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待在陌生的异国酒店里百无聊赖地盯着金鱼看，倒还真不赖呢。仿佛房间的一角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空间，日常与非日常在那里像马赛克般交错混杂。外边静静地飘洒着异国的雨，白色的海鸥在雨中飞去。而我什么也不想，目光茫然地追逐着游弋的金鱼。

村上春树《大酒店里的金鱼》，施小炜译
收录于《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
南海出版公司 ​

在2004年3月9日，中国女性主义学者李小江在日本访学期间，与时任东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上野千鹤子进行了一个对话，在谈及自己如何成为女权主义者的时候，上野这样说道：

“我当时很有雄心壮志，越南战争爆发时，我就参加了反战运动，想对社会做贡献。我跟很多年轻的朋友、青年学生一起做这样的事，大家在一起，根本就没有性别意识……所有的男学生都是我们的同志。但是，有一天，我发现这些男同志背叛了我们，对我来说，革命总是背叛女人。”

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一书中，上野更具体地谈到这种背叛：

“当时东大有一群女生跟男人一样手持武斗棒，被人戏称‘武斗罗莎’。……他们（这些男生）不会跟女战友成为恋人，而是选择更隐忍、更愿意等待的女人。……他们按照用途给男性分了类。大学斗争的现场还有另一类女性，那就是‘慰安妇’。

当时在性方面较为主动的女生都被男人称作‘公共厕所’。……很多人一边占女战友的便宜，一边在背后嘲笑她们。…..那些男学生口中高喊‘推翻天皇制’‘粉碎家族帝国主义’，实际行动跟父权制的老爹没有两样。……他们脑子里装的都是革命，身体却是父权制的同谋。”

之后，上野说：“……运动其实不分男女，但我最后还是亲身体会到了性别鸿沟有多巨大，女人有多吃亏。我之所以成为女权主义者，是出于私愤。”

在上野成长的时代，女权主义已经发展成了一支独立的社会运动，因此她在感受到主流社会运动中的厌女症后可以坚决投身到女权主义中；而对于很多早于她的前辈，女权主义和主流社会革命的关系更纠缠，甚至还没有被认可为一个独立的议题，她们的遭遇也更加令人愤懑难平。

【法国大革命】

我们还是先回到“第一位女权主义者”Mary Wollstonecraft的时代。上期说过，启蒙时代奠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天赋”等价值观深刻影响了Wollstonecraft和同期很多知识精英，虽然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大部分启蒙思想家还是难以把“平等”思想真正平等地应用到性别维度上（比如不承认女性公民权的“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认为女人的责任就是照顾男人的启蒙运动代表卢梭）。

但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终于出现几位开了窍的哲学家，最首要的包括法国的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和英国的边沁 (Jeremy Bentham)，以及边沁的后辈们，同为效益主义者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孔多塞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重要奠基人，代表吉伦特派起草了宪法。他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象征，支持自由市场、公共教育、宪法政府、废除奴隶制，以及性别平等。

他和他的妻子苏菲反对卢梭等人的看法，主张女性在智力和生理能力上和男性一样，所以有权接受一样的教育，从事一样的职业，一样参与公共生活。他个人倡导女性获得完全平等的公民地位，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局势发展，各派系的斗争激化，吉伦特派的失势，女性参政权最终没有进入1793年最终版本的宪法。孔多塞也最终被雅各宾派逮捕，死于狱中。

对孔多塞而言，宪法机制应该能够提供最大限度的公正和真理，而且只要“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被贯彻，所有重大的社会问题都会消除，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展开，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的政治氛围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女性的平等地位，即使是以激进和“极端平等主义”著称的雅各宾派，也并不是女性权利问题上的同盟。

恰恰相反，雅各宾派对女性参政的排斥态度，是当时一个显著的批评议题。包括罗伯斯庇尔在内的雅各宾派领导人对妇女权利的态度充满矛盾，理论上支持变革和平等，但又坚定支持传统的性别角色，觉得女性就该属于“私领域”（其实就是不想放弃男性红利），的确继承了被他们视为精神之父的卢梭的性别论调。

