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1313826

对于我来说，生活是一个小客栈，我必须待在那里，等待来自地狱的马车，前来召唤并且择我而去。我不知道马车会在什么地方带走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能够把这个客栈看成一座监狱，因为我被限定待在那里。我也能够把它看成一种类似俱乐部的场合，因为我在那里遇到了其他人。不管怎么样，我不像其他人，既没什么焦躁，也不见得十分合群。我离开这些人，离开这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精打采的人，躺在床上难以入眠茫然等待的人，我离开了这些人，离开这些在客厅里窃窃私语的人，声音嗡嗡不时传来的人。我坐在门口，用耳目吸吮门外风光的一切色彩和音响，缓缓唱起了一支模糊不定的曲子，这只是一支唱给自己的歌，是等待时的创作。

大夜将降临我们每个人的头上，马车将要来到。我享受微风，那是灵魂赐予我的微风，供我宁静时享用。我没有更多的疑问，眼中也没有未来。如果我在来客留言簿上写下什么，有一天被他人读到，并且给他们的旅途助兴，那就不错了。如果没什么人读到，而且没有读到它的人因此而少一些扫兴，那也很好。

《宗教以后的幻象》佩索阿

我们留下了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放弃，在疏离之中仅仅知道自己还活着。一条船看上去是一件用物，其目的之一是用于旅行，但它的真正目的不是用来旅行，而是抵达港湾。我们发现自己身处高高的海浪之上，却对我们将要投奔的港口一无所知。于是，我们提出了淘金者大胆格言的痛苦版本：跋涉就是一切，生活是没有的。

失去了迷幻，我们靠梦想而生活，这些梦想是迷幻者们无法得到的迷幻。我们靠自己独自活下去，弱化自己，因为一个完整强健的人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我们没有信仰，也就没有了希望，而没有了希望，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生活。我们没有对未来的考虑，就没有对今天真正的考虑，因为对一个人来说，今天的行为只是未来的一则序言。战斗精神已在我们身上流产，我们生来就没有战斗热情。

>>Po.1313847

另一些人则在他们的灵魂之外忙碌，给自己增添混乱的迷信和喧嚣，他们以为自己还活着，因为他们能够被他人耳闻；他们以为自己还爱着什么——在他们仅仅只是在爱的外墙上大碰钉子的时候。生活伤害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还活着。死亡没给我们留下地盘，因为我们对死亡失去了所有正常的关注。

送行 ◎周漢輝

窗景佇立於眼前，土地在火車外
並沉往捷運穿越的地底，旁及浮雲
飛機遠行。從南方再南下敞開的窗口
細看著你的眼睛疲累，閉上，睜開
天空上，你代我看邊界的逾越，飛回
我們源自的城市；而我留下來走路
流汗比來時還要失控，代泄不少淚意
回去等你回來──從此迎接有時
又送行有時，像熟練祈禱更感乏力
虛畫十字聖號，恰在列車動線交錯的
車站下樓梯，我才像觀光客仰觀穹頂
彩繪的洪荒天象，對應著當代人間
也像在地人無暇再看，匆促走過大廳
再下樓梯，與月台上的人群等列車進站。
隧道黑到盡頭，但依稀傳來震動、呼叫
與光線──一九七九年不在過去，它在
車站下縱向行駛，運載積疊的傷痕
像一根樁柱穩住地基。人群擠進車廂
各種體味灌進氣道，我的體內也有隧道
二○一九年從不停站，它教我錯認身旁
一眾陌生的臉孔逐漸扭曲，變得熟悉
車廂中所有傷痕積疊，像生命的經線
交錯緯線，編進我的一首詩，放漂到
手機記憶體。滑屏，群組裡積疊著此地
房子買賣，駕訓課程，旅遊美食資訊
像大家本來源自同一個好談消費
難言公義與詩的城市。十字路口前
來不及收回一步，竟然擋下趕及煞住
機車的孕婦，其他機車繼續穿插在尋常
街角，後來我仍不比你走得更安心。
我們可以停步，背後尚幸有便利商店
閒著反而容易飢渴，我吃冰烤地瓜
你喝紅茶，鄰座的老夫給老妻餵豆花
白髮之下一方凝住河流似的長疤
另一方坐靠輪椅像磐石，從我們
不曾嘗遍的患難活下來。說著母語
一通鄉愁翻山越洋，那些詐騙號碼
大同小異，我未受騙卻要再為你送行
我們走進店外的夕景，慰勞別人的晚年。

