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仙诗友鹤吟／宋・何梦桂
当年只鹤扬州去，羽衣虹裳灭烟雾。
千年华表不归来，来时忘却邯郸路。
短篷月白起酸风，天阴鬼哭战场空。
黄昏欲望城西东，乱山青处白云中。
谁解歌离骚，我自斟酌酒。
一醉醉百年，无梦到浙右。
插我羽翼两臂间，顶丹蜕尽毛骨凡。
下天上天随君去，不与人世同悲欢。
星星有语说未已，夕阳西去东流水。
一声嘹唳入苍冥，青冢累累呼不起。

满江红・金陵乌衣园／宋・吴潜
柳带榆钱，又还过、清明寒食。
天一笑、满园罗绮，满城箫笛。
花树得晴红欲染，远山过雨青如滴。
问江南池馆有谁来？
江南客。
乌衣巷，今犹昔。
乌衣事，今难觅。
但年年燕子，晚烟馀日。
抖擞一春尘土债，悲凉万古英雄迹。
且芳尊随分趁芳时，休虚掷。

偈五首其四／宋・释子淳
宝月流辉，澄潭布影。
水无蘸月之意，月无分照之心。
水月两忘，方可称断。

浪淘沙／宋・李祁
拍手趁西风。
惊起乖龙。
青山绿水古今同。
唯有一轮山上月，长照江中。
一点落金钟。
浑似虚空。
道人不住有云峰。
但是人家清酒瓮，行处相逢。

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瞬间：当一段理想化的关系破灭，眼前真实的对方如此丑陋，却又如此切实地存在着。你活着，那段如梦似幻的关系就不得不死去。一瞬间，诅咒的心情涌起，我们希望眼前这个真实的人死去，以保全那一段美丽的幻想。

醉落魄・一斛珠／宋・黄庭坚
陶陶兀兀。
人生无累何由得。
杯中三万六千日。
闷损旁观，自我解落魄。
扶头不起还颓玉。
日高春睡平生足。
谁门可款新熟。
安乐春泉，玉醴荔枝绿。

舟中／宋・曾几
滩声送我入严州，过得州来水漫流。
一夜好风潮信早，满船明月荻花秋。

劳伦·贝兰特：欲望、精神分析、性与革命

拉康（Lacan）式模型更倾向于把欲望理解为一种并非由对象组织起来的驱力，而是一种不断越出其对象的驱力。它始终与对象一道运作，却又超出对象本身，其目的既在于保存对象，也在于毁灭对象。

关于欲望，有几点至关重要：欲望只有在朝向某个可以依恋的东西时，才会变得可被记取；而这种趋向的场景，必须与另一场景形成重复关系。重复使你能够识别出，哪怕是在无意识层面上，你的欲望是属于你自身的一种性质。欲望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它要求被体现并反复呈现的冲动，使它始终暴露于焦虑、幻想与规训之中。

异性恋欲望发生于异性恋规范文化（heteronormative culture）之中，也就是说，它所处的场域不仅预设异性恋是一种性，更预设它是正确而正当的那一种性。尽管异性恋会给认同它的主体带来不稳定、不连贯与脆弱性，但它发生的语境不仅在道德上支持它，并围绕它组织国家、医疗、教育和商品资源，而且还把它看作性本身的一般形式，也就是默认形式、自然形式。为了使许多异性恋者遵守“正道”，社会会施加大量规训、审视与威胁，但这些制度性力量也会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监督来分配，比如咄咄逼人的评论、带有被动攻击色彩的窃窃私语与眼神，以及各种玩笑。

与此相反，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跨性别者，乃至其他更不标准的性实践，几乎没有获得普遍支持的空间或制度；在任何地方，它们都不是“性”这一概念中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内容。这意味着，除了与任何敢于追求亲密快乐的人一样要承受脆弱性之外，他们还必须承担其欲望在整体上被贬值的负担，因为这些欲望通常被视为与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工程相对立。

