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达·法伊维索维奇（Iraida Faivisovich）的父母都是乌拉尔奥萨的理发师。1939年，父母被捕并被送往古拉格劳改营时，伊莱达只有四岁。在2003年的采访中，她也认为斯大林时期的生活更好。人们没有在街头自相残杀！那时晚上出门很安全。伊莱达认为，斯大林时代的政治领导人是诚实的：“当然，有时也会出现食物或衣服短缺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他们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和许多在集体公寓中长大的老年人一样，伊莱达怀念那些年的集体主义生活。在她的记忆中，与领取养老金的孤独生活相比，那时的生活更加幸福：

斯大林时期的精神生活更富足，我们生活得更和平、更幸福。我们都同样贫穷，所以我们并不太看重物质价值，但却有很多乐趣。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朋友和家人之间共享的。人们互相帮助。我们住在彼此的房间里，在街上与大家一起庆祝节日。如今，每个家庭都只为自己而活。

伊莱达说，人们对生活有更大的希望和意义：

我们相信未来会很美好。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努力工作，诚实做人，生活就会越来越好我们没有想象我们正在创造人间天堂，但我们确实认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人人温饱、和平、不再有战争的社会……这种信念是真诚的，它有助于我们的生活，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专注于我们的教育和未来的工作，而不是我们的物质问题。那时，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比今天更加自豪。没有信仰是很难生活的。我们今天信仰什么？我们没有理想。

承认这些神话是记忆的一部分，或许就能理解苏联历史界定个人身份的方式。尽管口述史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它往往比个人文件、书信、日记和回忆录更能揭示这一复杂的心理过程，因为个人文件、书信、日记和回忆录的作者通常以“正确”的公共表达方式、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来表现自己。正如一位研究法国革命时期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说：“没有什么比书信更不自发，没有什么比自传更不透明，因为自传的目的是在揭示的同时隐藏更多的东西。”

英娜·盖斯特-希赫耶娃（Inna Gaister-Shikheeva）的家族史很有启发性，拿她的例子作为结尾比较合适。这个例子印证了我想说的家庭回忆录（或任何书面文件）和口述史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两种证据，各有利弊，在相互对比和比较时最有用。

1925年，英娜出生于著名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家族——阿伦·盖斯特（Aaron Gaister）家族。阿伦·盖斯特从“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来到莫斯科，成为一名高级经济学家，1935年被任命为农业副委员长。1937年，他被捕并被枪决。
【注】“栅栏区”又译隔离屯垦带（区）、定居区，是沙俄西部的一个区域，也是沙俄允许并仅允许犹太人永久居住的地方。

英娜的母亲拉基尔·卡普兰（Rakhil Kaplan）被送往哈萨克斯坦的阿尔日勒劳改营。1949年，在斯大林反犹运动最激烈的时候，英娜和她的姐姐纳塔利娅双双被捕，并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她们的母亲从劳改营获释后与她们会合。1953年，他们全家返回莫斯科。英娜在回忆录（1998年出版）中淡化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她在书中回忆起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盖斯特家族，但犹太习俗少之又少，以至于英娜在十几岁时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

根据这些回忆录，历史学家尤里·斯列兹金（Yury Slezkine）在他最近出版的《犹太世纪》（The Jewish Century）一书中，以一种颇为傲慢的方式，将盖斯特家族描绘成那些沉浸在俄罗斯风俗中的苏联犹太人的典型。

英娜·希赫耶娃（希赫耶娃是她的婚后姓氏）一直住在莫斯科。她为纪念口述历史和档案项目提供了大量访谈资料和家庭文件。在这些访谈中，希赫耶娃一开始也坚称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没有任何犹太色彩。

但是，通过娴熟而耐心的询问，她逐渐发现，她的家中其实有很多犹太文化——从他们吃的食物到苏联节日的家庭仪式，以及她祖母讲述的“大屠杀”故事，只是她“从未停下来思考过这些事情”，也没有将它们写入回忆录，因为它们不属于她所喜欢的“受过教育的苏联人”的形象，这一形象由她的祖母和她的祖母创造。“受过教育的苏联人”的形象要求她接受俄罗斯民主知识分子的文化遗产和态度。从我们的访谈中还了解到，希赫耶娃自1953年以来几乎一直生活在害怕再次被捕的恐惧之中。在1998年出版回忆录时，她仍然害怕受到迫害。