很多女性运动者们本以为雅各宾派是自己的政党，积极加入其政治活动，但雅各宾派其实很警惕妇女运动，将其视为自己革命议程的威胁，更在1793年从派系斗争中胜出后废除了所有的妇女社团、逮捕其领导人，并颁布禁令，禁止超过五人的女性街头聚集。

最终，从这场声称为人民争取“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中，女性依然没有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
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奠定了现代“人权”一概念，然而，无论是在法语还是在英语中，“人”一词等同“男人”一词（法语：HOMME；英语：MAN）。《人权宣言》颁布不久后，法国剧作家和女权运动家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发表了《女权和女性公民权宣言》。通过戏仿性地将原文中的“人”替换成了“女人”，她揭示了《人权宣言》不过是“男权宣言”这一事实。

1793年标志着“恐怖统治”时期的开端，法国皇后Marie Antoinette被砍头。几天后，德古热以宣传君主制的罪行被送上断头台，吉伦特党派领导人之一罗兰夫人也被处死。虽然对她们的宣判均是“革命的敌人”，但舆论中充斥着对她们“不守妇道”的道德羞辱（比如皇后被处死的罪行之一是“与儿子乱伦”），她们作为“坏母亲”、“淫荡的妻子”、厚颜无耻的“泼妇”、野心勃勃的“魔鬼”被当作“女德”宣扬的反面教材。

这数名女性的公开处决，是统治党派对当时的女性政治活动家们的一次严厉的警告和卑劣的压制。从此，法兰西共和国重新属于男人，给女人留有的高尚角色只有“公民的母亲”，男女共同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场景成为昙花一现。

启蒙时代为女权思想的萌芽创造了一定思想基础，但由于主流革命家的保守性别观念、革命形势的动荡和极端化、当时女权运动自身的薄弱和社会文化的限制，女权主张在这场“最伟大的革命”中最终遭到了边缘、背弃，甚至压制。

【美国废奴运动】

现在咱们把视线调转到半个世纪之后，让上文提到的女权主义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著作《妇女的屈从地位》把我们从欧洲带到美洲大陆。

17-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发展出的人权思想也激发了废奴运动。到了19世纪末，大西洋范围内的奴隶制度和贸易终于基本终结。如上所述，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妇女权利的态度有很大分歧，而在奴隶制的态度上立场一致性更高一点。

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都是废奴主义者，包括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或译作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是同时代男性政治精英中难得的一位女权主义者，积极倡导女性选举权、婚内财产权、离婚权益和相关的法律改革。

必须强调的是，密尔的思想深受哲学家哈丽雅特·泰勒（Harriet Taylor）的影响，后者与密尔合著了《论自由》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也是密尔长达二十年的恋人和七年的妻子，直至在51岁去世。密尔关于废奴主义的论述对美洲和欧洲的废奴运动影响深远，而他的女权主义论述《妇女的屈从地位》也在美国的运动家中广为传播，激发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很多活跃的女性废奴运动家也是女权主义者，反之亦然——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当平等和自由的启蒙思想在“新大陆”生根发芽，当时的种族和性别秩序是最显著的，亟需推翻的不正义。

这就是后人称作“第一波女权主义”的时期，女权运动者也叫“参政论者”，主要诉求是参政权，这与废奴运动的目标一定程度上重合，因为一直以来被视为二等公民和奴隶的女人和黑人在争取的都是公民权，而包括投票权在内的参政权是公民权的核心。1848年，在被称为美国妇女运动滥觞的塞内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上，在座的妇女参政论者呼吁全民参政权，所有成年人，包括女性，也包括美国非裔人，都应该拥有这个权利。

但是，这种团结不久就被破坏了，女权主义和废奴运动的同盟产生了分裂，甚至对立——统治阶级利用性别身份和种族身份策略性地挑拨，将两个群体本来统一的利益进行分离，让两者共同争取的投票权变成了零和游戏。

