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使在公元前3500-3000年之后，美索不达米亚仍有很多母系残留（比如随母居的婚姻传统），父权的覆盖尚不完全。还有其他学者指出，即使在苏美尔时期，女性也占据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专业、商贸、政治、行政地位，可以拥有财产和奴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用嫁妆投资，可以进行商业和法律行为，直到被阿卡德帝国征服。

但是，下一个关键节点发生了：人们开始书写法律，而包括父权在内的阶级等级也因此成为了法律。
公元前1750年左右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里面已经明确划分了基于社会阶级、年龄和性别的种种等级，简而言之，在家庭单位和国家单位都由男性头领统治的秩序已经难以撼动，甚至这个头领还可以让自己的家人、仆人或者奴隶去为他的罪恶而受罚。

女人仍从法律意义上拥有财产，但一个男人从经济上可以对她的财产做处置。在性关系上、身体自由等方方面面，丈夫对妻子有绝对权威和控制，妻子必须是处女，通奸者会被淹死，而且丈夫一不高兴也可以把妻子贬为奴隶再娶一个。

到了公元前16世纪，新亚述帝国替代了巴比伦，新亚述法典对于女性身体的管控更加残暴，一个女性如果给自己或帮她人做人流，她会被刺穿身体，并暴尸荒野，不许下葬。一个男人如果打了另一个男人的怀孕老婆导致对方流产，他得到的惩罚就是，等他老婆怀孕，也要送去让对方的男人打到流产。另外，只有女人才会犯通奸罪并被处死，男人如果强奸女人等于犯了盗窃，相当偷了属于另一个男人的财产。

这些看似原始又严苛无比的法条，其实在我们现代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是回响。这些法条的底层逻辑就是，女人属于男人，且这个从属关系经由婚姻神圣化不可侵犯。这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我们现今的社会秩序。

大家可以回想我在第一章节第八讲和第九讲说到的那些例子，女人因为拒绝男性求欢被殴打，妻子因为想离婚被丈夫杀害，家暴、性骚扰、性侵犯，核心都是男性认为自己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和控制是自己应得的权利。

到这里，我们已经清晰地呈现了父权出现到发展的过程，说到底，这是一场人类男性权力上位的过程。但这里仍旧有一个遗留的问题：为何父权的出现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不约而同存在的现象？

答案是，男性对于权力的争取、维护和占领并不会止步于自己的家庭、部落、城邦，在获得一定权力后，它就会继续往更大的范围内侵蚀。那些最早形成父权社会的文化，后来又会成为最早的殖民者和掠夺者。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现在存留的原住民文化往往是性别关系更加平等的或者母系的。这样的母系社会曾经更广泛地存在着，但是随着殖民的扩张，父权文化体系也渐渐吞没了其他样态的性别秩序。曾经的母系社会中伙伴关系式的组织形式，也随之被基于等级和暴力的统治关系替代。

我们已知的一些例子就包括，被称为欧洲最早文明的米洛斯文明，位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在公元前 35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多年左右，克里特岛是一个非常繁荣和平的社会，同时，这个社会有非常强的母系社会特征。但是经过三次来自边陲游牧民族的攻击和入侵后，强武好战的外来文化先是融合、削弱，最终吞食了克里特的母系文化文明，社会的组织模式也从合作伙伴模式最终变化为等级性的统治者模式，直到克里特文明最后衰落。

至今，人类社会仍然在继续着扩张、占领、掠夺、征服、衰败这样一个暴力循环。

还有一个母系文明，它的终结就发生在两个世纪以前，就是生活在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易洛魁联盟（Iroquois），又名霍迪诺肖尼（Haudenosaunee）。

人类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艾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发现，很多原住民文化中女性地位的变化和欧洲人的殖民直接相关。以易洛魁联盟为例，它直到 18 世纪还是性别平等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女性主导的。Ta们维持着母系继承和随母居的传统。部落首领必须由女性推举，也可以由女性弹劾为战士身份。如果部落要开战，首领也需要得到女性的同意。

然而 19 世纪在欧洲皮毛贸易和基督教相关的教育影响下，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出现了。在欧洲人的干预下，婚内强奸和妻子虐待被合法化，女性的财产权被剥夺，离婚对女性来说也变得不可能。原住民文化被殖民的过程，也就是父权文化扩张的过程。

