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我能抵抗一次抑郁的发作，我要以什么样的生命力去反抗一种属于我而又先于我的执迷呢？要是我身体健康，我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但“染病”之后，就由不得我选择了：是我的疾病做主。执迷者根本没有选择：他们的执迷已经替他们、先于他们做出了选择。当人拥有无关紧要的种种潜在性时，人会选择自己；但一种疾病的清晰要比可选道路的多样更早出现。自问我们是否自由——在被妄想症的热量驱使之人的眼里，这不过是在吹毛求疵。对他而言，宣扬自由就是在炫耀可耻的健康。

自由？身体健康之人的诡辩而已。

焦虑的人不满足于现实的痛苦，给自己强加臆想的痛苦；对他而言，非现实是存在的，必须存在；否则，他去何处索取他天性所需的折磨的份额呢?

小时候，我和我的同伴们常常观察掘墓人干活以打发时间。有时候，他会递给我们一个骷髅头，我们拿来当足球踢。对我们来说，这曾是一种乐趣，任何悲丧的思想都无法为其蒙上阴影。

许多年来，我都生活在一个神父的圈子里， 他们的功劳簿上记载了成千上万次的临终傅油圣礼；然而，我认识的这些人当中没人对死亡感兴趣。后来我才明白，唯一能让我们从中获益的尸体，是我们自身正在酝酿的这一具。

《视觉系情人》佩索阿

组成这个世界的人和事，在眼前无穷无尽地闪过，对于我来说，这一切是没完没了的一个画廊，其内涵只能让我倒胃口。他们无法让我兴致盎然，这是因为灵魂是一种单调重复之物，每一个人都彼此彼此；人们只有在个人外表上才各别相异，其最好的部分则溢入梦幻，溢入体态风采，而正是这些成为视觉形象的部分，成为我的兴趣所在。

这就是我以纯粹的视觉来体验纷纭万物那些生动外表的方式，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上帝，我对人们的内质和精神漠不关心，只是细究他人的表层。至于要什么深度的话，我无须外求，在自己有关事物的看法中就能找到。

在我勉强称得上是个青年的时候，死亡的前景就将我抛进了恍惚之中；为了逃避，我会跑去妓院里或是祈求天使保佑。但随着年龄增长，人逐渐习惯了自己的恐惧，也不再尝试从中脱身，我们在深渊里过上了小资生活。如果说曾有段时间我很羡慕埃及的僧侣们，他们挖掘自己的坟墓，在里面灌注泪水，那么如今我也在挖掘我自己的坟墓，但我只会把烟头丢进去。

《苦论》齐奥朗 ⭐⭐⭐⭐

和《供词与放逐》一起买的。出版社一样，译者不一样。篇幅也很短，一两天就看完了。其实这两本我都觉得应该评三星半吧…
这本像齐奥朗其他出版物的边角料，没什么好说的，捡点咯。他的书至今看完了七本，到这里，我也开始对腻烦本身感到腻烦……（笑）

>>Po.1311266
这两年很火所以出版了不少新书，就我看过的来说，推荐度：
在绝望之巅≥解体概要＞眼泪与圣徒＞思想的黄昏＝着魔的指南＞＞供词与放逐＝苦论

Cliona Doyle
1968年生，爱尔兰画家

>>Po.1311402

>>Po.1311547

>>Po.1311600

《海边》佩索阿

这是一些奇异的时刻，一些总算被成功地破碎分离了的瞬间，其时我正在荒凉海边的深夜里散步。在我散步的沉思中，一切使人类可以活下去的思想，一切让人类得以存在的情感，像一种模糊不清的历史简编在脑子里闪过。

我在心里受伤，在心里自伤，每一个时代的渴望和千秋万代的一切骚动，在轰隆隆的岸边奔腾而来。关于人们的力不从心以及在行动中所毁灭的，关于他们灵魂的结局以及敏感灵魂从未被明言的结构部分，全在这个深夜的海岸陪伴我。关于情侣的相互需求，以及妻子总是在丈夫那里掩藏着的真实，关于母亲对孩子从来就缺少的思念，以及偶尔一笑的打发，显得不适时宜或者心不在焉的敷衍——所有这一切都随着散步而涌上心头，又随着摇我入睡的哗哗巨浪之声而缓缓退去。

我们就是我们不是的东西，生命短暂而悲凉。暗夜之下的波涛之声是一种夜祷，有多少人能在心里听到它，长久的希望终于破灭在黑暗中汹涌泡沫的沉闷重击之下！那些失败者是怎样地流下眼泪，那些已经逼近他们大限的人是怎样地流下眼泪！在我散步海边的时候，这一切就像夜的奥秘和地狱的喃喃私语一样向我涌来。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冒牌的自我！在我们生命的暗夜，沿着我们仅仅感觉到情感大潮的海岸，有怎样的大海在我们心中激荡！

那里有我们失去的东西，有我们应该热爱的东西，有我们得到的以及误以为满足的东西，有我们爱上又失去的东西，包括一旦失去我们就发现自己并未爱过、只是因为失去便一直爱下去的东西，包括我们在稍有所感便以为自己信仰的东西，包括一种情绪但事实上只是一种记忆而被当作我们信仰的东西，还有我散步时滚滚而来的整个大海，来自黑暗最深处的寒冷和喧嚣，沙滩上被海浪噬咬出来的精致波纹……

有谁知道它的所思和所愿？有谁知道它对于自己真正的意义？涛声提醒我们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是如此欣慰地得知，事情不会永远如此！夜晚使我们回忆起这么多事情，我们不禁为之哭泣，即便它们从来并非真实！像宁静的长长海岸迸发出一道长音，浪涛隆起来，粉碎了，然后消逝，把哗哗水声留在看不见的海岸。

