间沉积下来的；而一团灰尘可以说是灰尘的第二个阶段，是胜利的灰尘，有了体积，积成了垃圾。这一团灰尘几乎可以说看起来很美，透明、轻盈，一如植物细细的绒羽，只是更灰扑扑。

……灰尘很快就胜过了世上所有具有吸取力量之物。灰尘占领了这个世界，吸尘器只是证明了人类白花力气和灰尘这个坚不可摧的东西对抗，和灰尘对抗只徒然糟蹋了工作、糟蹋了物质、糟蹋了发明。吸尘器即是垃圾化身而成的工具。

……这些都因他们两人的共同生活而起，简单一顿饭就会留下菜渣果皮，他们两人身上的灰尘处处纠结在一起……每户人家分泌的这些小小的垃圾，必须立刻清理，腾出空间给即将到来的新垃圾……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这一切为的只是想穿件干净的衬衫出门，吸引路上行人的目光，为的只是让你当工程师的丈夫看来光鲜。玛格丽特又在脑子里想了一下待会儿该做的事：要注意地板的清洁……要保养铜器，要使用……她要负责保养两个凡夫俗子直到生命终了的那一天。

女人并未被号召来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家、房间、脏衣物、地板都是僵固不变之物，她只能不断驱逐持续渗入她领域中的恶之本原；她与灰尘、污渍、污泥、油垢搏斗；她直接和罪恶、和撒但打起仗来。但是她只是丝毫不得喘息地努力击退敌人，而不是投入一个正面的目标，这样的命运真是可悲；家庭主妇常常满腹怒气的忍受这个命运。

所以，巴舍拉在上述引文中便会以“恶意”来形容她做家事时的心理；精神分析家也有同样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家庭主妇一心维护居家整洁的执念是一种自虐又虐人的癖性；这个执念与这个恶习的特点在于：将自由发挥在“除去不想要的东西”这件事情上；因为有洁癖的家庭主妇痛恨与否定性、与肮脏、与恶为伍，她会死命地与灰尘为敌，她痛恨自己身为家庭主妇。但生命的扩展总会在背后留下废物、渣滓、垃圾，所以她会责怪起生命本身。只要有人侵入她的领域一步，她眼中便闪现凶光。“把你的脚擦干净；别又弄得乱七八糟，别去碰那个！”她不让周围的人呼吸，连呼一口气都会造成威胁。不管什么事都会危及她所做的，让一切成为徒劳无功，连小孩翻个跟斗，事后都还得收十一番。人生在她看来注定是会腐朽、毁坏的；一再付出而得不到成果，最后会让她丧失了生存的乐趣；她的目光严厉、一本正经，脸上时时刻刻挂着忧虑，随时处于戒备的状态；她小心翼翼、克克扣扣，对别人十分提防。她紧闭门窗，因为蚊虫、细菌、灰尘会随着太阳闯进屋里；而且阳光会晒坏了丝质的帷幔，也会把用布罩着、熏着樟脑丸的老旧沙发晒得褪了色。她甚至不觉得把家中珍藏展示给访客看有乐趣。别人的赞赏会弄脏了一切。这样的戒心会愈来愈尖酸刻薄，会对所有活着的一切都怀着敌意。人们常会谈到外省的中产阶级妇女会戴上白手套，检查家具上是不是蒙着一层看不见的灰尘。数年前，帕潘姊妹合力杀害的女主人就是像这样有洁癖的女人；她们厌恶肮脏，和她们厌恶家中仆人、厌恶世界、厌恶自己并无两样。

做家事的确可以让女人远远地逃避自己。二十世纪法国作家夏尔东说得对：
这是件繁琐、混乱、没完没了、怎么也停不下来的事。一个极力想把家事做好的女人很快就榨干了自己，让自己闲耗，让自己心灵一片空虚……