美国内战终结了奴隶制，之后第13条宪法修正案先规定所有生于美国的人，包括前奴隶，现在都是美国公民，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然后第14条宪法修正案赋予了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选举权；再之后，第15条修正案又加上一条：选举权不限种族——这看似肯定了非裔的平等地位，但是在第14条修正案的限制下，相当于只给了非裔男性选举权。

这将女权主义者们置于一个非常两难的境地：到底要不要支持第15条修正案？作为参政论者，我们应该支持任何参政权上的权利进步，包括种族上的，然而我们努力争取来的权利扩充，纳入了黑人男性，却依然排除了我们女性。

就算知道这是一种政治操纵，但这种局面也很难不让人心生怨怼和苦涩。女性参政论者内部也因此产生罅隙，其中选择支持第15条修正案的一派本来相信，这个进展会很快带来女性投票权的实现，但因为运动力量自此被分化，直到整整半个世纪之后，在1920年，美国女性才彻底获得投票权，标志了第一波女权主义参政运动接近尾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说黑人男性比黑人女性早50年获得投票权，这却也没有让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在性别身份上变得更团结。黑人男性其实很快发现，自己只是被拉拢的棋子，虽然名义上获得了投票权，但现实中他们被以诸如文化能力测试、人头税等各种理由，或者直接的恐吓挡在投票箱的门外。

在之后的一个世纪，种族歧视依然盛行，3K党等白人至上主义者时不时卷土重来，黑人整体的社会境遇提升非常有限，最终触发了50-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另一方面，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权运动者的位置更加两难：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她们的解放命运似乎（至少在当时）更深地与种族解放，而不是性别解放，绑定在一起。

之前做过奴隶的黑人女性废奴运动家Sojourner Truth在1851年的妇女权利大会上有一篇著名的发言，后来在多番流传和编辑中，被冠以《我难道不是女人吗？》这个标题为后人所知。她在发言中有力地指出，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处境有着巨大的差异，她作为一个南方黑人女性的身份无法与黑人的身份分离，她的诉求也难以被富有的白人女性，也就是当时女权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们所代表。

在当时缺少“交叉性”视角的女权运动中，“女人”被当作一个单一和统一的身份，然而在种族和性别上皆处于边缘身份的有色女性不但很容易被主流社会运动背叛，在女权运动中也经历着边缘和无视。

【中国民国】

我们再从19世纪的美国推进到20世纪初的中国。上一期我讲到了秋瑾，和她同期还有多位爱国女革命家，她们在辛亥革命中非常英勇地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武装战争，比如吴淑卿，19岁建立第一支女子民兵队，亲自指挥几百人的队伍加入了汉口和南京的战斗并因此广为人知，被誉为“当代花木兰”；

再比如唐群英，20岁与秋瑾一见如故，33岁为了追随秋瑾离家东渡，在日本留学期间成为华兴会和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的第一位女性成员，在1908年，秋瑾去世的次年，唐群英毕业回国后开始进行武装起义但失败，1911年再次归国后，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包括上海女子北伐队和女子后援会。

1911年11月，江浙联军久攻南京不下，在唐群英的请求下，女子北伐队被编入联军，并接受短期集训，组成敢死队，然后女队员打扮成难民潜入南京城杀死了守城清兵，唐群英随后带领女兵随大军攻城，成功光复南京。“女子北伐队”由此声名大振，唐群英在1912年2月1日的庆功会上被孙中山授予二等嘉禾奖。

然而到了2月26日，上述这些女子武装部队都随着辛亥革命的落幕，被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不仅如此，南京临时政府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没有“男女平等参政”的条文。于是唐群英率领一众姐妹，包括同盟会以及女子北伐队的女界领袖，比如沈佩贞、王昌国、林宗素等人一起，在4月成功组建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目标是“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

作为女子参政运动核心组织，她们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恢复“男女平权”，但均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不仅如此，以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人，屈从于同盟会男性同侪压力，将同盟会政纲中的“主张男女平等”去除，引发了女性成员的大型抗议，但是无果。8月，国民党成立，国名党党纲依然把“男女平权“排除在外。