《 假面世界 》佩索阿

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长长的误解，是不存在的伟大和不能够存在的快乐之间的一种中介。我们满足，是因为即便在思考或感觉的时候，我们有能耐不相信灵魂的存在。在作为我们生活的假面舞会上，我们满足于穿上可心的衣装，它们毕竟是事关跳舞的要物。我们是光线和色彩的奴隶，把自己投射到旋舞之中，如同假面的一切就真是那么一回事——除非我们独自待在一旁，并且不去跳舞——我们对室外浩大而高远的寒夜一无所知，对残破不堪褴褛衣衫之下的垂死之躯一无所知，对所有事物都一无所知——每逢独处之时，我们相信自己起码可以成为自己，但是到头来，这不过是一种对真实的个人戏仿，而这种真实不过是对自己的想象。

《更大的差别》佩索阿

我从椅子上起身，神思恍惚地倚靠桌子，对自己整理好这些粗糙和匆促的闪念，觉得有点意思。我站起来，使自己的身体站起来，走到窗前，在高高的屋顶之上，看见城市在缓缓开始的寂静之中渐渐入睡。硕大而明亮的银月，勾画出屋脊高低不齐的影线，如霜月色似乎吐露出世界的全部奥秘。它似乎揭示了一切，而一切只是月光中的迷乱影像，时真时幻，亦实亦虚，犹如隐形世界里凌乱无绪的窃窃私语。我已经病于自己的抽象思考。我不再写任何一页，来揭示自己或其他什么东西。极其明亮的云朵高悬于月光之上，像是月亮的藏身之处。我像这些屋顶，什么也不知道；我像自然的一切，已经物我两忘。

《共在》

寂寞之夜，窗外不知什么地方的一盏灯还高高地闪亮。城市里的一切都沉入黑暗，除了有路灯的地方余辉懒散，还有这里或那里的月色泻地，聚散不定。在夜的暗色里，房屋的不同色彩和声音殊为难辨，只有模糊的差异，在人们近乎抽象的说法里，组成了整个无序世界的纷繁杂乱。

一盏灯无名的所有者，通过一条看不见的连线，与我联结在一起。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我们在同一时刻醒来。这里也没有一种可能的相互关系，因为我正站在自己的窗前，远方的灯不可能关照我。事情只能另作一说，因为我的孤独，因为我需要对疏离的感受做点什么，因为我参与这样的夜和寂静，便选择了那盏灯，像别无选择的时候，只能紧紧抓住它。事情看来仅仅是这样，夜晚这样黑暗，而那盏灯亮着。事情看来仅仅是这样，我醒了，在夜色里梦想，而那盏灯在那里，闪耀光亮。

也许，一切事情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其他东西也存在。不仅如此，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共在。也许这才对了。我感觉到，如果没有一盏灯在那里闪亮，我在这一刻也不会存在（或者至少可以说，不会以这种确切的方式存在，因为自己临场的存在是一种意识，是一种对在场物的意识，在这一刻，便是观灯者的我）。而如果没有我的存在，那一所灯光闪烁的房子也不能呈现任何意义，徒有其高而已。

因为我一无所感，才会感觉到这一点。因为它什么也不是，我才会想到这一点。是的，什么也不是，它只是夜晚和寂静的一部分，是空虚的一部分，是我与它们分享的无谓和偶然，是我与我之间存在的空间，是上帝错置的一个玩意儿……

