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山》
刚看的我：噢淦太怪太邪典了受不了要怎么看下去
看到一半的我：噢淦耶太怪了邪典的天才再来点
看完的我：我猜以后会再看一遍的

美学风格上没什么好说的很优秀，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也确实牛逼得让人无语。。。各种意义上的无语。。
就是开头即邪典前十几分钟实在没适应。。内容大量使用了隐喻（也很多容易看出来的明喻），囊括宗教的神秘学的哲学的和一些影射现代文化的，belike用屁股批量印刷现代艺术品赚钱的那段……很多，总之异常超前。很多情节也很有中国哲学的意味，比如看影子那段真的很像西游记里的无底船。

【剧透警告】

最后即将到达象征着终极的圣山前众人沉沦在酒吧无休止的宴会那段也很喜欢，明喻酒神了。然而到达山顶更是精彩，圣人是假的，终极的秘密是没有的，冒险依然没有结束——但到这里，至少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真实。摄像机缓缓拉后，露出片场。演员们掀翻桌子，朝远处走去。我想虽然每个人解读应该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意思，但我个人会觉得这象征着人类的哲学与思考探索是没有尽头的( ﾟ∀。) 因为爱而离开不必登顶的小偷是找到了他哲学的答案，加缪式的以爱对抗荒谬，这是其中一个，而其他人象征着其他无限种要靠自我探索的可能。

如果能接受就是部值得推荐的好电影。。

有大量裸露、暗示性交片段、有不少缺四肢的残障人士参演、有血腥内容暗示、有…呃其他不知道怎么说可能超乎常识范围内的情节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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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山.m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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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感兴趣且都能接受那么推荐一下…

>>Po.1323237
呃，忘了，还有大便特写镜头不过好在不多
没想起来可能是因为自从看完索多玛的120天之后就对大便镜头淡淡脱敏，没那么强的冲击力了

大学越来越多，学生也越来越多。为了获取文凭，他们得找到论文题目。题目是无限的，因为一切都可以论述。档案馆里堆的那一捆捆发黑的论文，比墓地还要凄惨，即便到了万灵节，也不会有人去看一眼。文化就在大批的制造、言语的泛滥、数量的失控中逐渐消亡。

米兰.昆德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

Eva Römer
（1889-1977）德国版画家

>>Po.1323817

牛顿认为空间与时间是两个无限而同质的实体，独立于任何感官对象的实体性现实。莱布尼茨不再承认这样的现实。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找到“纯粹空间”和“纯粹时间”概念的最终来源，我们必须更多地探讨心智的本质，而不是事物的本质。

这种差异在《人类理智新论》的一段话中得到了非常清晰的表达：
一系列知觉在我们心中唤起了时间的观念，但它并不创造时间。我们的知觉从未有足够恒定和规律的连续性来与时间的连续性相对应，时间如同一条均匀而简单的直线。变化的知觉为我们思考时间提供了契机，而我们通过均匀的变化来度量它。因此，了解不同运动的规则，我们总是可以将它们归因于均匀的智性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是运动的度量，即均匀运动是非均匀运动的度量。

让·鲍德里亚：《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自然的支配》（1975）

鲍德里亚曾经师从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日常生活”记录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ifebvre），但他很快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成为马克思主义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在本文中，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自然”概念提出了质疑。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主义坚持启蒙运动的自然观念，认为自然是人类可以控制并被生产力所驾驭的东西。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一样致力于市场哲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生产的痴迷会抑制而不是促进社会关系的革命。人们批评马克思主义将对经济问题和物质生产的痴迷追溯到以前的社会，却被启蒙思想束缚。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激进理论。

自然真正地呈现出一种本质，拥有它一切荣耀，但隶属于生产原则（principle of production）。这种分离还涉及意义原则（principle of signification）。在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客观标记下，自然成为伟大的所指，成为伟大的指称。它在理想上充满了“现实”。它成为现实，可以通过某种过程（process）来表达，这种过程总是某种程度上的劳动过程，既是转化（transformation）过程，也是转录（transcription）过程。它的“现实”原则，就是这个产业结构的运作原则和意义模式。

从一开始，这个过程就依赖两个分离的术语，但这两者的分离其实是一种共谋：自然被“解放”为生产力，个体被“解放”为劳动力。生产将自然和个体同时作为生产的经济要素进行支配，生产成为一面镜子，以编码的形式引导表达（articulation）和表述（expression）。

