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三日：当然，我自己是没什么活动力，但我不是生来就这样。我只是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有时候，我非常非常想甩开他的影响……为什么他的影响对我是个负担？……我控制着自己，但我不会变成他。他的影响只会让我失去自己的个性。我其实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我，这让我的人生更加艰难。

四月一日：我自己的一大缺陷就是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李奥瓦（一样是托尔斯泰的昵称）全心在他的工作和管理他的产业上。我却没事可做。我什么才华也没有。我真想多做一点事，但要是真正的事才行。从前，春光明媚的时候，我总想做点什么。上帝知道我当时多么有憧憬！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就连那种煳煳涂涂向往着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情怀都没有了，因为什么都有了以后，就不必再追寻了。只是，我有时候觉得无聊极了。

四月二十日：李奥瓦和我的距离愈来愈大。肉体在他来说非常重要，在我却毫无感觉。

从我前面所引的段落，还有从她下面这几则日记，立刻可发觉她一结婚便发现自己并不爱丈夫。他们的肉体关系让她倒胃口；她不能原谅他的过去，觉得他又老又沉闷，痛恨他的所有想法；而在床上，他表现得贪得无厌又粗暴，不仅忽视她的感受，还对她毫不容情。但是她即使失望地呐喊，觉得和他在一起日子非常无聊、抑郁，彼此的关系冷淡，她却还是一直索求他的爱，她一直要心爱的丈夫守在她身边；他一旦出门，她便深受嫉妒的折磨。她写道：

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一日：我的嫉妒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病。这嫉妒也许是因为我爱他，而且只爱他，所以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会因为他的缘故而快乐。

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五日：我希望他因为我的缘故而有梦想、而思考，希望他只爱我一个人……只要我一对自己说，我喜欢这个、那个，我立刻就会反悔，而且觉得我其实除了李奥沃奇卡以外，什么都不爱。然而我非得爱点别的东西不可，就像他热爱他的工作一样……但，一没他，我就非常焦虑。我一天比一天需要他，无法离开他……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我觉得自己根本没办法好好了解他，所以我才会这么嫉妒的窥探他的一切……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重读写他的这些日记，感觉真是奇怪！其中充满了矛盾的心情！就好像我是个非常不幸福的妻子！这世界上还会有比我们更同心相爱、更美满的夫妻吗？我对他的爱愈来愈浓。我一直都是以不安、激切、嫉妒、诗意的心情爱恋他。有时候，他的冷静、自信会惹恼我。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六日：我急切翻寻他日记里写到我对他的爱的部分。一找到，我就醋劲十足地勐读。我怨恨李奥沃奇卡不在家。我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我伤心饮泣，要不然就躲起来哭。我每天晚上都会发烧，会打哆嗦……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他而受到惩罚？

从这些文字里感觉得出来，她很努力想在精神上或是以诗意的狂热表现，来补偿自己并不真的爱丈夫，但这一切却徒劳无功；就是因为心灵空虚，她才会有焦虑、嫉妒、需索无度的表现。很多病态的嫉妒心理都是在相同的情况下产生的；女人会假想一个敌手，好让她的嫉妒有个具体对象，但这种嫉妒心理其实是间接表现了她自己的不满足；她感受不到自己对丈夫有丰盈充沛的感情，便以想像他背叛她，来让自己情感的匮乏得到合理的解释。

女人经常会出于道德感、出于虚伪，或是出于自傲、羞怯的心理，活在自己的谎言里，假装自己很爱丈夫。

*不禁想到一些“娇妻”发言( ﾟ∀。)

