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1315829
领了(`ε´ )谢谢麻袋师 明天白天听

>>Po.1315985
ヾ(´ε`ヾ)

Ihab Ahmad
1983年生，黎巴嫩画家

>>Po.1316288

昨天拍的头骨 当参考素材特地多角度拍了几张

>>Po.1316291
最后一张是畸形头骨，我觉得参考价值不大，所以只拍了一张

性别不麻烦第二章节“性别之谜”的最后一期
（节选，完整版推荐听播客
关于“性别”本身：“性别”到底是什么？

关于我至今谈及的女性困境、男性处境，大家并不需要我来澄清这里的“男性”、“女性”都是什么意思，而是对于这些身份有充分的理解和共识。但事实上，我们对于“性别”的这种种默认的“常识”，看似丝毫不需怀疑的预设，正是需要打破重建的，因为它们往往就是一些偏见、甚至仇恨言行的根源。

2019年，一位叫Maya Forstater的顺性别女性因为一系列恐跨言论被解雇，罗琳在线上对此表示反对，她写道：“你怎么喜欢穿怎么穿。想叫什么自己叫什么。想跟谁睡跟谁睡，只要对方愿意要你。和平安全地过一生。但是因为一个女人说’性别是真的’就让她失去工作？（这可不行。）”

对于普通大众，这段话的歧视意味是很难被捕捉的，尤其是“性别是真的”这句话，这能有什么问题？实际上，性别没那么“真实”。

首先，“性别”不止一种，我们目前常用的几种概念包括“生理性别”（对应sex），“社会性别”（gender），还有“指派性别”（assigned gender）。生理性别指向的是我们的生物特征，包括一个人的染色体、荷尔蒙、性器官和生理上的第二性征等等； 社会性别是指我们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或社会关系的定义和认同。而“指派性别”是指，根据我们显现出的生理特征，我们被给予的性别标签。

这三个概念的关系是这样：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大夫看一眼生殖器，然后就把我们指派为男性或女性，我们作为这个性别被养育、长大、开始社会化，而随着个人意识的发展，我们有了自己的社会性别认同（即觉得自己是什么性别的，这个性别认同如果和出生时被指派的性别一致，我们就是“顺性别者”（cisgender）；而如果不一致，我们就是“跨性别者”（transgender）。

也就是说，生理特征不一定总是与我们的性别认同是那么工整的一套。如今，“生理性别”这个概念在跨运和相关学界已经不怎么使用了——如果要解释自己身体的某些解剖学或者生理特征，我们就说自己的“指派性别”是什么就可以了；而所谓“生理性别”一旦被提出来，往往是作为跨性别者性别认同不被认可的理由以及障碍，就像JK罗琳的这个例子。她在说“性别是真的”的时候，原话是“sex is real”，就是在以所谓“生理性别”驱逐跨性别者个人性别认同的正当性。

罗琳这次“性别是真的”的言论或许还有余地解释为单纯无知，或者只是因为感到另一个女性受到的待遇不公正而抗议。但她后来多次地明确表态支持生物决定论，即你生来带着什么性别特征你就是什么性别——女人与生理器官（即阴道、子宫），以及相关的生理过程（即月经、怀孕生育），是完全等同的，男性同样。这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跨性别者的整个存在。

罗琳相信，跨性别女性就是穿了裙子的男人，是时刻想混进女厕袭击女性的掠食者，而跨性别男性们只是太想获得父亲认同，或者受够了女性处境所以想成为男性的困惑小女孩们。不难想象，这种话语对于跨性别者们是多大的伤害和冒犯，尤其当来自一个ta们喜欢甚至可能曾经敬重的作家。