最后，我还想再补充一点，虽然父权秩序听起来占据了我们所知的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以人类整个历史长度来看，人类的技术和社会从 9 万年前就开始发展了，很多母系社会都是以千年纪元，而父权成为主流秩序的存在时间其实相对很短，不过是整个历史的 5% 左右。也就是说，剩下的 95% 的时间里，人类的性别关系是有别的样态的，这意味着，我们仍有别的样态可能性。

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过世前最后的一本书《一切的黎明：人类新史》对这些别样可能性有过详细的论述，这本书是他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 合作的。

刚才我已经提到一些“修正主义”考古发现：我们所知的历史撰写并非是中立客观的，而是受历史书写者（在时代语境下往往是精英白人男性）的视野所限，而曾经被他们隐去的真实历史正在被重新挖掘。格雷伯和温格罗也是带着这种视角的学者。

在这本耗时几乎10年的书中，格雷伯和温格罗展示了很多颠覆我们主流历史观的考据和分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质疑，那就是我前文所说的“农业开启了父权”这种观点，其实并非那么稳固。主流观点认为，农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在此之前的平等关系结构，是我们至今沿袭的种种不平等，包括性别不平等的开端。

而格雷伯和温格罗发现，“农业革命”这个概念本身都值得重新审视。要知道，人们驯化或者说人工培植动植物，也就是农业，在公元前一万年前并不是在两个地方发生，而是至少全球十个以上彼此独立的人类据点发生的。而且这个所谓的农业革命时间有 3000 年之长，可这样的人工培植的尝试以不同规模，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发生，社会后果却是一样的吗？他们认为这没有道理。

事实上，不同地点的考古证据显示，各地的农业实践是非常不同的（顺便提一句，他们也认为女性是当时社群里面发现和尝试农作物种植的科学家，也就是说女性发明了农业）。在一开始，这种发现可能是在随机性中产生的，就培植小麦来说，大家随意地撒下种子，玩着种一种。

如果是这种比较天然的种植方法，两三代人就足够掌握这种技术了，不可能需要3000年那么久。而且当时很多人在很长时间内根本不需要把这种种植固定在一个居住地，而是随季节而居，在不同季节，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方式为生，可能是捕鱼，可能是狩猎，也可能是采集。如果当地的土壤肥沃，那就撒点种子随地种。

所以社会的发展或成型，并非像主流观点认为的那样是单方向的，一定是从采集、捕猎社会，单方向进入农耕社会，而是在很长时间内进进出出。也就是说，主流观点中“农业出现——私有财产出现——居住地的栅栏出现——然后领地和战争出现”这样的线性关系并不存在，这个发展也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而且，即使在所谓的农业革命发生之后，人类社会仍然在很长时间里有很多样的社会形态，包括相对平等的，也包括相对分层式的社会关系。甚至是在大规模的城镇定居形成之后，一个社会仍然不一定会走向压制性的中央政府和国家，就比如 11- 14 世纪的美洲土著古城卡霍基亚遗址，Cahokia。在书中他们还给到了很多例子，我就不赘述了。

总之，他们的结论是，所谓的史前文明时期的人类，其实非常有意识地进行了很多不同社会可能性的实验，只是不小心卡在了目前这种高度等级化、中心化的结构里，这种等级就包括性别等级，也包括其他各种政治等级。

所以格雷伯和温格罗的观点，也支持了父权的偶然性。他们的发现意味着，我们有过很多机会，而且也在不同规模和程度上实现过对国家和家庭单位内父权的扭转。因此，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共和以及更加女性主导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历史而消亡，而是永远是有可能的。就如同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在《父权的创造》（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这本书中所说：

“我带着这样的信念，作为一个体系的父权制是历史性的：它在历史上有一个开端。如果是这样，那么它也可以在历史进程中被 终结。“

《惶然录》佩索阿 ⭐⭐⭐⭐

终于看完～(　ﾟ 3ﾟ) 看完的时候反而没什么好说的了
比《我将宇宙随身携带》更有好感，但也没像《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那么喜欢。文字像漂亮易碎的轻飘飘工艺品，大同小异地摆在同一个展柜里，忍不住就收藏……单纯因为漂亮。很擅长表达微妙的心境感受，还称不上情感的甚至是抬头看看天的出神感。