女人竭力和家务事、和自己奋战时，便有这种逃避自己、这种自虐又虐人的心理，而这样的心理往往涉及性。薇奥丽．勒杜克在《饥饿的女人》里就写道：“做家事需要让身体动起来，是女人可以去得的妓院。”让人讶异的是，在女人对性较冷淡的荷兰，和在讲求秩序、纯洁、压抑肉欲欢愉的清教徒文化中，对清洁的要求也来得特别高。如果说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人是生活在脏乱而快活的环境里，这不只是因为水很稀少、珍贵，也是因为这地区的人热爱肉体、热爱人具有动物性的一面，因而可以宽容人的味道、脏污，甚至寄生虫。

和清洁打扫工作比起来，准备三餐则比较正面，也常常让人觉得比较愉快。准备三餐，首先要上市场，对许多家庭主妇来说，这常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家中孤寂的生活让女人深以为苦，而例行的日常家务事并不能完全占据她心思。法国南部城市里的女人，总是很高兴能坐在门边，一边缝衣服、洗衣服、削土豆皮，一边和街坊邻里聊天；到河边打水，对半幽居的伊斯兰教女人来说，是一场大冒险。在阿尔及利亚卡比利的一个小村子里，当地妇女联手破坏了地方政府在广场上建的一口井，因为每天早晨妇女相偕到远处山脚下的河里打水是她们唯一的消遣。上市场时，女人在排队时、在商家里、在街角和别的女人话家常，她们便从这些谈话里确立“主妇的价值”，各自从中取得自己认为重要的意义；她们觉得自己是这个团体的一员，而且在这一刻之间，这个团体是和男人那个团体对立的，一如本质者对立于非本质者。尤其，买东西是非常有乐趣的，是一种发掘，甚至可以说是发明。二十世纪法国作家纪德在他的《日记》中表示，不懂赌博的伊斯兰教教徒，以在市集里精挑细选来代替赌博；商业文明的诗意与冒险尽现于此。家庭主妇不懂赌博，但是选购一颗扎扎实实的包心菜、一块美味的奶酪，都是要想办法从有意诈骗的狡猾商人手中取得的宝藏；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斗智、使诈。对买东西的主妇来说，她的目的是以最低廉的价钱买到最好的东西，即使只省了一点点钱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不能只从为了维持收支平衡的经济角度来衡量，而应该说，这是为了赢得一局竞赛。主妇带着不信任的眼光仔细检视货架上的商品时，她即是女王；世界的美好丰盛，以及它设下的陷阱，全都展现在她脚下，她要从中攫取自己的战利品。回到家，把购物袋里的东西一古脑倒在桌上，这一刹那，她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她在柜子里储藏了许多不会腐坏的罐头、食品，这让她觉得未来有保障；她心满意足地凝视着除去包装的蔬菜、肉品，待会儿这些东西便要任由她支配。

在这方面，我们都知道小女孩很喜欢模仿年长的妇女烧菜做饭。她们会拿泥土、小草等东西假装做菜；如果有个玩具炉子，或是妈妈允许她待在厨房里，让她帮忙擀面皮、裁切磙热的焦糖，她会玩得更开心。不过这也和做家事一样，日复一日的重复很快就会扼杀了乐趣。像是印第安人，他们主要以玉米薄饼为食，印第安女人整天忙着揉面团、炊煮、加热、再揉出家家户户千百年来都要做的同样薄饼。对这些印第安妇女来说，她们一点也不会觉得厨房里的炉子具有神奇魔力。我们不可能把上市场买菜天天都当做是去淘宝，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惊叹水龙头里流出亮晶晶的水。带着诗情画意的眼光赞叹这些日常家务事的都是些男作家、女作家，而他们是不太做家事的。天天要做的家事，到头来会变得枯燥乏味、单调无聊；总要不断等这个等那个，要等水沸腾、等烤鸡熟透了、等衣服干了；就算时间好好规划，刻意安排不同的工作交错进行，还是会有长时间的空等、事事处于被动的时刻；大部分的等待时间都是在烦闷中度过；这样的等待是处于此时的生活和明日的生活之间的一种非本质的居间状态。如果这个做家事的人是个生产者、创造者，家事就会如有机功能一样自然而然并入他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件日常的苦差事如果是由男人做，他不会觉得那么苦；做家事对男人来说只是消极、偶发的一刻，他很快就能脱身。但是如仆役般的主妇她的命运之所以这么可厌，是因为男女分工注定了她整个人都属于普遍概括性、属于非本质者；居处、食物有益于生命，但不能赋予生命意义：家庭主妇做家事所追求的目标，只能算是手段，并不是她人生真正的目的，其中并不见她对未来有自己的构思。我们知道为了让家事具有人性的一面，她会试着带入她自己的特性，让得到的结果具有绝对的价值；也就是说，她会有她自己的仪式、她的迷信，她会坚持要怎么摆餐具、怎么布置客厅、怎么缝补、怎么做一道菜；她相信别人烤鸡、擦银器一定做不到她的水准；如果她丈夫或女儿有意帮忙，或是不让她插手，她会从他们手中夺下针线、扫帚，大叫：“你根本不会缝扣子。”

