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国】

我们再从19世纪的美国推进到20世纪初的中国。上一期我讲到了秋瑾，和她同期还有多位爱国女革命家，她们在辛亥革命中非常英勇地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武装战争，比如吴淑卿，19岁建立第一支女子民兵队，亲自指挥几百人的队伍加入了汉口和南京的战斗并因此广为人知，被誉为“当代花木兰”；

再比如唐群英，20岁与秋瑾一见如故，33岁为了追随秋瑾离家东渡，在日本留学期间成为华兴会和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的第一位女性成员，在1908年，秋瑾去世的次年，唐群英毕业回国后开始进行武装起义但失败，1911年再次归国后，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包括上海女子北伐队和女子后援会。

1911年11月，江浙联军久攻南京不下，在唐群英的请求下，女子北伐队被编入联军，并接受短期集训，组成敢死队，然后女队员打扮成难民潜入南京城杀死了守城清兵，唐群英随后带领女兵随大军攻城，成功光复南京。“女子北伐队”由此声名大振，唐群英在1912年2月1日的庆功会上被孙中山授予二等嘉禾奖。

然而到了2月26日，上述这些女子武装部队都随着辛亥革命的落幕，被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不仅如此，南京临时政府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没有“男女平等参政”的条文。于是唐群英率领一众姐妹，包括同盟会以及女子北伐队的女界领袖，比如沈佩贞、王昌国、林宗素等人一起，在4月成功组建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目标是“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

作为女子参政运动核心组织，她们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恢复“男女平权”，但均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不仅如此，以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人，屈从于同盟会男性同侪压力，将同盟会政纲中的“主张男女平等”去除，引发了女性成员的大型抗议，但是无果。8月，国民党成立，国名党党纲依然把“男女平权“排除在外。

唐群英愤怒至极，在国民党成立大会的会场再次质问宋教仁，删除男女平权这一条，“实为蔑视女界，亦即丧失同盟会旧有之精神”，并要求向女界道歉。宋教仁无言以对，然后就吃了唐群英的两个耳光——这就是著名的唐群英掌掴宋教仁事件。

在这之后，国民党元老张继出来圆场，建议举手表决是否将“男女平权”补入党纲，男议员几乎无人举手，表决没有通过，女会员们愤然离场。之后唐群英和沈佩贞曾再次拜见孙中山寻求支持，得到的回复书信称：

“同盟会女同志公鉴：
……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君等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更有一言奉献：切勿依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

书信意思很明了：大部分男子就这样，我倍感无力但也帮不了你们，你们必须靠自己，不能指望男人。

深明“大义”的唐群英，只好平息了女界不满，并带领大家继续和国民党一起对抗袁世凯。1913年底，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遭袁世凯取缔，多个女报被查封，唐群英遭通缉。20-30年代，唐群英在故乡湖南继续坚持女子参政事业，并着力于女子报业和女子教育，用尽家产，66岁病故家乡。

唐群英的生平事迹是有时代性的，但并不算典型，因为她已经相算是名留青史（一个让人苦笑不得的证据是她的族人因为她的名望破例将她录入了族谱），而这不是大多数同期女性主义先驱的命运。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至今讲到的这些女性先驱要经受多少呕心沥血，多少心碎幻灭，多少忍辱负重，才推动了一点女性本该有的权益。

再举一个例子，在民国时期，女权主义者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在与保守势力的博弈中不得不做出各种违心的退让，比如为了推进教育权和财产权，而在堕胎合法化的议程上保持沉默或者让步。这种名曰策略实为屈辱的妥协，贯穿了女性的政治参与史。

也因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当一个带着实实在在的性别平等承诺的主义出现在中国女性新青年的视野中，它是多么振奋人心。自然，大批革命青年被它吸引，它成了指导五四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也进一步通过五四运动生根发芽。

对中国女权史有深入研究的王政老师有一本专著《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挖掘了陆礼华、朱素萼、陈泳声、王伊蔚和黄定慧五位女性的历史画像，她们都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生，经过建构了新女性主体身份的五四运动洗礼，然后以不同路径加入妇女革命。这批五四女权前辈当初对于妇女解放的希冀和信念感，我们如今听来会觉得无比感慨。