在度过蜜月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惶然不安的时期之后，女人会想要再次争得独立自主。但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丈夫年纪往往比她大，也因为他拥有男性威望，根据法律，“一家之长”必然由他担任，不管是在社会上、精神上他都比她优越；而且他在智识方面也高她一等（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比女人受到更多文化的熏陶，或者至少在职业技能的培育上高于女人；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对世上之事务感兴趣，这些事务是由他管辖；他懂一点法律；他了解政治；他参加某个政党、某个工会、某些协会；他是劳动者、是公民，他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他经历过现实的考验，而现实是不可能让人作弊的，这也就是说男人一般都有推理的技能、重视事实和经验、多少具有批判精神；而这些正是很多年轻女子缺乏的；即使她们读过书、听过讲演、参加过文化活动，她们在不意间累积起来的知识并无法构成文化；她们推理能力不足，不是因为脑子有缺陷，而是因为没有实际的操练来训练思考；对女人来说，思考比较是消遣，而不是工具；即使她聪明、敏感、诚恳，也会因为缺乏智识的技能，而无法表达自己的主张，做出结论。也就因为这样，她的丈夫即使比她平庸许多，她也很容易受到他指挥；他知道怎么让自己看来有理，即使他根本是错的。男人在论理时，常仗势欺人。

丈夫通常都乐于扮演精神导师和主导者的角色。白天，他和同侪之间有种种嫌嫌隙隙，他必须对上级唯命是从，晚上回到家，便希望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由他下达的命令都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他向妻子描述白天发生的事，说自己是多么有理，批评和他作对的人是多么无理，他很高兴她和他同心，让他更加确立自我；他评论报上的时事和政治，他喜欢大声朗读给妻子听，她的文化陶养也不是出于自主的。为了扩张他的权势，他乐得夸大女人的无能；而她或多或少温驯地接受了这个依附性的角色。我们都知道，在丈夫离家外出时，本来真的觉得难过的妻子，会突然在这时发现自己拥有意想不到的潜能，她掌理庶务，抚育孩子，做决定，经营辖治，不需别人从旁辅助。丈夫一回来，又让她成了无能的人，为此深受痛苦。

婚姻促使男人成为一个任性而专断蛮横的人，握有主宰权是他最普遍、最难以抗拒的诱惑；将孩子交由母亲宰制、将妻子交由丈夫宰制，便是在这世上扶植暴政；往往，成为妻子的顾问、导师，或是让妻子赞扬他、钦佩他，并不足以满足他，他还想要发号施令，想要做个君王；从他童年时期、从他整个人生日积月累下来的忿恨，或是在日常中接触的其他男人他们的存在即伤害了他，也让他蒙受羞辱，他回到家便摆出威权，将积怨一古脑发泄在妻子身上；他是暴力、权力、刚毅的化身；他声色俱厉地下达命令，要不他就大吼大叫，用力拍桌，这一幕对妻子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坚信自己握有所有的权利，要是妻子稍显独立自主，对他来说便是背叛；他要妻子没有他就不能呼吸。然而她还是会起而反叛；即使她起初承认了男性的威望，但是她为此目眩神迷的感觉很快就消散。孩子迟早会发现他的父亲不过是个属于随机偶发性的人；妻子也很快发现她面前这个男人并非君王、首领，或主人，而只是个普通人；她觉得自己没理由受到他的支配；在她眼中，他只代表了让人厌恶的、不公平的义务。有时，她会抱着受虐的心理甘心屈从于他，她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她的顺服其实只是长长的无声谴责；不过她也常会公然和她的主子抗争起来，竭力让他反过头来接受她暴虐的统治。