女权主义的公共性正在消失。如弦子在最近的一个发言所说：

2021年之前，性骚扰这样的议题，女权主义者们还能够呼吁司法系统的改变。但是现在的性别议题更像是年轻人个体之间的争斗，比如女性是不是诬告、不婚不育保平安、男性是不是天生就是罪犯⋯⋯更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反而从中隐身了。也是因为有经验的能进行议程设置的行动者没有办法发声了。网络女权话语真正的抗争性就变得越来越弱。

当公共性的部分被抽空，大家都在讨论女权主义，但是女权主义不再变成一种可能的社会连接与社会改变，只能变成个体跟个体之间的关系的标尺。很多个体会用女权主义去评价其他个体，比如大家去评价全嘻嘻的生活，或是评价某些他人的亲密关系：反而让作为个体的女性彼此之间变成了互相审视的对象。

当女权主义没有办法再进行公开的权利倡导、没有办法再联合起来、再去组织行动、再去对公权力提出什么意见。这个时候的女权主义只能作为一种相对来说空洞的语言，变成了一种只能实践在私人关系中的条例，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对于女性个体的要求和束缚。

界面文化在2023年性别事件盘点中罗列出了过去一年的性别议题：“辱女”&“厌女”、“向下自由”、“服美役”vs“脱美役”、“婚女”vs“不婚女”、“家庭主妇”&“职业女性”、“恋爱脑”。

——互联网沉浸在女性议题的裂变和讨论中，但这些议题的发源大多仍坐落于城市异性恋中产妇女的身份政治光谱之上。

>>Po.1313695

回想1995年，拉拉社群和异性恋已婚妇女在北京世妇会并肩游行；直至2013年，跨性别团队和女权机构为推动《反家暴法》在多地联合行动；再到2023年，全国收入前5的民间性别团队有两家的决策负责人由男性担当…

性别行动的协商、合作、复杂与变通等等情节在如今的女权舆论场中被迫隐身，女权主义在国内语境的化身随时可能滑坡为“女人”vs“男人”、“6b4t”vs“婚女”、“全女/爱女”vs“辱女”的楚河汉界。

即便这些二分化的分类思路方便我们在父权压抑的日常中生火取暖，但就现实问题的解决而言，“缺乏联合”的现实既限制了我们对性别平等的全景知觉，也严重颓化了我们对“有效行动”的想象。

《小逻辑》黑格尔 贺麟译
逻辑学概念的初步规定

我们曾经说，人是有思想的。但同时我们又说，人是有直观、有意志的。就人是有思想的来说，他是一个有普遍性者，但只有当他意识到他自身的普遍性时，他才是有思想的。动物也是具有潜在的普遍的东西，但动物并不能意识到它自身的普遍性，而总是只感觉到它的个别性。动物看见一个别的东西，例如它的食物或一个人。这一切在它看来，都是个别的东西。同样，感觉所涉及的也只是个别事物(如此处的痛苦，此时感觉到的美味等)。自然界不能使它所含蕴的理性(Nous)得到意识，只有人才具有双重的性能，是一个能意识到普遍性的普遍者。人的这种性能的最初发动，即在于当他知道他是我的时候，当我说我时，我意谓着我自己作为这个个别的始终是特定的人。其实我这里所说出的，并没有什么特殊关于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每一个其他的人也仍然是一个我， 当我自己称自己为“我”时，虽然我无疑地是指这个个别的我自己，但同时我也说出了一个完全普遍的东西。因此我乃是一纯粹的“自为存在”，在其中任何特殊的东西都是被否定或扬弃了的。这种自为的我，乃是意识中最后的、简单的、纯粹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我与思维是同样的东西，或更确定地说，我是作为能思者的思维。凡是在我的意识中的，即是为我而存在的。我是一种接受任何事物或每一事物的空旷的收容器0 (0~1)，一切皆为我而存在，一切皆保存其自身在我中。每一个人都是诸多表象的整个世界，而所有这些表象皆埋葬在这个自我的黑夜中。由此足见我是一个抽掉了一切个别事物的普遍者，但同时一切事物又潜伏于其中。所以我不是单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包含一切的普遍性。平常我们使用这个“我”字，最初漫不觉其重要，只有在哲学的反思里，才将“我”当作一个考察的对象。在“我”里面我们才有完全纯粹的思想出现。动物就不能说出一个“我”字。只有人才能说“我”，因为只有人才有思维。在“我"里面就具有各式各样内的和外的内容，由于这种内容的性质不同，我也因而成为能感觉的我，能表象的我，有意志的我等等。但在这一切活动中都有我，或者也可以说在这一切活动中都有思维。因此人总是在思维着的，即使当他只在直观的时候，他也是在思维。