朱素萼在90年代初接受王政采访，90多岁的她回忆30年代的自己——作为一名新女性，她学了法律，成立了律师事务所，帮助女性打离婚官司，她告诉王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争女权啊，我们不去争的话，难道男人会给你权利吗？”这批新女性怀抱的深厚使命感令人充满敬意，她们相信自己是推动和开拓时代的一代人，“妇女解放的社会障碍靠我们来打破”。

虽然她们曾被历史遮蔽，命运也令人唏嘘，但好在现在我们重新发现了她们历史开拓者的角色，如同上集说到的何殷震。在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的努力下，中国女权运动史如今在脉络和谱系上得到了很大丰富，比如秋瑾一代辛亥革命者到五四女权的薪火相传，而我们作为新一代的求知青年，至少有义务去学习这些历史，如王政所说，“中国的现代性离开了女权运动是无法想象的。”

【新中国的妇女运动】

有一张著名老照片，时任国家妇联主席与副主席的邓颖超和蔡畅，与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三位正值壮年的新中国女界领袖，在1949年12月亚洲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谈笑着手挽手走入会场。（从左至右：蔡畅、邓颖超、宋庆龄）

她们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是新中国女性的代表——我们终于在法律意义上拥有了和男性平等的权利，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新中国早期，国家力量在妇幼设施、女性教育和经济权益等方面均有投入；蔡畅等女性国家领导人尤其关注培养和提拔女干部，女干部比例一度达到20%以上；首任司法部部长是史良，一位女性法律学家，她是奠定了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等婚姻制度的本国首部婚姻法的主要推动人之一。

就政策方向来说，这段时期实质上是“国家女性主义（state feminism）”，但是“女权主义”一词在新中国的语境下，是与“资产阶级”和“西方”等词联系在一起的，颜色不对。也因此，当时的妇女工作者必须紧把意识形态关。

这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传承。创立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前辈，同为妇女运动先驱和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就多次以阶级为轴线与“女权主义”划清界限。1907年，第一界国际妇女大会召开，蔡特金的发言为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定调——“社会主义妇女务必勿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们结盟，而是要与社会主义男性们并肩领导解放大业”。但社会主义男性们并不一定想和女人并肩。

各国的妇女运动家也都有相似的体验。新中国第一代妇女工作者们尝试通过妇女组织的发展，推进对父权文化的改造，然而权力内部本身就父权浓度很高，加上可能被扣上“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帽子的风险，令她们很难展开对父权的系统性梳理和批判工作。

我在第一章节也讲过，出于对当时男性农民的迁就，中国没有进行彻底的农村家庭革命，传统性别结构和价值观从未被真正“革命”掉，所以落后的“封建文化”很快复苏，女性获得的权利也开始倒退。即将开始的60和70年代又宣扬“铁姑娘”式的性别模版，女性需要和男性做同样强度的劳动，同时依旧要生孩子、做家务、照护所有家庭成员。

事实上，就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新男性”们，虽然对“性别平等”在理念上接受，但在个人实践中也很难知行合一。以鲁迅为例，许广平本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前途无量，和鲁迅成家后只能退居身后默默付出，每日帮鲁迅抄写、校对、照顾饮食起居，在鲁迅离世后冒死保护了遗物，让他得以名垂千古。然而许广平本不甘这样的生活，想出去工作，鲁迅阻止了她，她回忆道：

“他说：“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两样，不能像这样子，让我想想再说。”这样子事情就搁起来了。遇到另外的机会，我又向他提起做事，他说:“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这样的结论，迫得我好似一个希特拉的“贤妻”，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后来再做了母亲，成天给家庭的一切闹昏了，到夜里往往睁不开眼皮。
……
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丢下他，独自个儿走到外面做事。”（1939年3月22日《鲁迅风》，后收录于《许广平文集》）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在后半生得以发挥本有的才能，成为了国家政务院副秘书长和妇联副主席。

