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1317242

于是，性别化的暴力语言不断升级，一些社群相信，我们必须以急进和有杀伤力的发声抢夺男人的舆论阵地，同时这也是一种棒喝式的自我强化，以仅有的话语手段活化自身的能量，并希望唤起更多女性的觉醒。这是一种非常野生的打法，但传播力很强。

但是这种战斗方式也是自损的。因为当战斗核心只在于攻击性，而不在于主张（即“道理”）和议程（即“路径”），暴力的边界会很难把持，攻击范围会不断扩大。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成为这些本该“爱女”的社群的讨伐对象，“同伴”的范畴越来越狭小。

从没有及时离婚的家暴受害者，到给孩子冠了父姓的Papi酱，再到选择了结婚生育的女性，都被视为男权集团的拥趸，被冠以“爱男”、“婚驴”、“胎器”之称；被视为不够“激”的女权主义者被取笑为“平权仙子”，不够“女本子”；“激女”社群内部也不断撕裂，“激女”博主们时常被社群成员拿着放大镜审查。

谁才真正够“激”呢？“激女”的“激”又是什么意思？激进？极端？激烈？大家其实没有一个基本共识（关于“激进女权主义”本来的含义（更准确其实应该称为“基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我的播客「别任性」122期）。同时，除了“不”做什么和“脱”什么的纲领，“该做什么”的建设性主张相对抽象很多。

我欣赏，并且一定程度上赞同，与父权的切割态度——这是我之前讲过的系统性“大拒绝”。父权的瓦解从个人的罢工开始，女性通过“不婚不育”的口号和实际行为表达不合作，实践消极抵抗。但是，当这种“切割”变成一种规训，或用以检验对女权的忠诚度，我们的自由并没有变多，而是在变少。

“不沾男”可以作为个人生活的指导甚至伦理，但无法成为对抗父权的运动纲领——“不沾男”并不等于“脱父权”。如我在“脱美役”那期说到，父权压迫是一整个网络，真正的“撤出”意味着不再参与，也不再从体制中获利，所以真正的“脱父权”意味着对我们所有生存假定和默认的重新审视和激进重组，包括工作方式、经济模式、照护体系、亲密关系模式、教育、养老、家庭结构。不婚不育和6b4t是一种脱父权实践，但它们本身不是目标，而是手段，且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如何达成“脱父权”的目标本身，才应是用力方向。

把对抗父权转化为对男性的战争，是一种失焦。或许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将目标扁平化，但我们需要记得这不该是性别之战的全部。而把对抗父权转化为对女性的征伐，更是危险的——将其她女性作为“失格者”苛责，正是转嫁了对父权本身的问责，这样做的我们，才是父权的同谋。

引用一段弦子的观察：
“2021年之前，性骚扰这样的议题，女权主义者们还能够呼吁司法系统的 改变。但是现在的性别议题更像是年轻人个体之间的争斗，比如女性是不是诬告、男性是不是天生就是罪犯⋯⋯更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反而从中隐身了……
当公共性的部分被抽空了，大家都在讨论女权主义，但是女权主义……只能变成个体跟个体之间的关系的标尺。很多个体会用女权主义去评价其他个体，比如大家去评价全嘻嘻的生活，或是评价某些他人的亲密关系，反而让作为个体的女性彼此之间变成了互相审视的对象。”

一句话总结“泛化”和“极化：我们的打拳越来越集中在对日常生活以及个人选择是否足够“正确”的讨伐和站队上。

【可是，运动必须是疗愈的】

其实说这么多道理可能没什么用。“打拳”对很多人根本不是关于道理，而是关于情感，对此忽视或不屑一顾是极度无知傲慢的。

另一位资深女权行动者这样解读某些激烈言论：“这些属于个人决策的‘打拳’让人有一种力量，会觉得‘我的生活我是可以控制的’，就不用面对那种很大的无望感……只要骂其他女性，让她们不要结婚，把她骂醒（就好了），是对无力感的补偿。”

想象一下，当你在荒漠独自走了很多年，没有同类、没有支持，终于找到一个接纳、滋养你的部落，你会对这个部落的情感依赖很强，对于自己的成员身份忠诚且认同感很高。而当外界环境越恶劣，内部抱团就越重要，好比在重重大雾中，我们看不见前路，也看不清周围，只能忙着抱团取暖，让自己不要走散，在这样应激状态下，面对周边的一切不同声响，可能是批评反对，也可能来自盟友的异见，进攻就成了我们的膝跳反应。在这种紧张的防御状态下，我们攻击的其实是一个假想敌，但是我们根本无暇去真正理解和看到对方。

所以，立场、身份和站队，是情感需求的一部分。我们被大量无力感和绝望感包裹，看不到性别平等的出路，急迫却缺少学习资源，愤怒却寻不到组织，当这样的我们找到一个互称“媎妹”的社群，归属感优先于一切道理。