错误的父权起源说

“父权” 有时候也译为“男权”，英文是patriarchy，词根有两个，patri和archy，在古希腊语中，前者是父亲的意思，后者是统治、权威的意思。和在一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指一个男性家长对家庭的独裁治理。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期间，“父权”在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推动下发展成一个理解性别秩序的概念工具，指向我们所在社会中，男性占据支配地位和特权的社会制度。

那么父权的性别秩序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如果我们走上大街随机抽取路人问这个问题，很可能听到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

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吧，是食物采集方式决定的。男性更强壮，能够捕猎，而女性没那么强壮，而且还得照顾后代，只能在居住地附近做采集，那当然慢慢就建立起了男性主宰的社会秩序。

这种说法非常流行，但根据我们现今的科学发现，在多个层面上，事实都并非如此。

首先，并非只有男性捕猎，这些年很多考古研究显示，女人也是猎手。（网页链接 article/989275/ancient-men-were-hunters-and-women-were-gatherers-right-wrong）事实上，采集捕猎时期的人类社会，基本上不固定分工，更不要提性别分工。大家谁能干什么干什么。2023年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一篇论文发现，通过对全球63个觅食社会的考古分析，其中50（79%）个社会出现了女性狩猎的证据，其中 87% 的狩猎被记录为有计划、非偶然的。很多女性还会参与大型猎物的捕猎，甚至会带上幼儿一同打猎。

其次，捕猎者也并非是提供更多食物的一方。采集者提供的食物往往是更大量且更稳定的；而捕猎的收获相对更随机，除了植物难以生长的地方，比如南北极，很难作为稳定食物来源，往往是作为营养补充。早在 1975 年，人类学家莎莉·斯洛克姆（Sally Slocum）就在她的著名论文《作为采集者的女性》中指出，原始社会的女性并非是依赖男性获取食物，反而作为采集者和种植者，是自己和家庭食物的提供者，在现代还存在 的狩猎-采集社会中仍是如此。

最后，学术期刊《进化和人类行为》2016年有一个研究发现（网页链接
/abs/pii/S1090513816000118），坦桑尼亚的Hadza部落男性捕猎者，在外出捕猎的时候会消耗大量食物，先把自己喂饱，如果有剩下的才会带回部落和大家分享。Hadza民族是现今仅剩的几个传统狩猎采集社会之一，这样的发现告诉我们，在一万多年前，至少有的原始部落的男性狩猎者也是如此。
总之整体上说，男性因为力量和食物采集能力而成为主宰性别这一观点，显然是错的。

但为什么这个错误的观点却流行至今呢？

其实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历史的撰写和流传也是在父权这层大气里进行的，自然也可能带着父权结构的滤镜。

举个例子，近年有考古学家指出，现在考古学使用的时代分类，本身都不是中立客观的概念。现代考古学会将史前人类文明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红铜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也就是说，文明进步是以人类工具的进步为标准的。但是为何是使用工具，而不是用别的标准来命名时代？比如说社会组织方式、语言艺术等等。

新一代学者们指出，这种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有时代和视野局限性的知识生产物。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得到重视，正是在工业技术发展迅速的时期，当时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也带着时代的影响，便选择将人类工具作为了解历史的某种参考标准，然后以此开始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分类。

另外，当时的这些研究者，也就是奠定至今考古学的知识结构和基础概念的人，都是中高阶级的精英男性，他们难以避免地具有自己无法察觉的时代局限和性别盲点——我们在自己的价值观限制中，是很难想象另一种秩序的，所以当时这些学者对于原始人类性别分工的推断中，自然而然地会把他们当时（18世纪）的性别秩序当作基础。

比如，当人们在男性墓葬中发现石制射弹，通常会假设这是狩猎工具，但当发现同样的武器和女性埋葬在一起的时候，就不那么确信了。直到在DNA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之前，女性狩猎的证据一直在我们眼前，可我们的父权秩序滤镜让我们看不到。

