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格罗画人真是一绝

【破齐阵】径曲梦回人杳，闺深佩冷魂销。似雾濛花，如云漏月，一点幽情动早。怕待寻芳迷翠蝶，倦起临妆听伯劳。春归红袖招。
【醉桃源】不经人事意相关，牡丹亭梦残。断肠春色在眉弯，倩谁临远山？排恨叠，怯衣单，花枝红泪弹。蜀妆晴雨画来难，高唐云雨间。（节选）

——《牡丹亭》第十四出 写真
—— 蔺文锐评注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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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他

社会主义的乐趣：苏联“冷战”时期的青年、消费与国家支持的流行文化（1945-1970）
Socialist Fun: Youth, Consumption, and State-Sponsore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Cold War Soviet Union, 1945–1970

作者：格莱布·齐普尔斯基（Gleb Tsipursky，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有文献认为情绪（emotions）不是简单的生物属性，而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构造，反映了潜在的社会价值。

谈到“社会主义的乐趣”，就会涉及到一些文献，这些文献不把情感当作简单的生物天赋，而是把它当作反映潜在社会价值的特定社会的主要文化建构。例如，心理学家伊莱恩·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field）、约翰·卡乔波（John T. Cacioppo）和理查德·拉普森（Richard L. Rapson）已经证明，人们的情绪体验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周围人所表达的情感以及社会中的情感规范所导致的。

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历史学家最近提请注意情感演变的历史意义。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用“情感制度”（emotional regime）一词来描述在任何特定时期由政治、社会和文化当局规定的规范性情感，以及强制执行这些情感的机制。

芭芭拉·罗森韦恩（Barbara Rosenwein）创造的术语“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y）指一个群体，其成员遵循共同的情感表达规范，拥有相同的情感观。任何社会都有一个总体的情感共同体和从属的情感共同体，它们与主要情感共同体的情感价值打交道，对其进行阐述，偶尔也会反对。

研究有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有助于阐明“冷战”前期苏联情感制度和情感共同体的演变。苏联的文化政策不断衍化，以确保年轻人在国家支持的流行文化中表达和体验官方规定的情感。然而，从1945年到1970年，情感制度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即从斯大林晚期的限制性的、激进的情感制度到“解冻期”更多元化的制度。这一转变代表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克里姆林宫有意识地使官方规定的情感更接近青年情感群体的现实，因为政策制定者试图调动年轻人的热情和兴奋，并鼓励他们他们重新推动共产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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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层的指导方针从未与青年俱乐部成员的实际品味和情感完全重叠，导致青年情感群体与党国的情感制度之间出现了差距。在文化保守主义时期——无论是战后的斯大林时代，还是赫鲁晓夫时代的短暂时期，或者是20世纪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裂痕越来越大，许多青年通过对党国颁布的严格规定嗤之以鼻来获得快乐和乐趣。

有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体现了一个边缘空间，它包含了早期学术界所称的公共和私人的元素。这些元素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使普通公民陷入了党国结构和意识形态之中。同时，民众的态度、偏好和行为有力地塑造了当地干部和决策者所面临的条件，以及他们对这些条件的看法。

记忆的政治：国家、个体、自我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on, Individual and Self

作者：上野千鹤子（Ueno Chizuko，东京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
译者：陈荣钢

他们认为，向初中生讲授两性关系的阴暗面并不恰当。但是，谁会因此而真正感到不舒服，是老师还是学生？我怀疑这种说法只是掩盖了一种懦弱的企图，即把成年人的不快投射到儿童身上，从而逃避现实。这种批评逻辑假定日本中学生是性的纯洁者。孩子们每天都暴露在日本媒体提供的大量性信息中，就这样还假设他们是纯洁者，是一种虚伪的行为。性只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可能采取的许多形式之一，它既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历史教科书教授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面（战争和暴行），而不是性关系的黑暗面，这是两件事。此外，初中生与日本战前合法妓女或今天东南亚妓女的平均年龄相差无几。16岁是江户时代妓女职业生涯的高峰期，而今天东南亚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十几岁。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纯洁青少年”的神话，不要让身体成为他们的“禁区”。

生活在主导现实中的人们很难承认还有另一个他们看不到的现实。然而，当受害者开始叙述零碎线索，宣布“我的现实并不如你所想”时，另一段历史就会出现，并一举将主导历史相对化。