【1】直译应作“空虚和收容器”

附释二：逻辑学是以纯粹思想或纯粹思维形式为研究的对象。就思想的通常意义来说，我们所表象的东西，总不仅仅是纯粹的思想，因为我们总以为一种思想它的内容必定是经验的东西。而逻辑学中所理解的思想则不然，除了属于思维本身，和通过思维所产生的东西之外，它不能有别的内容。所以，逻辑学中所说的思想是指纯粹思想而言。所以逻辑学中所说的精神也是纯粹自在的精神，亦即自由的精神，因为自由正是在他物中即是在自己本身中、自己依赖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决定者。所以思想与冲动不同。在一切冲动中，我是从一个他物，从一个外在于我的事物开始。在这里，我们说的是依赖，不是自由。只有当没有外在于我的他物和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对方时，我才能说是自由。那只是被他自己的冲动所决定的自然人，并不是在自己本身内：即使他被冲动驱使，表现一些癖性，但他的意志和意见的内容却不是他自己的，他的自由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

《客栈留言》佩索阿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对于少数像我这样视生若梦的人来说，除了把放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除了把沉思当作命运，还能有什么？无视宗教生活的意义，也不能通过理性来发现意义，对抽象概念的人无法建立信念，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我们所能保留的全部，作为一位灵魂拥有者的正当证明，只有对于生活的美学沉思。这样，对世界的庄严性麻木不仁，对人类的神圣和卑贱无所区别，我们把自己虚妄地交给了茫然的感觉主义，再交织享乐主义的一种精致形式，以适应大脑皮层的神经。

……

我们无法认真对待任何事情，而且相信在我们的感觉之外，我们没有被赋予任何其他的现实，我们只能在感觉中定居，在感觉中开发，就像它们是一片未被发现的伟大土地。我们勤奋的工作，不仅仅在于美学冥思，而是为这种美学的方式和结果寻找表达，因为我们写下的散文和诗歌，在剥夺欲望方面，影响其他人的本能，改变其他人的心智。它们已经成为这样一种东西，似乎人们大声诵读它们，就能使阅读的主观愉悦，得到客观性的强化。

我们知道得太清楚的只是，每一件作品都注定是不完美的，一切审美的玄想，都会比我们写下的审美玄想更多一些可靠性。一切事物都不完美，没有落日，无论如何可爱的落日也只是落日；也没有轻柔微风抚慰我们入眠，它无法抚慰我们进入静静的甜蜜梦乡。于是，如同充满玄想的群山或者雕像，我们把日子当作书本一样来深深思考，所有这一切梦想，力图把梦想转化为我们近切而熟悉的东西，转化为我们太愿意写下的描写和分析。一旦写下来，它们就将成为我们能够欣赏的异生之物，就像它们刚刚风尘仆仆地抵达这里。

>>Po.1313826

对于我来说，生活是一个小客栈，我必须待在那里，等待来自地狱的马车，前来召唤并且择我而去。我不知道马车会在什么地方带走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能够把这个客栈看成一座监狱，因为我被限定待在那里。我也能够把它看成一种类似俱乐部的场合，因为我在那里遇到了其他人。不管怎么样，我不像其他人，既没什么焦躁，也不见得十分合群。我离开这些人，离开这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精打采的人，躺在床上难以入眠茫然等待的人，我离开了这些人，离开这些在客厅里窃窃私语的人，声音嗡嗡不时传来的人。我坐在门口，用耳目吸吮门外风光的一切色彩和音响，缓缓唱起了一支模糊不定的曲子，这只是一支唱给自己的歌，是等待时的创作。

