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906263
但是最终，津巴多承认，这项实验对他以及作为实验对象的学生们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周五，他决定暂停实验。

津巴多自己从实验中得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个人的品格要比我们倾向于认为的次要得多，境遇压力可能会导致体面的人们犯下可怕的罪行。回想一下，因犯和看守们是随机地被分派承担其角色的。“一度被认为不可渗透的善恶之间的界线被证明是完全可以渗透的。”被分派充当囚犯的人们的行为很像囚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因为承担这种角色而精神崩溃。被分派担任看守的人们的行为很恶劣，甚至是残酷的，尽管他们一般而言很正常。津巴多写道：“实验开始时，两个组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到一周后，他们之间就毫无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囚犯们对有关随机分派的断言持怀疑态度。实验结束后，他们一口咬定，看守们个头要比他们高(他们错了，两组的平均身材一般高）。

津巴多指出，参与纳粹战争罪行的人们显然很正常。对于汉娜·阿伦特 (Hannah Adrendt，1906--1975，政治思想家，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 有关“邪恶的平淡性”的论点，津巴多赋予了一种社会科学的新特色。在解释是什么使得暴行成为可能方面，津巴多十分重视去个性化一一通过这一过程，作恶者和受害者都变得基本上匿名，因而被一种类型或角色所改造。有关穿一种制服的决定本身就可能会产生行为方面的重大影响。在为战争做准备过程中改变自已外表的战士们，残暴地对待敌人的可能性会增大。在去个性化过程中，人们进人一种受刺激的状态。在其中，他们可以逃避一般的社会制裁，他们对自己的道德怀疑也变得沉默。按照这种说法，由于去个性化，“进行不加限制的宣泄与满怀情欲的酒神迪奥尼索斯的特征”肯定会战胜“太阳神阿波罗的”“充满制约与对欲望的克制的”“核心特征”。

■《冷眼观》清 王浚卿 ⭐⭐⭐
清末社会生态大观，有些笑话挺好玩的。总体来说可以一看，但离推荐还差得远，以及它太监了。

一只乌鸦在田野上 ■余秀华
 
 
它慢慢地，走过来，又走过去。并不关心天气
它的身体里有春夏秋冬，这个时候，北风劲吹
耻于南迁，耻于色彩。有翅膀就够了
生命迁移或不迁移都是同等的浪费
 
传来的消息是白色的。比如大雪或死亡
一些悲哀的事物庄严。一说就有了是是非非
如果过程再缓慢一些
也不妨找到一棵狗尾巴草内部的次序
 
在这个早春，寒潮第一次来袭
我什么话都说出了，面临重复的耻辱
风再一次吹来，而它没有消失
仿佛一种坚固的浸在水面下的信仰
 
从地上到一棵树上，或者从一棵树到地上
她自己先省略了被计算的部分
性别，对象。另外一只乌鸦飞过这个田野
产生的短暂的气流

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月光落在左手上》跋_摇摇晃晃的人间
——余秀华

■《月光落在左手上》余秀华 ⭐⭐⭐⭐
推荐程度吧，还是值得一看的。内容基本关乎爱情，我个人倒说不上来有哪些特别喜欢的。
清新自然但又赤裸坦诚，不是泰戈尔那种，观感比泰戈尔舒适多了（当然大概是因为本人实在不喜欢泰戈尔写的）。

莫奈

>>Po.906769

拥护自由并不意味着反对组织，其实组织也是人类理性能够掌握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它意味着反对一切具有特权的垄断的组织，尤其反对使用强制阻止他人为更美好之事物进行尝试的组织。
每个组织都是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并有自己特定的目的和方法。然而，即使是为增进知识而设计的组织，也只有在其设计是基于真实的知识和信念时，它才是有效的。如果有事实与该组织依据的信念相抵触，那么它也只有在该组织遭到失败并被取代过程中，才可以显现出来。
因此，组织必须是自愿形成并置于自由的氛围之中的，这样的组织才是有利的和有效的；组织将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在开始时无法考虑到的情况，否则就会走向衰亡。若把社会全体变做单一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又是根 据单一的计划构建和运转的，那么，结果就会扼杀那种造就了人类思想的力量，而组织恰恰是人类思维设计的产物。