但我们这种不同群落彼此隔离甚至为敌的状态，本就是被分裂的结果。其实大家或许心里也知道，那些被剥离“自己人”身份的ta者，并不是真正的敌人，但ta们成了我们恐慌的显化，成了我们愤怒的转移和错置对象。

拿跨性别为例，对ta们的反对厌恶来自很多根本没有现实支撑的恐惧（比如男性伪装成跨性别进入女性空间对女性施加暴力），我们有大量数据证明这些恐惧没有根据，但人们坚持不去了解这些，而坚守着自己并不成立的反对理由——不是因为它们是事实，而是因为情感上人们不愿意改变观念，因为这样做有风险破坏强“同一性”的身份认同。我们需要这种身份认同。

然而这样的后果是，当我们愈发要求内部的同一性，我们的“自己人”也会越来越少。从脱美役，到不婚不育，到反性缘，再到反跨性别，我们不断撕裂，不断“净化”，不断用这样的语言疏离和“鉴定”其ta女性：“这种入门条件也做不到的话，其他的就别提了。”

“多样性是所有人的财富和共治的基础，而不是分裂和对立的来源。”（西尔维亚·费代里奇，《超越身体边界》）异见和批评并不等于“撕裂”，而是任何运动中合作的必要元素。如果我们只是不断加强自己的观念，不断加厚“我们”v“她们”的壁垒，“敌人”的外延只会越来越大。

还是引用那位前辈：“看身份标签做判断和立场，只用成见做群体性裁定，不再试图沟通，也不接受中间地带，在将一切问题归因于男权者之后，……

意味着僵局，而僵局只对要求变革一方不利。而且，当女权主义丰富的批判性思辨，如果真的萎缩成一套无限重复、自我强化的攻击性话术，遗憾远不在于审美和思想的贫瘠，而在于伦理性的沦落：在防御和进攻的轮换中，女权主义永远可以无限地用男权的罪错解释和比较自己，然而这就是让男权定义了底线和模式，最终是让女权成为男权的镜像。”

在此之上我想补充的是，虽然情感非常重要，我们从极化的运动中经历的情感政治真的是对我们有益吗？

“除女籍”、“鉴女权”，无限审视一个女性的选择和行为，无节制地盖上“爱男”“媚男”的标签，这种种操作的驱动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爱女，而不是厌女——其实我们厌的终究是自己，对其她女性的恶意、敌意、不宽容，难道不都是女性们对于自己的情感的向外投射？

西尔维亚·费代里奇在《超越身体边界》中写道“欢乐的战斗精神”：政治工作必须是治愈性的“如果一个政治事业不能以一种积极的、令我们成长、带给我们欢乐的方式改变的我们的生活，那么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但正是在妇女团体中，“我们最有可能体验最深刻的失望和痛苦”，因为我们对这些伙伴的期望更高，没料想“身为女性我们也会互相伤害，也会感到被贬低、被忽视，或者让其他女性有这样感受”。

这样的运动创伤，加上成长在父权体系中带来的性别创伤，使女权主义常常被悲伤的政治笼罩。怨恨、愤怒、痛苦、忧郁，让我们难以求同存异，并肩前行。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分裂手段。“学习它们而不是被其摧毁，是我们政治成长的一个环节”。费代里奇将答案指向资本主义，“在妇女运动中经常遇到的琐碎、极度和过度脆弱，往往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所造成的扭曲的一部分。”（如果你对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联系感兴趣，欢迎收听「别任性」的151期。）

女权内部争端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为何我们似乎对可能的盟友比对敌人更加严苛？澳洲学者Holly Lawford-Smith总结过几个原因，比较适用于本土情况的包括：

部落主义 (tribalism，在一个运动里面不同的派别跟团体之间出现对抗，人们通过攻击彰显对派别的忠诚和对ta人的警告）；

内化的厌女（父权的毒性渗透在我们所有人的行为和精神中，女权主义者也不例外）；

错位的愤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过往创伤（一些小事情可能因为长期的创伤和应激反应，急速升级为非此即彼的对抗，即使面对的并不是敌人）；

资源匮乏（她者派别被视为资源的竞争者）；

正义的狂热（即“谁最正确”之争，尤其在左翼运动中，大家因为对正义的执着，而更可能质疑意见相左的人的正义）。

那么最后，我们能做些什么？（时间关系我做一个粗暴的总结，或许最后一章节可以再重温这个问题。）

沟通差异。不容异议并切断交流的态度在任何运动中都是破坏性巨大的。包容多元本就是女权主义的根本原则，而抗争性和批判性也是女权主义的重要财富，这两者如何平衡，如何允许差异存在并取得共识，就是我们日常就可以进行，也需要加以训练的民主实践（我们太缺乏这方面的训练了）。

而在这个学习带着差异性共同追求进步的过程中，盟友可以重新成为我们的养料，而不是时时被诊断和评判的嫌疑人，这样我们或许也可以重新找回运动的疗愈性。另外，女权主义当然不是人品的担保，其中投机主义者大有人在，而在我们实践差异共存的经验中，对于哪些人可以成为盟友也会培养出更好的判断力。

