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等级制度（social hierarchy）的再生产（任何时候都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维护）首先最直接地受到了新出现的“危险阶层”的威胁，这些人暂时不受制于任何制度化的监视和身体控制形式。在国家层面运作的规训权力率先应用于顽固的、分散的流浪者和流动的穷人群体。为了遏制社会结构容不下的人口，为了在教区和庄园建造人工堤坝，以抵御浅排水渠无法抵挡的浪潮，因此需要开发新的、有意设计的监督技术。

这些技术发展同时发生在一些相距甚远、互不相干的地区，但它们的手段和目的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福柯令人信服地表明，医院、精神病院、监狱、济贫院、救济院、军营之间在方法和效果上有着本质的统一性，它们大约在同一时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现在西欧的所有地区。

所有这些机构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所有这些机构都通过部署监视权力来行使控制权。所有这些机构都把“需要照管的人”（charges）限制在一个有限的、易于监督的空间内，把他们变成“囚徒”（inmates）——比如几乎完全废除对穷人的露天援助，以此来使部署监控，使监控得以实现。它们利用监控来在最微小的细节上管理“需要照管的人”的全部行为，对身体施加近乎完全的异化。

极权主义的起源：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颖的政府形式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Ideology and Terror, A Novel Form of Government

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
译者：陈荣钢

来源：阿伦特同名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第十三章


眼下，极权主义政府由一党制发展而来。每当这些政府成为真正的极权主义时，它们就开始按照一种与其他一切政府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来运作，以至于传统的法律、道德或常识性的功利范畴都无法再帮助我们去理解、判断或预测它们的行动方向。

极权主义统治远非“无法”这么简单，虽然“无法”是权威（authority）的来源，实在法从那里获得最终的合法性；极权主义也远非“专制”这么简单，因为它比过往一切政府都更服从于这些超人类的力量，它远不是为了某个人的利益而行使它的权力，而是为了执行它所假定的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不惜准备牺牲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19世纪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本身并不是极权主义。此外，尽管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成为20世纪的关键意识形态，但从原则上讲，它们并不比其他意识形态“更极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最初所依据的经验要素——种族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斗争，以及各阶级之间争夺各自国家政治权力的斗争，在政治上比其他意识形态的要素更为重要。

在这层意义上，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战胜了其他一切意识形态，这发生在极权主义运动掌握这些意识形态之前。另一方面，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极权主义要素，但这些要素只有极权主义运动才能充分发展。这就造成了一种欺骗性的假象，似乎只有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才具有极权主义的性质。事实上，只有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统治机构中扮演角色，才能揭示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质。有鉴于此，一切意识形态思维都包涵以下三个独特的极权主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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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所谓的全盘解释中，意识形态不解释某事物“是什么”，是它“变成”什么，什么“诞生”，什么“消亡”。任何时候，它们只与运动的要素有关，也就是说，只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有关。意识形态总以历史为导向，甚至在种族主义之下。种族主义似乎从自然的前提出发，但在这里，自然只被用来解释历史事件，把历史事件简化为自然事件。全盘解释承诺解释所有历史事件，对过去全盘解释，对现在全面认识，对未来可靠预测。