女人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追求这种完美与独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做家事对她来说会是“繁琐、混乱、没完没了、怎么也停不下来的事”，一如法国作家夏尔东所言。因此我们很难衡量做家事到底耗费了家庭主妇多少心力。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刊登于一九四七年的《战斗报》，署名 C. 赫贝尔），已婚女人在要上班的日子里每天平均花三小时四十五分钟在家事上（整理家务、采购食品等等），在放假的日子里则每天要上花八小时，总计每周耗费三十个小时做家事，这等于女工或女雇员每周四分之三的工作时间；如果她有一份工作，再加上做家事的时间，负担实在沉重；如果她是纯粹的家庭主妇，这样的时间则不能说很长（何况女工、女雇员还要花许多时间在交通上）。如果还要照顾好几个小孩，势必让女人加倍劳累。穷困人家的母亲往往整日操劳。相反的，雇请佣人的中产阶级妇女则几乎是无所事事；过于闲散的后果就是日子过得无聊。因为闷得慌，她们便让自己扛起复杂又多样的责任，比一般人有份正式工作还劳碌。我有位曾经患了抑郁症的女性朋友告诉我，她健康的时候，常在不知不觉间便做完家事，还有余暇做其他更劳心劳力的事，而在她发病时，她却无法再做其他事，整个人完全被家事占据，往往耗尽整天的时间也不见得做得完。

最悲哀的是，家事劳动所得的成果甚至无法持久保存。女人总试着把她劳动的成品本身看做是目的——所以她会花许多心思在上面。看着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蛋糕，她会叹口气说：“吃了它真可惜！”她的丈夫、孩子满脚泥泞地踩在她刚打好蜡的地板也让她懊丧极了。东西一旦用了，就会脏了，或是毁了。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她真希望没有人来用它、碰它。于是有主妇会把果酱藏到发霉，有人会把客厅的门锁起来。但是我们阻止不了时间；储存的食物不是引来老鼠，就是生了虫。被子、窗帘、衣物会长蛀虫。这个世界并非坚如磐石，它是由不明的物质所造，时刻受到分解、腐败的威胁。可食用之物也像西班牙超现实派画家达利笔下那些像肉块一样的怪物暧暧昧昧——它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活动力的、无机的，但是隐藏在里面的虫蛆会将它化为死尸。异化为这些物品的家庭主妇，就像这些物品一样依附于整个世界，床单烫坏了、烤鸡烤焦了、花瓶打破了，这些都是无法再回复旧观的灾难，因为物品一旦损丧，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丧。我们不可能从这些物品中得到恒久不变，也不能得到安全感。这场炮火轰轰、掳掠不断的战争对衣柜、房子永远是威胁。