婚姻的悲剧不在于它无法保障原先向女人许诺的幸福（但幸福本来就是无法保障的），而在于：婚姻摧残了女人，让女人过着千篇一律、单调无聊的生活。女人到了二十岁，人生是很丰富的；她经历了月经来潮、初次性经验、婚姻，以及初为人母等种种新经验；她发掘世界，也发掘了自己的命运。过了二十岁以后，她成了家庭主妇，永远和一个男人结合在一起，怀里抱着孩子，她的人生到此便了结。真正的行动、真正的工作是男人专享的特权。她只能忙着一些琐事，这些事有时很累人，但永远也填满不了她的心灵。人人赞美她牺牲自己、为家人奉献，但她自己往往觉得尽心尽力“照料两个庸庸碌碌的人一辈子”真是白花力气。克己忘我是美事，但总得知道这是为谁而做、为了什么而做。最糟糕的是，她的牺牲奉献往往惹人厌；她这么做在丈夫眼中是一种专制，避之唯恐不及；然而让牺牲奉献成为女人的信条、成为女人之存在正当性的也是他；他娶她时，要求她把自己全心全意献给他；但他自己在接受了女人的奉献后，却不愿意付出相应的义务。索菲亚．托尔斯泰写道：“我为他而活，因他而活；我也要他这样对我。”她这种说法当然很令人反感；但事实上是托尔斯泰要求她为他而活、因他而活；但只有彼此都愿意为对方而活，这种要求才有成立的理由。都是因为做丈夫的口是心非才让妻子陷入不幸的处境，他却又随之抱怨自己是受害者。同样的，他也希望床上的她表现得既冷又热，他要她付出全部的自己，却不想承受她的重量；他要妻子牢牢将他固着在大地，又要她放他自由；他要她负责每天单调无聊的事务，却不要她以琐事来烦他；他要她随侍在侧，又不要她纠缠他；他要她完完全全属于他，却不想让她拥有他；他要过夫妻生活，但他只想一个人，不受打扰。所以，在他娶她的那一天，她就受了欺瞒。她耗尽一辈子的时间活在这样的欺瞒中。DH劳伦斯对于性爱的说法，运用在这里也一样说得通：如果两人结合，彼此都想以对方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就注定会失败，因为这表示各人原本就是残缺不全的；婚姻应该是两个独立自主的人为彼此共享而结合，而不是让人隐退、让人逃避、让人得救治、让一人兼并另一人的处所。

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便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在她要做个妻子、母亲之前，决定让自己先成为完整的人。夫妻不应该是个封闭的小团体，而应该是个融入社会、在社会中不靠外援而能充分展现自己的人，和另外一个同样也投入群体社会中的人，两人为了开展自己而结合，而且是创建在两个自由意识彼此接纳对方的结合。

“我们这村子，连土生土长的年轻人都要跑出去了，这些从都市来的人，居然随随便便就喊出‘只有这村子是真正的乌托邦！’真不晓得他们凭什么这么想？”

　　“居然有笨蛋对来采访的记者说出这种傻话：‘马路没有铺柏油，小便的时候尿会渗进土里面，看了真是觉得自己来到了乌托邦啊！’”每逢雪融就泥泞难行的马路，村人莫不希望能早日铺设柏油，听到有人这样说，自然会火冒三丈。但我好像跟那群人同伙似的，努力帮他们辩解。

　　“话说回来，一个只知有柏油路的人，受到自然大地的感动，才会说出那种话，不是吗？都市人虽说习惯都市的环境，但也有人并非如此……从地方出来的人可以回流返乡，但那些没有故乡的人却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因此才会梦想用自己的双手打造……”

　　“那是都市人任性编织的梦想吧。如果真的有心要打造自己的乌托邦，那应该把原本就住在村里的人也考虑进去，大家共同来创造更好的村子，不是吗？可是他们完全不想跟这个村子打成一片。”我的意见马上就遭到反驳。

　　“他们想要讨村人欢心，放音乐、扩大举办盆舞大会，但心底根本不想和我们交流。”

　　据说和村民碰面时也很不礼貌。

　　“如果真的有心自给自足、学习耕作，一定有办法适应这里的风土民情。光靠自以为是、装出老百姓的模样，哪可能办得到啊。再说，又没认真学要怎么种。”

　　“年轻男女混在一起闹到深夜，真是破坏我们村子的风气，村里年轻人看了有样学样，也被带坏了。”我也问了村里年轻人的看法。

　　“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的年轻人，现在都中年了。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和櫻桃乌托邦的人年纪差太多，没有玩在一起。但我也看到一些事。有些现在谈起来仍然很生气的人，最初也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每晚一起喝酒，听他们说些都市的事，其实也挺高兴的。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啦。”我得到这样冷静的回答。