如果在一切行动中，只使用已被认可的最有效的知识，其结果如何，值得深思。倘若取消一切根据广为接受的知识看来似乎纯属浪费的尝试，并且只从事那些根据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看来似乎有点意义的问题和试验，那么人类就可能根据其知识来预见所有的习惯行为之后果，并避免一切失望和失败。此时，人们似乎 已将身边环境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因为他只尝试那些预知结果 的事情。若果真如此，文明肯定会停滞不前，这倒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枯竭，而是因为人们已经如此彻底地将一切行动和身边环境置于其现有知识的控制之下，以至无法为新知识的诞生提供机会。

——节选自《自由宪章》/[英]哈耶克（Heyek F.A.）著；杨玉生等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5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如果一项意见只是一件个人财产，除持有者外对别人毫无价值，那么即便剥夺对它的享用只是一桩个人伤害，而所伤者或众或寡犹有不同。但是禁止一种意见的表达，其独有的罪恶之处在于，它是对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剥夺；并且这种剥夺对那些不同意这种意见的人，比对持有这种意见的人甚至更大。如果被禁止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便被剥夺了以正确矫正错误的机会；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人们便损失了几乎同样大的益处，因为经过真理与谬误的碰撞，会让人们对真理有更清晰的体会和更生动的印象。

有必要对这两个各自对应着不同论据的论点分别予以考察：一是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我们所竭力要禁绝的意见是错误的；二是即便我们可以确定其错误，禁绝它仍为过错。首先来看第一种情况：权威企图压制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当然欲压制它的那些人不承认它的正确性，但他们不可能绝对不错。他们无权为全人类决断是非，也无权排除所有其他人的判断方式。因为他们确定一个意见是错误的，就拒绝听取，这就是把他们的确定性等同于绝对的确定性了。任何压制自由讨论都是认定了自己绝对不会出错。或许基于这一普通理由，且并不因为普通就算不上好的一个理由，就可以判定这种做法的过错。不幸的是，以人类的自知之明而言，他们远没有把自己易错的事实，像理论上一直可以的那样运用到实际判断中去。人人都深知自己是可能犯错的，而却很少有人认为有必要为自己的易错性留出预防的余地，或者愿意接受假定自己所深以为然的某一意见，可能就是他们所承认的易为犯错的事情之一。专制君主或习惯于让人无限服从的人，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会对自己的意见表现得如此自大。


——节选自《论自由》论思想言论自由（一）
作者：[英]约翰·穆勒 著 孟凡礼 译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4月出版 ISBN 978-7-5426-6561-4

>>Po.908036
对我们所持的意见，给予反驳与质难的完全自由，是我们有理由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认定它正确的先决条件，而且除此而外，在人类智能所及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作为正确性的理性保证。

人有能力通过讨论和经验修正自己的错误。而且仅靠经验是不够的，必须要经过讨论，指出经验的意义。错误的意见和做法逐步屈从于事实与论证，但是要使事实与论证对人们心智产生影响，就必须让它们来至近前。除非对事实加以评论以显示其含义，否则事实自己不会说话。

为什么某些人的判断真正值得信赖，那是如何做到的呢？这是因为他一直放开别人对其意见和行为的批评；因为他一直习惯倾听所有反对他的意见，从其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里吸取益处，并向自己，必要时向他人解释错误之为错误的所在；因为他一直觉得人类要想对某一主题求得整体认识，唯一的办法就是倾听人们对之说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学习各色思维对之做出的一切观察方式。
通过吸收他人意见中正确的东西来改正和完善自己意见的坚定习惯，非但不致在用之实际时引起怀疑混乱与无所适从，反而是唯一能使其真正值得信赖的坚固基础。因为，他已经知悉一切能够（至少是明显地）给出的反对他的意见，并且从他的立场上对所有反驳者给予了回应，也就是说他已经主动寻求了反驳与质难，而不是绕开它们，并且只要有一丝光亮可以投射到这一主题之上，不问其来自哪个方向，都不曾予以遮挡。所以凭借这些，他有权认为他的判断优于未经类似过程检验的其他任何个人或群体的判断。