或许很多人难以带入一位跨性别者的体验，但部分女性或性少数者应该很熟悉“自我存在被否定”这种感觉，或者你要为自己的存在不停地解释和辩护，这就是所有边缘群体面临的困境（听过上一集别任性番外内容中的对谈采访后，也许对此会有更明确的感受。）罗琳的很多粉丝是因为她的故事里传达的平等包容正义而欣赏她，所以她的恐跨态度才让粉丝们如此震惊甚至心灰意冷。

但至此还未结束，关于罗琳的争议还要牵扯出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排斥和反对跨性别的女权主义者（terf），更准确的说是自称女权主义的恐跨者们。关于这个话题我会在下一个章节“性别之战”找机会做更多讲解，与此同时大家可以先听听我的个人播客“别任性”第122期，里面有一些提及。

我想在这里先提一下的是，罗琳式的恐跨观点在中国大陆现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拥趸，在海外的 有很明显的代际特点，大部分是中老年白人中产女性，很多意见领袖是经历过70年代女权运动的老姐姐们，或者说来自从当时激进女权主义分化出来一个反跨的分支，称为radfem。

可能是因为这些意见领袖们对于性别的观念常年没有更新，也可能是人生态度转为保守化，现在的terf已经成为一种保守的性别力量，可以说是女权主义进步性的反面；而国内的恐跨“女权主义”也是在名义上共享这个radfem的谱系，自称“激女”群体（“激进女权”的简写），但观点与激进女权其实相差甚远。

举个例子，70年代知名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家莫妮克·威蒂格（Monique Wittig）这样论述“生理性别（sex）”：“根本没有生理性别，只有被压迫的性别和压迫别人的性别。是压迫创造了性别，不是相反。”同时期的活动家，将性骚扰纳入法律框架的卡萨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则说，“男性和女性是被支配和服从关系的情色化创造出来的。”

很显然，这些理论与现今terf对性别的理解是南辕北辙，所以terf无论是什么，叫自己radfem也好，“激女”也好，gender critical也好，反正绝对不是对“激进女权主义”的继承。

【性别是一个光谱】

刚刚拆解了“性别”的概念，现在再破除一下性别的两元性——也就是罗琳所说的“sex is real”的前提。她的言外之意就是，女人有真的女人和假的女人，跨性别就是假的女人。可如果性别根本不是“男女”之分，那还哪来的真假之分呢？

你可能听过“性取向是个光谱”这个说法。“性取向”指我们会被什么性别的人吸引，目前常见的除了同性恋、异性恋、还有双性恋、泛性恋、无性恋，等等等，但这些标签也只是能对我们的性取向所在位置做一个即时性的描述性捕捉而已，因为一个人可能处在这个光谱上的任何位置，而且具有流动性（fluidity）。

事实上，“性别”也是一个光谱，或者说，一个“连续统一体”。按斯坦福大学的神经学教授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的说法：“人类的性别是连续统一的，当中有很多的变量，比如，基因、器官、荷尔蒙、外表，以及性心理认知，而且这些变量都是独立地存在的。这样的环境下，不少人大脑中的性别认知会和你的截然不同。这很罕见，但我们一般认为‘正常’的各种人类特征，其实也同样罕见。”

“性别”和“性取向”显然是独立于彼此的概念，又互有联系。一个人的性别认同是女性，同时喜欢女性，她的性取向就是同性恋；当他性别认同是男，同时喜欢女性，性取向就是异性恋；而当一个人出生时的指派性别是男，但个人性别认同是女，她就是一名跨性别女性，如果这名跨性别女性喜欢女性，她的性取向就是同性恋，如果她喜欢男性，即为异性恋。

大家最熟知的跨性别例子可能是金星，她作为跨性别女性生活，和一个顺性别男性建立了家庭。另一个例子是社会学家李银河，她近些年都和一名跨性别者大侠在一起，因此有人误解李银河是拉拉，但她明确说自己是异性恋，因为大侠的性别认同是男性，她是和一名男性建立了亲密关系。