大夜将降临我们每个人的头上，马车将要来到。我享受微风，那是灵魂赐予我的微风，供我宁静时享用。我没有更多的疑问，眼中也没有未来。如果我在来客留言簿上写下什么，有一天被他人读到，并且给他们的旅途助兴，那就不错了。如果没什么人读到，而且没有读到它的人因此而少一些扫兴，那也很好。

《宗教以后的幻象》佩索阿

我们留下了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放弃，在疏离之中仅仅知道自己还活着。一条船看上去是一件用物，其目的之一是用于旅行，但它的真正目的不是用来旅行，而是抵达港湾。我们发现自己身处高高的海浪之上，却对我们将要投奔的港口一无所知。于是，我们提出了淘金者大胆格言的痛苦版本：跋涉就是一切，生活是没有的。

失去了迷幻，我们靠梦想而生活，这些梦想是迷幻者们无法得到的迷幻。我们靠自己独自活下去，弱化自己，因为一个完整强健的人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我们没有信仰，也就没有了希望，而没有了希望，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生活。我们没有对未来的考虑，就没有对今天真正的考虑，因为对一个人来说，今天的行为只是未来的一则序言。战斗精神已在我们身上流产，我们生来就没有战斗热情。

>>Po.1313847

另一些人则在他们的灵魂之外忙碌，给自己增添混乱的迷信和喧嚣，他们以为自己还活着，因为他们能够被他人耳闻；他们以为自己还爱着什么——在他们仅仅只是在爱的外墙上大碰钉子的时候。生活伤害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还活着。死亡没给我们留下地盘，因为我们对死亡失去了所有正常的关注。

送行 ◎周漢輝

窗景佇立於眼前，土地在火車外
並沉往捷運穿越的地底，旁及浮雲
飛機遠行。從南方再南下敞開的窗口
細看著你的眼睛疲累，閉上，睜開
天空上，你代我看邊界的逾越，飛回
我們源自的城市；而我留下來走路
流汗比來時還要失控，代泄不少淚意
回去等你回來──從此迎接有時
又送行有時，像熟練祈禱更感乏力
虛畫十字聖號，恰在列車動線交錯的
車站下樓梯，我才像觀光客仰觀穹頂
彩繪的洪荒天象，對應著當代人間
也像在地人無暇再看，匆促走過大廳
再下樓梯，與月台上的人群等列車進站。
隧道黑到盡頭，但依稀傳來震動、呼叫
與光線──一九七九年不在過去，它在
車站下縱向行駛，運載積疊的傷痕
像一根樁柱穩住地基。人群擠進車廂
各種體味灌進氣道，我的體內也有隧道
二○一九年從不停站，它教我錯認身旁
一眾陌生的臉孔逐漸扭曲，變得熟悉
車廂中所有傷痕積疊，像生命的經線
交錯緯線，編進我的一首詩，放漂到
手機記憶體。滑屏，群組裡積疊著此地
房子買賣，駕訓課程，旅遊美食資訊
像大家本來源自同一個好談消費
難言公義與詩的城市。十字路口前
來不及收回一步，竟然擋下趕及煞住
機車的孕婦，其他機車繼續穿插在尋常
街角，後來我仍不比你走得更安心。
我們可以停步，背後尚幸有便利商店
閒著反而容易飢渴，我吃冰烤地瓜
你喝紅茶，鄰座的老夫給老妻餵豆花
白髮之下一方凝住河流似的長疤
另一方坐靠輪椅像磐石，從我們
不曾嘗遍的患難活下來。說著母語
一通鄉愁翻山越洋，那些詐騙號碼
大同小異，我未受騙卻要再為你送行
我們走進店外的夕景，慰勞別人的晚年。

《 假面世界 》佩索阿

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长长的误解，是不存在的伟大和不能够存在的快乐之间的一种中介。我们满足，是因为即便在思考或感觉的时候，我们有能耐不相信灵魂的存在。在作为我们生活的假面舞会上，我们满足于穿上可心的衣装，它们毕竟是事关跳舞的要物。我们是光线和色彩的奴隶，把自己投射到旋舞之中，如同假面的一切就真是那么一回事——除非我们独自待在一旁，并且不去跳舞——我们对室外浩大而高远的寒夜一无所知，对残破不堪褴褛衣衫之下的垂死之躯一无所知，对所有事物都一无所知——每逢独处之时，我们相信自己起码可以成为自己，但是到头来，这不过是一种对真实的个人戏仿，而这种真实不过是对自己的想象。