我们需要警惕复制父权的思维和话语。慕强、不利ta只利己、个人至上，这些有主流化倾向的“女权”话语其实是父权和新自由主义的合谋产物。什么是真正的“女本位”？那必然不能只是父权的镜像翻转。我们对母系未来的想象不能由怨恨和反击驱动——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全然被自己反对的东西定义。女权运动，不是为了让女人成为男人，而是为了让女人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我们需要了解历史。引用王政老师的话：
“‘重新发明车轮毫无必要，在我们已有的基础上建造会有效更多。’……如果不了解历史，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前人的经验教训我们都无法借鉴。
更重要的是，瞭解历史可以使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对前人做过的事情越瞭解，自己就越不会自大，因为知道了有很多杰出的女权先辈在我们之前做过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总而言之，一个“孤儿”的成长过程肯定是艰难的，但是也必然有野蛮的生命力。我们所处的这个泛化和极化阶段，并不是一个蓬勃的“绿洲”阶段。我们的议题已经不是如同95年开启的20年内的建设城邦、重塑秩序、扩展文明，而是回到了生存，尤其是个人的生存——当女性意识到与父权的交涉必须贯穿自己的一生，而系统性变革的路径看似封锁，她们的失权感和焦虑愤怒只能转化为个人化方案，比如“做大女主”、“搞钱”、以及“不婚不育保平安”。

但是与此同时，或许我们在经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女权主义对于女性如今有如此大的感召力，这正是因为新一代女性对性别压迫更为敏感，而且有条件反抗。换句话说，我们看似重新回到了“生存”层面的斗争，是因为我们对“生存”的标准变高了。因为前几代人的努力让我们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和个人发展，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值得更好的处境，所以我们不再忍耐。

历史并没有结束，薪火相传也不会停摆，但当我们习得经验，我们才有可能传承，当我们掌握了妇女运动在中国发展的连贯叙事，我们才可能看到前路在何方，并对明天继续抱有希望。我希望过去这几集内容，能够让一些人越过堵在眼前的争吵和撕裂，看到更长时间刻度上的女权前辈和姐妹，从而找到一些行动和学习的方向，从而真正的醒来。

……
另外我不觉得这片子有刻意美化或者丑化（异性恋）性交，而是体现了“性对于女人有相对于男人更高的成本、剥削和危险”这个事实（虽然我的确觉得他对“性解放”的庆祝多于对风险和代价的刻画，并不是一个周全和写实的荧幕再现）；

Bella也并非只通过“性”这一条路径进行自我发展，而是随着成长，发展路径更多元，也越来越脱离包括依赖食物和性的“原始行为”，直至异性恋性交的情节完全消失；男性角色也是在Bella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排除出去，从床伴到父亲，最后留下的一个“丈夫”也不是她的掌控者，而是被她纳入自己的脚本的一个NPC（虽然她最后还是“娶”了一个直男，这个结局肯定有批判空间）；

Bella精神的成熟更多是通过和女性角色的互动推进的，包括船上的老年贵妇（有钱有闲脱离性缘但有身体残疾）、黑人妓女（同时是政治觉醒的同志、同事和情人），道德立场看似混沌的老鸨（可能象征某种旧秩序中女性的有限抵抗空间），甚至还可以包括她母亲这条隐线，无论如何，并不是靠“睡男人”实现的。

所以似乎“Bella成长靠睡男人”这一点批评，被不合比例地放大了。为什么会这样？这后面肯定是一些被刺激到的情绪——我觉得理解这些情绪比观点本身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话题上，我们看似针锋相对其实在做无效沟通，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听到对方真正想说的，也就是后面的情绪。

“你凭什么再现女人的身体”？“你凭什么编写女人的故事？”恰恰因为这些“凭什么”被问得太少，男性创作者总是可以以“艺术”为由躲避对于创作立场的自我审视，或者合理化任何恶意的或厌女的表达。如果无需思考“自己凭什么”，男性创作者会继续理所当然的把对女人的刻画当作自己天然的权利，继续将女人像一个无声、无言、无生气的静物一样当作自己素材、客体、对象，也不可能去审视其中的权力和伦理。这种理所当然本身就是一种占有，一种暴力。

所以我认为，大家对《可怜的东西》的很多批评看似是针对“性”，其实是反对男性塑造和刻画女性的性的权力。这与”女权主义性之战“中的反色情女权主义主张有相通之处：反色情女权主义并非是出于保守的性道德，反对的也不是性自由，而是男性对女性的性物化和剥削。这为我去理解《可怜的东西》引起的女性观众反应，提供了一个角度。

【反剥削 V 反审查】

禁止色情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反色情女权最核心和具体的诉求之一。她们主张，色情品和性交易行业，都是基于将女性物化并以此牟利，是对女性身体的暴力和剥削，是对妇女暴力的合法化。

