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之后，我们不时见面喝酒，彼此分享着自己考执照没考过、考试没考过、出车祸、负债、受伤或生病、遇见一名温柔婉约的女子，以为所有痛苦都已结束，然而却又亲手葬送一切，再度回到独自一人。我们就这样宛如看着镜中的自己，经历相似的人生，度过了十年岁月。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失眠与噩梦之间，在止痛剂与睡眠诱导剂之间，不再青春，也不再有人为我们担心或流泪，就连我们自己都轻视自己。我们的身体里有着那年夏天的调查室，有黑色Monami圆珠笔，有露出白骨的指头，有含煳、哀求、乞讨的熟悉嗓音。

所以说啊，哥，人的灵魂是不是什么屁都不是啊？

还是说，是像玻璃那种东西？

玻璃是透明又脆弱的，那就是玻璃的本质，所以我们都得小心，否则很容易破碎，要是碎了或者裂开，就不能用了，就得丢掉了。

以前我们有着牢不可破的玻璃，我们甚至从未怀疑过那是玻璃还是什么材质，就是个透明坚硬的真品。而我们在破碎的那一刻，展现了我们其实是有灵魂的，这也证明了过去我们的确是用玻璃做成的人。

有些记忆是时间治愈不了的伤痛，不会因为事隔多年而变得模煳或者遗忘，吊诡的是，时间越久反而只会剩下那些痛苦记忆，对其他回忆则逐渐麻木。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就像电灯泡一颗一颗坏掉一样。包括我自己也可能自杀，我心知肚明。

现在换我想要问先生您一个问题。

所以说，人类的本质其实是残忍的，是吗？我们的经历并不稀奇，是吗？我们只是活在有尊严的错觉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变成虫子、野兽、脓疮、尸水、肉块，是吗？羞辱、迫害、谋杀，那些都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人类本质，对吧？

我每天都会看看我手上的疤，就是当初见骨的位置，用手摸摸那曾经不停渗出血水、腐烂化脓的地方。每次只要偶然看见平凡无奇的Monami黑色圆珠笔，就会不自觉地屏息等待，等待时间能像一摊泥泞一样将我洗刷殆尽；等待遇见真正的死亡，把我这份日夜萦绕在心、丑陋肮脏的死亡记忆统统抹去，然后彻底放过我、让我解脱。

我正在奋斗，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奋斗，与还活着的自己、与没死掉的羞耻感奋斗，与我是人类的事实奋斗，与唯有死亡才能让我解脱的想法奋斗。先生呢？和我同样都是人类的您，能给我什么样的答复呢？

她看着天空说道：“不觉得满贴切的吗？月亮是夜晚的瞳孔。”聚会中年纪最小的你，不知为何对那句话感到莫名恐惧。在那一片漆黑的夜空中，一只像冰块般灰白又冰冷的瞳孔，正默默地俯视着她。

如果是惨不忍睹的尸体，你接触得比谁都多，但是在过去这二十几年来，真正梦到血流成河的画面只有三、四次，屈指可数。你反而经常做冰冷寂寥的噩梦，所有血迹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是白骨也全被风化后的某个场所，与刚才你把额头贴在玻璃上望出去的那番街景极为相似。

路灯灯罩的外围一片漆黑，里面则像水银似的呈灰白色。你独自一人站在那座路灯下，只有灯光照射的范围内是安全的。黑暗中不晓得有什么东西正对你虎视眈眈，但是无所谓，因为你不会离开那个圆形灯照区。你在冰冷紧张的氛围中静静等待，等待太阳升起，圆圈外的黑暗消失不见，所以不能突然失去重心站不稳，也不能移动脚步或失足踩空。

■《双城记》⭐⭐

看得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到底在讲啥，好像一出话剧但我看得七零八落，难怪作为名著只有金句在广为流传而情节没人剧透
没啥好说的已阅打卡，今天忙得要死不知何时能下班把节选po出来

海登·怀特：《解码福柯》（1973）

福柯与列维-斯特劳斯、拉康有诸多共同关注点：他们都对人类意识（human consciousness）的深层结构感兴趣；他们都坚信，对这类深层结构的研究必须从语言分析入手；他们对“语言”的理解都源于公认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研究成果。此外，这三位思想家还秉持着一个共同前提，要将人类现象理解为传播系统（communications system）的构成要素，就必须消解语言与人类思想及行动之间的二元对立。

总体而言，法国结构主义者的研究起点是将所有人类现象均视为语言现象来对待。

以拉康为例，他坚称精神分析的研究不应从考察梦境内容入手，而必须先关注受分析者向分析师描述梦境时所使用的语言。在梦境描述与梦境真实内容之间，存在着一套语言程式（linguistic protocol），梦境描述正是通过这套程式被编码的。由于解读梦境需要一套通用的语言理论，因此该语言理论必须先于更全面的心理理论而存在。