长期以来，甚至在神话中，生产一直被视为人类再生产的一种模式。马克思本人曾将劳动称为父亲，土地则是生产财富的母亲。这是错误的。在生产性劳动中，人类并非与自然一起孕育孩子。劳动是一种客体的转化，基于主体和客体的划分和技术上的抽象。它们的关系仅仅建立在两个术语作为生产力的等价性之上。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的是同一种抽象形式。

因此，自然在其得以开发的现实中获得了作为理想参照的力量。科学将自己展现为“朝向自然预先设定的目标而前进”。科学和技术将自己展现为“揭示自然中铭刻的东西”，既有自然的奥秘，还有自然的深层目的。在此，自然的概念十分模棱两可：

一、它仅表达了政治经济学中自然支配的终极目标。自然是一个被支配的本质的概念，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科学和技术通过无限地再现自然的分离状态，履行了自然的本质。

二、然而，这一切以所谓“自然本身的终极目的”为名。

因此，同样的概念同时服务于两种情况：既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又是一个目的性的模型；是一个顺从的、隐喻的自由实例，也是一个分离的、隐喻的整体实例。正是通过升华和压抑，自然才成为自由与整体性的隐喻。任何以“自然”或“恢复自然本质”为框架来谈论整体性（和/或异化）的言论，实质上都是在谈论压抑和分离。所有召唤自然的事物，都是在召唤对自然的支配。

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

所有重要的概念（那些值得大写首字母的概念）都是同样的运作方式。例如，“人民”这个概念，其理想参照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和城市诸众的集中而浮现。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民”这一神话，并揭开了隐藏的真相——工薪阶层和阶级斗争。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只是部分地解构了“自然”这一神话及其背后的唯心主义人类学。马克思确实“去自然化”了私有财产、竞争机制、市场机制和劳动与资本的过程，但他没有质疑以下自然主义命题：

一、产品的有用目的性是需求的功能；

二、自然的有用目的性是劳动改造自然的功能。

“自然的功能性”被劳动结构化。“自然的功能性”，对应着围绕需求而构建的“主体的功能性”，二者均属于启蒙理性的“使用价值”的人类学范畴，并被一种抽象、线性、不可逆的目的性定义，为的是整个文明，而这个文明还将它强加于其他文明。随即，这个模型被扩展到个体和社会实践的所有领域。

这种有用目的性是如此任意，乃至遗忘的自然概念无法被整合进去。被强行理性化的自然貌似在其他地方以一种非理性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意识形态的形成中，这个概念分裂为“好的”自然（被支配和理性化的自然，是理想的文化参照）和“坏的”自然（充满敌意、威胁、灾难、污染的自然）。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在这两个极点之间划分。

同样的分裂也同时发生在人类身上，将人类简化为经济系统的一个唯心主义元素。从18世纪开始，“人”的概念分裂为“自然本善”的人（是生产力升华的人类投射）和“天性邪恶”、拥有邪恶力量的人。整个哲学辩论都围绕这些虚假的二元选择展开，但这些选择只是人类被提升为经济抽象物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和所有革命视角都有这种乐观态度，它们保留了人类“生而理性”的观念，有一种必须被解放的积极潜能。哪怕在最新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变体中，无意识也被重新阐释为“自然”财富，一种隐藏的积极性将在革命行动中迸发出来。

这种二元对立也出现在劳动力层面。当劳动力被剥削时，它是“好的”，它处于自然之内，属于正常状态。但一旦解放，它就会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变得具有威胁性。通过将无产阶级同恶魔般、堕落、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同化，这种矛盾被规避。因此，在意识形态层面，自然的这种二元对立反映了经济秩序中的深刻分离，它被巧妙地作为道德秩序和社会歧视的原则。
恋物的或“好”或“坏”，都是自然和相对应的“人”的真正“异化”。当人类同时将自然和自身打上生产的烙印时，他消解了自己与自然之间的所有象征交换关系。这种被消解的双重含义在“自然”的模棱两可和人类自身的道德矛盾中重新出现。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摆脱启蒙时代的道德哲学。它拒绝启蒙思想中幼稚和感伤的部分（如卢梭和圣皮埃尔的作品），也拒绝了腻味而幻想的宗教色彩。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然保留了启蒙思想的核心信仰——征服自然的道德化幻想。

