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痔疮贴》：贱体痔疮大发，欲得椿树子如此（画图）样者，望买少许，并好棕糊刷要一枚（亲签）

待补充蔡襄《脚气贴》、张旭《肚痛贴》、王羲之《夜来腹痛贴》

凯·尼尔森

当性别和国族身份以及民族主义发生交叉，女性的身体肯定会被符号化，至于是什么样的符号，则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宣传目标。我在刚才的例子中介绍到，女性身体通过妇女平等与解放的话语，作为种族延续的工具，帮助主权被威胁的治理者实现国家自决自强的目标。

而如果换做一个侵略者的角度，女性身体一样是符号，代表着被占领、控制、裁制的对象。所以女性在战争中往往面临强奸等性别化的暴力，对于占领者就像一个奖品被认领和瓜分。
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在《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这本书中记录到，仅在1945年，德国就有上万妇女在短时间内被苏联士兵强奸，斯大林为他们这样辩护：“一个人从斯大林格勒战斗到贝尔格莱德——……土地上越过1000千米，跨越他的战友和最爱的人的尸体……经历了那么恐怖的事情后，和一个女人开开玩笑又有什么可怕的？

其实无论是把女人作为母亲高尚化，还是作为侵犯对象低贱化，都是民族国家的话语对女性自主权益的架空，后者往往被前者吞噬——女性身体自主权总是要让步给更宏大的“家国大义”。

民族主义和父权制度同构。民族国家对女性身体的分解、占有和控制，和父权主义是同一套逻辑，即将自己作为主体，女性身体作为客体，对之施加权力。所以公权力对女性身体的侵略性干预⼀直存在，美国的堕胎权斗争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很多强调公共和私人领域分野的男性自由主义者这些时候却选择性失明，只有自己的私人权益受到公权力侵犯的时候才跳出来抗议。

这是因为男性在民族主义和父权的交叉作用下，同时被塑造为国家主体和性主体，而女性被塑造为这两个话语的共同客体。所以与国家话语下女性身体的符号化相对的，就是性别关系中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和掠夺。而相对于战争时期，在和平时期，女性身体的客体符号化同样普遍，她们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工具，又是性别暴力的承受者。

哲学家凯特·曼恩（Kate Manne）在《应得的权力》这本书中阐释了导致这一套性别化现象的一个基础概念：male entitlement（男性应得权利感）——男性期待女性为他们提供传统意义上的一系列女性商品（包括性、护理、养育、生育），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时认为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商品（例如权力、权威、对知识的掌控），也就是种种性别特权，也是男性应得的。

所以有的时候男性的厌女行为不是出于对女性的敌意，而只是出于没把女性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女性的定位不是一个作为人的个体，而是一个作为人的提供者——提供生育、情感劳动、家务劳动、照护劳动、物质支持、性满足，等等，而男性认为自己占有对方的身心和劳动是天然的权利。

这档播客节目，在看理想上的《性别不麻烦》做得很好吔！让人觉得这付费值了( ﾟ∀。)
这期和民族国家的交叉问题讲得很棒，推荐之

《死者的自由》佩索阿

死亡以罕有的华丽装束，包裹可怜而荒诞的尸体并且使之高尚。在这里，你才有了一个自由的人，即使我们得承认这不是他追求的自由。一个人在这里有了不再为奴的自由，虽然他为失去奴隶生涯而哭泣。作为一个人的国王，在这里也才变得十分可笑，他过去唯一辉煌的东西，居然只是他的王号，他凭借王号才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正像他眼下看上去无论怎样怪异，但凭借一死同样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死亡使他自由。

《梦想的本钱》佩索阿

读了这本书前面一部分的任何人，想必都会形成一个观念，以为我是一个梦想家。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他们就错了。我没有足够钱财来成为梦想家。

巨大的忧郁，还有愁肠百结，其实只有在一种舒适气氛和整洁的豪华中才能够存在。于是文豪Ｐ·埃加尔斯坐在他祖传的古老城堡里，长时间沉浸于他病患式的冥思，远远离开了人间烟火运行其中的大堂，不露声色和形迹的管家，在那里为他组织衣食及其他家务。