到了尾声，相信你已经看到了历史的惊人相似性。每个时代的性别平等运动，总会遇到相似的阻碍和结局：妇女是各个重大革命的关键参与者，而胜利后，妇女权利又被后置，甚至被牺牲。她们的历史存在不断被覆盖，被收拢，其中一些“她”已经被彻底遗忘。

这些是事实，但是我并不像我现在听起来那么悲观——前辈们很多没有留下名字，但她们留下的遗产就是我们在享受的进步。回到这篇开头的那个对谈，当上野说出“女人总是被革命背叛”，李小江老师做了这样的回应：

“对当时的你们而言，所谓“革命”，只是一个局部的运动，学生运动，是一次社会骚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中国，有一个急剧的突变，……我在一九五一年出生，我的母亲，我自己，还有我们这代人的女儿，是不同的三代人，但比较我们的祖母，我们倒宁可做母亲那样的人，因为她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解放的女人”。

……对我们而言，我们是有榜样的……而我们女人，并没有去搞什么专门的女权运动，也没有去反对父亲的家长制，尤其我这一代，就出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根本不要去努力，就这样“被解放了”，可以受教育，也可以参加工作。作为女人怎么能不感恩戴德？更何况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怎么能不自豪？”

请大家去尝试体会李老师和她上一代新中国女性，对于自己有幸经历的性别秩序剧变的欣喜，对女性未来的饱含希望。事实上，李小江老师这一代女性，也的确成为了妇女研究和运动的下一代旗手，1995年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将彻底点燃她们的激情和能量——那就是我们下一期的内容。

从“第一个女权主义者”，到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范围的第四波女权主义运动，虽然道路曲折无已，但我们每一代人所做的都不会白费。

无文稿访谈

因为女权史的断层和缺位，我们今天的女权发展进入一个奇怪的阶段，我把它称之为一个“孤儿”时期，即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继承了什么脉络，又能传承什么历史性的观察，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重新自己探索。

今天我们终于进行到中国女权发展的现在时。争吵和撕裂似乎占领了现今女权网络讨论的大部分空间，那争吵和撕裂为何出现，存在的意义又何在？我们可以如何看待和理解它们？

如上期说到，自2015年的转折点后，中国女权活动开始滑落低谷，到2018年行动派的活动在各种网暴和压力下基本偃旗息鼓，但同时我们迎来了米兔。线下行动的难以展开和女权意识的扩散，这两点因素作用下，女权话语开始在网络上普及和下沉，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生态，可以总结为两点：泛化和极化。

【泛化】

我上期提到，2018年和2020年是很多年轻女性的女权主义元年，而她们见证的这个时期可以形容为“泛女权主义”。

“泛化”一方面指最可见的女权主义议题更宽泛，不再集中于主张、诉求，或理论等和体制或结构发生关系的范畴，而是日常化、个人化、生活化；另一方面是指，认同女权主义者这个身份的人群变得更广泛，规模更大，而不再是之前那样一个参与者彼此认识，至少知晓的圈子。

关于第一种泛化，近年相当比例的可见的女权话题讨论是关于亲密关系、职业选择、个人困境（如脱离原生家庭），和个人成功（如搞事业搞学业）等个人生活话题。这样的日常化本身很有价值，这些话题有关注度，有凝聚力，能够聚集社区，而且将女权视角广泛植入个人生活领域。但是，当我们的谈论仅限于个人层面，而无法进入概念的层面去系统性理解覆盖在个人处境上的结构性问题，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信号了。

这种讨论议题的窄化首先可能是一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红线规避。女权主义本身当然对于实际生活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去公共化的女权主义，能够带来的日常启迪其实非常有限，就工具性来说，也肯定比不上新自由主义式的个人成功学话语，而且这两者的兼容性并不高。

在这些彼此冲突的价值观的拉扯下，很多女性会发现自己随着自己性别意识的提升，困惑反而更多了，性别困境也愈发难解，比如到底还要不要谈恋爱？我们如何保卫自己在关系中的利益？到底还要不要为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付出？我们这样是不是吃大亏了？那只有不婚不育一种出路吗？这之后我们又要往哪里走？