我们要想确保某一信条至为正确无误，除了长期延请整个世界来求证其诬枉之外，别无任何保证可以依赖。

>>Po.908037
奇怪的是，人们可以承认关于言论自由论证的正确性，但却反对将其“推向极端”；他们不明白，如不能确定这一推理在极端情况下仍然有效，就不能确定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为有效。他们虽愿意承认有必要在所 有那些可能存在疑问的题目上开放言论自由，却认为某些特定原则或信条，因其如此确定，或更确切地说，因他们确信它如此确定，必须禁止质疑，当此之时，他们居然还在想象自己并没有妄自认定绝对不错。对于任何命题，如果禁止了本来应该允许的对其确定性的反驳，还敢称其为确定不移，那就是认定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道者可以作为确定性的裁判，并且是可以不听取另一方意见的裁判。

在如今这个被称为“缺乏信仰却又惧怕怀疑” 的时代，人们确信某一意见，与其说是根据这一意见本身的正确性，不如说是因为没有它他们就会无所适从；断言某一意见不应受到公众的攻击，不是基于其正确性，而是基于它对社会的重要性。
这种思维方式，将限制言论的正当理由放在了所要讨论的信条是否有用上，而它是否正确则不成其为问题了；并且因其不用再声称自己所持意见是某种绝对不错的判断而窃窃私喜。

>>Po.908044
真理总是能战胜迫害的说法，只是一种美丽的谎言，人们彼此津津乐道，直至最终成为陈腔滥调，但一切经验都与之恰好相反。真理被迫害扑灭的例子史不绝书。其纵使不被遏绝，也动辄被推后数百年不止。
（省略数个例子）
认为真理仅仅凭其为真理，就 天然具有抵御错误的力量，能够战胜地牢与火刑，乃是一种空洞无凭的侥幸心理。人们对于真理的热情并不一定就强过谬误，法律或社会惩罚 的多次运用，总是能成功地阻止无论真理还是谬误的传播。真理的真正优势在于，如果一项意见是真理，它虽可能被扑灭一次、两次以至多 次，然而在悠悠岁月之中，总会有人重新发现它，直到有一天它的重现恰值一个有利的环境，成功地逃脱了压迫，再到它经受住了随后所有镇 压它的企图而大步前进。

有人会说，我们现在再不会将新意见的提议者处以极刑了；我们不会像先人那样杀死先知，我们甚至还为他们建造了墓冢。的确，我们不再扑杀异端了，即便是对那些最可憎的意见，对其施以现代舆论能予容忍的惩罚的数量，也不足以令之根绝。但是，我们还不能沾沾自喜地认为我们已经完全脱离了法律迫害的污点。对意见的惩罚，或至少是对其表达的惩罚，在法律上仍然存在；即便在如今这个时代，也不是再无实施的先例，让这种迫害哪一天会卷土重来显得有多么不可思议。

并非仅仅为了或主要为了养成伟大的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为了让普通人能够获致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思想自由同样甚至更为必不可少。
在普遍的精神奴役氛围中，已经出现过甚或还会再出现个别伟大的思想家。但是，那种氛围从未也绝不会产生出智力活跃的民族。

永遇乐／宋・黄裳
天接重云，月临残腊，时有幽意。
化作瑶池，纷纷戏蝶，一色非人世。
无情征雁，乘风南向，怅望有情难寄。
暖惊梅，先传芳信，夜来万宝春至。
中齐胜境，东藩和气，自有名园佳丽。
一梦休嗟，三千好客，何处寻珠履。
小堂人静，尊前清昼，好惜岁华如逝。
管弦中，金杯更劝，朱颜皓齿。