弗洛伊德模型不仅通过把成人性实践的发展起源定位于婴儿和儿童的行为与愿望之中，从而对性观念构成革命，而且它还提出了一种比俄狄浦斯情结和浪漫主义意识形态中通俗理解更为复杂、也更矛盾的爱欲（eros）观。那些关于爱的版本，往往会否认爱欲中的矛盾情感，转而建立一种爱情情节，也就是一个时间序列：在这个序列中，爱欲中的对抗或焦虑，会被通向满足的事件所克服。

在弗洛伊德的模型中，爱的确认与照料经济，亦即以母性丰盈为模型、同时包含给予与接受的经济，与攻击的经济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这一模型中，去爱一个对象，就是试图掌控它，试图消除它的异质性或他者性（Otherness）。在这里，攻击性并不是爱的对立面，而是爱本身的组成部分。可以这样理解：在爱中，爱者渴望把对象放在一个自己可以爱它的位置上。也正因此，施虐（sadism）、受虐（masochism）和性倒错（perversion）在弗洛伊德模型中并非欲望规则的例外，而是人类依恋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爱使欲望中攻击性的压力能够在一个得体框架内得到释放。就这一点而言，其他精神分析流派虽各有差异，却也支持弗洛伊德，即它们同意：毁灭欲望对象的意志，也就是死亡驱力（death drive），与保存欲望对象的意志，也就是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

【好色情……我喜欢这段话】

不过，一些后弗洛伊德派（post-Freudians）认为，弗洛伊德的模型最终制造出一种把性看作根本上具有受虐性质的图景。这是因为，不论欲望主体主观上如何体验欲望，欲望都可能压倒思考，击碎意图，违背原则，并扰乱身份。仿佛欲望自身就有一种扰乱性的法则，主体必须屈从于它，才会成为其自身去稳定化过程中的主体。

精神分析文献中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婴儿期欲望的原初形式究竟是向他者指向的，也就是异体性的（allosexual），在此指向母亲、营养来源、她的乳房、她的乳汁，还是自恋性的，亦即自体爱欲式的（auto-erotic）。不过，如果婴儿尚未拥有边界，也尚未具备抵抗刺激的能力，也就是尚未形成自我（ego）的功能，那么也可以说，婴儿尚且无法区分：哪些属于她自己的身体，作为生欲区（erotogenic zone），哪些属于围绕着她身体需要而组织起来的滋养对象。

起初，生欲区并不是按照生殖器来组织的。婴儿的整个身体、皮肤，以及弥散的接触感与运动感，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快乐经验。这就是“多形态性倒错（polymorphous perversity）”。与此同时，婴儿的身体与其照料环境之间处于一种交换关系之中，而这一环境的感官性开始在婴儿身体上制造兴奋。她的身体有着不断搏动的区域，反复经历需要、刺激与满足。在某一时刻，婴儿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与那个为她提供养育和快乐的照料环境、母亲或乳房连续一体的。婴儿对分离性的认识，构成了一种原初创伤，而这正是反应性攻击与爱在欲望活动中开始纠缠在一起的地点。让·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认为，此时儿童会发展出自体爱欲的策略，因为一旦母亲被感知为他者，自体爱欲就成了唯一可以获得确定满足的场所。婴儿还会把她的自我快乐重新导向世界，寻找失去的乳房或母亲的替代物。正如弗洛伊德所写：“对象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对它的再发现。”但婴儿，无论作为儿童还是作为成人，很快都会看到，即便是这种“再发现”所带来的满足，也总是混杂着焦虑、怀疑与失望，因为欲望的替代对象总是既多于又少于那个失落的真实之物。