性别的光谱上，除了男和女这两个性别，还有从男跨到女，或者从女跨到男的跨性别，更重要的是，很多跨性别并不认同两元的性别划分，并不一定那么单一地认同自己男性或女性。近些年“跨性别”的身份也在细化，越来越多人认同“无性别”、“非二元性别”、“性别酷儿”、“流动性别者”等等性别身份标签——这些“标签”相对较新，但这些性别身份状态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在一个男女二元的性别霸权之下得不到表达和认可的空间。

所以，如今这些“新”性别认同集中出现的浪潮，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瞎折腾”，或者“赶时髦”，而是早该出现的，而今终于出现的，对二元性别结构的一种集体性拒绝和挑战。

可是，就算性别认同是一个光谱，但“生理性别”上明明就是二元的男和女不是吗？JK罗琳那句“sex is real”又要出现了：我们明明就两种染色体，两套生殖系统啊！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其实，即使是生理层面，我们也并非是二元的。大多数女性是XX染色体，男性是XY染色体，但是也有“间性人”的情况。间性人（Intersex）是指那些出生时具有不完全符合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生理性别特征的人，这些特征包括染色体模式、性腺（睾丸或卵巢）的结构、性激素水平以及生殖器的形态等方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过相关论证。

间性人中一小部人有完整的两套男性和女性生殖系统，更多个体则不同程度上，有部分的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比如有阴道但是没有子宫，却有内置的睾丸），在性激素的分泌和对激素的反应上，个体间也是各种各样。如间性人活动家Alicia Weigel所说，“社会还没有完全了解的是，生理性别也是一个光谱……‘间性人’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组合的一个伞状概念，这些组合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的生理不能被工整地放入一个二元的盒子里。”

除了间性人的情况，还有女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这被称为“特纳综合征”（Turner’s syndrome）；有男性有三条染色体，是XXY，这被称为克氏症候群（或“次雄性症候群 ”Klinefelter’s syndrome）；还有XYY三体者，即男性多出一条Y染色体，所以又称“超雄综合症”（super-male syndrome）。

这些情况虽然不同于“正常值”，也对其中一些个体的健康有所影响，但大部分个体都具有生活功能，尤其在适当的支持和协助下。同间性人一样，ta们最大的生活障碍其实是来自社会因为其特殊性而产生的偏见和歧视。

最后，人体的荷尔蒙水平也无法二元划分。一般来说男性体内雄激素会相对会高一些，女性的雌激素会高一些，但是这都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性别内也有巨大差异。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南非的女性田径世界冠军Caster Semenya，她因为天生的高睾丸酮水平，而被禁止参与女子比赛，之前的名次也被剥夺。和她有类似情况的女性田径选手还有好几位。所以性激素也难以作为划分性别的标准。

这里再稍微引申一下，跨性别者在体育比赛中的参与也一直是一个有高度争议的话题，因为性激素对于第二性征发育和肌肉发育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一位跨性别女性可能因为其肌肉和骨骼特点，在举重、游泳，或田径等项目上比顺性别女性有优势。

但是，这个话题也需要更具体而细化的讨论，比如一位跨性别者是在青春期之前还是之后开始荷尔蒙替代疗法等transitioin（转变）手段，对ta成年后的身体特征有很大的影响；ta参与的体育项目也需要具体考虑，比如射击、射箭、高尔夫、保龄、花样滑冰，很多运动并不倚赖肌肉力量方面的生理优势。但是体育界至今还是在使用种种一刀切的标准，之前是根据外生殖器，2018年以来则是根据睾丸酮水平来做性别筛查——刚才提到的顺性别女性运动员Caster Semenya也是因为这个新的标准在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被筛下来的。

如今更多间性别和跨性别运动员的现身，和更大范围内多元性别的可见是同步的。还是那句话，多元性别并不是新的现象，或者“发明”，多元性别一直都存在，只是之前不被允许存在，如今在特别强调性别二元的领域，比如竞技体育界，也依然面临强大的压力，因为人们的惯性是将多元的存在，硬塞入二元的盒子里。

如今多元性别对二元性别的挑战已经四处开花，这是个好事情。人们对于“新”事物和变化总要经历一个因为未知而恐慌的时期，这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阶段，对一切与自己既有认知相悖的真相视而不见，与其徒劳地坚持套用并不适用的结构，不如开放自己的认知资源，共同发展出对人类真实的性别存在更具适应性的系统和规范。

这样的改变在竞技体育界其实正在发生，只是我们目前仍处在探索新系统的过程中。

Gender is performative.