这些带着性别局限的猜测，至今还在学科内通用。也正是这些猜测，给予了我们对于父权起源的想象，也就是男人打猎，女人采集，继而相信男人是工具制造者，而女性是孩子养育者，那么掌握工具，负责提供食物的男性，自然应该是更强大的一方。

有更多的例子，伯克利大学的教授Meg Conkey是一位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史前史的专家，她在分享中说，现在已经更新的考古知识告诉我们，女性作为食物提供者，是部落中主要负责宰杀的人，所以她们当然懂得制造和使用宰杀工具。在以捕猎采集为生的时代，制作工具属于原始社会所有人都需要知道的知识和能力，而并非男性独有。

我们现在还知道，女性发现了种植（农业），发明了动物养殖（畜牧业），是这些使男性和其他猎人得以从全职又低效的狩猎生活中解放出来。“狩猎旅行将男性长时间地从社区中心和更高层次的劳动的参与中剥离出来”，只有当“狩猎随后被降低为一项运动，男性才得以在社区的生产和文化生活中得到教育和锻炼。”（艾芙琳·瑞德，《女性劣等性的神话》）。

但是，即使考古学的知识已经更新了几轮，人们的观念却没有。因为这些错误的知识才更符合今天人们微妙的性别偏见，也更符合我们习惯的男性主宰的性别秩序和历史叙事，而它们反过来又在继续巩固着父权社会的性别偏见。

那么，说完了错误的理论以及错在哪，关于父权的起源正确的理论是什么呢？
目前流通最广，接受度最高的理论是这样的，是农业的发明开启了父权。公元前一万年左右，上一个冰河世纪的结束，我们现在所称的农业革命发生了，人类从渔猎采摘部落进入了农业社会，开始驯化动植物，培育农作物，居住方式也从随之从游居转变为定居。
大部分学者相信，这个时期极大地塑造了至今的人类社会的社会关系，包括性别关系。私有财产和土地的概念在这时候形成，封闭的家庭应运而生，而且，随夫居的传统同时建立。研究发现（网页链接）农业文化和随夫居传统有很强的相关性，而非农业社会则更可能保留随母居的习俗。

另一方面，人口快速增长，小部落扩大为村庄，村庄扩大为城邦，在争夺外在资源和保卫自己的领地的过程中，男性开始获得更多权力，而对于战败方，女性和孩子则可能作奴隶被交换、赔偿或掠夺。一个家族的男性开始通过比邻而居，内部传递和继承财产，控制女性生育等方式，巩固自己和家族联盟的力量。女性主权和地位就这样一点点被侵蚀，男性主宰地位就此建立。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之前所没有的关键要素在起作用，一是社会分工或者等级的形成，二是私有财产的累积。

人类学家指出，当农业社会人口密度骤增，男性开始积极推进更有区别化的性别角色分工，将女性推进家庭、孩子养育等等“私人”领域，而自己占据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及其中经济和政治权力较高的位置，比如战士、祭祀、商人、管理者，等等。

可是农业社会伊始的人类男性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这仿佛阴谋一样的男性集体性的对女性的压制行为，后面的动机是什么呢？人类学家Melvin Konner认为，人类上万年的历史中发生的很多事，其实都是基于男性对子宫的控制欲望。因为男性没有孕育后代的生理条件（没有子宫），而孕育生命后代对于人类社会的延续是根本性的强大能力。

所以，当男性在农业社会伊始，得到了通过重新组织社会结构来控制女性生殖力的机会，便这样做了。对于一种自身没有的，又至关重要的能力，人们通常只能通过控制和占有去得到。

于是男性开始更多地占据社会权力和地位，制造和女性之间的权力等级，以这种方式去掌控或“拥有”女性的生殖力，以平衡自己在“造人”这件重大活动上的缺位、失权和恐惧感，补偿自己的存在焦虑。这就是人类学家Margeret Meade所称的“子宫羡妒”（womb envy）。关于这个概念，我会在下一期内容会再提到。