《更大的差别》佩索阿

我从椅子上起身，神思恍惚地倚靠桌子，对自己整理好这些粗糙和匆促的闪念，觉得有点意思。我站起来，使自己的身体站起来，走到窗前，在高高的屋顶之上，看见城市在缓缓开始的寂静之中渐渐入睡。硕大而明亮的银月，勾画出屋脊高低不齐的影线，如霜月色似乎吐露出世界的全部奥秘。它似乎揭示了一切，而一切只是月光中的迷乱影像，时真时幻，亦实亦虚，犹如隐形世界里凌乱无绪的窃窃私语。我已经病于自己的抽象思考。我不再写任何一页，来揭示自己或其他什么东西。极其明亮的云朵高悬于月光之上，像是月亮的藏身之处。我像这些屋顶，什么也不知道；我像自然的一切，已经物我两忘。

《共在》

寂寞之夜，窗外不知什么地方的一盏灯还高高地闪亮。城市里的一切都沉入黑暗，除了有路灯的地方余辉懒散，还有这里或那里的月色泻地，聚散不定。在夜的暗色里，房屋的不同色彩和声音殊为难辨，只有模糊的差异，在人们近乎抽象的说法里，组成了整个无序世界的纷繁杂乱。

一盏灯无名的所有者，通过一条看不见的连线，与我联结在一起。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我们在同一时刻醒来。这里也没有一种可能的相互关系，因为我正站在自己的窗前，远方的灯不可能关照我。事情只能另作一说，因为我的孤独，因为我需要对疏离的感受做点什么，因为我参与这样的夜和寂静，便选择了那盏灯，像别无选择的时候，只能紧紧抓住它。事情看来仅仅是这样，夜晚这样黑暗，而那盏灯亮着。事情看来仅仅是这样，我醒了，在夜色里梦想，而那盏灯在那里，闪耀光亮。

也许，一切事情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其他东西也存在。不仅如此，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共在。也许这才对了。我感觉到，如果没有一盏灯在那里闪亮，我在这一刻也不会存在（或者至少可以说，不会以这种确切的方式存在，因为自己临场的存在是一种意识，是一种对在场物的意识，在这一刻，便是观灯者的我）。而如果没有我的存在，那一所灯光闪烁的房子也不能呈现任何意义，徒有其高而已。

因为我一无所感，才会感觉到这一点。因为它什么也不是，我才会想到这一点。是的，什么也不是，它只是夜晚和寂静的一部分，是空虚的一部分，是我与它们分享的无谓和偶然，是我与我之间存在的空间，是上帝错置的一个玩意儿……

错误的父权起源说

“父权” 有时候也译为“男权”，英文是patriarchy，词根有两个，patri和archy，在古希腊语中，前者是父亲的意思，后者是统治、权威的意思。和在一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指一个男性家长对家庭的独裁治理。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期间，“父权”在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推动下发展成一个理解性别秩序的概念工具，指向我们所在社会中，男性占据支配地位和特权的社会制度。

那么父权的性别秩序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如果我们走上大街随机抽取路人问这个问题，很可能听到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

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吧，是食物采集方式决定的。男性更强壮，能够捕猎，而女性没那么强壮，而且还得照顾后代，只能在居住地附近做采集，那当然慢慢就建立起了男性主宰的社会秩序。

这种说法非常流行，但根据我们现今的科学发现，在多个层面上，事实都并非如此。

首先，并非只有男性捕猎，这些年很多考古研究显示，女人也是猎手。（网页链接 article/989275/ancient-men-were-hunters-and-women-were-gatherers-right-wrong）事实上，采集捕猎时期的人类社会，基本上不固定分工，更不要提性别分工。大家谁能干什么干什么。2023年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一篇论文发现，通过对全球63个觅食社会的考古分析，其中50（79%）个社会出现了女性狩猎的证据，其中 87% 的狩猎被记录为有计划、非偶然的。很多女性还会参与大型猎物的捕猎，甚至会带上幼儿一同打猎。