关于“性别”，还有一些概念不能不提，就是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包括Eve Sedgwick在内的酷儿理论家的性别理论们。

这一系列理论是后结构主义在性别上的应用体现，可以看做前文提到的生物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完全反面，即强调性别不是天然决定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哲学和批评理论方法，其核心就是质疑固定结构和意义的稳定性。关于后结构主义及其启发的女权主义理论，我也不展开了，大家在去听我的播客《别任性》的第122期《我打什么拳》，我在里面阐述了能听到一系列女权主义流派的阐述和我个人的理论认同倾向。

简单的说，巴特勒的性别论述和酷儿理论都主张以下几点：

1，性别身份是一种话语和社会的建构。巴特勒提出性别操演论（gender is performative），即性别是一种行动而非某种本质，是通过我们的行为、文化、言语、社交实践，不断“操演”出来的。这种操演不是指有意识的表演或假装，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按照社会常规和期望所进行的一系列自我规范化的行为。

通过不断重复这些规范化的行为，个体在社会中被识别为特定的性别。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行为“做”性别，这些行为创造了性别的社会现实。我们通过性别操演制造了性别身份是自然而稳定的错觉，而变装皇后就是在有意识的展示这种性别幻觉，及其不稳定性。

2，解构和批判二元对立。反对将人们归类为“男性”或“女性”、“异性恋”或“同性恋”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些二元划分框架忽略了人类性/别存在（包括性别身份和性取向）的复杂性和流动性，限制了人们对性/别多样性的理解和接纳，所以这种固有假设本身就是异性恋常规主义的暴力。

3，强调性别建构中的权力、规范和抵抗。这些理论家指出，经由社会话语的构建和权力关系，社会规范定义了哪些性别行为是“可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从而产生了包容和排斥的力量。我们常规的性别操演在巩固和维持这些性/别规范，但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变异、颠覆或拒绝这些规范，来重新定义性别的意义，对性别进行重塑。

巴特勒强调个体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抵抗和挑战，鼓励对性别的重新想象，酷儿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如何通过“操演”去重新实现性别本来的多样可能。

显而易见，这套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解，与JK罗琳相信的生物本质论，除了本体论上（即：A是什么）的极大差异，从认识论上（即：“A是什么”，这是通过什么方式获知的）也是天差地别。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总被误解为虚无，因为什么好像都是“建构”的，而没有实在的含义，但其实，它是推动和争取性别正义的一个强大工具，因为其最主要的关注点就是挑战规范，解构产生歧视和偏见的认知基础（比如性别二分化）。

这些理论继承了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社会正义视角，又吸取了后结论主义的批判性，极大地活化了性别的知识空间。在过去三十余年，这些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电影、艺术、法律和社会政策等领域的分析和批评中，它们不仅挑战了关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传统观念，也为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和身份认可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性少数群体追求平等包容的社会变革运动。

Who’s afraid of gender？

最后想提一下，就在前两个月，巴特勒发表了备受期待的新书《谁在害怕性别？》。在奠定了后结构主义性别理论的著作《性别麻烦》之后，巴特勒已经写了15本书，但并未打算回到性别理论这个话题，直到她2017年去巴西做一次发言的时候受到袭击，让她充分感受到了人们对于她的性别理论以及“性别”这个话题本身的恐慌。