伟大的梦想也要求特定的社会环境。有一天，被一种笔下的哀婉情调紧紧抓住，我想象自己成了另一个夏多布里昂，但使我猛然惊醒的是，我意识到自己既不是一个子爵，也不是一个法国布列塔尼人（夏多布里昂出生于法国的布列塔尼——译者注）。在另一个场合，我似乎注意到自己的词句与卢梭稍有相似，但用不了多久，我就看出，我没有成为一个贵族或郡主的优越，而且既不是瑞士人，也不是一个浪子（卢梭出生于瑞士日内瓦富族，后经历过近二十年的流浪生活——译者注）。

当然，世界毕竟也存在于这里的道拉多雷斯大街，甚至上帝也在这里确保生活之谜持续呈现。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类似木轮车和包装箱的风景，虽然贫贱不堪，我设法从车轮和木板上抽取的梦境却让人敝帚自珍，它们是我拥有的，我能够拥有的。

毫无疑问，其他地方会有真正的日落。但即便在城市之上这间四楼的斗室里，一个人也可以遥想无限。一种建立在仓库顶上的无限，同样是真的，有点点繁星在头上闪耀……这就是出现在脑子里的思考。眼下我正站在自己高高的窗台前，看黄昏缓缓地终结，对自己身非富翁自觉不满，对自己未能成为一位诗人自觉悲哀。

Khadim Ali，1978年生，阿富汗哈扎拉族裔艺术家

《现代社会是牺牲品》佩索阿

我所属的这一代，生于一个任何人的知识和心性都缺乏确定性的世界。上一代人的消解性工作意味着，在我们出生的时候，世界已经不能使我们把宗教视为安全的提供，把道德视为支撑，把政治视为稳定。

我们诞生在一种极为痛苦的状态里，这种痛苦是形而上的和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动荡不宁。前辈们醉心于外部规则，仅仅掌握理性和科学，就毁灭了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因为他们从文本转向神秘学的《圣经》解释，削弱了真理，把犹太教徒们早期的神学，削弱成一本虚构的神话和传说的选本，使《圣经》变成了纯粹的文学。他们的科学批评，逐渐发现了福音书上原始“科学”的所有错误和广泛智慧，与此同时，辩论自由也取消了对一切形而上命题、包括对宗教问题给予追究的限制。在一种他们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含糊理论影响之下，几代人批评一切道德，详细查究生活的一切尺度。教条崩溃了，留下的只是不确定性，以及对不确定性的痛苦。很自然，一个文化基础如此混乱的社会，不可能不成为政治混乱的牺牲品。于是，我们梦醒的世界，渴求社会变化，快乐地前进以追求自由，然而自由的意义不可理解，一种进步的观念从未得到过清晰的界定。

当我们父辈以严厉批评，使我们不再可能成为基督徒，他们也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所有可能性的丧失。当他们给我们留下对一切现存道德规则的不满，却没给我们留下道德和生活尺度的替代物。当他们留下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的诸多政治问题，却没留给我们相应的精神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父辈好心地毁灭了这一切，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年代，这个年代仍能指望和借重一些完整性的过时碎片。他们毁灭的一切，还足以给社会注入力量，让他们去从事毁灭，无须注意墙垣的嘎嘎分裂。

但我们继承了破坏以及破坏的后果。

在现代生活中，世界属于愚蠢、麻木以及纷扰。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

《申命记》

13:13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事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13:14 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地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

13:15 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

13:16 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

13:18 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使你人书增多。

>>Po.1313197
原始宗教样的残酷( ﾟ∀。)

奥兰多·费吉斯：《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私人生活：家庭叙事、记忆和口述史》（2008）

封面图片来自俄罗斯当代摄影师叶夫根尼娅·阿尔布加耶娃（Evgenia Arbugaeva，1985-）拍摄的家乡季克西（Tiksi），这座城位于北极圈内，主要建设于斯大林时期，用作军事战略目的，其中的建筑大多已经荒废。

多年来，我们对斯大林统治时期普通苏联公民的私人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最近，苏联历史学家和西方历史学家撰写的苏联社会史都完全局限于公共领域，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关注“苏联群众”的集体经验。即使出现“个人”，那么他/她也是给苏联当局写信的人（也就是说，是公共参与者，而不是私人个体或家庭成员）。