历史学家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在著作《父权的起源》一书中说，当男性主导的秩序建立起来，所有女性必须接受，男人或男性主导的机构掌控着女性的性权利和生育过程。

所以对于女性的生育能力，男性一方面“嫉羡”，另一方面想据为己有，就产生了控制和占有。如今不再有“产翁”，男性不需要再假装分娩或坐月子来彰显孩子是自己所生，因为父权已经稳固建立，在父权体制下，男性得以通过干涉和控制女性的性行为、性关系、受孕/避孕行为、生殖自主权（生或不生的决定），以及孩子的继嗣权/继承制（冠姓、名分、家族谱系）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手段，来掌握生育这种强大的能力。
一个社会中男性掌握的权力越绝对，对女性生殖力的控制就越严苛，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侵犯就越严重。

我在上期讲到的汉莫拉比法典和新亚述法典，其中种种对女性身体的非人性处置，其实至今还在延续，只是现在这些控制更好地隐藏在“法律”和“民意”之后，比如拒绝为非婚女性提供避孕药，或者将女性堕胎非法化，这在某些地方是近代史，在某些地方就是此刻现实。

考古学家玛利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以研究古欧洲石器时代文化的学术成就闻名于世。她在1991年代初发表了著作《女神文明》，通过大量考证提出，在公元前7000-3500年，古欧洲主要是母系和母权文明，人们崇拜女神，社会由女性领导，男性作为猎人和建筑者劳作，而男性和女性，人类与自然皆能和谐相处，并无等级和支配关系，过着田园生活。人们制造瓷器而不是武器，建造聚居地而不是战争堡垒。

然后这一切被北方来的入侵者打破，负责创生和丰收的女神们被男武神们取代。女神们要不被配偶化，成了万神殿中的某个男神的妻子、情人、女儿，或是被带上了面具，化身为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那些顺从但依然强大的女神，比如成为性感符号的美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被武装化成为战争女神的雅典娜（Athena）

——这两个女神其实相当于一个是父权体系中的理想情人，一个是父权体系中的理想女儿，雅典娜甚至没有母亲，而是父亲宙斯头顶生出来的，从中我们再次看到对女性生殖力的“窃取”。也有一些古欧洲的女神转为地下化，以各种形态存在于丰收庆典、农民的泛灵信仰体系中、中世纪的魔法中，以及之后基督教对巫术的迫害中。

金布塔斯的观点基于实证考古，比如那段时间挖掘出的陶像和石像，其性别特征有70%以上是明显的女性，有乳房和怀孕一样的腹部，以及生殖器。但是如我在上期节目所说，当考古学家缺乏性别视角，或者满含现代人的性别偏见，这些发现很长时间里没有被当作女神崇拜的证据，而是被色情化，被理解为当时人类的性玩具，抑或是被简化归类为某种“生殖力邪教”的崇拜（Merlin Stone，《When God was a Woman》）——

这个知识生产史本身就是人类女性在父权历史中被降格的一个体现，女性曾经被视为神圣的创生力和生殖身体，在父权意识深深渗透的近现代，却只会被看做一个为男性社会服务的工具。而因为这样的父权思维，我们又不断与可能更接近真相的性别历史失之交臂。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在《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这本书中阐述了与金布塔斯相似的历史观点。当男神代替了女神，剑代替了圣杯，男性基于等级的统治关系，代替了女性和男性的伙伴合作关系，社会完成了一次父系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转型。虽然父权社会的奠定并非一日之寒，历史的发展也并不是“母系社会——父权社会”线性进程，但女性一旦成为下位者，权力关系就很难再彻底的扭转，权利的流失变得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

中国的女神史呈现同样的模式。西王母、嫦娥和女娲，是三位有完整叙述故事的中国古代女神，她们最初在文献中的事迹都是独立的，后来都被配偶化。西王母是住在昆仑山的神仙，可以支配宇宙力量，她的蟠桃树是天地间的枢纽，果实让凡人永生，她保护众生，掌管人间生死的灵丹妙药，所以备受人类崇敬。后来西王母被配了一位丈夫东王公，她也降为了女仙之首，主宰范围成了人间婚姻和生儿育女。