这个阵营的女权主义者对于女性的性存在（sexuality）的忧虑消极态度不限于色情品，而是一种普遍态度，所以“反色情女权”也被称为”性消极女权主义“（sex-negative）。Ta们认为，异性恋性行为本身就带着性别压迫关系，本质就是一种暴力，比如，男人通过对女人的“穿透”进行占有和征服，性互动中到处都是这样的隐喻。

阵营最著名的领袖之一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这样论证：统治是男性性行为的核心，而性是男性统治的核心。所以性，就是男性统治构建的。真正让给男性兴奋的不是性爱，而是通过性行为体现出来的权利，是其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因此（主流）色情品中充斥着对女性的暴力。“‘女人’是以唤起和满足男性欲望来定义的……”，性爱则“反映了男性性利益及其需求的特点。男性和女性是通过对统治和顺从的爱欲化而被创造出来”。（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MacKinnon）.

性消极派对于之前性革命及其倡导的性自由也是批评立场，运动另一领袖德沃金（Andrea Dworkin）写道：自由“只有在提及男性欲望的时候才有价值，对女人而言，自由的意思是男性有使用女性的自由”（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

这样无所不在的性别权力关系，在性服务、色情行业等领域就更容易失衡，因为资本和市场的驱动力量会强化已有的压迫和剥削，令女性更可能被迫进入屈从者的角色。这些看似自由主义的产业，就如同看似中立或者说普世的性解放运动一样，本质上都是在加强已有的性别权力结构，在加大男性特权的扩张。

性消极派对于之前性革命及其倡导的性自由也是批评立场，运动另一领袖德沃金（Andrea Dworkin）写道：自由“只有在提及男性欲望的时候才有价值，对女人而言，自由的意思是男性有使用女性的自由”（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

这样无所不在的性别权力关系，在性服务、色情行业等领域就更容易失衡，因为资本和市场的驱动力量会强化已有的压迫和剥削，令女性更可能被迫进入屈从者的角色。这些看似自由主义的产业，就如同看似中立或者说普世的性解放运动一样，本质上都是在加强已有的性别权力结构，在加大男性特权的扩张。

另一方面，“性积极（sex-positive）女权主义”其实是对“性消极”一派的批评反应产物。由于80年代开始新保守力量的反扑，性道德观念重占上风，异性恋婚姻以外的性实践（包括同性恋、堕胎、避孕、色情品、性交易）都重新作为性偏离或变态受到惩戒和制裁，而反色情女权此时在色情品和性交易等方面的禁令推动，和保守派形成了令人意外和不安的同盟。

所以性积极一派的女权主义者，让她们最感危险的信号不是色情品的普遍化，而是不断扩张的审查机制，以及保守化的政治氛围。于是她们试图从女权主义理论角度探讨性在女性生活中复杂的角色和关系，包括其中的愉悦与危险。她们被称为“性积极”，其实更多是来自相对于“性消极女权”的位置，并非是由于对性绝对正面的态度。

性积极女权主义并非认为色情品是好的，而是认为审查制度比色情品更为危险，反对利用法律对性存在进行一刀切的治理。取缔色情品，罪化性工作，承担最大伤害的仍是经济上依赖这些行业的女性，所以法律该做的不是禁止取缔，而是去优化这些行业的女性的生存条件，或者给她们提供保障。

她们也反对把女性看作婴孩般的弱者，反对以“保护”为名的代理和限制，反对公权力在女性的性实践上的扩张。对于性本身，性积极女权主义肯定主动的性愉悦对于女性的解放意义，强调女性具有的能动性，以及对于性文化的改造能力，比如性消极一派把纳入式性交看作男性插入女性，性积极一方则会提出另一种解读——是女性吞没了男性。

性积极派的另一个关键主张是倡导更多元和宽容的性观念，拒绝复制已有的“性等级”，因为一个等级体系必然有高有低，有更“正当”的性，也就有更“低下”的性。
在传统主流中，婚前性行为、同性性爱是低下的，而在性消极女权主义者的序列中，有金钱交易的、典型异性恋脚本的性是低下的——这两者其实没什么不同，都是单一化的性道德对个体性愉悦的驱逐和否定，而女权主义作为一种解放性的进步主义，不应该成为（尤其是女性的）性羞耻的同谋。

其实性消极和性积极女权主义虽然带着看似相反的标签，但毕竟都是女权主义的阵营，一同从60-70年代左翼进步思想孕育而来，她们在身体政治上的诉求基本是一致的：脱离父权社会和家庭对女性的控制，拥有安全避孕和堕胎的权利，能够自主自由的追求或拒绝性行为，让女人的身体属于自己。

简而言之，两派其实争取的是同一样东西——女性身体自主和自决，只是选择对抗的对象不同。“性消极”派对抗的压迫者是在她们看来必然产生性剥削的系统和行业；“性积极”派对抗的则是一种大家长式的对身体的审查、治理和限制。