资料来源显然是个问题。除了一些伟大作家的回忆录，几乎没有家庭生活私人领域的可靠证据。对于苏联的普通百姓来说，对于遭受压迫的数千万人来说，他们的家庭历史是记忆的禁区，他们永远不会谈论或书写。

在苏联时期，国家档案馆和党的档案馆收藏的个人文集（lichnye fondy）主要属于政治、科学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的文件由所有者精心挑选后捐赠给国家。苏联出版的回忆录一般也不披露撰写者的私人经历，但也有一些例外，尤其是1985年后“宽松”时期出版的回忆录。在西方出版的苏联知识分子移民回忆录和斯大林主义镇压下的苏联幸存者回忆录也存在不小的问题，尽管这些回忆录被普遍认为是“沉默者”的“真实声音”，告诉我们身为普通公民经历斯大林恐怖的“感受”。

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冷战”高峰期，西方对斯大林政权的印象被这些知识分子的生存叙事所主导，尤其是叶夫根尼娅·金兹堡（Evgeniia Ginzburg）和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htam）的叙事，它们为人类个体精神（作为内部力量）反抗苏联暴政的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证据。这种道德观（以1991年“民主的胜利”为象征）对苏维埃政权垮台后大量业余回忆录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但是，尽管这些著名的回忆录为许多在恐怖中幸存下来的人，尤其是那些坚定致力于个人自由理想的知识分子道出了真相，但它们并没有为数百万普通苏联公民（包括许多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道出真相，这些人并没有那些内心的自由或异议情绪。相反，他们默默地接受并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遵守公共规则，甚至可能参与了罪行的实施。

从档案中发现的日记似乎很有用。除了其他自传体文章，比如调查问卷（anhety）或简短传记——人们在职业生涯的几乎每个阶段（进入大学或学院、入党或申请工作）都必须撰写，日记为最近兴起的“苏联主体性”（Soviet subjectivity）研究提供了主要证据。

我很怀疑能否从苏联时期的日记中得出如此普遍的结论。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没有多少人冒着风险写私人日记。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捕。当一个人被捕时，首先被带走的就是他/她的日记。警方会在日记中仔细检查“反苏”思想的证据，更不用说可能因涉案而被捕的朋友和同事的名字了。

苏联时期出版的日记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写的，他们对自己的文字非常谨慎。作家米哈伊尔·普里什文（Mikhail Prishvin）在写日记时字迹潦草，用放大镜才能勉强看清。1991年后，前苏联档案中开始出现更多日记，有些通过莫斯科人民档案馆等组织的自愿行动而曝光，其中一些日记出自苏联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之手。但总体而言，斯大林时期的日记数量极少（哪怕前克格勃档案中会发现更多日记）。普通公民内心世界的普遍性很难进行概括，因为缺乏像“苏联主体性”这样的侵入性阐释框架。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日记使用的“苏联语”。 难道真如赫尔贝克（Hellbeck）所言，这种语言证明作者接受（“内化”）了政权的价值和思想——人们用日记来使自己苏维埃化？如果不直接研究人们以这种顺从方式写作的动机（恐惧、信仰或时髦），就很难解读这类日记。

近年来，研究斯大林政权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将口述史作为研究身份问题的窗口。西方第一部大型口述史来自哈佛大学的苏联社会制度研究项目（1950-1951年对欧洲和美国的苏联难民进行了329次访谈）。大多数受访者在1943年至1946年间离开苏联，他们的观点深受西方生活经验的影响。尽管如此，该项目还是出版了几本社会学书籍，影响了西方对“冷战”期间苏联日常生活的看法。此外，90年代初完成了采用社会学方法的小型口述史项目。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口述史的做法才开始在俄罗斯发展起来，而在早先的苏联时期，口述史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末成立的“纪念”（Memorial）等公共组织代表受压迫者记录他们的历史，率先收集了古拉格劳改营幸存者的证词。这在“公开化”（glasnost）时期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些幸存者正在迅速消失，而且他们的记忆几乎是有关劳改营生活的唯一可靠信息来源。