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也类似。要理解某一原始社会的任何习俗，首先必须明确语言模式（linguistic mode）。在他看来，这些习俗可被视为传播与交换系统中的构成要素，而它们正是通过特定语言模式得以构建。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所有行为动作都必须先被当作符号（sign）对待。而且，要理解任何行为动作系统（与其他符号系统一样）的象征意义，就必须考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方式。例如，仅了解原始人如何以不同方式为鸟类、植物、动物等各类物种命名并加以利用，这并不足以完成研究，而还需明确在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的关联模式，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上述命名与利用行为才得以发生。

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都认为，人类的所言所行与真实意图始终存在偏差。人们想说的、想做的，与他们实际说的、实际做的，永远不是同一回事。这种偏差背后的真实含义，正存在于言语或行为所指向的事物与用于指代这些事物的符号之间被默认的关联中。反过来讲，这种关联正是所谓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只有先揭示这一结构，才能进一步解读符号使用者赋予该符号的具体含义。最终，通过明确符号系统依托的语言模式，便可精准界定这种关联。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把他们折磨垮的磨石，是把年轻人磨老的磨石；孩子们的脸已经像老头子，声音也低沉；饥饿，是孩子们脸上，成年人脸上的标记，也深深进入多年的和新出现的每一道皱纹。饥饿无处不在。饥饿被赶出高楼大厦，呆在晾在竿子和绳子上的破烂衣服上；饥饿，和干草，破布，木屑，纸片一起，补缀在那些衣服上；那个男人锯下的每一小片木屑都反复念着饥饿；饥饿从不冒烟的烟筒瞪着眼往下瞧，又从垃圾堆里没有扔下一点可吃的东西的肮脏街道上冒出来。饥饿，是用很少一点粗劣的面包存货中每一小块面包，写在面包房货架上的铭文；是用供出售的每一根死狗肉香肠，写在香肠铺货架上的铭文。饥饿在转炉里的烤栗子当中，它一身干骨头也嘎巴作响。饥饿在用勉强倒出的几滴油煎的每一小碗像硬壳似的土豆片里，被撕扯成碎末。

他的主人拿着蜡烛送他到楼梯口，为他下楼照亮时，白天正从肮脏的楼道窗户透进来。他走出大门时，天气阴冷，天空昏暗，河流黑蒙蒙的，那景象就像一片没有生命的沙漠。强劲的晨风卷起一圈圈尘土旋转着，仿佛远处刮起了沙漠的黄沙，头一阵飞沙的前锋已开始覆盖这座城市。
这位有实力而白白荒废、又置身于一片沙漠之中的人，在走过房前的寂静的巷道时，停下来，有一会儿他看见面前这片荒野上出现了由可敬的雄心壮志、自我牺牲和坚忍的毅力构成的海市蜃楼。在这幻象的仙境中，有空中楼台，爱和仁慈从楼台上望着他；有花园，园中的生命之果已成熟，希望之泉在他眼前闪闪发光。这幻象一会儿就消失了。他从井筒似的楼道上去，爬到许多住家中一间高层的卧室，衣服也不脱，就一头倒在那未经整理的床上，那白流的眼泪打湿了床上的枕头。

太阳凄凄凉凉地升起，照着没有比这个人更凄凉的景象，他空有真才实学和美好的感情，却无法，也不能振作起来，为自己谋幸福，虽然明知自己萎靡，消沉，也听其消沉，自暴自弃。

这时，很显眼地站在那里编织的惟一的女人，仍然像命运之神那样坚定地编织着。水泉的水在流，湍急的河在流，白天进入黑夜，城里许许多多生命按照规律死亡，岁月不待人，老鼠们又在他们的洞里紧紧挤在一起睡觉，化装舞会到晚餐时灯火通明，万事万物都按各自的轨道运行。

他在很快飘过的云朵下出声说出这些话时，那态度，既不是满不在乎，也不显得很随便，缺乏挑战精神。那是一个精疲力竭的人的已决定的态度，因为他漂泊过，奋斗过，然而走投无路，但终于走上了自己的路，看见了路的尽头。

很久以前，他作为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在他的最初的竞争者当中很有名气的时候，他随父亲去过坟墓。他母亲已在几年前去世。这时，月亮当空，云朵高高飘过，他在浓重的阴影中经过黑暗的街道时，想起当年在他父亲坟前念过的这段庄严的经文。“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在那把斧头统治的这座城市里，夜间独行，他不禁为当天被处死的六十三个人，为在监狱里等待这一命运的明天的受害者，感到悲痛，还想到一个明天又一个明天的受害者，使他理解这段经文的这一联想的链条，像从深水中拉起一条生锈的旧船的锚似的，可能很容易找到。他并没有找，而是反复念着这段经文往前走。