受害者的“现实”是如何形成的？讲述者在讲述她的故事时将主观性塑造为“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一词可能不合适。以其他性暴力案件为例，将她们称为“幸存者”可能会更好，因为这些女性将她们的叙事视为确认自身存在的行动。她们不仅是过去的受害者，而且是经历过此痛苦的人。叙事是说话者和聆听者的共同产物。说话者不是说话机器，一遍又一遍地再现相同的叙事。相反，正如口述史研究表明的那样，与聆听者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倾向于讲述听者想听的故事。

对“模范受害者”的构建决定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即一种听众想听的故事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叙事。也就是说，在叙事的现场，日本的大众媒体或“好心”的采访者试图提取他们想要听到的特定叙述，这是二次暴力。即使在今天，权力关系在这些采访中仍然屡见不鲜。在说话者缺乏安全感和信任的情况下，弱者的故事是不会被讲述的，因为聆听者会认同这种叙事。这是我们通过在妇女口述史方面学到的东西。面对叙事和相应的受害者“现实”如何形成的问题，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和善意的团体可能会在无意间站在施暴者一边。

与泰国的童妓一起工作：实践与阐释的问题
Working with Child Prostitutes in Thailand: Problems of Practice and Interpretation

作者：希瑟·蒙哥马利（Heather Montgomery，英国开放大学社会福利、教育与语言研究学院）
译者：陈荣钢

引用：Montgomery, H. (2007). Working with Child Prostitutes in Thailand: Problems of practice and interpretation. Childhood, 14(4), 415–430.

【译注】本文中“child prostitutes”被译作“童‘妓’”，但其中不仅包括女童，也有相当数量的男童。这一点很重要。

非政府组织旨在让这些儿童脱离卖淫，他们在村子里建立了一所小学校，提供食物，为他们提供替代性就业培训，说服他们的父母承认卖淫的非法属性。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不相信强硬手段的有效性，例如不让当局或警察介入，而是提倡他们基于建立合作战略和社区共识的工作方法。


我的人类学思想以儿童为中心，力图用不同方法从儿童那里获得信息，然而我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我对他们卖淫的假设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些儿童都受到了成人的虐待。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在我看来，在现代西方的理想中，父母应该为他们的孩子做出牺牲。孩子是脆弱的，需要得到成人的保护，有受教育的权利，不应该工作，并且在16岁之前不能与其他儿童或成人发生性关系。然而在泰国，特别是在“北村”，这种责任感被颠覆了。

据悉，孩子们对他们的父母，特别是他们的母亲有一种“感激之情”。他们觉得应该报答父母给予他们生命，以任何方式支持他们的父母都是孩子们的职责。报答的形式可能是在农村的土地上劳作、去附近城镇工厂打工并把钱寄回家，亦或者，儿子进入寺院，给他们的父母带来精神上的好处，女儿留在父母身边，待他们年迈时照顾一二。这种责任感很强烈，当他们的父母不工作或不能工作时，孝顺的形式等于经济上支持家庭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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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k卖淫得来的钱支撑着整个家庭，她是家里唯一可靠的收入者。当她不能工作或她父母的赌债堆积如山无力偿还时，那个英国商人就会给她钱。

Lek声称非常爱她的母亲。我问她是否怨恨母亲时，她说母亲受够了生活的苦，自己想让她过得好一些。Lek告诉我，她知道，她必须支援自己的母亲，不过她的母亲从来没有要求她去做妓女。Saew对此表示赞同，她表示对此一无所知，想阻止她时为时已晚。

13岁时，Lek怀上了一个外国客户的孩子，并产下一女。Lek在整个妊娠期间都还继续工作，既做妓女，又为其他孩子拉皮条。她声称希望她的孩子能得到卖淫以外的东西，但也认为她的女儿有责任尽快开始工作以支持她。

这并不是说孩子们一定喜欢卖淫，也不是说卖淫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积极的选择，只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卖淫是眼下报酬最高的工作。这种收入也让孩子们觉得他们在挣钱帮助父母脱困，因此履行了家庭义务。

义务和责任感是所有童妓的根本，这使他们能够将自己视为“好孩子”，支持他们的父母，并尽可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有时，孩子们会因为我不断地问关于卖淫和性交易的问题而感到愤怒。许多孩子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那又怎样？这只是我的身体而已。”Lek一直告诉我，卖淫卖的只是她的“身体”，但帮助了自己的家庭。

在这些孩子眼里，卖淫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是孩子们完成包身工的方式，也让他们保持住了自尊。对他们来说，羞耻与他们的身体所做的事情无关，反而不支持家庭、履行家庭责任是可耻的。他们不把自己视为性工作者，而首先是孝顺的好儿女，承担着社会认可的角色。