苏维埃政权垮台后，每天都有大量文件成捆、成袋、成箱地运抵，未经培训的志愿者以极快的速度采访幸存者并整理这些文件。这些早期的口述史项目主要关注斯大林恐怖的外部细节和古拉格劳改营的经历。他们的目标是发现书面文件中找不到的证据（因为镇压的历史在党、苏维埃和克格勃的档案中被抹掉、伪装、隐瞒或篡改）。

然而，在这些早期项目中，很少有旨在揭示苏联公民私人或内部生活的调查。部分原因在于，在纪念馆工作的志愿者没有经过培训，也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培养这种提问方式所需的微妙技巧（他们自己现在也很愿意承认这一点）。

但主要原因是，经历过斯大林恐怖的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揭示自己，以这种亲密和自我反思的方式向研究人员讲述自己的生活，哪怕只是在纪念馆里。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轮口述史热潮中，人们愿意记录他们遭受镇压的事实、被捕、入狱和改造的细节，而不是他们内心生活的伤害、个人背叛的痛苦回忆和塑造他们历史的关系。

过去五年来，我一直在参与一项大型的历史复原项目。我与来自俄罗斯不同城镇的三组研究人员一起，恢复了经历过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普通俄罗斯人的家庭档案。我们总共收集了大约250份家庭档案（成捆的信件、用潦草笔迹写成的日记、皱巴巴的老照片和珍贵的手工艺品），这些档案甚至在苏维埃政权解体十多年后仍被藏在俄罗斯各地私人住宅的秘密抽屉里和床垫底下。

我们对每个家庭中最年长的亲属进行了广泛的访谈，他们能够解释这些私人文件的来龙去脉，并将其归入家庭不为人知的历史中。该项目与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的纪念协会合作开展，成果出版为我的著作《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2007；译注：中译本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毛俊杰译）。家庭档案现已成为纪念协会收藏的一部分，但其中许多档案、访谈记录和录音摘录（其中一些已翻译成英文）都可在线查阅。

家庭的道德领域是这部口述史的主要舞台。访谈探讨了家庭如何应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压力。如果他们的传统和信仰与通过学校和共青团等机构向年轻一代灌输的苏维埃制度公共价值相冲突，那么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传统和信仰并将其传承给子女？生活在恐怖统治的制度下，会对亲密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斯大林政权的道德真空中，人类的情感和情绪如何保持力量？当丈夫或妻子、父亲或母亲突然成为“人民公敌”被捕时，人们会怎么想？身为忠诚的苏联公民，他们如何解决“信任所爱之人”与“相信所惧政府”之间的矛盾？

在苏联体制下成长，并需要继续在这里生活的孩子们，如何处理因亲属被捕而继承下来的污名？如果他们加入共青团或成为社会活动家，以克服自己的“受损经历”，这对他们的个人或政治身份意味着什么？有哪些生存策略、沉默、谎言、友谊与背叛、道德妥协与迁就塑造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为了探究个人领域，以反映苏联社会的本质。

为该项目选择的家庭代表了苏联社会的广泛阶层。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来自俄罗斯各地的城市、城镇和乡村（采访小组被派往诺里尔斯克、克拉诺雅尔斯克、萨拉托夫、斯塔夫罗波尔和几个较小的城镇）。他们之中既有被镇压的家庭，也有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特工或古拉格管理人员参与镇压的家庭。还有一些家庭没有受到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影响，但从统计数字来看，这样的家庭很少。

【注】据保守估计，1928年至1953年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这2500万人包括被行刑队枪决的人、古拉格劳改营的囚犯、被送往“特别定居点”的“富农”（kulaks）、各种奴隶劳工和被驱逐出境的各族成员，约占苏联人口（1941年约为2亿人）的八分之一。换言之，在苏联，平均每1.5个家庭中就有一个人受此影响。这些数字不包括饥荒受害者或战死者。（参见：Michael Ellman, “Soviet Repression Statistics: Some Comments”, Europe-Asia Studies 54: 57, November 2002, pp. 151-72.）