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话题泛化也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生活方方面面，性别不正义都令女性感到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愤怒。

很多曾经被打发为“私领域”的议题，如今则因为我们拥有了女权主义意识，而终于被正视为真实而有紧迫性的社会议题，比如家中的婆媳关系和“妈宝男”，比如“女人是否为了家庭而放弃晋升机会”，比如二胎后姐姐在家中的地位下降。更不要说性侵、性骚扰、家暴等性别暴力议题，经过先行者和前辈们多年的推动，如今终于在普通大众（女性）内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这种身份意识产生的冲击是巨大而变革性的——原来我们生活中承受的这么多困境，并不是理所当然本该如此，也并不是因为个人化的不幸，而是因为我们是女人；这叫性别歧视，是性别不公。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与女性的性别意识迅速觉醒并行的，是男性的滞后，甚至保守化——他们缺少同样的性别经验。

2022年唐山打人事件引发的相关讨论算一个分水岭。很多男性通过这次事件，才被迫面对”性别问题”这个烫嘴的词。而如今，似乎会引起社会热议的公共事件多半是跟性别有关。这无疑与女权主义的泛化有关，虽然也有一个前提——（生活化的）性别议题相对还算低敏感度/可言说的公共议题，所以可见度相对更高。

随着性别问题的泛化，年轻女性的愤怒情绪也更广泛。社交网络代偿了公共生活，成了这些愤怒汇集和爆发的空间。一个一个性别暴力事件被发布和关注，热度过后再有下一个，比如，自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增加了离婚冷静期，社交媒体上不断曝光因为女性因为难以离婚而受害的事件。

在无组织无中心的网络女权世界里，自发的愤怒接续着，很难再形成运动，但是形成了一种有一定自我赋能作用的松散小组，让大家能够找到彼此，宣泄不满，甚至建立有教育和宣导功能的联盟。

泛化的第二层是女权主义者群体的泛化。有“女权主义者”自我认同的人数快速增加，2023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中，提意见的人数创造了历史新高，这是有相关性的。

“打拳”这个词在过去5-6年成功扭转了词义色彩，从一个反对者用来污名女权主义者的网络用语，变成一个女权主义者骄傲的自我标榜——你可能越来越多地听到身边或者网上的女孩成自己是“拳手”“拳师”，“没事就在网上打拳”。在女性对这个词主动认领的过程中，她们稀释并嘲弄了原本的贬损词义，还让女权主义本身得到了进一步脱敏。

但是另一方面，当“女权主义者”群体急剧泛化，可能难以继续作为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分化必然产生，更何况，我们本来就缺少足够的内在支撑：经过2015年，有组织的行动方式已经不再可能，女权运动只能被动的去组织化和去中心化；与此并行的是信息的断层和不畅通，除了学术体系内还保存一些资源，民间和网络上严重缺乏女权主义基础知识的传播。

当我们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系统性的知识财产。在一个缺少前人的理论和经验的真空里，一切启蒙都要从零开始。说这个过程是“闭门造车”可能过于严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近年主要生成于网络的本土女权主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缺少对于主张、策略和行动路径的基本共识——这不是一个批评，而是一个不得已的现状。

曾经的灯塔被移除，女权主义者被迫变得分散，隔离，缺乏联结，各立阵地，这时候再施加一个信息和养分的封锁，制造一种资源紧张的错觉，就能有效加剧女权内部的分裂，大家难以形成良性的对话和合作机制，还可能成为竞争和对抗的关系。

这也就导致极化。

【极化】

另一个本国女权发展的趋势是极化。极化一方面是指两极化——女权主义者和反对者的对立更加坚决，坐标也都在向两端移动，中间地带不断缩小；与此同步的现象就是，一些似乎很极端的话语占据了最可见的网络女权讨论，除了语言激烈并具有强攻击性，它们的共同点包括：厌男情绪（体现在各种对男性的非人化称谓上）、“母权主义”（“女性才是第一性”，重建母系社会），以及性别分离主义（“不沾男的”、“去父留子”）。