带来男性主导地位的第二个元素，是这个时候私有财产的出现，让男性变得更有动力去控制女性的生殖行为。

要知道，人类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性爱和生育之间的关系，也不需要搞明白，反正孩子出生了大家一起养，而直到私有财产的出现，才有了继承问题，才要开始担心孩子是不是自己的。而男性只有通过对女性的性关系和生殖行为进行控制才能要确保孩子是自己的。于是女性也像土地一样，或者经由联姻，或者经由强行掠夺等方式被控制、管理、交易。

说到这里，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已经与我们现代社会的性别模式非常相似了？我们如今面对的诸多性别问题，根源都不外乎男性为了维护自己认为应得的权利和权力而对女性施加掌控。

不过父权制度从出现到建立到蔓延扩张其实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就如同所谓“农业革命”本身，也经历了几千年。

根据历史学家Gerda Lerner的研究，从农业开始产生剩余价值，到村庄群落的军事化让男性占据了权力位置，掌控农业剩余价值和人力劳动力，而男女的生理差异随之被固定成了等级，这个过程发生在公元前8000-3000年，历时5000年，而且在此期间，世界各地的文明从母系到父系的发展并不同步，也并不一定线性。

举一个例子，公元前4000的时候，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发展为父权社会，在此之前，苏美尔也是母系社会。这种转变的过程中，随着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城市的形成和军事化的兴起，男性对女性身体和后代血统的控制逐渐加强。

为了维护和固化新得到的性别地位，男性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发展出“成年礼”等一系列培育下一代男性共同体成员的仪式，而在男孩的社会规训中，女人和女孩是男性建立自我身份的劣等参考系，也是威胁其权力的假想敌，女性同时被厌弃和恐惧着。

不过，即使在公元前3500-3000年之后，美索不达米亚仍有很多母系残留（比如随母居的婚姻传统），父权的覆盖尚不完全。还有其他学者指出，即使在苏美尔时期，女性也占据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专业、商贸、政治、行政地位，可以拥有财产和奴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用嫁妆投资，可以进行商业和法律行为，直到被阿卡德帝国征服。

但是，下一个关键节点发生了：人们开始书写法律，而包括父权在内的阶级等级也因此成为了法律。
公元前1750年左右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里面已经明确划分了基于社会阶级、年龄和性别的种种等级，简而言之，在家庭单位和国家单位都由男性头领统治的秩序已经难以撼动，甚至这个头领还可以让自己的家人、仆人或者奴隶去为他的罪恶而受罚。

女人仍从法律意义上拥有财产，但一个男人从经济上可以对她的财产做处置。在性关系上、身体自由等方方面面，丈夫对妻子有绝对权威和控制，妻子必须是处女，通奸者会被淹死，而且丈夫一不高兴也可以把妻子贬为奴隶再娶一个。

到了公元前16世纪，新亚述帝国替代了巴比伦，新亚述法典对于女性身体的管控更加残暴，一个女性如果给自己或帮她人做人流，她会被刺穿身体，并暴尸荒野，不许下葬。一个男人如果打了另一个男人的怀孕老婆导致对方流产，他得到的惩罚就是，等他老婆怀孕，也要送去让对方的男人打到流产。另外，只有女人才会犯通奸罪并被处死，男人如果强奸女人等于犯了盗窃，相当偷了属于另一个男人的财产。

这些看似原始又严苛无比的法条，其实在我们现代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是回响。这些法条的底层逻辑就是，女人属于男人，且这个从属关系经由婚姻神圣化不可侵犯。这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我们现今的社会秩序。

大家可以回想我在第一章节第八讲和第九讲说到的那些例子，女人因为拒绝男性求欢被殴打，妻子因为想离婚被丈夫杀害，家暴、性骚扰、性侵犯，核心都是男性认为自己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和控制是自己应得的权利。