婴儿之所以被推动着走向社会性，是因为她试图重新获得一种不可能恢复的依恋。她学会了把爱作为照料、操控和暴力来给予，以便获得爱。也正是在这个时刻，那些未获满足的愿望残片进入记忆，并生成了无意识（the unconscious）的材料：无意识源于这些创伤与愿望遭到压抑，而后来它们会以症状、模式、反复以及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标记着那种半被记起的失爱经验。从这个角度看，与世界连续性的创伤性丧失，是主体性形成的核心动因。弗洛伊德关于忧郁（melancholia）的概念，可以有效澄清这一点：忧郁者会把一个失去的欲望对象纳入自己的自我之中，因此她永远无法真正体验这一丧失，因为被爱者即便缺席，也会与自我融合在一起。这种在场与缺席的混淆，会导致朝向他者的悲伤与愤怒，比如“我爱他们，他们为什么离开我”“没有他们我就不是我自己”“他们不能离开我”，同时也会导致朝向自身的愤怒，比如“我一定不值得被爱”。据说，在与母亲的创伤性分离之后，忧郁就成为爱本身的组成部分，一种源于自我丧失与所爱之人丧失同时发生的受虐形式。忧郁从反面映照着那些更常与爱情联系在一起的、关于灵魂合一的理想化叙事。事实上，弗洛伊德曾推测，一个人最初的爱情关系其实是与自己的自我建立的，这种自我被投射到世界之上，再以差异的形式返回。弗洛伊德之所以抱怨同性恋与癔症式女性气质，是因为在他看来，它们属于一种缺乏肉身差异必要中介的自恋形式，因此或许也缺乏与原初创伤的恰当关系。不过在其学术生涯后期，患者身上同性欲望的普遍性，又重新动摇了他早期的分类体系。

当婴儿发现自己与养育环境之间存在特定差异之后，她便开始建构一些形式，以再生产自己最初体验过的那种可预期、可重复的情感世界。这正是俄狄浦斯三角化（Oedipal triangulation）的价值所在。弗洛伊德还认为，儿童进入俄狄浦斯关系还具有其他更偏发展性的功能：它确保主体的性对象选择，以恰当顺序组织生殖器性，并使超我（super-ego）的形成成为可能，这一点下文还会提到。在这一阶段，弗洛伊德是以异性恋男性气质为模板来构造欲望模型的。他描述了儿童的双重依恋过程：一方面是儿童与母亲之间的对象之爱（object-love），另一方面是儿童与父亲之间的认同。与同性父母的认同被认为是隐喻性的，因为这种基于相似性的自恋性关系，会给儿童带来一种新的身体连续性感；与此相反，儿童对母亲的爱则经由弗洛伊德称为对象选择的差异逻辑而展开。这是一种转喻性关系，它意味着用相似对象来替代原初的丰盈关系，例如，成人对女性乳房的欲望，就是对婴儿对乳汁欲望的一种替代。同时，这种关系也被称为依恋性关系（anaclitic relation）或支撑性关系（propping relation），因为儿童的欲望是由接近性构造出来的，这是一种亲密中的差异关系，也是一种试图克服距离的渴望。

俄狄浦斯危机发生在儿童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时：正如所有经济一样，俄狄浦斯经济也涉及稀缺，父亲是他争夺母爱的竞争者。弗洛伊德提出，每个主体都会经历一个正向和一个反向的俄狄浦斯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性矛盾情感表达了人类根本上的双性性（bisexuality）。男孩想战胜父亲；但与此同时，由于他认同父亲，儿子又会对自己的攻击性发展出一种受虐式关系，形成一种几乎“女性化”的态度，以保护自己的竞争者，并把自己的敌意投射到母亲身上，于是母亲便成了对两个男性都构成威胁的人物。然而，若“正常”的男性身份要得以发展，俄狄浦斯危机就必须通过对父亲更加强化的认同来解决。弗洛伊德认为，这一解决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男孩发现了性差异。母亲阴道带来的震惊，会被理解为一个因阴茎“阉割（castration）”而创伤化的场所，而这一发现对于男孩具有灾难性与生产性的双重效果。