这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在一个女性集体情感日渐不满，同时知识生产严重缺氧萎靡的环境下，必定有一个对女权话语的巨大需求空洞，而在还能参与市场流通的话语中，必定是最能激发和宣泄情绪、并最能提供直接解决方案的话语，是大家最渴望听到的。

首先必须强调，这种在中国（韩国也是一例）的极化是反女权主义者的大规模攻击（比如指责女权“制造性别对立”）导致的反抗。比如你可以回忆一下，杨笠被网暴期间，你身边有没有人女权觉醒了或者“出柜”了？
对女性的压迫和厌弃构成了我们所知的大部分历史，但是制造性别双标、将女性圈定为二等公民放逐到自己占据的权力空间之外的男性，却要指责争取平等的女人在“制造性别对立”。

从2016年左右，随着官方态度的明确和变化，有组织的反女权活动快速增殖。和上野千鹤子所观察到的日本很相似，我国“前线”最活跃的反女权者往往是社会底层或边缘的男性，错误地认为是女性分走了他们的资源或性别红利，而躲在他们之后攻击的恰恰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占有和控制大量社会权力和资本的成功男性 ，两者中间，则是一批操纵舆论搅动流量收割利益的网络大号。

在这样大规模的且有真实迫害的网络暴力之下，一些女权主义者发现，说理无效，只有通过口水战和人海战术以暴制暴，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对暴力语言脱敏和习得。

此外，这种“极化”（至少对于一些人）是有意识和策略性的。

当女权很难再在线上设定舆论议程，更难以在线下组织行动诉诸社会改良，所剩路径似乎只剩下了：用语言暴力制造关注、试图制衡厌女文化。用一位前辈的总结：“近年网络女权议题最主要的诉求：如果男人无法改变，就骂醒更多女人；制度无法改变，那就改变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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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性别化的暴力语言不断升级，一些社群相信，我们必须以急进和有杀伤力的发声抢夺男人的舆论阵地，同时这也是一种棒喝式的自我强化，以仅有的话语手段活化自身的能量，并希望唤起更多女性的觉醒。这是一种非常野生的打法，但传播力很强。

但是这种战斗方式也是自损的。因为当战斗核心只在于攻击性，而不在于主张（即“道理”）和议程（即“路径”），暴力的边界会很难把持，攻击范围会不断扩大。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成为这些本该“爱女”的社群的讨伐对象，“同伴”的范畴越来越狭小。

从没有及时离婚的家暴受害者，到给孩子冠了父姓的Papi酱，再到选择了结婚生育的女性，都被视为男权集团的拥趸，被冠以“爱男”、“婚驴”、“胎器”之称；被视为不够“激”的女权主义者被取笑为“平权仙子”，不够“女本子”；“激女”社群内部也不断撕裂，“激女”博主们时常被社群成员拿着放大镜审查。

谁才真正够“激”呢？“激女”的“激”又是什么意思？激进？极端？激烈？大家其实没有一个基本共识（关于“激进女权主义”本来的含义（更准确其实应该称为“基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我的播客「别任性」122期）。同时，除了“不”做什么和“脱”什么的纲领，“该做什么”的建设性主张相对抽象很多。

我欣赏，并且一定程度上赞同，与父权的切割态度——这是我之前讲过的系统性“大拒绝”。父权的瓦解从个人的罢工开始，女性通过“不婚不育”的口号和实际行为表达不合作，实践消极抵抗。但是，当这种“切割”变成一种规训，或用以检验对女权的忠诚度，我们的自由并没有变多，而是在变少。

“不沾男”可以作为个人生活的指导甚至伦理，但无法成为对抗父权的运动纲领——“不沾男”并不等于“脱父权”。如我在“脱美役”那期说到，父权压迫是一整个网络，真正的“撤出”意味着不再参与，也不再从体制中获利，所以真正的“脱父权”意味着对我们所有生存假定和默认的重新审视和激进重组，包括工作方式、经济模式、照护体系、亲密关系模式、教育、养老、家庭结构。不婚不育和6b4t是一种脱父权实践，但它们本身不是目标，而是手段，且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如何达成“脱父权”的目标本身，才应是用力方向。