被送去康复中心的人被视为“不成功的性工作者”，因为他们被警察抓到了，所以他们会为了眼前的利益淡化之前非法工作的经历。我确实在这样的家庭中进行了几次访谈，但我发现那里的孩子们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叙述——他们把自己的能动性降到最低，在话语上把自己塑造为无助的受害者。

在我进行田野调查期间，儿童卖淫成为国际媒体关心的一个大问题，许多记者前来寻找故事。反对儿童卖淫的媒体运动非常成功，这些媒体报道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儿童被中间人卖掉或骗走，带离他们的家庭，伺候外国人，每晚与他们发生多次性关系，然后他们被一个好心的慈善机构救出，却发现感染了艾滋病，很快就会死亡。

一些记者不可避免地来到了我工作的城镇，如果他们想采访儿童，我就为他们做翻译。尽管我了解孩子们的真实情况，但孩子们还是很乐意告诉记者，说他们被父母卖给了外国人，或者卖去妓院工作。当被问及他们的客户大多来自哪个国家时，孩子们会以极大的技巧和智慧识别出记者来自哪个国家，然后说大多数客户都来自那个国家。

孩子们确实看到了“卖身行为”更广泛的政治含义，但是孩子们的行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父母和其他亲属的孝道要求。我把性关系定位为一种虐待关系，但他们不接受我对他们和外国客户之间关系的这种阐释。他们还不接受我的论点，不认为他们的身体完整权受到了侵犯。

我的阐释本身就涉及到一种更广泛的全球政治背景，告知我们儿童该做什么，成人该期望儿童在工作和性行为上如何应对——孩子们都不同意这些想法。

我们可以有一种简单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矛盾，即直截了当地认为孩子们受一种虚假意识形态的蛊惑，是受害者，他们要么看不见自己被压迫，要么被压迫了还拒绝承认。他们对卖淫的辩解和合理化，与他们大量使用毒品和酒精的行为并不相称。他们拒绝或委婉使用“卖淫”和“虐待”这两个词，表明他们否拒某种真实的感受，拒绝面对难堪的事实。

但我仍然不高兴的是，我只把这些孩子看作是受害者，被西方男人剥削。孩子们自己对自己的真实处境视而不见。他们拒绝我的分类。尽管他们的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他们确实在努力控制这些决定。

我觉得当孩子们在谈到他们的决定时，相信他们是很重要的。我会把他们努力控制自己的生活视为万难之中积极而明智的选择。

因此，我不会竭力说服这些孩子，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遭受虐待。尽管我个人认为，当一个来自西方的年长、富有的男人与幼儿发生性关系时，虐待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我也认为不能破坏孩子们在自己家庭生活中的战略性参与。除了让他们成为成人欲望的无助受害者，我又能用什么来代替呢？

悬浮：在高度流动的世界里谋求变革的能动性
Suspension: Seeking Agency for Change in the Hypermobile World
作者：项飙（牛津大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张庆燮（Chang Kyung-Sup）提出“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抓住了东亚发展的一个关键特征。“压缩的现代性”是“一种文明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经济、政治、社会和/或文化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以极其浓缩的方式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相互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动态共存导致了高度复杂、高度流动的社会系统的构建和重建。”


作为“压缩的现代性”的一个例子，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与激进的女性主义并存，这种混合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亚地区结婚率和出生率特别低。张庆燮认为，“压缩的现代性”始于19世纪末，而“纠结的发展”出现在21世纪初。“压缩的现代性”是指跃进、追赶，调和所谓“西方现代性”与当地传统。“纠结的发展”是要坚持下去，维护现状，并在多重问题下坚持下去。在“纠结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规范发挥着核心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准备打破规则和道德原则，但在做重大人生决定（比如婚姻）的时候，却会尤其遵循惯例。家庭主义规范在中国的回归可以从公众对所谓“剩女”和“中国式强迫婚姻”的关注中看到。这种做法在21世纪初变得普遍。

组建一个符合异性恋规范的（heteronormative）家庭还不够。如今，一个理想的家庭必须有能力在市里购买至少一套房产，保证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还要有储蓄，最好有投资。

一个人做出非凡的努力只是为了成为被他人接受的普通人。相应地，一个人为了让自己的日常挣扎变得有意义，也会采取从众的态度。本质化的规范有时与日常实践相分离，这有利于道德的“悬浮”。例如，迷信的“家庭价值”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拥有特定形式的家庭，但这并不一定会使一个人对伴侣更忠诚，对父母更孝顺，或对兄弟姐妹更有帮助。遥远的抽象规范总是很容易为工具主义的操纵行为辩护。