女娲在《山海经》记载中“一日七十化”——“化”即化生。不同于我们现在熟悉的创世神话中总是一个男性神灵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完全是自己独立完成，没有任何男性介入。可她之后被配了一个老公伏羲，而且总是出现在伏羲之后，比如“伏羲女娲造人烟”。

嫦娥，据说本名是“恒我”——“使我永恒”，表达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景。后因汉文帝刘恒之的忌讳，“恒”渐渐变形为”娥“。最早关于嫦娥的神话文本并没有出现后羿，到了汉代人们将阴阳观念和日月的神话进行了整合，把嫦娥与后羿组团。嫦娥从一个不死永生的图腾，演变成家庭伦常中背弃丈夫、破坏团圆的人物。
用比较文学学者叶舒宪的话说，“在父权制的社会，如果想要将一个单独的女性神灵留存下来非常困难，最好的办法是拉郎配的办法，把她配给男性大神作为夫妻。这样名正言顺，既符合男性社会的伦理道德，又便于在美术上加以表现……一般来说，没有配偶化，就被妖魔化。要想存在，就要变成男性神灵的对立面。”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女神伊南娜（Inanna）经历的父权改造，基本对应着现实社会中女性逐渐失权的过程。伊南娜曾是苏美尔文化中最重要的主神，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随着男性为了保证孩子是自己所有，对孩子主张所有权和冠名权，苏美尔的村庄开始转为父系。但此时女性仍然掌握食物，苏美尔的男性和女性也依然一起劳动和建造伊南娜的神庙。随父系传承而来的，是随夫居的习俗转变，女性开始嫁入男方的部落，也因此活动和移动变得更受限制。

父系部落单位的建立，催生了农业发展、人口增加，以及地域扩张和军事化，女性此时失去了食物分配的权力。与此同时，伊南娜在苏美尔的神庙中降格，屈尊于其他男性神灵。到了公元前3500-2800年，苏美尔经历了持续的部落战争，战败部落的女性被掠夺成为性奴或生育机器，强武的军事精英占据了部落和村庄的领导地位，并继续兼并扩张，神庙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的女儿被任命为女祭司，并以伊南娜之名，代表土地被嫁给男祭司——显然，此时伊南娜的生殖力已经被分割出来并工具化。

根据美国作家Marilyn French的梳理，从最早掌握生死、植物、天气和星辰的“万物之神”，到后来的的“爱与战争女神”，后来又成了一名“疗愈者”，一名男性主神之间的“说情人”，伊南娜的地位节节下滑，直到美索不达米亚被亚摩利人征服，伊南娜成了“妓女之神”，而当时的妓女即被掠夺来的女性奴隶，身体成为统治者私有财产。

《父权的起源》一书中总结了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内的古老文明，在父权制度发展下的女神演化模式：首先，这个文明的大母神被降级，她的男性伴侣或者儿子的上位直至主导地位，然后这个男神和一个风暴之神被融合成一个男性的创世神，位于万神殿之首，统领所有男神和女神（“宙斯”不仅是一个神，更是一个套路）。这时候，创世和创生之力也从女神转移了到男神身上。

在《父权的起源》发表30余年之后，荷兰学者米尼克·希珀（Mineke Schipper）在著作《乐园之丘》中，再度通过详尽的跨文化研究，确认并补充了前辈勒纳的结论。她发现，很多文化中最早的母神都是自主诞育生命，无须男性介入，随着时间流逝，创生发展成一种男神和女神性合作的形式，比如女娲和伏羲，比如印度赫鲁索人（Hrusso）神话中的天空和大地——
在这个故事中，男神天空因为无法把大地母神纳入双臂，还要求她把自己缩小，才能“带着爱靠近她”。最后，能够独立孕育的大地母亲从画面中逐渐消失，她的男性配偶神逐渐发展成无需女性也可以独立创造生命的天神。