性消极派并不是性的保守人士，而是支持女性的性自由；性积极派也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而是充分认同性中存在的结构性风险和压迫，而且和性消极派同样清醒，”性革命并没有给女性带来性解放”。

尤其在避孕和堕胎手段被压制的前提下，在性道德底色并没有突变的条件下（比如对于女性贞操观、婚外情、单身生育的态度），“性革命”中女性付出了比男性大得多的代价。让女性真正获得性自由，摆脱性的双重标准，不是通过女人“像男人一样睡”（fuck like a man）就能实现的。

总之，性不可能存在于一个独立于性别文化和秩序的真空。这场女权主义性论战虽然被记录为一场内部分裂，但是它对整体女权发展的建设性意义依然重大。正是通过这样针对具体议题的辩论和行动，人们对于性的理解和祛魅又推进了一大步，因为人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由、审查、保护、危险等概念对自己而言的边界以及排序，并对于性的愉悦和风险都产生更深的认识。

美国的这场论战标志着第二波女权运动的落幕，但“反剥削v反审查”这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各地女权主义者中都引发过相似的争议。

在中国，大约2005年-2015年间比较集中的出现了性权派 v 女权派的对阵，大体上遥相对应着之前性积极和性消极女权主义分垒，两派就性工作、虐恋、色情行业、性教育、“性变态”、性别治理与公民社会等一系列议题上的公共事件展开过深入而激烈的讨论。
*可以从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网站获取很多当年两岸“性权派”交流产生的学术资料网页链接

同美国当年一样，中国的女权和性权论述都经由这些论战得到了发展，当时民间也一度呈现开放风气，互联网上出现了如木子美、“流氓燕”等等草根性解放网红，以正面、大胆、去耻感的样貌，向大众呈现女人的性欲望和性满足。民众的反应百态——震惊、着迷、谩骂、羞辱、狂欢，共同完整了这个中国人与性的生态图景，也让并没有经历过足够性启蒙或性革命的我们开始意识到，性也是政治性的。

然而在过去十年间，女权主义再度从性议题中缺席，或者说，性论述从公共讨论中再度消失，倡导性权的言论更不再有存在空间。性与性别话语日趋保守。到今天，在泛化和极化网络女权主义框架中，关于性的话语被一种相对消极的态度主导，体现在“向下的自由”、“服美役”、“媚男”等评判和规范女性的语言中。

议题的窄化和攻击的失焦，构成了简中女权讨论的现今典型性。争取性自由，反对性剥削，两者角度不同但并不是彼此的敌人，甚至同时都是女权诉求，在我们的舆论场上却仿佛成了你死我活彼此攻讦的敌对方。再加上网络平台鼓励两极化，善于利用算法刺激引战并从中收割流量，于是越是偏颇、有争议性、有煽动性的声音越容易获得流量，而女人的性实践总是最方便的攻击对象。

关于议题的窄化和攻击的失焦，我想引用一个朋友侯奇江的发言：
“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个人近期的体验，总体而言，是很疲倦。很多老生常谈的性别话题，包括影视文化的评述、包括社会热点议题，我感觉车轱辘话来回反复讲，……现象之一就是放大镜审视个人行为动机，但不敢面对机构和制度做实质性的挑战。进而也出现了严重的双重标准。

就最近的公共议题而言，一些女权主义者狠狠批评lisa疯马秀但是完全无视几乎同一时期国内与性别相关的政策紧缩……这种失焦是有代价的。性别议题难有突破，已经沦为了两性桃色新闻，成为操纵舆论的棋子。……很多性别话题的讨论是营销号痕迹明显的娱乐新闻的猎奇，从中国石油国企高管在成都太古里美女牵手街拍的小三事件，贾玲减肥对肥胖者的歧视、到 Lisa疯马秀的争议、再到最近的胖猫。

正是因为如今的性别议题太过个人与私密，太多解释空间供公共臆断、太不涉及制度和建设性的力量……

别说谈论，我都没见几个人注意到，各地县市政府在婚恋方面出台的大规模离谱政策，2023年上半年，中国20个地市开展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项目（都第二批了），主要就是破除彩礼，甚至还造出了”生育文化节”，提倡大力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常山县政府23年8月出台新规，新婚夫妇中女方年龄如果在25岁以下（含25岁）将可以从政府领取1000元人民币的奖励。这些钱从哪里来的？……以及，24年年初司法出台”彩礼新规”，新法出台第一案，婚后男方向女方索要彩礼，法院连”三金”的价格都折现了，判女方全部归还给男性。……

实际上，诸多议题的保守化倾向更加严重，以及女权议题退化、已经泛滥地身心灵化，成为个人主义下面向自我的调整，南辕北辙地回到了父权制的原点。很多所谓的女权言论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提升”，不单是身心相貌服美役的讨论、还是约会择偶攻略，或者学业职场挣钱成功学攻略，都充满了大女主叙事、女强人叙事、好好爱自己叙事。

