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解释艺术形式、现有的视觉表现系统、当前的艺术理论、其他意识形态、社会阶层以及更普遍的历史结构和进程之间的联系。这些被抛弃的理论的共同点是，所有艺术家都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可以说是通过通常的渠道）体验、回答并赋予环境以形式。

这可能是一个容易的假设，但肯定是错误的。艺术社会史有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但正是这里，许多艺术史这个转换和关系的过程视而不见。我想要揭示在“反映”背后隐藏的具体转换，了解“背景”如何转变为“前景”，不是探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类比，而是发现二者之间真实而复杂的关系网络。这些中介本身就在历史上形成和改变。就每个艺术家、每件艺术作品而言，它们都具有历史性。

我批评的这些方法存在贫瘠之处，它们将历史描绘成艺术创作行为中的一种明确缺失：一种支撑、一种决定、一种背景，一种当画家站在画布前、雕塑家要求他的模特静止不动时从未真正存在过的东西。这里既有真理，也有谬论。

艺术家的社会经验与他的形式表现活动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既真实，也重要。相对于其他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艺术是自主的，尽管这种自主的基础会发生变化。诚然，任何形式的经验都通过结构被赋予形式并获得意义——在思想、语言、线条、色彩中，而这些结构并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加给我们的结果。

无论喜欢与否，对艺术家来说，这些结构都是特定的美学结构。库尔贝在1855年的《写实主义宣言》中说，艺术传统是个人表达的材料：“知道才能做到，这是我的想法。”然而，艺术家与美学传统的接触和与艺术世界及其美学意识形态的接触是不同的。没有第一种接触，就没有艺术。但当第二种接触被刻意削弱或绕过时，往往会出现最伟大的艺术。我们将在讨论前卫问题时再谈这个问题。

问题在于，与历史及其具体决定的相遇由艺术家自己决定。艺术社会史的目的是发现艺术家偶然遭遇的结构的一般性质，但它也希望找到这种遭遇的具体条件。在特定情况下，经验内容如何变成形式，事件如何变成图像，无聊如何变成表现，绝望如何变成脾气——这些都是问题所在。这些问题又让我们回到了艺术“有时具有历史效力”的观点上来。艺术作品的创作是其他行为、事件和结构中的一个历史过程，它是历史中的一系列行为，同时也是历史上的一系列行为。只有在既定的、强加的意义结构中，艺术作品才有可能被理解；但反过来，艺术作品也可以改变、有时甚至破坏这些结构。

一件艺术作品可能以意识形态（也是那些被普遍接受的、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形象和价值）为素材，但它又对这种素材进行加工。它赋予塑造新的形式，在某些时候，这种新的形式本身就是对意识形态的颠覆。

……

这又回到了艺术家与公众的问题上。我希望在这一关系中找回模糊性，不再将公众视为可识别的“事物”，由艺术家注意到、满足或拒绝他们的需求。公众是作品及其制作过程中的一种预感或幻觉。
公众它是艺术家自己在孤独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尽管往往是不顾自己的意愿，也从来没有完全如他所愿。

《活在死之中》

我们是死者。我们思之为生活的这种东西，只是真正生活的睡眠，实际上是我们的死亡。

死就是新生，死者并不死。这些词对我们来说含义统统颠倒。当我们以为自己活着的时候，我们已经死了；而我们死了的时候却活着。

存在于睡眠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同样是我们称之为生活和我们称之为死亡之间的关系。我们睡着了，生活便是一个梦，这不是在隐喻和诗歌意义下的说法，它确实是一个梦。

我们在自己碌碌生活中视为重要的一切，都参与死亡，都是死亡。理想不是生活远远不够的一份供认又是什么？艺术不是对生活的否定又是什么？一具雕塑是一具僵死的身体，雕刻家不过是一心在把死亡固化成不可腐烂的物体。甚至，愉快这种似乎使我们沉浸于生活中的东西，在事实上我们都沉浸其中的东西，也是对我们与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破坏，是死亡的阴森之影。

生活是生活的死，因为每一个我们享乐其中的新日子，都是我们生命失去的另一个日子。

我们是人的梦，是一些流浪的幻影穿越虚幻的树林，而这些树是我们的房子、居所、观念、理想以及哲学。

我从来没有找到过上帝，也从来不知上帝是否存在！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从这种化身到那种化身，我们总是被同样的幻象所护理，总是被同样的错误所宠幸。

从未找到过真实和平静！也从来不知如何与上帝相会！我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彻底的平静，与此相反，倒是一再受扰于有关什么是平静的解说，还有我们对平静的渴求。

深深的无力：看了但完全从光滑的大脑皮层上滑了过去，看没看，如看

《柳毅传书》

>>Po.1312431

赵孟頫《痔疮贴》：贱体痔疮大发，欲得椿树子如此（画图）样者，望买少许，并好棕糊刷要一枚（亲签）

待补充蔡襄《脚气贴》、张旭《肚痛贴》、王羲之《夜来腹痛贴》

凯·尼尔森

当性别和国族身份以及民族主义发生交叉，女性的身体肯定会被符号化，至于是什么样的符号，则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宣传目标。我在刚才的例子中介绍到，女性身体通过妇女平等与解放的话语，作为种族延续的工具，帮助主权被威胁的治理者实现国家自决自强的目标。