受访者中最年长者出生于1906年，但大多数人出生于1917年至1925年之间。他们的人生轨迹与苏维埃制度如出一辙。我们还对主要受访者的子女和孙辈进行了访谈。多代同堂的方法对于了解该政权的遗产非常重要。在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对家庭道德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没有任何其他极权体制对臣民的私人生活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纳粹统治经常被拿来与斯大林体制相提并论，但纳粹独裁统治只持续了十二年）。

关于项目的方法，我想说几句。我从研究小组通过对一千多人进行电话访谈而建立的数据库中挑选出参与该项目的家庭。我要确保最终样本来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基础（很容易向知识分子倾斜，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同时每个家庭都应有某种档案来补充或证实访谈中提供的证词，这一原则必须坚持。

在彼尔姆很难做到这一点。该地区居住着大量背井离乡的前“富农”、被驱逐出境的各族成员以及斯大林政权的其他受害者。在彼尔姆接受电话采访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个人证件（许多人甚至连父母的照片都没有）。

那些有家庭档案的人非常值得寻找。在第一次访谈中，尽管我为访谈者准备了一份调查问卷，并要求他们对数据库中已经出现的某些主题进行阐释，但还是允许他们在最少干预的情况下重述自己的生平故事（这是口述史的标准做法）。这些访谈时间很长，通常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往往要持续好几天。

在分析了经过编辑的访谈记录后，我将确定主要方向，并为深入探讨特定主题的二次访谈设置问题。每个家庭通常要接受三到五次访谈。大约每个月，我会与纪念馆的研究小组会面一次，讨论访谈内容，并从家庭档案中挑选资料进行转录和扫描。档案的选择相对简单——我们尽可能多地收集个人文件、日记、回忆录、笔记本、信件，只要是在大约1960年之前撰写的都行，或者能够揭示斯大林时期的情况。纪念协会的道德权威对档案收集工作至关重要，但即便如此，文件的移交仍有赖于逐步建立信任。往往要经过十几次的访问，珍贵的文件才会交给我们的团队进行拷贝。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挑战，其中大部分都是前苏联口述史从业人员所熟悉的挑战。我们必须掌握一些技巧，让受访者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更多的反思，将直接记忆与接收到的印象和观点区分开来，让他们看到过去，在没有“事后诸葛亮”的情况下回忆自己的想法，并克服他们一生中对与陌生人交谈的恐惧。受访者的焦虑程度很高，尤其是在外省，不过他们通常也愿意接受采访。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迫切希望向那些能够理解他们的人倾诉自己的私人想法和感受。我们非常清楚这些焦虑。

我们谈论的私人主题位于一个封闭的记忆区域，大多数斯大林恐怖事件的幸存者都不曾允许自己重温，更不用说谈论了。因为曾经生活在一个数百万人因无意中与告密者交谈而被捕的社会中，许多老年人对手持麦克风（一种与克格勃有关的设备）的研究人员非常警惕，尽管他们知道这些研究人员来自“纪念”组织，一个在镇压受害者中备受信任的组织。有些人害怕自己会“说错话”，或者说得太多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有几个人因此完全退出了项目）。还有一些人对有关他们在苏联时期政治态度的问题反应谨慎，甚至咄咄逼人（发起政治讨论是克格勃线人和挑衅者的惯用伎俩）。有一两个人在意识到他们所说的话被录音时变得歇斯底里，尽管他们在访谈开始时已被敬告过。

>>Po.1313436

诺娜·帕诺娃（来自圣彼得堡的78岁女性线人）：原来是这样……（注意到录音机，表现出惊慌失措）……你在录音吗？但我会被捕的！他们会把我关进监狱的！

采访者：谁会把你送进监狱？

帕诺娃：有人会……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说了这么多

采访者：（笑）是的，但告诉我，今天有谁会想把你送进监狱？

帕诺娃：但你真的录了音吗？

采访者：是的，你不记得了吗，我一开始就敬告过你，我们的谈话会被录音。

帕诺娃：那就这样吧。他们会逮捕我的。

采访者：他们会把你送到哪里去？

帕诺娃：我不知道，如果我没被杀的话，肯定会被送到科雷马（位于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古拉格劳改营）。

采访者：什么时候？

帕诺娃：很快。

采访者：你在说什么呀？

帕诺娃：我今晚睡不着，睡不着。

采访者：就因为你对我说了那么多话？

帕诺娃：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