把对抗父权转化为对男性的战争，是一种失焦。或许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将目标扁平化，但我们需要记得这不该是性别之战的全部。而把对抗父权转化为对女性的征伐，更是危险的——将其她女性作为“失格者”苛责，正是转嫁了对父权本身的问责，这样做的我们，才是父权的同谋。

引用一段弦子的观察：
“2021年之前，性骚扰这样的议题，女权主义者们还能够呼吁司法系统的 改变。但是现在的性别议题更像是年轻人个体之间的争斗，比如女性是不是诬告、男性是不是天生就是罪犯⋯⋯更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反而从中隐身了……
当公共性的部分被抽空了，大家都在讨论女权主义，但是女权主义……只能变成个体跟个体之间的关系的标尺。很多个体会用女权主义去评价其他个体，比如大家去评价全嘻嘻的生活，或是评价某些他人的亲密关系，反而让作为个体的女性彼此之间变成了互相审视的对象。”

一句话总结“泛化”和“极化：我们的打拳越来越集中在对日常生活以及个人选择是否足够“正确”的讨伐和站队上。

【可是，运动必须是疗愈的】

其实说这么多道理可能没什么用。“打拳”对很多人根本不是关于道理，而是关于情感，对此忽视或不屑一顾是极度无知傲慢的。

另一位资深女权行动者这样解读某些激烈言论：“这些属于个人决策的‘打拳’让人有一种力量，会觉得‘我的生活我是可以控制的’，就不用面对那种很大的无望感……只要骂其他女性，让她们不要结婚，把她骂醒（就好了），是对无力感的补偿。”

想象一下，当你在荒漠独自走了很多年，没有同类、没有支持，终于找到一个接纳、滋养你的部落，你会对这个部落的情感依赖很强，对于自己的成员身份忠诚且认同感很高。而当外界环境越恶劣，内部抱团就越重要，好比在重重大雾中，我们看不见前路，也看不清周围，只能忙着抱团取暖，让自己不要走散，在这样应激状态下，面对周边的一切不同声响，可能是批评反对，也可能来自盟友的异见，进攻就成了我们的膝跳反应。在这种紧张的防御状态下，我们攻击的其实是一个假想敌，但是我们根本无暇去真正理解和看到对方。

所以，立场、身份和站队，是情感需求的一部分。我们被大量无力感和绝望感包裹，看不到性别平等的出路，急迫却缺少学习资源，愤怒却寻不到组织，当这样的我们找到一个互称“媎妹”的社群，归属感优先于一切道理。

但我们这种不同群落彼此隔离甚至为敌的状态，本就是被分裂的结果。其实大家或许心里也知道，那些被剥离“自己人”身份的ta者，并不是真正的敌人，但ta们成了我们恐慌的显化，成了我们愤怒的转移和错置对象。

拿跨性别为例，对ta们的反对厌恶来自很多根本没有现实支撑的恐惧（比如男性伪装成跨性别进入女性空间对女性施加暴力），我们有大量数据证明这些恐惧没有根据，但人们坚持不去了解这些，而坚守着自己并不成立的反对理由——不是因为它们是事实，而是因为情感上人们不愿意改变观念，因为这样做有风险破坏强“同一性”的身份认同。我们需要这种身份认同。

然而这样的后果是，当我们愈发要求内部的同一性，我们的“自己人”也会越来越少。从脱美役，到不婚不育，到反性缘，再到反跨性别，我们不断撕裂，不断“净化”，不断用这样的语言疏离和“鉴定”其ta女性：“这种入门条件也做不到的话，其他的就别提了。”

“多样性是所有人的财富和共治的基础，而不是分裂和对立的来源。”（西尔维亚·费代里奇，《超越身体边界》）异见和批评并不等于“撕裂”，而是任何运动中合作的必要元素。如果我们只是不断加强自己的观念，不断加厚“我们”v“她们”的壁垒，“敌人”的外延只会越来越大。