到这里，我们已经清晰地呈现了父权出现到发展的过程，说到底，这是一场人类男性权力上位的过程。但这里仍旧有一个遗留的问题：为何父权的出现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不约而同存在的现象？

答案是，男性对于权力的争取、维护和占领并不会止步于自己的家庭、部落、城邦，在获得一定权力后，它就会继续往更大的范围内侵蚀。那些最早形成父权社会的文化，后来又会成为最早的殖民者和掠夺者。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现在存留的原住民文化往往是性别关系更加平等的或者母系的。这样的母系社会曾经更广泛地存在着，但是随着殖民的扩张，父权文化体系也渐渐吞没了其他样态的性别秩序。曾经的母系社会中伙伴关系式的组织形式，也随之被基于等级和暴力的统治关系替代。

我们已知的一些例子就包括，被称为欧洲最早文明的米洛斯文明，位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在公元前 35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多年左右，克里特岛是一个非常繁荣和平的社会，同时，这个社会有非常强的母系社会特征。但是经过三次来自边陲游牧民族的攻击和入侵后，强武好战的外来文化先是融合、削弱，最终吞食了克里特的母系文化文明，社会的组织模式也从合作伙伴模式最终变化为等级性的统治者模式，直到克里特文明最后衰落。

至今，人类社会仍然在继续着扩张、占领、掠夺、征服、衰败这样一个暴力循环。

还有一个母系文明，它的终结就发生在两个世纪以前，就是生活在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易洛魁联盟（Iroquois），又名霍迪诺肖尼（Haudenosaunee）。

人类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艾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发现，很多原住民文化中女性地位的变化和欧洲人的殖民直接相关。以易洛魁联盟为例，它直到 18 世纪还是性别平等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女性主导的。Ta们维持着母系继承和随母居的传统。部落首领必须由女性推举，也可以由女性弹劾为战士身份。如果部落要开战，首领也需要得到女性的同意。

然而 19 世纪在欧洲皮毛贸易和基督教相关的教育影响下，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出现了。在欧洲人的干预下，婚内强奸和妻子虐待被合法化，女性的财产权被剥夺，离婚对女性来说也变得不可能。原住民文化被殖民的过程，也就是父权文化扩张的过程。

最后，我还想再补充一点，虽然父权秩序听起来占据了我们所知的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以人类整个历史长度来看，人类的技术和社会从 9 万年前就开始发展了，很多母系社会都是以千年纪元，而父权成为主流秩序的存在时间其实相对很短，不过是整个历史的 5% 左右。也就是说，剩下的 95% 的时间里，人类的性别关系是有别的样态的，这意味着，我们仍有别的样态可能性。

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过世前最后的一本书《一切的黎明：人类新史》对这些别样可能性有过详细的论述，这本书是他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 合作的。

刚才我已经提到一些“修正主义”考古发现：我们所知的历史撰写并非是中立客观的，而是受历史书写者（在时代语境下往往是精英白人男性）的视野所限，而曾经被他们隐去的真实历史正在被重新挖掘。格雷伯和温格罗也是带着这种视角的学者。

在这本耗时几乎10年的书中，格雷伯和温格罗展示了很多颠覆我们主流历史观的考据和分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质疑，那就是我前文所说的“农业开启了父权”这种观点，其实并非那么稳固。主流观点认为，农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在此之前的平等关系结构，是我们至今沿袭的种种不平等，包括性别不平等的开端。

而格雷伯和温格罗发现，“农业革命”这个概念本身都值得重新审视。要知道，人们驯化或者说人工培植动植物，也就是农业，在公元前一万年前并不是在两个地方发生，而是至少全球十个以上彼此独立的人类据点发生的。而且这个所谓的农业革命时间有 3000 年之长，可这样的人工培植的尝试以不同规模，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发生，社会后果却是一样的吗？他们认为这没有道理。