在《性别麻烦》提出性别的操演理论之后，巴特勒也一直在观察、思考性别现象，并修正自己的理论。她意识到，她对于“类别”和“身份”的酷儿解构，对于一些跨性别者来说，并不合适——因为ta们在现今的二元性别秩序下，尤其需要“类别”和“身份”才能为自己的存在争取正当性。对性别身份的消解，或者强调性别的流动性，可能反而向ta们敞开了来自保守主义的攻击，JK罗琳的言论就是这波恐跨攻击的代表之一。

但同时，巴特勒仍然主张性别操演论，她相信，性别是一个悖论，我们既是被塑造的，也在塑造自己。
如果大家一直在听《性别不麻烦》，应该有了一个感受：关于一个领域的知识和“真理”一直是发展、更新、进化的，关于性别的知识生产尤其如此，因为性别作为一个学术探索领域其实很年轻。

所以我们笃信的关于性别的很多东西，都值得怀疑主义的审视，包括对于现今已经一定程度上主流化的巴特勒的理论——事实上，对于后结构主义性别理论的批判和反思早已经开始，一批新唯物主义女权学者主张身体性和物质性，强调物质和言语是相互构成的，著名的女性主义物理学家Karen Barad还用“阴阳”结构提出了“内在性”（intra-action）的概念，指出，阴阳虽然是两极，但是不是对立的二元，而是内在构成彼此，且彼此流动互换，所以阴阳的特征是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预先存在的固有属性。

但是对于普通人，JK罗琳代表的性别观念才是更普遍的——人们仍然相信（1）生物本质论（如sex is real）（2）只有男和女两种性别。

或许性别的知识传播有一个内在阻碍，即不同于其他社会或者人文话题，“性别”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也都有体验，所以每个人都可能觉得“性别不就是xxx么”，错误或者过时的知识因此被固定成“常识”，继而导致压迫和创伤，比如“女性是劣等的第二性”，或者“同性恋是一种病”，都是曾经的“常识”。

而我们现在还在重复完全一样的模式，只是换做我们站在了多数人和话语持有者的位置上，用曾经伤害我们的傲慢和无知，施加在跨性别和间性人这些少数群体身上。

所以，对于自己持有的性别理解和知识，我们需要多一点谨慎警惕，多一点求知和开放度，至少不该对于自己的“想当然”那么自信。但是面对这些看似纷杂繁复的性别知识，我们也无需恐慌，因为真理的探寻本该如此，我们有幸才经历这个过程。

在目前的知识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明确趋向，或者一个正在逐渐揭开的关于性别的谜底，就是从二元到多元的性别理解，包括刚刚说到的新唯物主义和阴阳解读，也是强调对二元对立的批判和超越的。

固守的二元性别认知，对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对应着“男和女”，人们发展出一系列对应的二元结构并将之固定，比如“捕猎者”v“猎物”，“施暴者”v“受害者”，“有把的”v“有洞的”，我们在把有任何男性生理特征的人设定为绝对敌人的同时（也就包括跨性别者），也在把有任何女性生理特征的人设定为了需要保护的绝对弱者。这不是赋能和壮大，更不是尊重，而是对女性的婴孩化，让性别迫害无处可避的同时，也让能动性无处生长。

更不用提二元性别框架对性/别少数群体的伤害。根据最保守的估计，间性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约在1.7%左右。跨性别者以及其他不完全符合传统“男”或“女”身份的个体，至少占成年人口的0.6%，而且随着社会对性别多样性认识的增加，未来会有更多人更舒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性别身份。

这些个体的性别表达是性别光谱的正常表现，却因为粗暴的二元认知而被迫被归置到男或女两端，因此经历不必要的医学药物或者手术干预。

无论是间性人还是跨性别者，很多人选择手术，或者被选择手术，仅仅是为了能更接近社会的二元性别常规；而在一个接受性别多元的环境下，ta们并不会因为个人的性别相关特点感到困扰。如我在“别任性”关于跨性别的那期节目所说，跨性别本身并不是病，是我们的社会以及性别观念让ta们得了易性症这类的心理问题，或者认为只有通过手术这样的侵入性手段，自己才能“合理”地存在。