因为没有女性生殖器官，男神们在神话中展现了各种生育方法：埃及的远古力量努恩（Nun）是一个男性造物者，他与自己的手交媾创造了万物，一切都是出自他自己，包括他自己。刚果库巴人的神，班巴，从嘴巴里吐出了完整的宇宙。台湾的雅美人的传说中，孩子从竹之子的膝盖生了出来。（还有我们前文中说到的）万物之父宙斯，担心第一个妻子墨提斯生出的孩子雅典娜会超越自己，于是将怀孕的墨提斯吞了下去，然后从自己的头顶生出雅典娜。

在一个楚科奇神话中，男性造物者雷文（Raven）看到妻子先是腹部鼓胀起来，然后生了两个她称为人类的孩子，他对此感到十分不快，以至于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自己也想要创造些什么，最终他通过大小便创造了一个世界，包括上面的山谷和海洋，骄傲地把他的妻子诞育的人类放到这个世界上。另外，还有很多男神拥有乳房（比如对耶稣的绘画中也有类似形象），好滋养他诞出的生命。

希珀还总结了一个神话演变模式：女性造物神作为生命之源，有着绝对的力量，但往往会变得苛求无度，睚眦必报，最终导致一个男性神灵（很多时候是她的儿子）代表正义与之抗衡，并最终将之制服或者除掉。

神话故事是人类最早的共同信仰，其中传达的观念和信念是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石。创世神话中女神的演变历史，也正折射着人类社会中女性权力被逐步剥夺的历史。神话中，女神的创生能力往往被一个男神接管，女神退位，而这种权力转移会因为她作为女神的任性、贪婪、不公正而被正当化。

女性的生殖能力和身体，在这些叙事变化中，常被指认为一切邪恶和混乱的源头，因为在现实中，男性强烈地需要这些自己缺失的身体部位，对之有着极为复杂的情感。如希珀所写：“女性创造生命的能力被与一种必须被驯服的、无法控制的天性联系在一起。很多神话引入一个令人安心的、至高无上的男神或男性祖先作为一切生命的创造者，以此尝试给女性这种令人恐惧的生命力套上笼头。”

于是，“男性生育能力的缺失总会转化成一些成功的故事，故事中，神性的或男性的秩序总是能战胜和管控女性造成的混乱。”这对应着现实中，女性的生殖身体，包括乳房、阴道、经血，以及和生殖相关的身体活动，都被视为具有危险的力量从而成为禁忌，被加以限制。月经至今是用来贬低女人，将之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女性的生殖能力在现实中被贬低。古代埃及人认为，只有父亲才是后代的创造者，母亲只是为胚胎提供巢和营养。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生命的精华，也就是后代的“形式”来自父亲的精子，母亲的身体只是提供材料，被男人的生命气息嵌入子宫。受此影响的犹太人故事中，上帝命令灵魂在受孕发生前进入镜精子，所以精子才是携带人类灵魂的元素。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os）称，如果没有女人介入，男人就不能再造自己的同类，这是多么令人遗憾。

希珀论述道，想令生育的特权受到控制的人通常会采用两种措施：一方面警告人们注意女人所拥有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贬低女人。从而，男性在他们管理的社会中垄断了繁殖，以及关于繁殖的叙事。

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到这种垄断对于男女地位的塑造——很多创世男神往往选择先创造男人，然后再用更劣等的材料，或者是男人的一个身体部位，比如一个脚趾或一根肋骨，创造出女人。这成为了女人应该服侍丈夫，男人必须主导妻子的性别秩序的基础。希珀指出，通过创世神话，男人们和女人们的大量相似之处被忽视，而对两性差别的强调可以使等级制度保持完好，因为这些差别成了女性“劣等性”的证明。

总结一下，父权建立过程中，女性的生殖力从“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绝对的无权”（米尼克·希珀，《乐园之丘》）。那些曾经或至今被恐惧或者贬斥的女性身体部分，恰恰是与男性身体差异最显著的部分，那些曾经或至今被视为禁忌和“见不得人”的女性身体活动，比如哺乳、月经、绝经，恰恰是和女性生育力密切相关的身体活动。

女性的生育身体令人渴望又嫉妒，不可或缺又难以控制，于是女人的生育能力，对于原始人类男性，就是她们需要被扼制和控制的原因，或许如今对于一些男人仍然如此。随着父权社会一步步加强对女性身体和生殖力的控制，女性一步步失权，被迫屈服，而这个失权的过程也被捕捉到神话的性别关系演变中。