女人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能让她得到独立自主；做家事对群体而言并没有直接的助益，它不导向未来，也没有任何生产。做家事，如果是属于一种生产活动，或是一种行事作为，以此超越自我，并入社会，这时，做家事才能说有意义和尊严。所以，这也就是说，当家庭主妇并不能让女人得到解放，反而是让她依附于丈夫和孩子；她是透过他们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她在他们的生命中只是个非本质的中介。虽然法律不再明订妻子有“服从”的义务，但这一点也改变不了她的处境；她的处境并不是依夫妻的意愿而定，而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创建起来的社会之结构而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并不允许女人“做”积极正面之事，使她得以让自己成为完整的人。她即使受到尊重，也仍然是附属的、次要的、寄生的。她之所以受到诅咒，是因为她存在的意义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夫妻生活的成败对她而言至关重要，远甚于它之于男人。男人首先是公民、是生产者，其次才是丈夫；而女人则主要是妻子，而且这往往是她唯一的身分；她的工作无法让她摆脱自己的景况；相反的，是她的景况赋予了她的工作或高或低的价值。如果她带着爱意、心甘情愿地付出，她便会满心欢喜地操持家务；如果她带着怨气，家务事对她来说便是苦刑。家事在她的人生中永远不会是最重要之事；在夫妻生活种种复杂的面向中，家事也不能为她提供任何助力。我们必须察看的是，在这个以女人要提供床上“服务”与持家“服务”而界定的主要处境里、在这个女人只有接受自己的附庸地位才能稍有尊严的主要处境里，她具体的遭逢、体会是什么。

过去，年轻女孩在父母权威的庇护下，她有自由可以反叛、可以寄托希望；她有自由可以拒绝或超越这个提供她安全与保障的生活环境；她可以从家庭温暖中往婚姻超越；现在，她结了婚，在她面前再也没有别的未来。她跨入丈夫家以后，大门便在她身后关上，眼前就是她在这世界全部的命运。她很清楚有什么工作等着她——就是那些她母亲做了一辈子的工作。日复一日，重复着一样的仪式。在她还是年轻女孩时，她虽然一无所有，但她有希望、有梦想，她拥有一切。现在，她在这世界中拥有一小块天地，她苦恼地想着：就是这样子了，再也不可能改变。永远都是这个丈夫、这个家。她再没什么可期待的，再没什么重要的东西可要。然而她对承担下来的新责任感到害怕。即使她的丈夫是个成熟又有权威的人，她一旦和他有了性关系便使他丧失威信；而且他不能取代她父亲，更取代不了她母亲的角色，他也不会给她她向往的自由。她在新家的孤独中，依附于这个多少有点陌生的男人，她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个妻子，并且注定要当母亲，这样的处境让她不寒而栗；她永远离开了母亲的怀抱，迷失在没有任何前途召唤她的世界里，被遗弃在冰冷的现在，发觉这个纯属假象的世界无聊而苍白。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夫人索菲亚，她在日记中便真切地表达了婚姻生活带给她的挫折；当年她满怀热情地嫁给自己深深爱慕的大作家，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林间托尔斯泰故居的阳台上忍受了丈夫激情欢爱之后，她反而深深厌恶肉体之爱；她远离家人，割断了自己的过去，陪在这个大她十七岁、结婚才八天的男人身边，她既不了解他的过去，也不明白他的兴趣；对她来说，一切都显得空洞、冰冷；她的人生宛如沉入了睡眠。她记下了新婚的种种情况，也在日记里写下头几年的婚姻生活，以下摘录了其中几则。