第二，有鉴于此，意识形态思维独立于一切经验。意识形态从经验中得不到任何新东西，即使是一个刚刚发生的问题。因此，意识形态思维从我们的感官中解放出来，它不再那样去感知现实。意识形态坚称，在可感知的事物背后隐藏着一个“更真实”的现实，后者支配者前者，也只有“第六感”才能感知后者。恰恰，意识形态提供了“第六感”，由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教育机构所教授的特定意识形态灌输，在纳粹奥登斯堡学校（NS-Ordensburgen）和“共产国际”（Comintern）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的学校中训练“政治士兵”（political soldiers）。极权主义运动的宣传，也有把思想从经验和现实中解放出来的作用。它总是努力把秘密的意义注入到每一个公共的、有形的事件，并怀疑每一次公共政治行为背后的秘密意图。一旦这些运动掌握了权力，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来改变现实。敌意（enmity）的概念被阴谋（conspiracy）的概念取代，这就产生了一种心态，在这种心态中，现实（真正的敌意或真正的友谊）不再以其本身的方式被经验、被理解，而是自动地假定它意味着别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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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意识形态没有改变现实的能力，它们通过某些演示（demonstration）的方法实现思想与经验的解放。意识形态思维将事实编入一个绝对的逻辑程序，这个程序从公理上被接受的前提开始，从它推导出其他一切。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包含了一种现实领域中并不存在的一致性。这种推导可以逻辑地进行，也可以辩证地进行，无论哪种情况，它都涉及一个一致的论证过程。它依赖过程思考，所以大致能理解超人类、自然或历史过程的运动。“理解”离不开思维逻辑或辩证模仿“科学”建立起来的运动法则。模仿过程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意识形态论证始终是一种逻辑推理，它首先对应于上述意识形态的两个要素——运动要素和从现实与经验中解放出来的要素，因为它的思想运动不产生自经验，而是自我产生。它把从经验现实中获取和接受的唯一观点转变成公理的前提，因此从此以后的论证过程完全不受任何进一步经验的影响。一旦确立起它的前提和出发点，经验就不再干扰意识形态思维，它也不再能被现实教导。

爱国主义是忠诚
Patriotism as Loyalty

作者：史蒂文·史密斯（Steven Smith，耶鲁大学政治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Smith, S. B. (2019). Patriotism as loyalty. Social Research, 86(3), 583-605.


过度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nationalism）激情，认为存在一种无条件的善，这种善是对自己（国家、事业、个体）的绝对忠诚。“无论对错，这是我的国家”，“这就是我的国家，你要么爱它，你要么就离开它”，这种直白而严格的情感就是过度爱国的忠诚。

有一点很重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尽管它们经常被混淆。爱国主义本身没有任何排他性或必胜信念。它表达了人类对归属感、敬畏感和某种爱的需求。对家庭、语言、国家、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依恋是一种自然的、非常人性化的情感。这与民族主义完全不同，民族主义是一种人造的情感，只产生于18世纪末那种被称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实体。

国家不再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某些共同礼仪和习惯的群体，而是成了主权（sovereignty）和权威（authority）的唯一来源。其他一切也都来自于此。民族主义的目标，是用单一的、压倒一切的政治身份来取代我们不同的人类特征，这个政治身份已经清除了所有后天的自然差异和文化差异。尽管学术界努力想象可以容纳不同遗传特征的“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形式，但一以贯之的主线仍是建立单一的道德共同体（民族—国家），这也成了我们各种忠诚和义务的根本所在。

民族主义的好斗性，它那令人厌恶的语气，都不同于爱国精神。民族主义是排他的。民族主义不仅歌颂文化的独特性，而且把这种独特性变成一种差异和对立的原则。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一切规定都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或者黑格尔称之为“消极劳动”（the labor of the negative）的东西。每一种肯定都以否定为基础。只有通过否定或拒绝其他选择，我们才能成为现在的我们或未来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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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这是一种完全说得通的原则，是同一律（law of identity），每一事物都是它本身，而不是另一事物。然而，作为一种政治规则，它就是冲突的了，它不仅将每个民族视为不同于所有其他民族，而且将其视为一种存在的对立和敌意的关系。

事实上，爱国主义不是民族主义的反面，即使它是爱国精神的变体。爱国主义更接近于一种公民的虔诚（piety），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自我主张。可以肯定的是，虔诚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术语，它曾经意味着“我从哪里来”的自然敬畏。想想华兹华斯的著名诗句：“我希望我的日子/被自然的虔诚所束缚”。爱国主义是一种公民在共同生活中的纽带，它意味着接受（绝不是不加批判或自满地接受）一个人生来的生活形式。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民族主义札记》（Notes on Nationalism）很好地定义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奥威尔认为，民族主义意味着“将自己认同于单一的国家或其他单位，将善恶判断置之度外，只为国家谋利，别无他责。”