恋物是一种被赋予爱欲能量的对象，某人能够占有并控制它，但矛盾的是，恋物似乎又在控制和占有那个自以为拥有它的人。它把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叙事，转化为一个关于男性被女性伤害的叙事，并最终在一种英雄式修复场景中结束。……，恋物使欲望变得可以控制、可以处理、可以理解、可以被赋义，同时也可以被其物质形式所遮蔽。更重要的是，恋物不像阴茎那样具有唯一性与单一性，它总是可以被占有、复制、替换和收藏。因此，它同时包含价值与无价值，并通过攻击与保护来建构欲望。然而，推动恋物主义的那些矛盾与复杂性，却被恋物对象本身遮蔽了。如果说恋物最初标记的是一个创伤事件，那么它可被复制的特性又会使它与这一事件分离，把它从情境中抽离为纯粹形式，并使恋物者沉浸于一个由重复、迷恋与分析性分神所标记的抽象现在时之中。

性欲望向替代原初对象的诸种对象中升华，这一过程悖论性地保护了原初对象，因为它通过保护儿童的依恋，使这种依恋免遭未来任何进一步的不稳定。实际上，在关于爱情心理学的文章中，弗洛伊德指出，那些没有成功克服俄狄浦斯创伤的男性，在成年后的对象选择中，要么会倾向于对被爱对象作过高估价，要么会贬低一连串不够格的女性。在他的分析中，这恰恰是恋物癖的两个方面。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他暗示说，诸如理想化与厌恶之类彼此对立的欲望关系，实际上在形式上可能表达着同一个欲望流通的动机。他经常指出，人的驱力中的根本矛盾性、双性性和不连贯性，会推动欲望的形式主义；但他同时又说，“文明（civilization）”要求这些东西被否认并升华，以服务于异性恋常态的善。弗洛伊德写道：“性发展的最终结果，在于所谓成人的正常性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快乐的追求服从于生殖功能，而各种组成性本能在单一生欲区的统摄之下，形成一个稳固的组织，朝向某个依恋于外在性对象的性目标。”只要这个“外在性对象”使欲望主体能够为了达到性与亲密的常态，而否认自己的矛盾情感，那么他的欲望就是恋物式的。也就是说，恋物再现了欲望的一般结构：它是一种通过为失去或不稳定的对象寻找替代物来重复快乐的活动。

弗洛伊德在其学术生涯中写过很多彼此并不完全一致的话。比如在女性受虐主义这一问题上，他其实也提出过一种政治分析。他认为，女性同样拥有一股由威胁激发的爱欲攻击性，只是强度较男性弱一些，但社会上并不存在一个认可这种攻击性的正当位置，不存在一种使女性攻击性能够积累社会价值的戏剧性场景。既然欲望总会找到一个能够使自身维持下去的对象，哪怕是以严重误认为代价，那么这股攻击性往往就会回到它的出发点，也就是女人自己身上。这种对“女性受虐主义”的社会性解释，与我们刚刚追踪过的那种以亲属关系为中心的解释相矛盾，也标示出弗洛伊德著作内部的一种张力，而这种张力一直延续到当代精神分析中。这种不连贯性并不必然使精神分析本身失去合法性。它所体现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语境中关于权力与主体性的思想所共有的问题：其中，“个体”往往被悖论性地看作一种一方面受欲望和由世界诱发的结构所驱动、另一方面又相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制度保持主权与自主的存在。但精神分析也表明，个体自身那种内在于矛盾情感中的不连贯性，会与社会目标和要求的不连贯性交汇，以彼此映照的方式，或者以诱发多重缓解与修复幻想的方式显现出来。有人认为，这种不相适配是一种不可弥合的空间或裂隙，被意识形态覆盖起来。而意识形态之所以如此成功，就在于它生产出这样的主体：他们从自身个人故事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以致于那些更具结构性、关于主体性的解释，反倒显得是在侵犯每个个体在世界中的特殊性与独特性。批判理论对欲望的介入，也动用了诸如“过剩（excess）”之类的词语，以拒绝意识形态所制造出的那种“意义感”，因为这种意义感依赖于一种关于主权欲望的个人主义模型，而那些与之不相吻合的解释，则有可能使主体与世界发生更具相互结构性的转变。