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索菲亚结了婚，她在这天晚上离开了家人：

有一种又难受、又痛苦的感觉掐住我的喉咙，让我全身紧绷起来。我知道永远离开家的时候到了，我必须离开所有我深爱的、和我共同生活的人……大家纷纷道别，诀别的感觉真是可怕……最后一刻就是这么过的。我刻意留到最后才和妈妈说再见……我离了她怀抱，头也不回地上马车坐定，她痛苦地大叫一声，那叫声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秋天的雨不停落着……我窝在角落，疲倦不堪，痛苦不堪，眼泪不停掉下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即托尔斯泰的名字）好像非常吃惊，甚至有点不高兴……出了城以后，我在一片漆黑中突然惊惧不已……黑漆漆的让我心头很闷。我们坐马车一直到比利乌莱夫，两人沿途几乎都没说话（除非我记错了）。我记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很温柔，对我无微不至。在比利乌莱夫，旅馆安排我们住在被称为“沙皇”的房间，房间很大，家具上衬着红色丝绒，看来一点也不温馨。有人送来了一壶茶。我缩在沙发一角，像个受刑人一样一声不吭。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对我说：“那么，就让你来吧。”我遵命照做，奉上了茶。我很拘谨、畏惧，怎么样也放松不下来。我不敢用“你”对列夫．尼可拉耶维奇说话，也避免叫他名字。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他都还是称“您”。

二十四小时以后，他们来到了托尔斯泰位于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居所。十月八日，索菲亚继续写日记。她心里很不安。在知道了丈夫的过去以后，她痛苦不堪。

我一直梦想着我爱的是个完整、清新、纯洁的人，我非常希望……我很难放弃这些童年的梦想。他吻我的时候，我总会想到我不是第一个让他这样吻的人。

她第二天还写道：

我觉得很不自在。昨天晚上我做了噩梦，虽然我没有一直去想它，还是觉得郁闷。在梦里，我见到了妈妈，这让我好难过。就好像我睡着了，怎么样也醒不过来……我心头好闷、好沉重。我一直觉得自己就要死了。而现在我有了个丈夫，这感觉真是奇怪。我听见他在睡觉，我害怕一个人。他不让我进入他内心，这让我痛彻心扉。我真是讨厌肉体关系。

十月十一日：好可怕！真是悲哀到了极点！我愈来愈封闭自己。我丈夫生病了，心情很恶劣，而且不爱我。我早就知道会这样，但是没想到真的发生时会这么可怕。谁在乎我幸不幸福呢？大家以为我们很幸福，但我不知道怎么为他、为自己创造幸福。在我忧郁的时候，我会问自己：事情在对我自己和对别人来说都糟透了的时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感觉很奇怪，但我就是摆脱不了这个念头。他一天比一天冷酷，而我呢，我却愈来愈爱他……我想起我的家人。那时候，日子过得多么逍遥自在啊！而现在呢，我的天呐！我的心都碎了！没有人爱我……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塔妮亚，她们都对我那么好！

我为什么要离开她们呢？真是悲哀、真是可怕！然而李奥沃奇卡（托尔斯泰的昵称）是那么优秀……从前，我带着满腔热情过日子，不管是工作、做家事都是如此。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可以好几天默不出声，叉着手，一再回味过去的时光。我还宁愿工作，我却不能这么做……弹钢琴能让我开心一点，但在这里连弹琴都不方便……李奥沃奇卡今天要到尼柯尔斯科耶去，他希望我待在家里等他回来。我本来应该同意让他脱离我这个桎梏，但我没有勇气这么做……他真是个可怜人，到处找消遣、找借口避开我。我为什么还活在这世上呢？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我承认自己不知道怎么让自己有事做。李奥沃奇卡很幸福，因为他聪明又有才华，而我呢，我既没聪明又没才华。其实找些事情来做一点也不难，工作一点也不缺。只是要培养自己对这些琐事感兴趣，训练自己喜爱这些事，例如照料鸡鸭、擦亮钢琴、读很多很蠢而不怎么有趣的书、腌黄瓜……我一直处在昏昏沉沉的状态里，连到莫斯科旅行、等待孩子出生都不能让我有感觉，感觉不到一丝喜悦，什么都没有。谁能指引我，告诉我怎样才能醒过来、怎么才能重新燃起生机？这种孤独的生活折磨着我。我过不惯这样的日子。从前在家里，每天过得多热闹，现在，要是他不在家，简直是死气沉沉。他很习惯孤独的生活。他不像我那么喜欢跟亲密的朋友腻在一起，他更乐于投入他自己的活动……他从小就没有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