而如果换做一个侵略者的角度，女性身体一样是符号，代表着被占领、控制、裁制的对象。所以女性在战争中往往面临强奸等性别化的暴力，对于占领者就像一个奖品被认领和瓜分。
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在《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这本书中记录到，仅在1945年，德国就有上万妇女在短时间内被苏联士兵强奸，斯大林为他们这样辩护：“一个人从斯大林格勒战斗到贝尔格莱德——……土地上越过1000千米，跨越他的战友和最爱的人的尸体……经历了那么恐怖的事情后，和一个女人开开玩笑又有什么可怕的？

其实无论是把女人作为母亲高尚化，还是作为侵犯对象低贱化，都是民族国家的话语对女性自主权益的架空，后者往往被前者吞噬——女性身体自主权总是要让步给更宏大的“家国大义”。

民族主义和父权制度同构。民族国家对女性身体的分解、占有和控制，和父权主义是同一套逻辑，即将自己作为主体，女性身体作为客体，对之施加权力。所以公权力对女性身体的侵略性干预⼀直存在，美国的堕胎权斗争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很多强调公共和私人领域分野的男性自由主义者这些时候却选择性失明，只有自己的私人权益受到公权力侵犯的时候才跳出来抗议。

这是因为男性在民族主义和父权的交叉作用下，同时被塑造为国家主体和性主体，而女性被塑造为这两个话语的共同客体。所以与国家话语下女性身体的符号化相对的，就是性别关系中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和掠夺。而相对于战争时期，在和平时期，女性身体的客体符号化同样普遍，她们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工具，又是性别暴力的承受者。

哲学家凯特·曼恩（Kate Manne）在《应得的权力》这本书中阐释了导致这一套性别化现象的一个基础概念：male entitlement（男性应得权利感）——男性期待女性为他们提供传统意义上的一系列女性商品（包括性、护理、养育、生育），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时认为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商品（例如权力、权威、对知识的掌控），也就是种种性别特权，也是男性应得的。

所以有的时候男性的厌女行为不是出于对女性的敌意，而只是出于没把女性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女性的定位不是一个作为人的个体，而是一个作为人的提供者——提供生育、情感劳动、家务劳动、照护劳动、物质支持、性满足，等等，而男性认为自己占有对方的身心和劳动是天然的权利。

这档播客节目，在看理想上的《性别不麻烦》做得很好吔！让人觉得这付费值了( ﾟ∀。)
这期和民族国家的交叉问题讲得很棒，推荐之

《死者的自由》佩索阿

死亡以罕有的华丽装束，包裹可怜而荒诞的尸体并且使之高尚。在这里，你才有了一个自由的人，即使我们得承认这不是他追求的自由。一个人在这里有了不再为奴的自由，虽然他为失去奴隶生涯而哭泣。作为一个人的国王，在这里也才变得十分可笑，他过去唯一辉煌的东西，居然只是他的王号，他凭借王号才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正像他眼下看上去无论怎样怪异，但凭借一死同样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死亡使他自由。

《梦想的本钱》佩索阿

读了这本书前面一部分的任何人，想必都会形成一个观念，以为我是一个梦想家。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他们就错了。我没有足够钱财来成为梦想家。

巨大的忧郁，还有愁肠百结，其实只有在一种舒适气氛和整洁的豪华中才能够存在。于是文豪Ｐ·埃加尔斯坐在他祖传的古老城堡里，长时间沉浸于他病患式的冥思，远远离开了人间烟火运行其中的大堂，不露声色和形迹的管家，在那里为他组织衣食及其他家务。

伟大的梦想也要求特定的社会环境。有一天，被一种笔下的哀婉情调紧紧抓住，我想象自己成了另一个夏多布里昂，但使我猛然惊醒的是，我意识到自己既不是一个子爵，也不是一个法国布列塔尼人（夏多布里昂出生于法国的布列塔尼——译者注）。在另一个场合，我似乎注意到自己的词句与卢梭稍有相似，但用不了多久，我就看出，我没有成为一个贵族或郡主的优越，而且既不是瑞士人，也不是一个浪子（卢梭出生于瑞士日内瓦富族，后经历过近二十年的流浪生活——译者注）。

当然，世界毕竟也存在于这里的道拉多雷斯大街，甚至上帝也在这里确保生活之谜持续呈现。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类似木轮车和包装箱的风景，虽然贫贱不堪，我设法从车轮和木板上抽取的梦境却让人敝帚自珍，它们是我拥有的，我能够拥有的。

毫无疑问，其他地方会有真正的日落。但即便在城市之上这间四楼的斗室里，一个人也可以遥想无限。一种建立在仓库顶上的无限，同样是真的，有点点繁星在头上闪耀……这就是出现在脑子里的思考。眼下我正站在自己高高的窗台前，看黄昏缓缓地终结，对自己身非富翁自觉不满，对自己未能成为一位诗人自觉悲哀。