不用说，女性主义批评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专门指出“阴茎妒羡（penis envy）”和“女性匮乏（feminine lack）”之类概念在男性获益上的作用，因为这些概念组织了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欲望的大部分论述。但这是否意味着，归根结底，弗洛伊德对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毫无所知？他的那些关于心理秩序的虚构，是否主要只是世纪之交更普遍的厌女病症，或一般父权想象的症状？

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认为，弗洛伊德对他者性的高度负面描述，传统上他者性是母亲和女性性的所在地，这一描述既有其正确之处，又明显不足。她追随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认为欲望主体对于其“对象”的根本态度正是矛盾情感：如果说，主体对自己原初创伤性分离所施加之暴力的一种回应，是把爱者的神秘他者性体验出来，那么欲望主体仍然保有一种愿望，希望将其亲密对象认作一个人，一个独特的自我。因为即便在欲望发生时，其中一个动机是掌控欲望中的他者，也同样成立的是，人们仍试图把他者认作主体，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类才能真正获得他们所渴求的承认。本杰明的欲望模型，从根本上说，远不像精神分析模型那样由性差异的二元对立来组织。最后，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指出，弗洛伊德的工作有力地表明，性差异，也就是异性恋化的性别身份，从来都无法达到纯粹或稳定。它总会制造焦虑，并滑向不连贯。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言：“纯粹的男性性与女性性，仍然是内容不确定的、不可靠的理论构造。”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总括性理论，能够解决精神分析内部这些关于性别、性与欲望的不同解读。

女性较弱的爱欲组织所导致的一个被归因的结果是，也就是说，女性没有像男性那样，把对母亲那种创伤化之爱的位移与凝缩，投射到某个脆弱而被过度象征化的身体部位之上，因此她们被视为不可能形成恋物癖。既然恋物癖已被证明是“正常”性的一种核心结构，那么在传统精神分析中，女性与恋物癖缺乏关系这一点，就助长了这样一种印象：女性在其欲望对象面前，要么是癔症性的，要么是在自恋意义上失序的。特蕾莎·德·劳雷蒂斯（Teresa de Lauretis）、内奥米·肖尔（Naomi Schor）、艾米莉·阿普特（Emily Apter）等人都对这种含义提出了反驳。肖尔认为，女性也存在一种女性化恋物癖，而且它同样能够识别经典恋物欲望模型中爱者与被爱者之间的在场与缺席、攻击与理想化、创伤与丰盈之间的游戏关系。但因为女性的“阉割”是一个既定事实，女性可以对自己的爱欲重复保持一种反讽关系。她们可以承认这些重复，而不必去否认它们，也不必对其施加暴力。

德·劳雷蒂斯则认为，女同性恋恋物癖具有其特定性。如果说恋物标记的是这样一种创伤性丧失：爱者把这种丧失投射到被爱者那个被负面评价的身体差异之上，从而失去了身体整体性，那么女同性恋欲望就必须为自己创造出关于被欲望且具有威胁性的“差异”的审美标记，因为女性恋人之间的区分，无法映射到性别“不同”的身体之上。因此，她认为，阉割对于女同性恋而言并不相关。于是，主体间幻想（inter-subjective fantasy）就在女同性恋之爱的生产中起到了更大作用。不同于弗洛伊德式以及异性恋女性主义的欲望理论，后者主要把爱看作一种恋物式幻想，而这种幻想会遮蔽真正激发它的欲望对象，德·劳雷蒂斯版本的女同性恋恋物癖则要求两个恋人共同幻想。她们共同生成的爱欲审美，会制造出一条亲密边界，一个身体区分与差异的空间，而她们的欲望不断穿越并再次穿越这一空间，但并不是为了毁灭欲望不稳定过程，或从中制造秩序。对于德·劳雷蒂斯而言，女同性恋欲望这种恋物式“倒错”，对爱而言是生产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