在这里我并不想批评女性功利欲望的正当化和去道德化，女人当然可以追求成功，哪怕是父权制标准下的成功，——-但这种对当下现有社会结构的迎合和追捧，并不是一种改变不公、消除不平等的尝试。”

第二个“性消极化”的原因，或许是女性对于（异性恋）性关系的恐慌情绪，我暂且称为“沾男恐慌”。

“性消极女权主义”早就指出了（而且很敏锐），异性恋的性很难脱离性别权力关系。而性别意识逐渐强健的本国女性，也愈发清楚地看到异性恋关系中避无可避的困境和陷阱（如第一章节所讲的）。再加上性的公共讨论缺席、不同时代惯性观念的交叠、性知识的欠缺，我们看似处在一个不再谈性色变的时代，实际上很多观念无法自洽。

尤其对于女权主义者，尤其对于”直女”（女同性恋也不会有“这个男的沾了会不会倒霉”的焦虑），难解的问题太多了：“我要如何面对和掌握我的情欲？”“我如何在情爱关系中保持主体性？”“我在进行纳入式性交的时候，如果从中感到快感，这是真正的快感，还是意味着我是这个社会性脚本的奴隶，我被洗脑了？”

关于《可怜的东西》这些激烈而极化的争议，反映出的其实根本上不是关于电影的“真相”，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恰恰因为现实环境的性别不公正，大家对于这个作品中性的呈现才这么多愤怒和恐慌。在女性性自主难以保障的前提下，如果庆祝一种架空的性解放，会让本来就失衡的权力关系更加危险。就如同在女性受到严重剥削的条件下说“性服务也是工作”，“这是她个人选择”，会感觉特别鸡贼。

但是，性与性别本就是两套学问，虽有交叉但并不能彼此覆盖，而性比性别还要难以捉摸。当没有机会习得和训练如何以细颗粒度开展性讨论（像“女权性之战”一样），我们就更难以识别自己内在的欲望机制，难以抽丝剥茧，而只能把一刀切的“不沾男’当做一个解决方案，彻底将（异性恋）性缘关系从生活中切除。

这是否是一个可行方案暂且不说，但当我们将之作为唯一真理，它必然会扩张成新的规范，甚至准则。我们审视自己在“反性缘”、“不沾男”的个人性实践是否达标，也规训她人，久而久之成为“沾男”警察——一个人，无论是什么程度，什么形式，只要是”沾男”了，就可能成为讨伐对象，如Lisa和Bella。这种道德审判被“女权主义”标签正义化，但并不会帮助我们更接近“姐妹团结”，或者是一个母系回归的未来可能。

如我的朋友，性别学者Stephanie写道：“（《可怜的东西》的）那个历史时代，也许女人了解自己的方式，确实难以逃离男性。别说那时了，现在不也是吗。而看到父权制的弥散性，在这样窒息的结构下去理解女性，这是女权关怀；而不是急着去否定这个电影里女主的选择。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任何离经叛道一点的女性都会被审判。……对于女性选择的评头论足、甚至否定，仍是将女性主体客体化，因为大家并不认为女性能够真正做出符合自己意志的选择，类似上帝视角的电影评论看似在谈女权主义，实则复刻了父权凝视。”

我们所处的时代其实叠加着好几层时代烙印，是一个多重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交叠共存的环境。因为我们在中国过去的几十年间吸收并浓缩了“西方”二百多年性别运动观念的发展。不同发展时期的，甚至可能是彼此冲突和矛盾的价值观，如今在我们这个培养皿中并存和交错，不同时代的典型观点，包括极进步解放的，和极传统保守的，我们都能在社会中找到影子。

所以我们同一时代内部的差异性相当于几个时代之间的差异性，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发生了看似在说一件事，但怎么也讲不到一个层面上去的常态，比如有网友形容感觉彼此来自不同的朝代，这可能因为我们的思想可能真的来自不同的“朝代”。我们听不见彼此，也不是在跟彼此交锋，只是面对一些假想敌对空扫射罢了，尤其在性的讨论上，是在1.0的基础还没普及的情况下讨论3.0。

我们对性的观念很分裂，前女权、女权、后女权的典型观念都在我们身边并存，而且会集中出现在一个个体身上。……，因为网络的信息茧房，也因为现实生存经历的隔绝，很多人捕捉不到自己圈层之外的其ta真相，却不加节制的评论。

我们为何身处这样一个多重价值观的时代呢？90年代是一个关键点。中国（城市）女性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和一度的自由风气，以及与之同步“进口”的资本主义。我们的女权还没得以充分发展，却一下子就迈入了“后女权”时代。时代浪潮极速转向，“铁姑娘”和“男女都一样”的语言被批判，女人再度得以展露女性气质，但这也意味着，对女性气质的规范性要求也重新复苏。