唐群英愤怒至极，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会场再次质问宋教仁，删除男女平权这一条，“实为蔑视女界，亦即丧失同盟会旧有之精神”，并要求向女界道歉。宋教仁无言以对，然后就吃了唐群英的两个耳光——这就是著名的唐群英掌掴宋教仁事件。

在这之后，国民党元老张继出来圆场，建议举手表决是否将“男女平权”补入党纲，男议员几乎无人举手，表决没有通过，女会员们愤然离场。之后唐群英和沈佩贞曾再次拜见孙中山寻求支持，得到的回复书信称：

“同盟会女同志公鉴：
……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君等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更有一言奉献：切勿依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

书信意思很明了：大部分男子就这样，我倍感无力但也帮不了你们，你们必须靠自己，不能指望男人。

深明“大义”的唐群英，只好平息了女界不满，并带领大家继续和国民党一起对抗袁世凯。1913年底，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遭袁世凯取缔，多个女报被查封，唐群英遭通缉。20-30年代，唐群英在故乡湖南继续坚持女子参政事业，并着力于女子报业和女子教育，用尽家产，66岁病故家乡。

唐群英的生平事迹是有时代性的，但并不算典型，因为她已经相算是名留青史（一个让人苦笑不得的证据是她的族人因为她的名望破例将她录入了族谱），而这不是大多数同期女性主义先驱的命运。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至今讲到的这些女性先驱要经受多少呕心沥血，多少心碎幻灭，多少忍辱负重，才推动了一点女性本该有的权益。

再举一个例子，在民国时期，女权主义者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在与保守势力的博弈中不得不做出各种违心的退让，比如为了推进教育权和财产权，而在堕胎合法化的议程上保持沉默或者让步。这种名曰策略实为屈辱的妥协，贯穿了女性的政治参与史。

也因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当一个带着实实在在的性别平等承诺的主义出现在中国女性新青年的视野中，它是多么振奋人心。自然，大批革命青年被它吸引，它成了指导五四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也进一步通过五四运动生根发芽。

对中国女权史有深入研究的王政老师有一本专著《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挖掘了陆礼华、朱素萼、陈泳声、王伊蔚和黄定慧五位女性的历史画像，她们都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生，经过建构了新女性主体身份的五四运动洗礼，然后以不同路径加入妇女革命。这批五四女权前辈当初对于妇女解放的希冀和信念感，我们如今听来会觉得无比感慨。

朱素萼在90年代初接受王政采访，90多岁的她回忆30年代的自己——作为一名新女性，她学了法律，成立了律师事务所，帮助女性打离婚官司，她告诉王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争女权啊，我们不去争的话，难道男人会给你权利吗？”这批新女性怀抱的深厚使命感令人充满敬意，她们相信自己是推动和开拓时代的一代人，“妇女解放的社会障碍靠我们来打破”。

虽然她们曾被历史遮蔽，命运也令人唏嘘，但好在现在我们重新发现了她们历史开拓者的角色，如同上集说到的何殷震。在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的努力下，中国女权运动史如今在脉络和谱系上得到了很大丰富，比如秋瑾一代辛亥革命者到五四女权的薪火相传，而我们作为新一代的求知青年，至少有义务去学习这些历史，如王政所说，“中国的现代性离开了女权运动是无法想象的。”

【新中国的妇女运动】

有一张著名老照片，时任国家妇联主席与副主席的邓颖超和蔡畅，与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三位正值壮年的新中国女界领袖，在1949年12月亚洲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谈笑着手挽手走入会场。（从左至右：蔡畅、邓颖超、宋庆龄）

她们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是新中国女性的代表——我们终于在法律意义上拥有了和男性平等的权利，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新中国早期，国家力量在妇幼设施、女性教育和经济权益等方面均有投入；蔡畅等女性国家领导人尤其关注培养和提拔女干部，女干部比例一度达到20%以上；首任司法部部长是史良，一位女性法律学家，她是奠定了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等婚姻制度的本国首部婚姻法的主要推动人之一。