然而，爱国主义是“对一个特定地方和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奉献。某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和生活方式，但并不希望强加给其他人”。民族主义与权力欲密不可分，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为自己的民族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威望。它根本上是一种不满和怨恨的意识形态。奥威尔写道：“一个民族主义者只考虑（或主要考虑）竞争的威望，他总在思考胜利、失败、凯旋和羞辱。”

相比之下，爱国主义是一种特殊的保守倾向（即使奥威尔可能没有使用过“保守”这个词）。爱国主义致力于享受自己拥有的东西，而不是希望得到的东西，也不对自己没有的东西感到遗憾。爱国主义有一种隐世乃至防御的气息，反对所有权力和征服的意识形态。

无疑，奥威尔将民族主义与某些“大思想”——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平主义、纳粹主义、“美国主义”等等任何以“主义”（“-ism”）结尾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些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扼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特殊性。

爱国主义是“小写的美德”，它关心“拥有一个自己的家的自由（liberty），在闲暇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的自由，选择自己的娱乐方式而不是由上面帮你安排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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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的权利和公民的权利已经结为一体。只有民族国家的一员才能获得权利，而没有国家的人发现自己被系统地剥夺了权利。

那么，如何对待那些不适合（或不愿意）接受民族观念的人呢？德国为德意志民族服务，以色列为犹太人服务，美国为美国人服务，这种想法基于对不符合国家原型的人民的蓄意排斥（通常是其他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对于无国籍者、被剥夺财产者、移民、那些没有护照而被隔离在拘留中心和难民营的人，该如何处理？严格的民族主义学说使我们在面对这些往往是故意强加的残酷行为时哑口无言。

那些蓄意用于外国敌人的想法也会不可避免地被用在国内的“他者”身上。那些用来对付外邦人的教条迟早也会用来对付国内的“他者”，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爱荷华州议员史蒂夫·金（Steve King）自称是“美国民族主义者”，他完美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虚伪地问道：“白人民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西方文明——这些言辞怎么就冒犯人了呢？”史蒂夫·金和哈桑尼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歌颂民族主义传统，歌颂它们的特殊性，但他们的观点无一例外地都建立在排他性逻辑上，将世界划分为不可调和的“我们”和“他们”。

道德律只要求一件事——永远把人类（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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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强调普遍性（universality）。道德律是一种可以适用于所有理性人（rational beings）的法则，无论其处境如何，我们都是这个“目的王国”（“kingdom of ends”）的一员。在这个王国中，无论彼此如何卑微、奇特和古怪，都应该获得平等的道德价值和尊重，因为彼此拥有理性和人性。人性（或康德所说的“尊严”）本身几乎值得无限的尊敬和尊重。

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上的倾向，与共同的历史密不可分。任何真正的、有感情的爱国主义只存在于一种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在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中，在我们讲述的“我们是谁”的故事中，才能有它的基础。

“谁生存，谁死亡，谁讲述你的故事？”这是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非凡的音乐剧《汉密尔顿》（Hamilton）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将为共同的国家记忆提供基础，理解和感受我们的共同生活。

正是对共同历史的回忆（集体命运的所在地，共同的不幸和胜利）铸就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纽带。象征和仪式与概念和原则一样重要。事实上，这两者是相互需要的。

蝶恋花／清・王国维
月到东南秋正半，双阙中间，浩荡流银汉。
谁起水精帘下看，风前隐隐闻箫管。
凉露湿衣风拂面，坐爱清光，分照恩和怨。
苑柳宫槐浑一片，长门西去昭阳殿。

沁园春・一别秦楼／宋・陆游
一别秦楼，转眼新春，又近放灯。
忆盈盈倩笑，纤纤柔握；玉香花语，雪暖酥凝。
念远愁肠，伤春病思，自怪平生殊未曾。
君知否，渐香消蜀锦，泪渍吴绫。
难求系日长绳。
况倦客、飘零少旧朋。
但江郊雁起，渔村笛怨；寒釭委烬，孤砚生冰。
水绕山围，烟昏云惨，纵有高台常怯登。
消魂处，是鱼笺不到，兰梦无凭。