事实上，不同地点的考古证据显示，各地的农业实践是非常不同的（顺便提一句，他们也认为女性是当时社群里面发现和尝试农作物种植的科学家，也就是说女性发明了农业）。在一开始，这种发现可能是在随机性中产生的，就培植小麦来说，大家随意地撒下种子，玩着种一种。

如果是这种比较天然的种植方法，两三代人就足够掌握这种技术了，不可能需要3000年那么久。而且当时很多人在很长时间内根本不需要把这种种植固定在一个居住地，而是随季节而居，在不同季节，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方式为生，可能是捕鱼，可能是狩猎，也可能是采集。如果当地的土壤肥沃，那就撒点种子随地种。

所以社会的发展或成型，并非像主流观点认为的那样是单方向的，一定是从采集、捕猎社会，单方向进入农耕社会，而是在很长时间内进进出出。也就是说，主流观点中“农业出现——私有财产出现——居住地的栅栏出现——然后领地和战争出现”这样的线性关系并不存在，这个发展也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而且，即使在所谓的农业革命发生之后，人类社会仍然在很长时间里有很多样的社会形态，包括相对平等的，也包括相对分层式的社会关系。甚至是在大规模的城镇定居形成之后，一个社会仍然不一定会走向压制性的中央政府和国家，就比如 11- 14 世纪的美洲土著古城卡霍基亚遗址，Cahokia。在书中他们还给到了很多例子，我就不赘述了。

总之，他们的结论是，所谓的史前文明时期的人类，其实非常有意识地进行了很多不同社会可能性的实验，只是不小心卡在了目前这种高度等级化、中心化的结构里，这种等级就包括性别等级，也包括其他各种政治等级。

所以格雷伯和温格罗的观点，也支持了父权的偶然性。他们的发现意味着，我们有过很多机会，而且也在不同规模和程度上实现过对国家和家庭单位内父权的扭转。因此，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共和以及更加女性主导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历史而消亡，而是永远是有可能的。就如同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在《父权的创造》（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这本书中所说：

“我带着这样的信念，作为一个体系的父权制是历史性的：它在历史上有一个开端。如果是这样，那么它也可以在历史进程中被 终结。“

《惶然录》佩索阿 ⭐⭐⭐⭐

终于看完～(　ﾟ 3ﾟ) 看完的时候反而没什么好说的了
比《我将宇宙随身携带》更有好感，但也没像《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那么喜欢。文字像漂亮易碎的轻飘飘工艺品，大同小异地摆在同一个展柜里，忍不住就收藏……单纯因为漂亮。很擅长表达微妙的心境感受，还称不上情感的甚至是抬头看看天的出神感。

历史学家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在著作《父权的起源》一书中说，当男性主导的秩序建立起来，所有女性必须接受，男人或男性主导的机构掌控着女性的性权利和生育过程。

所以对于女性的生育能力，男性一方面“嫉羡”，另一方面想据为己有，就产生了控制和占有。如今不再有“产翁”，男性不需要再假装分娩或坐月子来彰显孩子是自己所生，因为父权已经稳固建立，在父权体制下，男性得以通过干涉和控制女性的性行为、性关系、受孕/避孕行为、生殖自主权（生或不生的决定），以及孩子的继嗣权/继承制（冠姓、名分、家族谱系）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手段，来掌握生育这种强大的能力。
一个社会中男性掌握的权力越绝对，对女性生殖力的控制就越严苛，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侵犯就越严重。

我在上期讲到的汉莫拉比法典和新亚述法典，其中种种对女性身体的非人性处置，其实至今还在延续，只是现在这些控制更好地隐藏在“法律”和“民意”之后，比如拒绝为非婚女性提供避孕药，或者将女性堕胎非法化，这在某些地方是近代史，在某些地方就是此刻现实。