就政策方向来说，这段时期实质上是“国家女性主义（state feminism）”，但是“女权主义”一词在新中国的语境下，是与“资产阶级”和“西方”等词联系在一起的，颜色不对。也因此，当时的妇女工作者必须紧把意识形态关。

这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传承。创立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前辈，同为妇女运动先驱和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就多次以阶级为轴线与“女权主义”划清界限。1907年，第一界国际妇女大会召开，蔡特金的发言为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定调——“社会主义妇女务必勿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们结盟，而是要与社会主义男性们并肩领导解放大业”。但社会主义男性们并不一定想和女人并肩。

各国的妇女运动家也都有相似的体验。新中国第一代妇女工作者们尝试通过妇女组织的发展，推进对父权文化的改造，然而权力内部本身就父权浓度很高，加上可能被扣上“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帽子的风险，令她们很难展开对父权的系统性梳理和批判工作。

我在第一章节也讲过，出于对当时男性农民的迁就，中国没有进行彻底的农村家庭革命，传统性别结构和价值观从未被真正“革命”掉，所以落后的“封建文化”很快复苏，女性获得的权利也开始倒退。即将开始的60和70年代又宣扬“铁姑娘”式的性别模版，女性需要和男性做同样强度的劳动，同时依旧要生孩子、做家务、照护所有家庭成员。

事实上，就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新男性”们，虽然对“性别平等”在理念上接受，但在个人实践中也很难知行合一。以鲁迅为例，许广平本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前途无量，和鲁迅成家后只能退居身后默默付出，每日帮鲁迅抄写、校对、照顾饮食起居，在鲁迅离世后冒死保护了遗物，让他得以名垂千古。然而许广平本不甘这样的生活，想出去工作，鲁迅阻止了她，她回忆道：

“他说：“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两样，不能像这样子，让我想想再说。”这样子事情就搁起来了。遇到另外的机会，我又向他提起做事，他说:“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这样的结论，迫得我好似一个希特拉的“贤妻”，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后来再做了母亲，成天给家庭的一切闹昏了，到夜里往往睁不开眼皮。
……
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丢下他，独自个儿走到外面做事。”（1939年3月22日《鲁迅风》，后收录于《许广平文集》）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在后半生得以发挥本有的才能，成为了国家政务院副秘书长和妇联副主席。

到了尾声，相信你已经看到了历史的惊人相似性。每个时代的性别平等运动，总会遇到相似的阻碍和结局：妇女是各个重大革命的关键参与者，而胜利后，妇女权利又被后置，甚至被牺牲。她们的历史存在不断被覆盖，被收拢，其中一些“她”已经被彻底遗忘。

这些是事实，但是我并不像我现在听起来那么悲观——前辈们很多没有留下名字，但她们留下的遗产就是我们在享受的进步。回到这篇开头的那个对谈，当上野说出“女人总是被革命背叛”，李小江老师做了这样的回应：

“对当时的你们而言，所谓“革命”，只是一个局部的运动，学生运动，是一次社会骚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中国，有一个急剧的突变，……我在一九五一年出生，我的母亲，我自己，还有我们这代人的女儿，是不同的三代人，但比较我们的祖母，我们倒宁可做母亲那样的人，因为她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解放的女人”。

……对我们而言，我们是有榜样的……而我们女人，并没有去搞什么专门的女权运动，也没有去反对父亲的家长制，尤其我这一代，就出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根本不要去努力，就这样“被解放了”，可以受教育，也可以参加工作。作为女人怎么能不感恩戴德？更何况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怎么能不自豪？”

请大家去尝试体会李老师和她上一代新中国女性，对于自己有幸经历的性别秩序剧变的欣喜，对女性未来的饱含希望。事实上，李小江老师这一代女性，也的确成为了妇女研究和运动的下一代旗手，1995年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将彻底点燃她们的激情和能量——那就是我们下一期的内容。

从“第一个女权主义者”，到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范围的第四波女权主义运动，虽然道路曲折无已，但我们每一代人所做的都不会白费。

无文稿访谈

因为女权史的断层和缺位，我们今天的女权发展进入一个奇怪的阶段，我把它称之为一个“孤儿”时期，即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继承了什么脉络，又能传承什么历史性的观察，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重新自己探索。