其次，捕猎者也并非是提供更多食物的一方。采集者提供的食物往往是更大量且更稳定的；而捕猎的收获相对更随机，除了植物难以生长的地方，比如南北极，很难作为稳定食物来源，往往是作为营养补充。早在 1975 年，人类学家莎莉·斯洛克姆（Sally Slocum）就在她的著名论文《作为采集者的女性》中指出，原始社会的女性并非是依赖男性获取食物，反而作为采集者和种植者，是自己和家庭食物的提供者，在现代还存在 的狩猎-采集社会中仍是如此。

最后，学术期刊《进化和人类行为》2016年有一个研究发现（网页链接
/abs/pii/S1090513816000118），坦桑尼亚的Hadza部落男性捕猎者，在外出捕猎的时候会消耗大量食物，先把自己喂饱，如果有剩下的才会带回部落和大家分享。Hadza民族是现今仅剩的几个传统狩猎采集社会之一，这样的发现告诉我们，在一万多年前，至少有的原始部落的男性狩猎者也是如此。
总之整体上说，男性因为力量和食物采集能力而成为主宰性别这一观点，显然是错的。

但为什么这个错误的观点却流行至今呢？

其实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历史的撰写和流传也是在父权这层大气里进行的，自然也可能带着父权结构的滤镜。

举个例子，近年有考古学家指出，现在考古学使用的时代分类，本身都不是中立客观的概念。现代考古学会将史前人类文明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红铜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也就是说，文明进步是以人类工具的进步为标准的。但是为何是使用工具，而不是用别的标准来命名时代？比如说社会组织方式、语言艺术等等。

新一代学者们指出，这种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有时代和视野局限性的知识生产物。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得到重视，正是在工业技术发展迅速的时期，当时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也带着时代的影响，便选择将人类工具作为了解历史的某种参考标准，然后以此开始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分类。

另外，当时的这些研究者，也就是奠定至今考古学的知识结构和基础概念的人，都是中高阶级的精英男性，他们难以避免地具有自己无法察觉的时代局限和性别盲点——我们在自己的价值观限制中，是很难想象另一种秩序的，所以当时这些学者对于原始人类性别分工的推断中，自然而然地会把他们当时（18世纪）的性别秩序当作基础。

比如，当人们在男性墓葬中发现石制射弹，通常会假设这是狩猎工具，但当发现同样的武器和女性埋葬在一起的时候，就不那么确信了。直到在DNA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之前，女性狩猎的证据一直在我们眼前，可我们的父权秩序滤镜让我们看不到。

这些带着性别局限的猜测，至今还在学科内通用。也正是这些猜测，给予了我们对于父权起源的想象，也就是男人打猎，女人采集，继而相信男人是工具制造者，而女性是孩子养育者，那么掌握工具，负责提供食物的男性，自然应该是更强大的一方。

有更多的例子，伯克利大学的教授Meg Conkey是一位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史前史的专家，她在分享中说，现在已经更新的考古知识告诉我们，女性作为食物提供者，是部落中主要负责宰杀的人，所以她们当然懂得制造和使用宰杀工具。在以捕猎采集为生的时代，制作工具属于原始社会所有人都需要知道的知识和能力，而并非男性独有。

我们现在还知道，女性发现了种植（农业），发明了动物养殖（畜牧业），是这些使男性和其他猎人得以从全职又低效的狩猎生活中解放出来。“狩猎旅行将男性长时间地从社区中心和更高层次的劳动的参与中剥离出来”，只有当“狩猎随后被降低为一项运动，男性才得以在社区的生产和文化生活中得到教育和锻炼。”（艾芙琳·瑞德，《女性劣等性的神话》）。

但是，即使考古学的知识已经更新了几轮，人们的观念却没有。因为这些错误的知识才更符合今天人们微妙的性别偏见，也更符合我们习惯的男性主宰的性别秩序和历史叙事，而它们反过来又在继续巩固着父权社会的性别偏见。