我们一直在追踪弗洛伊德关于婴儿期欲望的理论，以及这种欲望在成人生活中的创伤后重复。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即便力比多本身并无性别，每一种性别仍都与特定的再现和处理驱力能量之矛盾压力的方式相联系，不管这种压力源于双性性，还是源于婴儿期分离与阉割的创伤。我们也已经看到，理想化、攻击性和忧郁，以及受虐癖和恋物癖之类的“倒错”，似乎都是欲望普通历程的内在部分，因为欲望不断挣扎、不断失败，始终想找到可以停驻其上的理想对象。因此，欲望的形式主义既生产出倒错，也显现在那些朝向常态化的叙事之中，但这些叙事又悖论性地永远无法完成。即便是“正常”的欲望，也总是以渐进而不安的方式运作，不断试探它的对象。

这看起来也许是一个忧郁的结论，尤其当你关于欲望的梦想，是由某种特定的快乐与满足组合维系的时候。然而，正如伊芙·塞奇威克（Eve Sedgwick）所说，即便欲望未能找到足以匹配其目标的对象，它的错误仍然能够制造快乐。欲望那种根本性的无情，反而是一种创造力来源，它会生成新的乐观主义、新的可能性叙事，甚至新的爱欲实验性。不过，大多数人并不会有意识地体验到自己欲望曲折变化的积极面。

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常常把自己对于一种可靠爱情所带来的安慰与自我发展之渴望，误认为是对某种稳定程度和非矛盾性的渴望，而这种东西在活生生的亲密关系中几乎很少能够持续。除此之外，人们还被训练成只把那些在制度与叙事框架中成形的欲望视为有价值的，而这些制度与叙事本身又强化着习俗与得体传统。人们还进一步学会了害怕欲望一旦依恋于过多对象，或者依恋于被视为“坏”的对象，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无论他们所渴望的是那些在性取向、种族、阶级、族裔、宗教或婚姻状态上，被视为不合法，或者仅仅让人感到不舒适的人。

精神分析、性与革命传统

亲密行为的世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进动荡中遭受了猛烈攻击。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欲望”在那个时期反制度政治斗争中成为一个关键词，我们今天甚至不会以现在这样的方式研究这一范畴。1968年前后以及此后，欧洲和美国社会激进派对“欲望”这一范畴的运用，预设了一个与弗洛伊德相同的前提：每个人都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性欲能量场，因此也潜在地具有被激进化的可能。不过，这些激进派并不认为欲望找不到合适对象这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他们关注的是如何把性从其扭曲性的升华中拯救出来，因为这种升华把性转化为异化劳动、社会常态和政治消极主义。此外，人们还认为，欲望也需要从广告话语中的滑稽形式中被拯救出来。在广告里，欲望被高度夸张又极度平庸化，以至于人们认为它会使人变得虚弱，让人悖论性地同时处于被刺激、无聊和顺从的状态。这也正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激进文化建构会使用布莱希特（Brecht）式先锋派策略：要使欲望被认为正在采取的那些形式变得陌生，并加以改变。比如，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就要求女性主义先锋派“摧毁”视觉快感的形式，因为这些形式的历史已被厌女主义深深浸透。只有当由欲望所激活的价值美学不再赞美女性的从属地位，也不再复制这种从属地位时，解放才会发生。

这同样也是为什么“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会把“欲望”或“欢爽（jouissance）”的解放置于许多政治动荡的中心。所谓欢爽，指的是那种超出理性自我、固定身份或规范制度之外的驱力能量。这一解放是针对资产阶级家庭、婚姻性、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剥削、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宗教与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以及身体在政治中的位置而提出的。女性主义的口号“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就是要重申欲望在生活中的中心性：去升华、被释放或被重新导向的欲望力量，常常被想象为有能力推翻不公正的传统亲密关系，乃至整个社会。