大家可能看过《丹麦女孩》这部电影，它讲述的是世界上最早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女性莉莉·艾尔伯（Lili Elbe）的故事。艾尔伯出生时是个男孩，长大后成为一位画家，与同是画家的戈尔达结婚后，她有时会扮成女装，为妻子作模特。1912年后她开始以女人身份生活。

1930年，艾尔伯到德国开始了一系列性别重置手术，切除男性生殖器官，并将卵巢移植到体内，但卵巢移植却以失败告终。1931年，她接受了最后一次手术，将子宫移植到体内，但手术之后产生了严重的排斥反应，她不久因此逝世，年仅49岁。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但是什么让她认为，必须拥有了这些器官才算“真正”的女人？

我在几年前采访过法国跨性别运动家Karine Espineira，一名跨性别女性，她多年来致力于反对精神科拥有的对跨性别的“评估”权力——在法国，精神科医生判断你有足够强烈的成为男人/女人的愿望，你才能开始使用激素和被批准手术。

Karine说，“怎么样的愿望才叫强烈呢？如果医生问我，你心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女人？我说我想做一个留着腿毛的铁T，那我恐怕就拿不到ta的批准了，因为这可能在ta看来不符合做女人的标准。但为什么我就不能做这样的女人呢？女人只有一个样吗？为什么跨性别反而要面对最刻板的性别形象标准？”

间性人群的运动同理，ta们要争取的不是让自己成为标准的某一性别，而是不必被迫接受手术，不必被医生和家人决定割除和保留身上哪些器官，ta们争取的是不做手术也能平等存在的权利。

最后，我想再重申一次在《别任性》那期跨性别节目里说过的论点：

“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一个性别光谱上，我们其实和性别少数面对的是同样的性别之谜。关于如何做男人/做女人，很长时间以来，似乎看起来都是顺性别在“教”跨性别，事实上恰恰相反，跨性别等性别少数拥有的才是关于性别的真相。我们没有选择性别，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让性别完全定义我们。

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乌托邦和异托邦》（1967）

众所周知，19世纪最令人着迷的是历史学，它的主题是发展和悬置、危机和循环，是不断积累的过去，是大量的死人和汹涌的世界冰川。19世纪在热力学第二原理中找到了基本的神话资源。当今时代也许首先是空间时代。我们处在共时性的时代，我们处在并置的时代，远近相依、并列共存、四处散布的时代。

我认为，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与其说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漫长生命，倒不如说是连接各点并与自身线团相交的网络。也许可以说，某些激发当今论战的意识形态冲突，是时间的虔诚传承者与空间的坚定栖息者之间的对抗。

结构主义（在这个略显笼统的名称下的“结构主义”）努力在那些本可以以时间为轴线连接起来的元素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组合，这种关系组合使它们看起来像是并置的、相互衬托、彼此牵连——简而言之，使它们看起来像是一种构型（configuration）。其实，结构主义并不否定时间，它确实涉及某种处理我们称之为“时间”和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方式。

但有必要指出，今天构成我们的关注、我们的理论、我们的体系视野的空间并不是一种创新。空间本身在西方经验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不可能无视时间与空间的必然交集。

中世纪存在着一种等级森严的位置（places，或译作“地方”）组合：神圣的和亵渎的；受保护的和开放、暴露的；城市的和乡村的（所有这些都与人类的现实生活有关）。在宇宙论中，有与天体相对的超天体，而天体又与地球相对。有些位置之所以存在于斯，是因为事物被强行移置至此；相反，也有些位置是因为事物找到了它们的自然根基和稳定所在。