随着对父权结构的女权批判弱化，个人选择的自由主义话语通行，女性似乎已经不再需要女权才获得性别平等，因为女人已经和男人取得了同样的权利。女老板和女总裁如今不计其数，这证明女人已经没有经济和权力弱势，女人不成功只是因为你不行，或者只是女人因为天然与男人不同所以选择了不同（更低薪）的岗位，不同（免费劳动者）的家庭角色，以及把更低的薪水更多地花在打扮自己上。

我们作为后女权时代女性，是自己的主人，对于怎么打扮自己有充分的选择，只是刚好追求的外貌标准都是一个样子。买买买就是我们行使独立自主的体现，购买新色号的口红就是购买“女性力量”。总之，传统性别观念回归，但带着消费主义的包装和自主选择的外衣。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上倒是和“西方”同步上了。90年代开始，西方的新一代女性开始远离或者挑战上一代人，对于革命斗争感到厌倦，开始更多的强调自由选择和个人成功。她们其实继承了上一代人实实在在的斗争遗产，包括政策改革、个人赋权、社会地位提升，以及性自由——之前“女权主义性论战”以性积极女权主义更广的动员力和影响力告终。

性实践上，她们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条件—并不是说多么的好，只是相对更良性。上一代人带来了“魔法药丸”避孕药的普及，和罗诉韦德案的胜利。不同于60年代充满对女性不利条件的“性革命”，90年代开始的女孩们终于可以带着和男性（虽然仍然不均等但是）慢慢接近的砝码和本钱加入“自由性爱”这个游戏了。

美剧《欲望都市》就是这个时代新潮女性的代言，剧中女性毫无传统道德之忧，也无养家糊口之虞，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生活独立，与“逼婚”、“失业”、“生儿育女”、“社会上升”这些凡俗绝缘，最大的烦恼或许就是如何在性上更加自信，更加满足，更有把控力，以及（一个意外传统的童话主题）如何找到真爱。

她们似乎真的做到了像男人一样做爱，也攻克了曾经性消极女权主义者们对异性恋性爱权力关系问题的担忧，因为我们现在是欲望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女人性感不是错，展示性感更不是错。只要是“自主选择”的，被性对象化(sexual objectification）就不是剥削和压迫，而是自我赋权，是拥抱自己的性愉悦和性欲望。

最早说出“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的畅销书作家Helen Gurley Brown后来成为Cosmopolitan（大都会）杂志的主编，把这本原本面向传统主妇的女性杂志打造成都市时髦女孩的必备品。她对于Cosmo Girl（大都会女孩）的定义是：经济自足+事业野心+对于性积极活跃没有羞耻感+（最重要的一点）会打扮。

粗暴的简化一下，似乎这个理想女性模版最重要的两个行为指标就是：买买买和睡男人（而且必须仅仅是睡）。一切都被商品化，我们作为“独立女性”（或性少数）的身份认同也同样。

虽然这些媒体文本都并不绝对写实，但是很显然，美国这个时期的妇女有比中国妇女有更多的“本钱”和现实条件去认同“后女权”，或者认为自己已经不需要女权主义了，因为她们已经在享用女权运动的胜利果实。

然而，同时代的“西方”女性也发现了更多其他的问题：女性现在可以自由“性感”，却不再拥有“不性感”的自由。不拥抱“约炮文化”，不展示性魅力，缺少性经验，反过来成了一些女孩被嘲笑和羞辱的理由。研究显示美国大学生总是会假设并焦虑于其ta年轻人比自己的性生活更频繁活跃（即使并非如此）。

学者Ela Przybylo和Kristina Gupta分别对于“compulsory sexuality（目前最好的翻译是：强制有性恋）”进行过深入的分析，描述这种“性解放”文化产生的压迫。它其实与以前的贞操观是一体两面，也成了一种强加的思想殖民。人们觉得必须表现出对性的积极，以及大胆谈论或者实践性自由，否则就不够女权不够解放。

性积极派的女权主义虽然从当年的“性之战”中胜出，却在90年代被资本主义征用，丧失了革命活力——性积极本来倡导的是性的多元、开放、包容、自我探索和解放，现在却不过是形成了新的性等级，新的理想性模版，新的规范和规训。

回到亚洲语境，Lisa参加法国疯马秀的争议，就凝聚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在中国共存而彼此冲突的价值观。
首先，Lisa疯马秀争议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后女权”式女性力量的不自洽。Kpop是韩国成熟的娱乐文化产品，不同代的女团也紧扣时代脉搏，体现着微调的后女权理想女性模版。

如果说前几代韩国女团更加迎合男凝，更加擦边，到了Lisa所在的Black Pink一代，随着近些年韩国女权运动的爆发，新一代女性消费者对于流行文化中女性形象的批评性更强，消费女性的商业行为也不再那么堂而皇之，于是女团的形象随之变得更有力量感，性感但也帅气，从视觉展现到唱的内容打造一种“我是欲望主体，不是欲望客体”的独立女性剧本。但本质上其实没有变化，仍然是贩卖性资本，以及一种女性力量的幻象，以更好贴和新一代粉丝的心理需求。