至此我希望已经充分说明了，男性对于控制生殖力的需要是父权社会建立和发展的一项根本动力和目标。大家可以将这期内容作为上期关于“父权起源”的另一个角度补充，也可以独立看作一个关于女性生殖力与社会地位的关系的历史溯源。

男性集体在历史中的上位过程，和女性失去地位的过程，是同步的因果关系。制造等级，并以压制维持等级，是父权社会的基本形态。我们至今没有明确证据显示，在父权社会之前曾有过母权社会，但我们已经很清楚，母系社会存在过，且依然存在，而且相对父权社会更加和平和平等。

我个人甚至有一个不负责的猜测，那就是母权社会不一定存在过，正是因为母系社会的运作不基于等级权力支配，而是像《圣杯与剑》所说的“合作型”。终结父权社会的答案，必须不能是一个父权性别关系的简单倒转，谁上谁下，都不是平等。

另一方面，我们近年也看到一个可以称为“女神复兴运动“的迹象，对于女神的学术研究和流行文化兴趣都更可见。复原女神的生平和事迹，重新主张女神的力量，这与我刚刚讲到的女神在早期父权传统下的降格和消失，形成鲜明的对比，透露出女性力量的复苏，以及现有性别秩序的颓势。

米尼克·希珀指出，“神话涉及影响整个社会的诸多关键问题。它们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世代相传。只要人们相信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故事所描述的秩序就会延续下去。如果一个社会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或者要向新的方向发展，那装故事的屋子就要重建。”

很多学者认为，男性对女性生殖力的上述复杂情感，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男性自身，和男性主导的社会。如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被遗忘的语言》中所说，“为了打败母亲，男性必须证明他并不低下无能，他也有生产的天赋。由于他无法凭借子宫生产，他就必须以另一方法生产；他以嘴巴、语言、思想来生产、创造。”

为了平衡在生殖力上的失权和恐惧，补偿自己无法延续自己的存在焦虑，男性在控制女性生殖活动之余，也加强对文化塑造的尝试，因此建立了男性主导的制度性安排和文化。这种“创造”本可以有积极意义，但如果它出自恐惧，那么创造出的文化就难以免除支配性和排除性。

为什么将女人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的趋势长期存在？希珀在书中回答，
“乌兰巴人神话中的论证是女人拥有“一切”。因为她们有子宫，可以制造人类一切男性和女性后代。这一令人感到极不公平的不平衡必须得到纠正，其方式是将女性从任何其他领域排除出去。男人们自己的“缺乏”促使他们通过权威的神话和故事、学术理论、评论、宗教戒律、笑话和社会禁忌来去除不受欢迎的女性特质，以一切方式令男性的表现理所当然显得优越，以此扼制女性的力量。”

再

工

一

下

看完《惶然录》接着看《加缪手记》（第一卷），黄馨慧译。

……他们都喝多了，想吃点东西。但那天晚上是除夕。客满了。人家不接待，他们硬要进去。最后店家只好赶人，身怀六甲的老板娘还被他们踢了好几脚。于是老板——一个瘦削的金发青年——便取出他的枪，开了火。子弹射进了那男人右边的太阳穴。他头朝着受伤的那边一歪，倒地不起。一旁的朋友由于酒精作用，加上惊吓过度，竟绕着他的尸体跳起舞来。

整个事件就是这么简单，第二天上报后就会结束了。只是，在此当下，在这一区的这个僻静角落里，稀疏的灯光照在雨后泛看油光的路砖上，绵长而潮湿的轮胎痕迹，以及班次不多的电车经过时发出的声响和光亮，让整个场景看起来宛如另一个世界般令人不安：黏稠而挥之不去的景象，当暮色开始在这一带的街巷间播上幢幢阴影之时；或者说，当一个没有名字的孤影，曳着沉闷的脚步和模模糊糊的嘟囔，全身沐浴着血色的荣耀，偶尔从某个药局球灯红光下冒出来之际。

Jumana El Husseini
（1932.4.2-2018.4.11）巴勒斯坦艺术家

Sal Meijer
（1877.11.6-1965.12.1）荷兰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