还是引用那位前辈：“看身份标签做判断和立场，只用成见做群体性裁定，不再试图沟通，也不接受中间地带，在将一切问题归因于男权者之后，……

意味着僵局，而僵局只对要求变革一方不利。而且，当女权主义丰富的批判性思辨，如果真的萎缩成一套无限重复、自我强化的攻击性话术，遗憾远不在于审美和思想的贫瘠，而在于伦理性的沦落：在防御和进攻的轮换中，女权主义永远可以无限地用男权的罪错解释和比较自己，然而这就是让男权定义了底线和模式，最终是让女权成为男权的镜像。”

在此之上我想补充的是，虽然情感非常重要，我们从极化的运动中经历的情感政治真的是对我们有益吗？

“除女籍”、“鉴女权”，无限审视一个女性的选择和行为，无节制地盖上“爱男”“媚男”的标签，这种种操作的驱动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爱女，而不是厌女——其实我们厌的终究是自己，对其她女性的恶意、敌意、不宽容，难道不都是女性们对于自己的情感的向外投射？

西尔维亚·费代里奇在《超越身体边界》中写道“欢乐的战斗精神”：政治工作必须是治愈性的“如果一个政治事业不能以一种积极的、令我们成长、带给我们欢乐的方式改变的我们的生活，那么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但正是在妇女团体中，“我们最有可能体验最深刻的失望和痛苦”，因为我们对这些伙伴的期望更高，没料想“身为女性我们也会互相伤害，也会感到被贬低、被忽视，或者让其他女性有这样感受”。

这样的运动创伤，加上成长在父权体系中带来的性别创伤，使女权主义常常被悲伤的政治笼罩。怨恨、愤怒、痛苦、忧郁，让我们难以求同存异，并肩前行。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分裂手段。“学习它们而不是被其摧毁，是我们政治成长的一个环节”。费代里奇将答案指向资本主义，“在妇女运动中经常遇到的琐碎、极度和过度脆弱，往往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所造成的扭曲的一部分。”（如果你对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联系感兴趣，欢迎收听「别任性」的151期。）

女权内部争端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为何我们似乎对可能的盟友比对敌人更加严苛？澳洲学者Holly Lawford-Smith总结过几个原因，比较适用于本土情况的包括：

部落主义 (tribalism，在一个运动里面不同的派别跟团体之间出现对抗，人们通过攻击彰显对派别的忠诚和对ta人的警告）；

内化的厌女（父权的毒性渗透在我们所有人的行为和精神中，女权主义者也不例外）；

错位的愤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过往创伤（一些小事情可能因为长期的创伤和应激反应，急速升级为非此即彼的对抗，即使面对的并不是敌人）；

资源匮乏（她者派别被视为资源的竞争者）；

正义的狂热（即“谁最正确”之争，尤其在左翼运动中，大家因为对正义的执着，而更可能质疑意见相左的人的正义）。

那么最后，我们能做些什么？（时间关系我做一个粗暴的总结，或许最后一章节可以再重温这个问题。）

沟通差异。不容异议并切断交流的态度在任何运动中都是破坏性巨大的。包容多元本就是女权主义的根本原则，而抗争性和批判性也是女权主义的重要财富，这两者如何平衡，如何允许差异存在并取得共识，就是我们日常就可以进行，也需要加以训练的民主实践（我们太缺乏这方面的训练了）。

而在这个学习带着差异性共同追求进步的过程中，盟友可以重新成为我们的养料，而不是时时被诊断和评判的嫌疑人，这样我们或许也可以重新找回运动的疗愈性。另外，女权主义当然不是人品的担保，其中投机主义者大有人在，而在我们实践差异共存的经验中，对于哪些人可以成为盟友也会培养出更好的判断力。