　　刚开始村民大概也觉得，人口越来越少，如果都市来的年轻人能够定居下来，是件好事吧……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些人和村民格格不入，一旦知道他们不能长久扎根，便难免把他们想成是“万恶之源”。

“总之，这些人对手抄纸和梨子都没兴趣，一旦觉得待在这里没意义，就一个个走掉了。虽然不是被赶出去的，但最后都离开了。表面上看来有故乡很棒，但相对也要付出代价。如果不能忍耐，那就没办法了。”

　　从村民口中，我可以想象那些从都市来到佐治的年轻人一心想“打造自己的故乡”，但梦想终究幻灭的过程。

“我从不觉得‘櫻桃乌托邦’已经过去了。一方面还没落幕，也不可能一刀两断。自己做过的事，没办法轻易就抹杀掉的。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对佐治村的人‘做了不好的事’。”

　　“我想，有故乡的人无法了解——更精确的说法或许是，即使没有故乡也不会想追求的人，没办法理解我们的渴望。我从小就没了母亲，不知道什么是家庭温暖，一直很向往故乡。把类似想法的人集合起来，打造生活共同体，一方面作为剧团活动的基础，这样的想法延伸下去，于是有了樱桃乌托邦。”

　　“是不是像佐治村村民所说的，有点太天真？”

　　“的确。这种想法对在自己村子里生活的、或拥有故乡的人来说，实在太不合实际。如果就生活的根底来看，我们的确没有根，因此被说成玩什么‘故乡家家酒’，也没办法。”

　　东先生完全没替自己辩解。老实说，我原本以为他的说法会与村民相反，整件事变成罗生门……但是却非如此。

　　“到那里马上就举办盆舞大会，是为了让村民不会因为外人跑来，感觉格格不入，出发点是想和他们交流的。原本村子很欢迎我们，在村会议也做出决议，‘年轻人搬来，对高龄化的村子有好处，也有助于未来发展观光’，但这些很受期待的年轻人不但留着长发、满脸胡子，服装也惊世骇俗。因此有村民希望我们住下，也有人深怕善良风俗遭到破坏，出现了各种意见。

　　“例如有人出借浴室，还自愿提供柴薪帮我们烧洗澡水；但也有人拿着剪刀追在后头跑，要把我们的长发剪掉……可是，不管怎么讲，是我们不对。”

　　“怎么说？”

“原本嚷着‘想在大自然中生活’、‘想逃离人工的都市环境’的人，不久竟然说‘不要速溶的，想到咖啡厅里喝地道的咖啡’、‘好想去看电影啊’……”

　　“不需要这么严格吧？偶尔到鸟取街上玩玩也可以啊。之后再回到村里不就好了？”

　　“没这么简单。一到市区，就会害怕回去。也就是说，朴实简单的生活，还是无法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再加上靠着农耕没办法自给自足。不管对个人或团体来说，这群无法在生活里扎根的人，败得一塌涂地。所以再留下来也没意义了。

　　“离开佐治的时候，只觉得‘好失败’。”

　　“好像还有人住在那里。”

　　“真的吗？！这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没有人留下来才对……”

　　东先生继续喝着酒，最后简直是烂醉了。

　　“对佐治村的人真的很抱歉啊！” 