西江月／宋・司马光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
青烟翠雾罩轻盈。
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
笙歌散後酒初醒。
深院月斜人静。

《滕王阁》
唐·王勃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卢照邻（生卒年不详），字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北京）人。曾为邓王府典签及新乡尉。一生不得志，又染风疾，手足痉挛，成为残废。作《五悲文》自明遭遇。后因不胜病痛，投颍水自杀。

佐恩

男子气概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形成中的性别与性
Masculinity and Nationalism: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Making of Nations

作者：乔安妮·纳格尔（Joane Nagel，堪萨斯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ume 21, No. 2, March 1998, 242-260. 有删节

辛西娅·埃洛伊（Cynthia Enloe）在《香蕉，海滩和基地》（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一书中认为，“民族主义通常源自男性化的记忆、耻辱和希望。”她认为，在民族主义运动和冲突中，女人被降低为次要的、象征性的角色，要么成为“国家的标志“，被抬高、被保护（译注，如“祖国母亲”），要么作为战利品或赃物，被贬低和羞辱。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真正的行动者是捍卫他们自由、荣誉、祖国和女人的男人。

霍洛克斯（Horrocks）列举了“父权男子气概”（patriarchal masculinity）的成本：
父权男子气概让男人残废。正如我们所知，在我们的社会中，男子气概需要这样一种自我毁灭的身份，一种受虐狂的自我否定，一种自我的萎缩，一种对生活的整个领域的背离，服从男子气概要求的男人变成“半人”（half-human）。

为了成为我应该成为的男人，我必须摧毁我最脆弱的一面，我的敏感，我的女性气质，我的创造力，我不得不假装比我感觉到的更强大和更弱。

不少民族主义理论家会把“国”比作“家”。男人当家，男女各司其职。

虽然女性在民族主义运动和政治中可能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她们作为“祖国母亲”占据着重要的象征性地位。她们纯洁无暇。传统的男人可能是家庭和国家的捍卫者，而女性则被传统主义者视为家庭和国家荣誉的体现。女性的耻辱是家庭的耻辱、国家的耻辱、男人的耻辱。

伊斯兰民族主义中的面纱政治能清楚地说明着装和举止的政治性。出了家门，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女性都身着传统服饰，连衣裙盖住手臂和腿，有时还会戴头巾。伊朗的黑袍（chador），沙特女性的衣着都将面部和身体全部遮盖。

许多女性声称她们爱穿这类衣服，并争辩说戴面纱是一种解放，因为面纱使她们免受男性的性注视，并允许她们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性对象。其他戴面纱的妇女在反西方、反殖民或反帝国的斗争中戴上面纱，作为民族主义的象征（比如伊朗），反抗宣布面纱为非法的西方联盟。对其他妇女来说，戴面纱是一种表达不满和抗议城市化、工业化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丧失的手段。最后，对穆斯林移民来说，戴面纱是阻止被同化的方式。

然而，许多戴面纱的女性，包括许多曾经属于第二类的女性，对她们在戴面纱方面没有选择权感到不满，并强烈抱怨这曾经是对抗腐败政府或占领者的反抗行为，现在被她们自己的男人用来控制和压迫她们。

奥古斯丁（Augustin）在《巴勒斯坦女人》（Palestinian Women）中表达了对强制戴面纱的遗憾和愤怒：
加沙的大多数女人被强迫戴披巾（shawl）。女人外出时不遮盖头发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一些穆斯林狂热分子甚至威胁向没戴披巾的女人投掷化学药品。当然，也有一些虔诚的女性出于宗教承诺戴披巾。但其他女性认为，披巾不是伊斯兰教义的一部分，而是解放斗争的象征性标志。很多女人是被她们的丈夫强迫戴上披巾的。

这些女性在抵制强制面纱时面临艰难抉择。如果她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似乎是对自己所属共同体的不忠，是对民族事业的背叛。在族裔共同体和民族国家的围困下，许多女性不愿反抗这类强权，包括一些巴勒斯坦女性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