在这个前提下，Lisa接受疯马秀的表演邀请，可能打破了这种幻象，让人看到这种“女性力量“背后的资本游戏内核。对Lisa来说，其实她拿的性自由主义脚本没有变化，只是从东亚式的性感“大女人”（所以不能沾男），改成了西式的性感大女人（也就是骄傲享受男性目光）。

但对于一些中国粉丝来说，Lisa这样一个闪光的女性偶像意味着，我们并不用辛苦与父权抗争，自己专心变漂亮+提升业务能力，就等于女性力量，这样的形象我们也以代入；可现在Lisa和男凝发生了关系，我们又无法自洽了，又美又有力量又不沾男的中国式后女权主义模版破碎了。

除此之外，让一些粉丝感到刺痛的还有民族主义的情绪。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评论：“Lisa 脱掉衣服就是东亚女人脱掉衣服”，所以Lisa的”背叛“是双重的，她屈从了父权的召唤，还迎合西方的凝视。这又让我们看到本国语境中，后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共存和张力。

在民族主义、后女权主义之后，近些年本国又出现一个新的性发展趋势，就是性消极。在这个趋势上，我们和“西方”的年轻一代女孩又取得了有意思的同调：我们都不再相信或者追求性解放。

大量学术研究显示，现今美国Gen Z（差不多97年后出生的）的女孩不太喜欢约炮了——相对于她们之前的几代人，Z世代的女孩的性生活活跃度低了很多，她们更倾向于把时间花在学习和工作上。研究者称她们可能是因为拥有充分的约炮自由，反而更清晰了性解放的虚无，而且在时代危机中她们有更真实的困境要面对。很多女性看到的是，性解放不自动导向女性解放，反而导向陷阱和后退。

而本国的年轻一代女孩，也感觉危机重重，“约炮”无法解决父权文化造成的女性困境，但我们又缺少女权主义的历史和洗礼作为支撑。我们面对一个拧巴的大杂烩，进步的、落后的、“激进”的、“温和”的性别观点从四面拉扯，却又缺少真正流通的性别讨论和知识。于是在一团迷雾中，“不沾男”“去性缘”这种一刀切的方案成了最简单的答案。

但对性的消极看待，或者“不沾男”，可能并不是解决方案，反而会造成一些问题。

性消极女权主义者Sheila Jeffreys可以说是“不沾男”话语的祖师奶。她在自己的书中（Anticlimax）写道：“瓦解异性恋性欲望是通往女性解放路途上的必要一步”。这句话本身我是同意的，但是她对这个论点的展开和结论让我措手不及，她的观点可以总结为：男人是敌人，异性恋女人是敌人的同谋，是在强化男性至上主义，是反革命叛徒；所以对于任何够格的女权主义者，放弃异性恋，成为女同性恋，这是唯一的出路。

但事实上，Jeffreys对于女同性恋的情欲关系也有诸多批评，因为她认为，异性恋欲望是一种把性权力差异情色化的欲望，所以只要性交的两人之间有任何权力差异，并让这种差异转化成一种情欲，那就相当于异性恋关系。也就是说，一人做1一人做0的女同性恋关系，是异性恋关系，一人主导一人顺从的同性恋关系，是异性恋关系，BDSM更不用说了，任何基于权力差异的情趣或性癖玩法，都是异性恋关系（而是事实上大部分性癖玩的就是权力关系）。

真正的女同性恋情欲关系是什么样呢？那是一种将平等，而不是权力差情欲化的关系，所以最理想的局面是两个肤色、性别、外形、年龄、收入能力、政治倾向、以及各种背景都足够相似，以至于不会产生任何权力差的两个人，在床上不分1和0，不搞上下体位，不能有插入的一方，不能有主控的一方，两个人并排平躺……。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因为我们的情欲往往需要有人主控，有人唤醒，有人调动的。

这也是女权主义理论和性的某种不适配性体现。虽然女权主义的确是一个广阔的理论框架，应用性和解释力很高，但它也有局限，女权主义只能是看待性的一种角度，并不能完全解释“性存在”。性别和性，并不是同一个议题，性别中的权力（power）与性中的权力，也并不能等同。这也是性积极女权主义一派的旗手Gayle Rubin做出的提醒。

性永远涉及到权力差，客体化，以及各种边界的穿透。要求性的绝对洁净，绝对道德，就如同要求一条金鱼学会骑自行车。很多人都并非内在和谐统一，可能分裂出床上和床下两个自己，床上想被支配，床下又不允许自己被支配，这一点是跨越性别的人之复杂性。但在没有伤害ta人的前提下，没有人应该为了自己的性愉悦感到羞耻。

如果我们不能做出一定性与性别的区隔，女性的性实践会根本难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