在那之后，我去看了“东京Kid Brothers”演出的《四郎》。这出戏场面壮观，内容描述“四个住在现代东京的年轻人，穿越时空，回到了岛原之乱*时代的天草”。
　　观众九成五是20岁以下的女性。
　　和十年前一样，依旧有这么多年轻人渴望故乡。从戏剧中看到了他们的想望。
　　我看着戏，回想起东先生说过的话。当他知道我原本要采访腌萝卜，居然辗转离题，才跑来跟他碰面时，嘟囔了一句：
　　“我很讨厌腌萝卜。”
　　“为什么？”
　　“我身上没有像腌萝卜那么确确实实的东西……”
　　好像有点懂。但想要更进一步了解，东先生却不再多说了。
　　最近看到年轻人的杂志上有个专题报道：
　　“要不要在过疏村里打造自己的故乡？”
　　还有这样的广告：
　　“贷款，可以买到故乡。”
　　价格也标上了。

*岛原之乱：1637年，为反抗苛政并抗议幕府禁止基督教信仰，肥前岛原和肥后天草的农民，以天草四郎为首，揭竿起义。最后被幕府大军攻陷，村民全遭歼灭。之后幕府严厉禁教，并实施锁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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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1280114
两幅死后的奥菲斯

冥府寻妻惨局之后，归世的奥菲斯不再尊重他以前的赞助人狄俄尼索斯，他被酒神狂热的女祭司撕成碎片，但头颅完好无损，在莱斯博斯岛被冲上岸之前，它一直漂浮在水中悲歌。根据另一个版本，宙斯决定用闪电击打他，因怀疑奥菲斯可能会向人类透露地狱的秘密。在这个版本中，缪斯决定拯救他的头颅，并将其保存在活人中间，让它永远歌唱。缪斯还将他的七弦琴化为星座，升入苍穹。

第一幅是天使看到奥菲斯死后的悼念 The Angel mourns the death of Orpheus killed by the Maenads (1914), Maksimilijan Vanka(克罗地亚-美国画家)；
第二幅The Death of Orpheus(1870), 列维Henri-Léopold Lévy(法国)

>>Po.1280114
沃特豪斯-Nymphs Finding the Head of Orpheus, 1900

怀孕最主要还是女人自己与自己之间的一场心理历程；她既觉得怀孕丰富了她的人生，又觉得这使她成了残缺不全的人。
胎儿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又是剥削她生命的寄生物；他属于她所有，她自己也属于他所有；他象征了整个未来，她怀着他，也觉得自己和世界一样浩瀚无边；只是这种丰富却消弭了她，她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了。一个新生命即将现身，并且要取得自我存在的正当性，这让她十分自豪，但也觉得自己是玩物，任由这股幽昧不明的力量摆弄，任由它抛过来丢过去，让她受到驱迫。
怀孕女人的特殊之处在于，当她的身体处于向上提升的存在超越性之时，她自己却感受到这身体是闭缩的存在内向性：她的身体有呕吐、身体不适等反应；它不再只为自己存在，而且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庞大。
工匠、有行动力的男人，他们的存在超越性中总带有主体性，但对即将为人母的她来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消失了；她和自己腹中的胎儿仿佛成为暗昧难明的一对，“生命”完全占据了他们两人；她掉进大自然的陷阱中，她成了植物、动物，是储备养分的胶质，是孵育胎儿的机体，是一颗蛋；完全拥有自己身体的孩子都怕她，年轻人也嘲笑她，因为她原是个具有意识、有自由的人，在此时却是受到生命驱使的被动之工具。
通常，生命只是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妊娠期间，她仿佛是个创造者；不过这是一种以随机偶发性、以人为仿造自然的方式完成的奇怪创造。
怀孕、哺乳会让有些女人极为欣喜满足，希望能又一次复现这个经验，一再怀孕；婴儿一旦断奶，为人母的她心里会很失落。这样的女人可以说是“多产的雌性”，而非母亲，她们为了让自己的肉体之身取得优势，便积极地让自己的自由受到异化，因为对这样的女人来说，她们身体之被动的生育力可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
如果肉体之身是纯粹的滞怠之物，这样并无法体现向上提升的存在超越性，即使是层次较低的存在超越性也不能体现；肉体之身是怠惰的、沉闷的，但只要一萌发，它就会成为根柢、本源、花朵，它就会超越自身，成为往未来开展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厚实沉滞的呈显。她小时候断奶时经历到的分离之苦，在这时得到了补偿；她重新投身于生命之流，整合于万有之中，是无数个世代串连起来的一串无限长的锁链中的一个小环节，是由其他肉体之身所造，并为其他肉体之身而存在的肉体之身。