正是这种完整的等级制度、这种对立、这种位置之间的交叉构成了中世纪的空间：安置空间（the space of emplacement）。

伽利略开辟了这个空间。伽利略之所以引起公愤，并不在于他发现或重新发现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而在于他构成了一个无限的、无限开放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中世纪的位置被消解了。事物的位置不再只是运动中的一个点。位置的稳定是事物无限减慢的运动。换句话说，从伽利略和17世纪开始，“延伸”（extension）取代了“定位”（localization）。

如今，“场所”（site）已取代延伸，延伸本身又取代了位置。场所由点或元素之间的接近关系定义。从形式上讲，我们可以将这些关系描述为“系列”、“树”或“网格”。此外，众所周知，“场所”是当代技术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机器内存中存储数据或计算的中间结果，随机输出的离散元素的循环（汽车交通或电话线上的声音就是这样的例子）；识别集合中的标记或编码元素，这些元素可能随机分布，也可能按照单一或多重分类排列。

更具体地说，人类的“选址”或“安置”问题产生于人口统计学。人类居住地或生活空间的问题不仅是要知道世界上是否有足够空间容纳人类（这个问题当然相当重要），而且还要知道，在特定情况下，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接近关系”，什么样的储存、流通、标记和人类要素的分类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空间对我们来说就是场所之间的关系。

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从根本上来说与空间有关，无疑比与时间的关系要大得多。在我们看来，时间只是空间中各种元素进行的各种分配操作之一。

如今，尽管我们拥有各种利用空间的技术，尽管整个知识网络使我们能够对空间进行界定，使其形式化，但当代空间或许仍未完全“去神圣化”（这显然与时间不同，后者在19世纪已经脱离了神圣）。可以肯定，空间在理论上已经实现了某种去神圣化（伽利略的著作就是一个信号），但我们仍未在实际上实现空间去神圣化的地步。

我们的生活仍然受到一些对立事物的支配，这些对立事物仍然不可侵犯，我们的制度和实践尚未敢于打破这些对立事物。例如，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对立，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对立，文化空间与实用空间之间的对立，休闲空间与工作空间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些仍然受到隐秘的神圣存在的滋养。

巴什拉（Bachelard）的巨著和现象学家的描述告诉我们，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空旷的空间中。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量性”（quantities）甚至满是幻想的空间中。我们的原始感知空间、梦的空间和激情空间都包含着内在的品质。有轻盈、以太般、透明的空间，也有黑暗、粗糙、拥塞的空间；有来自高处、山顶的空间，也有来自低处、泥泞的空间；有波光粼粼流水般流动的空间，也有石头或水晶般凝固的空间。然而，这些分析虽是我们这个时代反思的基础，但它主要涉及内部空间。现在我想谈谈外部空间。

我们生活的空间将我们从自身拉出，是我们的生命、时间和历史被侵蚀的地方，这个空间撕咬着我们，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换言之，我们并非生活在一种空洞之中，无法将个体和事物置于其中。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可以用不同光影色彩来填充的虚空之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之中，这组关系勾勒出各个无法相互还原、绝对无法相互叠加的场所。

当然，人们可以尝试通过定义某个特定场所的关系集合来描述这些不同的场所，比如描述那些定义交通场所的关系集合——街道、火车（火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集合，因为它既是人们通过的东西，又是人们借以从一个点到达另一个点的工具，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行驶中的事物）。通过定义它们的关系集合，也可以描述临时放松的场所——咖啡馆、电影院、海滩。同样，通过关系网络，人们可以描述那些封闭或半封闭的休息场所——房子、卧室、床。

但是在所有这些场所中，我对某些特定场所特别感兴趣，它们具有一种奇特的性质。它们与所有其他场所相互关联，但以某种方式使得我们怀疑、消解或重新发明它们所指示、映照或反映的关系集合。这些空间与所有其他空间相联，但同时又与所有其他场所相矛盾。这些空间主要分为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