幻想与性欲的起源

Fantasy and the Origins of Sexuality

作者：尚·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1924-2012），J.-B.彭塔力斯（J.-B. Pontalis，1924-2013）

译者：陈荣钢

引用：Laplanche, J, and Pontalis, J B. "Fantasy and the Origins of Sex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9.1 (1968):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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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心力内投（introjection）是Freud提出的精神分析学术语，是一种与投射（projection）相对的自我防御机制。比如A对B有攻击的愿望，但因为超我（super-ego）不允许A这么做，A就会转向自残。

【译注】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是Freud提出的精神分析学术语，指一种与生俱来的、想要摧毁秩序的、回到“前生命状态”的冲动。

工业制度、消费主义和权力
Industrialism, Consumerism and Power

作者：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
译者：陈荣钢

引用：Bauman Z. Industrialism, Consumerism and Power.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983;1(3):32-43.
所有福柯的读者都心知肚明，在他二十多年分析现代文明的生涯中，权力（power）的范畴逐渐并最终占据了核心地位。权力的范畴被描述为“规训”（disciplinary）、“监视”（surveillance）或“毛细血管”（capillary）。可以说，这些名称都试图抓住权力范畴在整体中的复杂现象。

“规训”意味着权力的职能，所有规训都使身体行为成为例行公事，重复、机械地可预测，经得起始终如一的规则考验，从而通过“客观的”审查和评估。
“监视”指实现这种受控和可控行为的方法——权力运作的方式是使相关的行为可见、透明，可供外界评估和纠正。同时，反对不透明也是“监视”的目的，因为不透明意味着在凝视的目光下隐藏自身，保护自主权（autonomy）不受控制。
“毛细血管”代表了现代权力在社会中的部署方式。“毛细血管”不是一个对象，不可以定位在一个选定的地点（它尤其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地点）；它不由一个特定的个体或群体拥有（不像“主权”权力，王子的财产等等），不被另一个个体或团体征用或“接管”。“毛细血管”意味着，新的权力散布在整个社会中，部署在无限多的微小机构和小型交互系统中。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类似于葛兰西（Gramsci）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只有权力关系的组织，而非主导意识形态分散在民间的复制品。

以前，规训权力是社群生活的一个方面，融入整个生活过程，现在它是一种“方法”，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谋求体制工具。过去，在有意识的政治实践层面上从未出现过的事实，现在已成为有意识的设计，成为规划和立法的问题。在制度的重新部署中，国家必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件事，规训权力从以前的社群环境转移到刻意营造的制度中，国家带来、支持（至少启动）这些制度。规训权力必然带来的身体操练，它不仅是一种有意识的建构性条款，而且以权利和义务互惠的名义成为一种无需补偿的条款（如社区、教区或庄园的监护）。这就突出了规训的外部性，并成为阐述自主/异己的认识论前提。它还暴露了规训权力的根本不对称性，从而将其塑造为一种竞争的对象，并将其塑造为人类状况的一个消极面，这个消极面没有被关联利益平衡。

在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统治，但他们并不教育或宣教。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导阶级扮演“集体教师”的角色。从属阶级——“人民”被赋予学生的角色。上层阶级的职责不仅仅是惩罚从属阶级的恶行，防止他们偏离适合他们的“自然”生活方式。更确切地说，主导阶级要敦促“人民”学习并遵守一种被认为正确的人类或“公民”的生活方式。

传统的、连续的“存在链”（chain of being）想象（每个人都是一种相互联系，但仍然独立和不同的类型），现在逐渐被另一种二元对立的动态想象所取代（一个真正的人类，文明的、理性的生活模式）。无知、迷信、情绪化、兽性，种种不完美的生活形式被要求消灭、修正或放逐。

另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大众文化）被重新定义为残酷、粗鲁、残忍的非人性，成为不断激进的皈依运动的目标。尽管“做人”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做人”不再是一种人人都享有的自然条件，而是变成了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经过不懈的学习，人们学会承担责任，但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

因此，二元对立的想象和宣教实践是一种“监护情结”，它同时以学校的隐喻来阐释社会，并宣称师生角色的永久不对称。结果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上层和下层区域之间的关系被全方位重新定义了。

如果说传统等级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确保本质上自主的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向上流动，那么新的等级制度的功能则是确保与等级秩序的延续相适应的生活形式的再生产。因此，这种“规训权力”被用来为这种功能服务。换句话说，规训权力从社群再生产领域转移到阶级等级的再生产领域，这是17世纪真正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