如果让自己感受到这一切，我是否已虽生犹殁？如果让自己漂流，让我一颗无形的人心静如海岸，在我们生活其中的暗夜里，在我沿着海边永无终点的夜祷性漫游之中，听万物之海在大声冲击和溃散之后归于平静，我是否感受得太多太多？

人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一旦缺乏深邃和丰富的实质，而宗教意识（兼就虔诚派的和抽象理智派的宗教意识而言）便会只得到没有内容的最高满足，于是哲学也只成为一种偶然的主观的需要了。那无条件的兴趣，在这两种宗教意识里，特别在抽象理智派的宗教意识里，是这样处理的：即它并不需要哲学来满足那种兴趣。它甚至以为，并且很正当地以为这种新创的通过哲学的满足将会扰乱了那原来的狭义的宗教的满足。这样一来，哲学便完全从属于个人主观的自由的需要。但对于主观的个人，哲学并不是什么少不了的东西。只有当他遇到了怀疑和讥评的时候，他才会感到需要哲学去支持自己，反驳对方。哲学仅作为一个内心的必然性而存在，这必然性强于主体自身。当人的精神被这必然性不安息地驱迫着时，它便努力克服，并且为理性的冲力寻找有价值的享受。所以没有任何一种刺激，甚至没有宗教权威的刺激，那么哲学便可看成一种多余的事物和危险的，或者至少是一种可虑的奢侈品，而这门科学的工作也就更自由地单独放在寻求实质和真理的兴趣上面。假如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理论是能给人以最高福祉者，是有价值的事物中的最好者，那么凡曾经分享过这种幸福的人，他们都可以不要勉强向别人要求，而能够听任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得到实现。上面所想到的，乃是一种自然地踏人哲学范围的作风。当这种风气闹得愈响亮，我们深切从事哲学研究就愈少。所以愈彻底愈深邃地从事哲学研究，自身就愈孤寂，对外愈沉默。哲学界浅薄无聊的风气快要完结，而且很快就会迫使它自己进到深入钻研。但以谨严认真的态度从事于一个本身伟大的而且自身满足的事业(Sache)，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期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望有所成就。

*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Ⅻ篇，7章，10726。

——《小逻辑》第三版序言
—— 黑格尔 于柏林 1830年9月19日

Julia Pärnänen

1952年生，芬兰版画家

>>Po.1312071

>>Po.1312072

T·J·克拉克：《人民的图像：古斯塔夫·库尔贝与1848年革命》（1999）

艺术就是对美的追求和对真理的完善。艺术发生在工人自己身上，在他的妻儿身上，在他的思想中，在他所说、所做的和所生产的东西中。这就是工人的最终进化，这是注定要为自然界画上光辉句号的阶段。美学和高于美学的道德是经济大厦的基石。
——波德莱尔（Baudelaire）1848年从蒲鲁东（Proudhon）《经济矛盾论和贫困的哲学》（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1846）中抄录的一段话

在我们这个如此文明的社会里，我必须过野蛮人的生活。我甚至必须摆脱政府的束缚。我同情人民，我必须直接与他们对话，从他们那里获取科学知识，而他们必须为我提供生计。为此，我开始了波希米亚式的伟大、独立而流浪的生活。
——库尔贝1850年致弗朗西斯·韦（Francis Wey）的信。

美化对图像的崇拜（我伟大、唯一、原始的激情）。美化流浪生活和所谓的波希米亚主义，通过音乐表达对多重感觉的崇拜。这里指的是李斯特（Liszt）。
——波德莱尔《自白的心》（Mon cœur mis a nu）

库尔贝先生是绘画界的蒲鲁东。库尔贝先生创作民主和社会的绘画，天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评论家L·埃诺（L. Enault）在《巴黎纪事》（Chronique de Paris）上评论1851年的沙龙。

手握笔杆的他并不是一个坏家伙。但他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一个花花公子。为此，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波德莱尔论蒲鲁东，1866年1月2日致圣伯夫（Sainte-Beuve）的信。

这些话唤醒了一个陌生的时代，一个艺术与政治无法分割的时代。在19世纪中叶的某个时期，国家、公众和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艺术具有政治意义和意图。因此，绘画在这种假设下受到鼓励、压制、仇恨或恐惧。

艺术家们对此心知肚明。有些艺术家，比如库尔贝和杜米埃（Daumier），利用这种状态，甚至享受这种状态。

另一些艺术家则像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那样，退回到“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概念，这是一种抵抗艺术政治化的神话。
还有一些艺术家，比如米勒（Millet），则苦涩地微笑着接受这种现状。他在1853年的一封信中表达了疑惑，一个农家女孩正在补的袜子是否会被政府视为过于散发出“平民气息”（popular odour）？

本书旨在探讨法国艺术中的这个具体时刻，揭示该时期艺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实际联系。我要解释开篇五句话的奇怪转变：称工人为艺术家；称一幅画作是“民主的、社会的”； 谴责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没有成为“花花公子”。

波德莱尔从蒲鲁东那里汲取内容，并在三年后将“为艺术而艺术”斥为“苍白无力的乌托邦”，称艺术“迄今与道德和实用密不可分”。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为什么库尔贝认为“为人民创作的艺术”与波西米亚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究竟为什么《奥南的葬礼》（Burial at Ornans）让埃诺先生如此愤怒？这样一个时代需要解释，甚至需要捍卫。

不仅因为这些话已经过时（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流行起来），而且它们有一种古怪的确定性。它们暗示了艺术的异样处境，一种异样的权力。

权力——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没有比这个词更不恰当、更荒谬的了。这也正是写作这本书的原因所在。这本书试图探讨为什么艺术一度成为历史进程中一个有争议的实际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