马克思主义通过稀缺性（scarcity，或译作“匮乏”）的经济概念将自然世俗化，保留了“必然性”（Necessity）的观念，但没有从根本上变革这一观念。“自然必然性”只是政治经济学规定的一种道德观念，它是“坏的”自然的伦理和哲学变体，而这种“坏的”自然与经济的任意假设密切相关。在经济的镜像中，自然用“必然性”的眼睛注视着我们。

马克思说：“野蛮人必须与自然抗争以满足需求，维持和再生产生命，文明人也必须如此，并且必须在所有社会形态和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下如此行事。随着发展，物质必然性领域因需求的增加而扩大，但与此同时，满足这些需求的生产力也在增长。”

然而，原始人并不根据自然来衡量自己。马克思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这一点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必然性”这一法则只有在自然被客体化时才生效。该法则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获得了终极形式。

此外，必然性法则只是稀缺性的哲学表达。稀缺性本身在市场经济中产生，它并不是经济的固有维度。相反，它是生产和再生产经济交换的机制。在此，它不同于原始社会的交换，后者完全不知晓这种“自然法则”。这一法则伪装成了人类的本体论维度。

因此，马克思主义保留了这些关键概念，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这些概念依赖市场经济的形而上学，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概念没有被分析和揭露，反而被投射到不适用的原始社会中。这些概念限制了进一步的分析。

生产的概念从未受到质疑，它从未彻底摆脱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超验视角，也总是背负着对政治经济学的反向依赖。面对“必然性”，马克思反对支配自然。面对“稀缺性”，它反对“充足性”（Abundance，或译作“丰裕”、“各取所需”），但它从未真正解决这些概念的任意性，也从未解决它们被政治经济学以唯心主义方式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的问题。

犹太-基督教的反自然

这种与自然的分离基于生产原则，并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中完全实现。但显然，这种分离并非起源于政治经济学。

这种分离根植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灵魂与自然的巨大分裂。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为了人类的使用创造了自然。灵魂是人类作为上帝形象的精神枢纽，并且将人类与其他自然界彻底区分开来（也与人类自身的身体彻底区分开来）：“在西方的形式中，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具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与古代的异教和东方宗教形成绝对对比的是，基督教不仅确立了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还强调，上帝的意志是让人类根据自己的目的来利用自然。”

理性从这里开始。这是异教、万物有灵论和人类“神秘”沉浸于自然的终结。这些都被重新阐释为迷信。（“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将这些阐释为生产力“初级”发展的表现。）因此，虽然后世的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与基督教的文化秩序和教条产生了矛盾，但它们仍然指向基督教“人类超越自然”的假设。正因如此，希腊没有出现科学运动。希腊的理性仍然基于与自然的和谐，这从根本上有别于基督教的理性，有别于“人与自然相分离”和“支配自然”的“自由”。

这种分离并没有直接确立一种工作伦理（物质支配和生产的伦理），而是直接确立了一种禁欲、苦难和自我折磨的伦理。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的话说，这是一种“超凡”的升华伦理。这不是生产性的道德，而是一种固定的秩序，其中的福祉需要“挣得”。

这是一项个人主义的事业。从禁欲模式到生产模式，从自我折磨到劳动，从“福祉的目的性”到“世俗化的需求目的性”的过渡（在资本主义起源的清教徒转型中，工作和理性计算仍然具有内在的世俗禁欲特征，并且导向福祉），并没有改变分离与升华、压抑与暴力的原则。福祉与劳动都属于目的与手段的范畴。从禁欲实践到生产实践（再到后来的消费实践），“去升华”（desublimation）出现了。但这种“去升华”只是一种压抑性升华的变形。在物质支配自然的标志下，道德维度被世俗化了。

因此，基督教处于象征性交换破裂的枢纽之上。历经漫长的过渡时期，高强度动用理性剥削自然的意识形态在基督教内部形成了。从13世纪和14世纪开始，劳动成为一种被强加的价值。到16世纪，劳动围绕理性且连续的价值体系被组织起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企业和政治经济体系，而这正是基督教自然公理的世俗化普及。然而，韦伯指出，这种“生产的理性计算”的革命并非起点，它已在基督教的破裂中昭示出来。政治经济学不过是这一断裂的一种现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