考古学家玛利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以研究古欧洲石器时代文化的学术成就闻名于世。她在1991年代初发表了著作《女神文明》，通过大量考证提出，在公元前7000-3500年，古欧洲主要是母系和母权文明，人们崇拜女神，社会由女性领导，男性作为猎人和建筑者劳作，而男性和女性，人类与自然皆能和谐相处，并无等级和支配关系，过着田园生活。人们制造瓷器而不是武器，建造聚居地而不是战争堡垒。

然后这一切被北方来的入侵者打破，负责创生和丰收的女神们被男武神们取代。女神们要不被配偶化，成了万神殿中的某个男神的妻子、情人、女儿，或是被带上了面具，化身为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那些顺从但依然强大的女神，比如成为性感符号的美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被武装化成为战争女神的雅典娜（Athena）

——这两个女神其实相当于一个是父权体系中的理想情人，一个是父权体系中的理想女儿，雅典娜甚至没有母亲，而是父亲宙斯头顶生出来的，从中我们再次看到对女性生殖力的“窃取”。也有一些古欧洲的女神转为地下化，以各种形态存在于丰收庆典、农民的泛灵信仰体系中、中世纪的魔法中，以及之后基督教对巫术的迫害中。

金布塔斯的观点基于实证考古，比如那段时间挖掘出的陶像和石像，其性别特征有70%以上是明显的女性，有乳房和怀孕一样的腹部，以及生殖器。但是如我在上期节目所说，当考古学家缺乏性别视角，或者满含现代人的性别偏见，这些发现很长时间里没有被当作女神崇拜的证据，而是被色情化，被理解为当时人类的性玩具，抑或是被简化归类为某种“生殖力邪教”的崇拜（Merlin Stone，《When God was a Woman》）——

这个知识生产史本身就是人类女性在父权历史中被降格的一个体现，女性曾经被视为神圣的创生力和生殖身体，在父权意识深深渗透的近现代，却只会被看做一个为男性社会服务的工具。而因为这样的父权思维，我们又不断与可能更接近真相的性别历史失之交臂。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在《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这本书中阐述了与金布塔斯相似的历史观点。当男神代替了女神，剑代替了圣杯，男性基于等级的统治关系，代替了女性和男性的伙伴合作关系，社会完成了一次父系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转型。虽然父权社会的奠定并非一日之寒，历史的发展也并不是“母系社会——父权社会”线性进程，但女性一旦成为下位者，权力关系就很难再彻底的扭转，权利的流失变得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

中国的女神史呈现同样的模式。西王母、嫦娥和女娲，是三位有完整叙述故事的中国古代女神，她们最初在文献中的事迹都是独立的，后来都被配偶化。西王母是住在昆仑山的神仙，可以支配宇宙力量，她的蟠桃树是天地间的枢纽，果实让凡人永生，她保护众生，掌管人间生死的灵丹妙药，所以备受人类崇敬。后来西王母被配了一位丈夫东王公，她也降为了女仙之首，主宰范围成了人间婚姻和生儿育女。

女娲在《山海经》记载中“一日七十化”——“化”即化生。不同于我们现在熟悉的创世神话中总是一个男性神灵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完全是自己独立完成，没有任何男性介入。可她之后被配了一个老公伏羲，而且总是出现在伏羲之后，比如“伏羲女娲造人烟”。

嫦娥，据说本名是“恒我”——“使我永恒”，表达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景。后因汉文帝刘恒之的忌讳，“恒”渐渐变形为”娥“。最早关于嫦娥的神话文本并没有出现后羿，到了汉代人们将阴阳观念和日月的神话进行了整合，把嫦娥与后羿组团。嫦娥从一个不死永生的图腾，演变成家庭伦常中背弃丈夫、破坏团圆的人物。
用比较文学学者叶舒宪的话说，“在父权制的社会，如果想要将一个单独的女性神灵留存下来非常困难，最好的办法是拉郎配的办法，把她配给男性大神作为夫妻。这样名正言顺，既符合男性社会的伦理道德，又便于在美术上加以表现……一般来说，没有配偶化，就被妖魔化。要想存在，就要变成男性神灵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