女人曾经在男人怀抱中尝到的那种融合为一的感受（但尝到之后很快又失去），这时又从腹中胎儿身上或从怀中哺乳的幼儿身上再次经历到。她不再是屈从于另一个主体的客体，也不再是为自己的自由感到焦虑的主体，她即是暧昧难明的真实存有：“生命”。她的身体终于属于她自己所有，因为属于她所有的孩子拥有她的身体。社会也承认她孕育着孩子的身体属于她所有，并赋予它神圣的性质。之前被看做是色情的乳房，这时则成了生命之源，可以坦然裎露，甚至在宗教画中，连圣母马里亚在哀求她的圣子赦免人类时都坦胸露乳。做母亲的女人在自己的身体中异化自己，在受到社会尊崇的母亲地位中异化自己，这让她产生美好的幻觉，以为自己是“在己存有”，是符合社会需要的现成“价值”。

但这不过是幻觉。因为她并没有真正创造出孩子，孩子只是在她体内成形；她的肉体之身只生下另一个肉体之身；她并没有能力创立一个只能由自己创立自己的存在；通常，源于自由的创造力会将客体设立为价值，并赋予它必然性；然而母亲虽然生下孩子，但他存在的正当性并不是从她那里取得，他还只是她身上一个多余无用的增生物，是个朴拙、未经加工的存在，他的诞生或是早产未及诞生一样都属于随机偶发性。女人会给自己种种生个孩子的理由，但她无法给予这个未来会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他自己存在的理由；她生下的是他普遍概括性的身体，而不是他存在的个体特殊性。可蕾特．奥德莉书中的女主角便很明白这一点，她表示：

我从来不认为他会为我的生活带来意义……他在我身体里发了芽，我必须好好孕育他，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让他完全得到发育，绝不能仓促行事，就算我必须为此付出性命。后来，他来到了这个世界，是我生下了他；所以他很像是我这辈子所能创造的作品……但他并不是我的作品。（《我们当输家》，〈孩子〉）

可以说，这种孕化生命的奥秘总在每个女人身上一再发生；每个出世的孩子都是被造为人的神，他若是没降生在这世界上，是不可能将自我实现为意识与自由；母亲让这个奥秘在自己身上发生，但她无法左右它；这个在她腹中酝酿的人的最高实相不是她所能知道的。
这个暧昧难明的奥秘让她产生两种互为矛盾的幻想：一是，每个母亲都认为自己的孩子会成为英雄，所以一想到自己生下来的孩子是个意识、是个自由的个体便欢喜赞叹；但她也担心生下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或是生下怪物，因为她心里很清楚肉体之身具有让人畏惧的随机偶发性，而且这个在她体内酝酿的胎儿也只是个肉体之身。有时候是前一个幻想压过了后一个幻想，有时候则反之，女人往往摆荡在或此或彼之间。另外，她对另一件暧昧难明的事也很敏感，也就是：她被卷入物种的大循环里，以确立生命来和时间、和死亡对抗，她因此有了获得不朽生命的希望；不过她也在自己的肉体之身上经历到黑格尔下述这句话：“孩子的诞生是父母亲的死亡。”黑格尔还说：孩子对父母来说是“落在他们身外的他们两人爱情之为己存有”，相对的，孩子“在与本源分离时”取得了他的为己存有，“而在这个分离中，起初这个本源则枯竭了”。对女人来说，这个自我的跨越、超升也预兆了她自己的死亡。她一想到分娩便不由得恐惧，这个感受传达的就是这个真相，也就是说她害怕丧失自己的性命。