精神分析职业被谴责为试图生产出一般性、普遍性或“资产阶级式”的主体，也就是那种只从自己个体性的角度阅读世界的人。他们学会仅仅用家庭动力学来理解自己的人生，而无法把自己看成同时受历史、亲密关系、权力和欲望之非个人语境所塑造的主体。

许多批评者，尤其来自人文学术界的人，认为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制度，甚至包括弗洛伊德本人作为自己作品的读者，实际上误述了它自己的结论，因为它生产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欲望模型。第一种，可以由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压迫性传统性差异与家庭角色、俄狄浦斯关系和阴茎妒羡等范畴来描述。与之相对，其激进潜能则来自另一种模型，即力比多活动持续弯折、卷曲和扭转的不连贯性。这一模型意味着：第一，它提出了一种去中心化或不稳定的欲望主体模型，因此“身份”本身，无论是性身份还是性别身份，都始终是一个失败的工程，因为它总是指向某种尚未实现的目标，并由多种多样、彼此分歧的目的所决定。第二，那些如今被导向于制造狭窄的正常、普遍且个体化身份版本的力比多能量，也许可以被重新导向更为扩展、更为慷慨的社会性交往和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追踪后一种可能性，也就是：欲望中的焦虑与不稳定是否能够被转化为具有社会变革后果的力量，无论其后果是好是坏。许多受精神分析启发的欲望理论家，沿着这条思路重新思考被压抑和被传统误认的欲望，是如何以破坏性方式扭曲自我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在这种观点看来，“身份”是一种海市蜃楼：它既是自我的海市蜃楼，为你提供一个“我”和一个名字，以保护你不被遭遇到的刺激所淹没；也是社会秩序的海市蜃楼，它教导你放弃欲望中的过剩与矛盾情感，好让你在那些规范的规训之下变得可以理解，而这些规范则通过把社会价值等级植根于一种伪自然的异性恋化性差异结构中，来使等级秩序看似自然。

这种把稳定身份视为幻象的版本，在雅克·拉康以及那些借助其思想进行思考的社会理论家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拉康把“主体（the subject）”定义为这样一种效应：它是个体在他所谓“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中承担某种身份时所产生的焦虑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生产出那些以身份使自己特殊化的主体，与意识形态对其进行塑形的过程是同一回事。这并不是说人格之谜根本不存在，而是说，人是在幻想之中找到其形式，也就是找到其“自我”的。这种幻想包括把对某种不可能欲望的投射附着在爱情对象上，以寻求一种可承受的、先在的稳定，也包括那些使其在社会上可被理解的规范中介。身份就像乌龟壳，主体不断从里面伸出脖子，看看自己是否可能移动、又能向哪里移动。它是一种定位、保护、遮蔽并规训个体的方式。

为了提出这一论点，拉康重新解释了我们已经在弗洛伊德那里追踪过的原初欲望场景中的分裂。一旦婴儿被迫认识到自己与世界的差异，她便会体验到创伤性的碎裂、万物不稳定、被抛弃和失去掌控。与此同时，婴儿又会误把自己先前的生命状态记忆为一种身体完整性或整体性的经验。拉康认为，她之所以会如此误记，是因为先前状态不仅本身就是无组织的、充满欲求的、在力比多上尚未划分区域的，而且对这一先前状态的“记忆”本身，在断裂事件发生之前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那时所谓的“记忆”，实际上只是一种情感性的感受，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记忆。因此，她对自己失去之形式的“记忆”，是在事后才构成的，所有欲望与记忆皆如此，它们通过延迟、滞后、位移和绕行而形成，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Nachträglichkeit。拉康把这种被误记为自我连续与整体性的状态称作“想象界（Imaginary）”，而把那种创伤性碎裂的状态称作“象征界（Symbolic）”。在象征界中，主体在绝对丧失或阉割的威胁之下，必须尝试却又永远无法安稳地承担语言与身份，以此管理自己的环境并说出自己的欲望，也就是对母亲的欲望，随后又是对一系列替代物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