今天我们终于进行到中国女权发展的现在时。争吵和撕裂似乎占领了现今女权网络讨论的大部分空间，那争吵和撕裂为何出现，存在的意义又何在？我们可以如何看待和理解它们？

如上期说到，自2015年的转折点后，中国女权活动开始滑落低谷，到2018年行动派的活动在各种网暴和压力下基本偃旗息鼓，但同时我们迎来了米兔。线下行动的难以展开和女权意识的扩散，这两点因素作用下，女权话语开始在网络上普及和下沉，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生态，可以总结为两点：泛化和极化。

【泛化】

我上期提到，2018年和2020年是很多年轻女性的女权主义元年，而她们见证的这个时期可以形容为“泛女权主义”。

“泛化”一方面指最可见的女权主义议题更宽泛，不再集中于主张、诉求，或理论等和体制或结构发生关系的范畴，而是日常化、个人化、生活化；另一方面是指，认同女权主义者这个身份的人群变得更广泛，规模更大，而不再是之前那样一个参与者彼此认识，至少知晓的圈子。

关于第一种泛化，近年相当比例的可见的女权话题讨论是关于亲密关系、职业选择、个人困境（如脱离原生家庭），和个人成功（如搞事业搞学业）等个人生活话题。这样的日常化本身很有价值，这些话题有关注度，有凝聚力，能够聚集社区，而且将女权视角广泛植入个人生活领域。但是，当我们的谈论仅限于个人层面，而无法进入概念的层面去系统性理解覆盖在个人处境上的结构性问题，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信号了。

这种讨论议题的窄化首先可能是一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红线规避。女权主义本身当然对于实际生活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去公共化的女权主义，能够带来的日常启迪其实非常有限，就工具性来说，也肯定比不上新自由主义式的个人成功学话语，而且这两者的兼容性并不高。

在这些彼此冲突的价值观的拉扯下，很多女性会发现自己随着自己性别意识的提升，困惑反而更多了，性别困境也愈发难解，比如到底还要不要谈恋爱？我们如何保卫自己在关系中的利益？到底还要不要为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付出？我们这样是不是吃大亏了？那只有不婚不育一种出路吗？这之后我们又要往哪里走？

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话题泛化也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生活方方面面，性别不正义都令女性感到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愤怒。

很多曾经被打发为“私领域”的议题，如今则因为我们拥有了女权主义意识，而终于被正视为真实而有紧迫性的社会议题，比如家中的婆媳关系和“妈宝男”，比如“女人是否为了家庭而放弃晋升机会”，比如二胎后姐姐在家中的地位下降。更不要说性侵、性骚扰、家暴等性别暴力议题，经过先行者和前辈们多年的推动，如今终于在普通大众（女性）内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这种身份意识产生的冲击是巨大而变革性的——原来我们生活中承受的这么多困境，并不是理所当然本该如此，也并不是因为个人化的不幸，而是因为我们是女人；这叫性别歧视，是性别不公。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与女性的性别意识迅速觉醒并行的，是男性的滞后，甚至保守化——他们缺少同样的性别经验。

2022年唐山打人事件引发的相关讨论算一个分水岭。很多男性通过这次事件，才被迫面对”性别问题”这个烫嘴的词。而如今，似乎会引起社会热议的公共事件多半是跟性别有关。这无疑与女权主义的泛化有关，虽然也有一个前提——（生活化的）性别议题相对还算低敏感度/可言说的公共议题，所以可见度相对更高。

随着性别问题的泛化，年轻女性的愤怒情绪也更广泛。社交网络代偿了公共生活，成了这些愤怒汇集和爆发的空间。一个一个性别暴力事件被发布和关注，热度过后再有下一个，比如，自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增加了离婚冷静期，社交媒体上不断曝光因为女性因为难以离婚而受害的事件。

在无组织无中心的网络女权世界里，自发的愤怒接续着，很难再形成运动，但是形成了一种有一定自我赋能作用的松散小组，让大家能够找到彼此，宣泄不满，甚至建立有教育和宣导功能的联盟。