那么，说完了错误的理论以及错在哪，关于父权的起源正确的理论是什么呢？
目前流通最广，接受度最高的理论是这样的，是农业的发明开启了父权。公元前一万年左右，上一个冰河世纪的结束，我们现在所称的农业革命发生了，人类从渔猎采摘部落进入了农业社会，开始驯化动植物，培育农作物，居住方式也从随之从游居转变为定居。
大部分学者相信，这个时期极大地塑造了至今的人类社会的社会关系，包括性别关系。私有财产和土地的概念在这时候形成，封闭的家庭应运而生，而且，随夫居的传统同时建立。研究发现（网页链接）农业文化和随夫居传统有很强的相关性，而非农业社会则更可能保留随母居的习俗。

另一方面，人口快速增长，小部落扩大为村庄，村庄扩大为城邦，在争夺外在资源和保卫自己的领地的过程中，男性开始获得更多权力，而对于战败方，女性和孩子则可能作奴隶被交换、赔偿或掠夺。一个家族的男性开始通过比邻而居，内部传递和继承财产，控制女性生育等方式，巩固自己和家族联盟的力量。女性主权和地位就这样一点点被侵蚀，男性主宰地位就此建立。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之前所没有的关键要素在起作用，一是社会分工或者等级的形成，二是私有财产的累积。

人类学家指出，当农业社会人口密度骤增，男性开始积极推进更有区别化的性别角色分工，将女性推进家庭、孩子养育等等“私人”领域，而自己占据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及其中经济和政治权力较高的位置，比如战士、祭祀、商人、管理者，等等。

可是农业社会伊始的人类男性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这仿佛阴谋一样的男性集体性的对女性的压制行为，后面的动机是什么呢？人类学家Melvin Konner认为，人类上万年的历史中发生的很多事，其实都是基于男性对子宫的控制欲望。因为男性没有孕育后代的生理条件（没有子宫），而孕育生命后代对于人类社会的延续是根本性的强大能力。

所以，当男性在农业社会伊始，得到了通过重新组织社会结构来控制女性生殖力的机会，便这样做了。对于一种自身没有的，又至关重要的能力，人们通常只能通过控制和占有去得到。

于是男性开始更多地占据社会权力和地位，制造和女性之间的权力等级，以这种方式去掌控或“拥有”女性的生殖力，以平衡自己在“造人”这件重大活动上的缺位、失权和恐惧感，补偿自己的存在焦虑。这就是人类学家Margeret Meade所称的“子宫羡妒”（womb envy）。关于这个概念，我会在下一期内容会再提到。

带来男性主导地位的第二个元素，是这个时候私有财产的出现，让男性变得更有动力去控制女性的生殖行为。

要知道，人类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性爱和生育之间的关系，也不需要搞明白，反正孩子出生了大家一起养，而直到私有财产的出现，才有了继承问题，才要开始担心孩子是不是自己的。而男性只有通过对女性的性关系和生殖行为进行控制才能要确保孩子是自己的。于是女性也像土地一样，或者经由联姻，或者经由强行掠夺等方式被控制、管理、交易。

说到这里，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已经与我们现代社会的性别模式非常相似了？我们如今面对的诸多性别问题，根源都不外乎男性为了维护自己认为应得的权利和权力而对女性施加掌控。

不过父权制度从出现到建立到蔓延扩张其实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就如同所谓“农业革命”本身，也经历了几千年。

根据历史学家Gerda Lerner的研究，从农业开始产生剩余价值，到村庄群落的军事化让男性占据了权力位置，掌控农业剩余价值和人力劳动力，而男女的生理差异随之被固定成了等级，这个过程发生在公元前8000-3000年，历时5000年，而且在此期间，世界各地的文明从母系到父系的发展并不同步，也并不一定线性。

举一个例子，公元前4000的时候，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发展为父权社会，在此之前，苏美尔也是母系社会。这种转变的过程中，随着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城市的形成和军事化的兴起，男性对女性身体和后代血统的控制逐渐加强。

为了维护和固化新得到的性别地位，男性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发展出“成年礼”等一系列培育下一代男性共同体成员的仪式，而在男孩的社会规训中，女人和女孩是男性建立自我身份的劣等参考系，也是威胁其权力的假想敌，女性同时被厌弃和恐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