教育态度顽固、个人心态又带有任性妄为的虐待倾向，这两者时常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显现出来；这样的母亲常以“教育”孩子为借口发泄自己的怒气；但这种方式反而让她遭受失败，也因此更加深她的敌意。

做母亲的另一种会让孩子受到伤害的常见态度是，自我虐待的牺牲奉献；有些母亲为了弥补自己心灵空虚，为了惩罚自己不承认心中对孩子有敌意，她们会让自己成为子女的奴隶；她们会一直让自己处在严重焦虑中，受不了孩子远离身边；她们放弃一切的娱乐、放弃全部的私人生活，以便扮演牺牲者；而且她会因为自己牺牲奉献，便认为自己有权利不让孩子独立；母亲这种牺牲奉献和专断的支配意志，两者其实相去不远；mater dolorosa（悲痛受难的母亲）会以她受的痛苦做为暴虐对待子女的武器；她忍气吞声的态度常会让孩子一辈子都抱着罪恶感；她们这种行为比盛气凌人的态度为害更深。孩子这么做也不是那么做也不是，不知如何是好，连该怎么保护自己都一无所措，只能有时出以拳脚，有时以泪眼抗议，使自己形同罪犯。母亲会推说她从小就听说孩子能让人快乐满足，事实上她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她自己受这个迷思所害，孩子要是在无意间拆穿这个迷思，她就会把事情全怪在孩子头上。

带孩子等于是驾驭一个无法和她交流的人，而他又的的确确是个完整的个体；这也等于是干预另一个自由意识，而这个自由意识是以和你作对来界定他自己、确立他自己。

《第二性》第二卷下 妓女与交际名媛

事实上，在这个穷困和失业所在多见的世界，只要有某项职业没有门槛，必然会吸引许多人投入其间；只要有警察的监督，就会有卖春这一行；而警察和娼妓总是存在的。何况，一般而言，卖春的报酬会比其他许多职业来得高。卖春这个行业完全是因男人有此需求而起，对此感到不解的人未免虚伪。因为这不过是普遍可见的基本经济法则。一八五七年，法国卫生学家巴杭．杜夏特雷在他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女人卖春原因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失业和低收入造成的穷困。”卫道人士总会冷笑说，妓女悲惨的故事是要说给天真的买春客听的。事实上，很多妓女大可以其他行业谋生。不过要是她选了这个在她看来不是最差的行业，这并不表示她天生堕落；她会有这样的态度，该谴责的应该是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中，这个行业对许多女人来说不是最让人排斥的职业。要问：“女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不如问：“她怎么会不选这个行业呢？”有人注意到了大多数“卖身的女孩”当过女仆；根据巴杭．杜夏特雷的调查，在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德国女性主义作家莉莉．布劳恩写到在德国是这样，根据学者黎开尔的研究在比利时的情况也相同。大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妓女曾经当过女仆。只要稍微看一下幽暗促狭的“佣人房”，便能明白女仆的处境。身为女仆总是受到剥削、受人奴役，别人不把她当人看，只把她看做是物，不管什么事她都得一手包办，一点也看不到未来会有改善；有时候她还得忍受主人随“性”糟蹋她；从女仆成为妓女，对她来说是从家庭奴隶、主人性奴的地位转入另一种不会更糟的处境里，她梦想日子能因此称心如意一点。此外帮佣的女仆往往是离乡来到大城市；据估计，在巴黎，百分之八十的妓女是来自外省、乡下地方。待在家乡附近的女人为顾及名誉，通常不会从事会败坏名声的工作；但一来到大城市，淹没在人群中，孤身一人，和其他人没有紧密的联系，这时候，“道德”只是一种抽象观念，再也约束不了她。中产阶级愈是为性行为套上各式各样的禁忌（尤其是处女的贞操），农民和工人阶级就对这些禁忌愈加漠不在乎。许多调查都得到一致的结论，就是：有不少少女在被随便一个人夺走童贞后，会觉得随便和谁上床是很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