泛化的第二层是女权主义者群体的泛化。有“女权主义者”自我认同的人数快速增加，2023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中，提意见的人数创造了历史新高，这是有相关性的。

“打拳”这个词在过去5-6年成功扭转了词义色彩，从一个反对者用来污名女权主义者的网络用语，变成一个女权主义者骄傲的自我标榜——你可能越来越多地听到身边或者网上的女孩成自己是“拳手”“拳师”，“没事就在网上打拳”。在女性对这个词主动认领的过程中，她们稀释并嘲弄了原本的贬损词义，还让女权主义本身得到了进一步脱敏。

但是另一方面，当“女权主义者”群体急剧泛化，可能难以继续作为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分化必然产生，更何况，我们本来就缺少足够的内在支撑：经过2015年，有组织的行动方式已经不再可能，女权运动只能被动的去组织化和去中心化；与此并行的是信息的断层和不畅通，除了学术体系内还保存一些资源，民间和网络上严重缺乏女权主义基础知识的传播。

当我们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系统性的知识财产。在一个缺少前人的理论和经验的真空里，一切启蒙都要从零开始。说这个过程是“闭门造车”可能过于严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近年主要生成于网络的本土女权主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缺少对于主张、策略和行动路径的基本共识——这不是一个批评，而是一个不得已的现状。

曾经的灯塔被移除，女权主义者被迫变得分散，隔离，缺乏联结，各立阵地，这时候再施加一个信息和养分的封锁，制造一种资源紧张的错觉，就能有效加剧女权内部的分裂，大家难以形成良性的对话和合作机制，还可能成为竞争和对抗的关系。

这也就导致极化。

【极化】

另一个本国女权发展的趋势是极化。极化一方面是指两极化——女权主义者和反对者的对立更加坚决，坐标也都在向两端移动，中间地带不断缩小；与此同步的现象就是，一些似乎很极端的话语占据了最可见的网络女权讨论，除了语言激烈并具有强攻击性，它们的共同点包括：厌男情绪（体现在各种对男性的非人化称谓上）、“母权主义”（“女性才是第一性”，重建母系社会），以及性别分离主义（“不沾男的”、“去父留子”）。

这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在一个女性集体情感日渐不满，同时知识生产严重缺氧萎靡的环境下，必定有一个对女权话语的巨大需求空洞，而在还能参与市场流通的话语中，必定是最能激发和宣泄情绪、并最能提供直接解决方案的话语，是大家最渴望听到的。

首先必须强调，这种在中国（韩国也是一例）的极化是反女权主义者的大规模攻击（比如指责女权“制造性别对立”）导致的反抗。比如你可以回忆一下，杨笠被网暴期间，你身边有没有人女权觉醒了或者“出柜”了？
对女性的压迫和厌弃构成了我们所知的大部分历史，但是制造性别双标、将女性圈定为二等公民放逐到自己占据的权力空间之外的男性，却要指责争取平等的女人在“制造性别对立”。

从2016年左右，随着官方态度的明确和变化，有组织的反女权活动快速增殖。和上野千鹤子所观察到的日本很相似，我国“前线”最活跃的反女权者往往是社会底层或边缘的男性，错误地认为是女性分走了他们的资源或性别红利，而躲在他们之后攻击的恰恰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占有和控制大量社会权力和资本的成功男性 ，两者中间，则是一批操纵舆论搅动流量收割利益的网络大号。

在这样大规模的且有真实迫害的网络暴力之下，一些女权主义者发现，说理无效，只有通过口水战和人海战术以暴制暴，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对暴力语言脱敏和习得。

此外，这种“极化”（至少对于一些人）是有意识和策略性的。

当女权很难再在线上设定舆论议程，更难以在线下组织行动诉诸社会改良，所剩路径似乎只剩下了：用语言暴力制造关注、试图制衡厌女文化。用一位前辈的总结：“近年网络女权议题最主要的诉求：如果男人无法改变，就骂醒更多女人；制度无法改变，那就改变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