夜尽了，他站在桥上倾听河水拍击巴黎岛的河堤，那里一片如画的参差错杂的房屋和大教堂，在月光下闪着光，白天阴冷地到来，看来就像天上露出一张死人的脸。接着，夜，随着月亮和星星，变得苍白而死去，有一会，仿佛觉得天下万物都移交给死神统治。

不过，那升起的明晃晃的太阳，仿佛用它又长又亮的光线把这段经文，这夜的重唱句，直接热烘烘地照进他的心里。他虔诚地遮着眼睛，顺着光线望去，好像在他与太阳之间架起一道光桥，河流在太阳下闪烁。

钟敲一下他就哭一次，哭了十二次，便死在她怀里。

“我的病人在半夜前两小时死了——按我的表，这正是我初次见到她的时候，几乎一分不差。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她身旁，她那孤独无助的头轻轻一偏，她在尘世上所受的害和痛苦就结束了。

“我累了，累了，累了——被痛苦折磨垮了。我用这只枯瘦的手写的东西，我无法读。

那天要处死的人在法庭监狱黑暗的牢房里等着他们的厄运。他们的数目跟一年的周数一样。五十二名要在那天下午乘着城里生命的潮流涌向无边的永恒的大海。他们的牢房还没有腾出来，新的牢囚就已经派定；他们的血还没有流入昨天洒的血里，明天要跟他们的血相混的那些血，就已经准备好。

>>Po.1459250
福柯坚称，即便是民族学、精神分析学这类已采用结构主义范式的学科，仍受制于特定的“语言程式”。这些学科对典型研究对象的解读，正是通过这套程式构建的。在他看来，整体结构主义运动恰恰证明了一点。人文科学已逐渐意识到自身正被困于特有的话语模式之中。作为结构主义的两大核心学科，民族学与精神分析学不仅超越并解释了其他人文科学，还促使人们不再坚信“人”、“社会”、“文化”等概念的“确实性”（positivity）。

福柯认为，结构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西方思想界终于发现，“人”、“社会”、“文化”等概念均以语言为根基。同时也意识到，这些概念并非指向现实中的具体事物，而是毫无现实对应物的语言公式。福柯认为，这意味着现代以来发展形成的人文科学，本质上不过是围绕语言展开的游戏，核心概念正是通过这些语言得以构建的。

福柯进一步指出，人文科学始终受制于比喻的话语模式（figurative modes of discourse），这些学科并非简单地“指代”研究对象，而是通过这种话语模式“构建”了研究对象，哪怕它们宣称自己是在客观研究这些对象。福柯针对人文科学演变展开各类研究的核心目的，正是为了揭露那些比喻的（归根结底是神话式的）策略。正是这些策略，为人文科学中那些标志性的概念化仪式（conceptualizing rituals）提供了合理性支撑。

因此，福柯以一种讽刺的视角看待结构主义运动，将它视为人文科学某一发展阶段的最后形态。这个发展阶段始于16世纪，当时西方思想陷入了一种幻觉：只要能找到恰当的语言秩序，事物的秩序就能通过语言的秩序得到充分呈现。

所有现代人文科学赖以建立的幻觉，在于认为语言在事物的秩序中享有特殊地位，既被视作不言自明的象征符号，又被当作价值中立的表征工具。而这种将语言置于事物的秩序中、赋予语言本体论层面特殊地位的观点，实则是一种谬误。直到现代语言学理论出现，这一谬误才得以被识别。

现代语言学理论揭示了如下事实：语言不过是世界上众多事物中的一种；对于本应指代的对象，语言的遮蔽作用与揭示作用同样显著；因此，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寄望于构建一套价值中立的表征系统，却终将走向瓦解，因为那些被它刻意遮蔽的事物开始争取自身的“被认知权”，这时这套系统便难以为继。

由此可见，即便福柯对结构主义运动还抱有一丝带讽刺的宽容，他对先于结构主义出现的所有所谓人文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文学、经济学，尤其是历史学）则怀有一种毫不掩饰的讽刺与批判。在他看来，这些科学为研究人、社会与文化构建的所有概念，本质上不过是它们代表的语言游戏规则的抽象化产物。

这些学科的理论只是对句法策略的形式化呈现，而它们正是通过这些句法策略，为研究对象之间被假定存在的“关系”进行命名。至于它们的“规律”，更是无稽之谈，不过是对话语模式所预设的语义基础的投射，而这些学科正是通过这些话语模式，为各自分析领域中的研究对象赋予了“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