我们需要警惕复制父权的思维和话语。慕强、不利ta只利己、个人至上，这些有主流化倾向的“女权”话语其实是父权和新自由主义的合谋产物。什么是真正的“女本位”？那必然不能只是父权的镜像翻转。我们对母系未来的想象不能由怨恨和反击驱动——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全然被自己反对的东西定义。女权运动，不是为了让女人成为男人，而是为了让女人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我们需要了解历史。引用王政老师的话：
“‘重新发明车轮毫无必要，在我们已有的基础上建造会有效更多。’……如果不了解历史，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前人的经验教训我们都无法借鉴。
更重要的是，瞭解历史可以使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对前人做过的事情越瞭解，自己就越不会自大，因为知道了有很多杰出的女权先辈在我们之前做过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总而言之，一个“孤儿”的成长过程肯定是艰难的，但是也必然有野蛮的生命力。我们所处的这个泛化和极化阶段，并不是一个蓬勃的“绿洲”阶段。我们的议题已经不是如同95年开启的20年内的建设城邦、重塑秩序、扩展文明，而是回到了生存，尤其是个人的生存——当女性意识到与父权的交涉必须贯穿自己的一生，而系统性变革的路径看似封锁，她们的失权感和焦虑愤怒只能转化为个人化方案，比如“做大女主”、“搞钱”、以及“不婚不育保平安”。

但是与此同时，或许我们在经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女权主义对于女性如今有如此大的感召力，这正是因为新一代女性对性别压迫更为敏感，而且有条件反抗。换句话说，我们看似重新回到了“生存”层面的斗争，是因为我们对“生存”的标准变高了。因为前几代人的努力让我们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和个人发展，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值得更好的处境，所以我们不再忍耐。

历史并没有结束，薪火相传也不会停摆，但当我们习得经验，我们才有可能传承，当我们掌握了妇女运动在中国发展的连贯叙事，我们才可能看到前路在何方，并对明天继续抱有希望。我希望过去这几集内容，能够让一些人越过堵在眼前的争吵和撕裂，看到更长时间刻度上的女权前辈和姐妹，从而找到一些行动和学习的方向，从而真正的醒来。

……
另外我不觉得这片子有刻意美化或者丑化（异性恋）性交，而是体现了“性对于女人有相对于男人更高的成本、剥削和危险”这个事实（虽然我的确觉得他对“性解放”的庆祝多于对风险和代价的刻画，并不是一个周全和写实的荧幕再现）；

Bella也并非只通过“性”这一条路径进行自我发展，而是随着成长，发展路径更多元，也越来越脱离包括依赖食物和性的“原始行为”，直至异性恋性交的情节完全消失；男性角色也是在Bella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排除出去，从床伴到父亲，最后留下的一个“丈夫”也不是她的掌控者，而是被她纳入自己的脚本的一个NPC（虽然她最后还是“娶”了一个直男，这个结局肯定有批判空间）；

Bella精神的成熟更多是通过和女性角色的互动推进的，包括船上的老年贵妇（有钱有闲脱离性缘但有身体残疾）、黑人妓女（同时是政治觉醒的同志、同事和情人），道德立场看似混沌的老鸨（可能象征某种旧秩序中女性的有限抵抗空间），甚至还可以包括她母亲这条隐线，无论如何，并不是靠“睡男人”实现的。

所以似乎“Bella成长靠睡男人”这一点批评，被不合比例地放大了。为什么会这样？这后面肯定是一些被刺激到的情绪——我觉得理解这些情绪比观点本身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话题上，我们看似针锋相对其实在做无效沟通，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听到对方真正想说的，也就是后面的情绪。

“你凭什么再现女人的身体”？“你凭什么编写女人的故事？”恰恰因为这些“凭什么”被问得太少，男性创作者总是可以以“艺术”为由躲避对于创作立场的自我审视，或者合理化任何恶意的或厌女的表达。如果无需思考“自己凭什么”，男性创作者会继续理所当然的把对女人的刻画当作自己天然的权利，继续将女人像一个无声、无言、无生气的静物一样当作自己素材、客体、对象，也不可能去审视其中的权力和伦理。这种理所当然本身就是一种占有，一种暴力。

所以我认为，大家对《可怜的东西》的很多批评看似是针对“性”，其实是反对男性塑造和刻画女性的性的权力。这与”女权主义性之战“中的反色情女权主义主张有相通之处：反色情女权主义并非是出于保守的性道德，反对的也不是性自由，而是男性对女性的性物化和剥削。这为我去理解《可怜的东西》引起的女性观众反应，提供了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