Khadim Ali，1978年生，阿富汗哈扎拉族裔艺术家

《现代社会是牺牲品》佩索阿

我所属的这一代，生于一个任何人的知识和心性都缺乏确定性的世界。上一代人的消解性工作意味着，在我们出生的时候，世界已经不能使我们把宗教视为安全的提供，把道德视为支撑，把政治视为稳定。

我们诞生在一种极为痛苦的状态里，这种痛苦是形而上的和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动荡不宁。前辈们醉心于外部规则，仅仅掌握理性和科学，就毁灭了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因为他们从文本转向神秘学的《圣经》解释，削弱了真理，把犹太教徒们早期的神学，削弱成一本虚构的神话和传说的选本，使《圣经》变成了纯粹的文学。他们的科学批评，逐渐发现了福音书上原始“科学”的所有错误和广泛智慧，与此同时，辩论自由也取消了对一切形而上命题、包括对宗教问题给予追究的限制。在一种他们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含糊理论影响之下，几代人批评一切道德，详细查究生活的一切尺度。教条崩溃了，留下的只是不确定性，以及对不确定性的痛苦。很自然，一个文化基础如此混乱的社会，不可能不成为政治混乱的牺牲品。于是，我们梦醒的世界，渴求社会变化，快乐地前进以追求自由，然而自由的意义不可理解，一种进步的观念从未得到过清晰的界定。

当我们父辈以严厉批评，使我们不再可能成为基督徒，他们也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所有可能性的丧失。当他们给我们留下对一切现存道德规则的不满，却没给我们留下道德和生活尺度的替代物。当他们留下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的诸多政治问题，却没留给我们相应的精神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父辈好心地毁灭了这一切，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年代，这个年代仍能指望和借重一些完整性的过时碎片。他们毁灭的一切，还足以给社会注入力量，让他们去从事毁灭，无须注意墙垣的嘎嘎分裂。

但我们继承了破坏以及破坏的后果。

在现代生活中，世界属于愚蠢、麻木以及纷扰。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

《申命记》

13:13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事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13:14 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地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

13:15 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

13:16 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

13:18 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使你人书增多。

>>Po.1313197
原始宗教样的残酷( ﾟ∀。)

奥兰多·费吉斯：《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私人生活：家庭叙事、记忆和口述史》（2008）

封面图片来自俄罗斯当代摄影师叶夫根尼娅·阿尔布加耶娃（Evgenia Arbugaeva，1985-）拍摄的家乡季克西（Tiksi），这座城位于北极圈内，主要建设于斯大林时期，用作军事战略目的，其中的建筑大多已经荒废。

多年来，我们对斯大林统治时期普通苏联公民的私人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最近，苏联历史学家和西方历史学家撰写的苏联社会史都完全局限于公共领域，关注政治和意识形态，关注“苏联群众”的集体经验。即使出现“个人”，那么他/她也是给苏联当局写信的人（也就是说，是公共参与者，而不是私人个体或家庭成员）。

资料来源显然是个问题。除了一些伟大作家的回忆录，几乎没有家庭生活私人领域的可靠证据。对于苏联的普通百姓来说，对于遭受压迫的数千万人来说，他们的家庭历史是记忆的禁区，他们永远不会谈论或书写。

在苏联时期，国家档案馆和党的档案馆收藏的个人文集（lichnye fondy）主要属于政治、科学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的文件由所有者精心挑选后捐赠给国家。苏联出版的回忆录一般也不披露撰写者的私人经历，但也有一些例外，尤其是1985年后“宽松”时期出版的回忆录。在西方出版的苏联知识分子移民回忆录和斯大林主义镇压下的苏联幸存者回忆录也存在不小的问题，尽管这些回忆录被普遍认为是“沉默者”的“真实声音”，告诉我们身为普通公民经历斯大林恐怖的“感受”。

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冷战”高峰期，西方对斯大林政权的印象被这些知识分子的生存叙事所主导，尤其是叶夫根尼娅·金兹堡（Evgeniia Ginzburg）和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htam）的叙事，它们为人类个体精神（作为内部力量）反抗苏联暴政的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证据。这种道德观（以1991年“民主的胜利”为象征）对苏维埃政权垮台后大量业余回忆录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但是，尽管这些著名的回忆录为许多在恐怖中幸存下来的人，尤其是那些坚定致力于个人自由理想的知识分子道出了真相，但它们并没有为数百万普通苏联公民（包括许多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道出真相，这些人并没有那些内心的自由或异议情绪。相反，他们默默地接受并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遵守公共规则，甚至可能参与了罪行的实施。

从档案中发现的日记似乎很有用。除了其他自传体文章，比如调查问卷（anhety）或简短传记——人们在职业生涯的几乎每个阶段（进入大学或学院、入党或申请工作）都必须撰写，日记为最近兴起的“苏联主体性”（Soviet subjectivity）研究提供了主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