“认识你自己”（Nosce Te Ipsum）。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像现在这样，是为了支持当权者对下级的野蛮状态，也不是为了鼓励地位低下之人对上级采取冒犯的行为。这句话在教导我们，由于个体的想法和感情（Passions）与他人相似，因而要审视自己，想想自己在思索、表达意见、以理相劝、企盼和畏惧的时候基于何种理由，从而能够在类似的情形下推己及人，认识和解读别人的想法和感情。

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Po.908230
斯大林扮演了“主人”的角色，他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从外部位置通过自己掩盖这种悖论。这种外部立场生产、传播了所有形式的政治、艺术和科学表达的公共元话语（metadiscourse），并以马列主义的教条来评估它们的精确性和正确性。

这些现象成为斯大林政权的标志——他那巨大的政治权力；对他个人的崇拜；他个人参与编辑的政治演说、科学论文、电影和音乐作品；党内的“大清洗”运动以及最终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恐怖。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尤其在他于1953年去世以及随后对个人崇拜的谴责之后，这种对话语和知识的外部地位消失了。

结果不是对某个领导人的谴责，而是对国家社会主义整个话语体系的重大重组。换言之，外在于意识形态话语（政治、科学、艺术）的立场不复存在了，意识形态的元话语曾经从这里发起，如今也从公共传播中消失。

由于不再有外部声音可以掩盖苏联意识形态的“勒弗悖论”，构成这一悖论的目标和手段的失调就被释放出来。这种变化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后期所有类型的苏联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发生深刻转变（从意识形态的语言到意识形态的仪式、实践和组织）。

基于这种转变，解读意识形态表达的“字面”意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重现意识形态精确的结构形式。这种话语制度的转变最终导致晚期苏联的文化发生了深刻转变，在流于形式的意识形态（形式、仪式和组织）之下，不确定性、创造性和未曾想到的意义空间被开辟出来。这样一来，“勒弗悖论”又再次困扰苏联体制。它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矛盾的条件，使得这个制度的“内爆”在开始之时看起来是如此出人意料，而一旦发生，又是毫不意外和迅速。

>>Po.908232
苏联后期，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文件、演讲、仪式化的做法、口号、海报、纪念碑和城市视觉宣传）变得越来越规范化，它们变得无处不在。话语形式的这种标准化是逐渐发展的结果，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起，斯大林的声音消失了。随着这种转变，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被固定下来，并被不断再生产，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都没有什么改变。大部分时候，这些表达不再需要解读字面意义。

这种固定下来的、规范化的话语体系类似于巴赫金（Bakhtin）所谓的“权威话语”（“authoritative discourse”）。巴赫金认为，权威话语萦绕着一种严格的外部思想或教条（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其他的教条），因之凝聚在一起，并在一个时期的话语体系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社会主义后期，规范化的苏联意识形态话语不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不再在“意义”层面上发挥作用，因此我将在下文把这种话语称为“权威话语”。

社会主义后期，苏联意识形态运作的变化反映在苏联公民参与意识形态仪式和活动上。很多民族志研究都探讨过这个话题。例如，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绝大多数苏联人都参加了苏联各大城市的“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游行庆典。领导人站在高台上，向游行的群众挥手致意。当扩音器响起官方口号时，人们欢呼雀跃，这几十万人雷鸣般的吼声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像同一个人喊出的口号。1981年5月2日，据《真理报》报道，这些大规模的活动“无疑证明了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关系”。但实际上，游行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很少注意口号内容，许多人也不知道他们携带的画像上到底画的是些什么人。

大多数苏联公民还定期参加各种城市或地区政府的选举。这些选举通常只有一个正式的候选人，并且总是产生大量的支持票。但其实，选民们对选票投给谁不太感兴趣和/或无知。谢尔盖（Sergei，生于1962年）回忆说：

>>Po.908234

通常我不太清楚这是什么类型的选举，也不知道谁是候选人。我只是去当地的选举中心，拿着写有候选人姓名的选票，把它放进投票箱。这就是我的整个程序。几分钟后我就会忘记候选人的名字。我不记得我当时有没有兴趣，也不管是不是“假”选举。

大多数年轻人还定期参加在学校、大学、工厂和其他地方举行的共青团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人们参与某些程序，但不太关心内容是什么，比如在不知道决议内容的情况下投赞成票——并非每次都这样，但这无疑是一种主流模式。安娜（Anna，生于1961年）回忆说，80年代初，她所在大学的学生团体（20人至25人）定期举行共青团会议，会议召集人经常提议，也许大家应该直接投赞票，而不用真正进行讨论，毕竟大家都挺忙。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类群众参与和支持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人们经常很少注意他们参与的仪式化行为和发言的字面意义。这些行为是否单纯是一种“假面舞会”和掩饰，只不过为了迎合国家和集体监督的目光？

这些仪式化的事件和文本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对制定这些事件和文本的人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对于理解晚期社会主义的内在悖论至关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整齐划一的行为、手势和言语并不指向意识形态的字面意义，而是扮演着一个不同的角色。为了进行这种分析，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权威话语在晚期社会主义产生、传播和接受的话语条件。

一边看一边贴，发现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ﾟ∀。)
干脆存个链接好了，但是怕又被炸掉

《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作者：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 Yurchak，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第一章

网页链接

述事维度与述行维度

奥斯汀在他著作的结尾处指出，任何严格划分为“述事”行为和“述行”行为的做法都是抽象的：“每个真实的言语行为都二者兼有。”言语行为不应该被单纯视作“述事”行为或“述行”行为。反过来，奥斯汀总结说，根据不同的情况，它们或多或少都具有“述事性”，又或多或少都具有“述行性”。有鉴于此，我将探讨言语和一般话语的“述行”维度和“述事”维度。这两个维度在话语中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在历史上发生变化。进一步说，仪式化行为的相对重要性也会在历史上发生变化。

在本书中，当分析诸如口号、政党演讲和讲话等言语行为，以及诸如投票和会议等仪式化行为时，我将谈到“述事”维度和“述行”维度的共存。从这种共存的角度来看，投票行为同时做了两件事——它表明了一个人的意见（“述事”维度），并将投票约束在规则和规范体系内，在这个体系中，它被认为是合法的投票（“述行”维度）。“述事”维度和“述行”维度的统一使投票成为现实，也就是一种被认为在法律、行政、制度和文化方面具有后果的意见陈述。

话语的这两个层面并不构成一种新的二论。它们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相反，它们不可分割，而且相互影响。例如，一个人在投票时发表的意见可能会受到投票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实际后果的影响。在任何特定的新情况下，仪式化行为和言语行为的“述事”维度和“述行”维度的相对重要性永远无法事先知晓，因此两个维度的重要性可能在历史上发生“滑移”。

举例来说，“述事”维度的重要性可能降低，而“述行”维度的重要性可能增加。比如，在某些制度环境下的选举中，人们陈述他们对候选人的意见不再是关键，但参与投票的行为仍然非常重要。投票的人可能意识到，在选举中永远只有一名候选人（或单一决议）——尽管他也仍然知道，成功执行投票仪式将使其他重要的事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为谁投票可能不如投票这件事重要。换句话说，这个人可能不需要关心投票的“述事”维度（决议或候选人的字面意义），但仍然需要密切关注投票的“述行”维度。在这种举手回应“谁赞成”的仪式化行为中，“述行”维度仍然是核心，但“述事”维度已经偏离了它原来的意义。结果成功与否不一定取决于一个人对候选人的看法，甚至不取决于他是否有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