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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行转向

“述行”维度重要性增加，同时“述事”维度向新的意义开放——这种事可以发生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语境下（而且确实发生了）。举一个当代美国的例子。今天，一些州的私立大学、学院和学校要求教职员工进行“忠诚宣誓”，以确保他们不会“怀有或培养不良的政治利益”。最近，一位法律社会学家在中西部的一所大学担任教授时，就进行了这样的忠诚宣誓。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她不同意这种忠诚宣誓的做法，后来，她表达了与宣誓中提到的政治立场相反的政治立场，并对宣誓的做法本身提出了挑战。

然而，在她这样做之前，她首先必须宣誓，因为她知道，如果没有这项法案，她将不会被该机构雇用或承认为一个合法成员，并且有权参与教学、研究和该机构的政治活动（委员会、会议、选举等等）。如果不先宣誓，她甚至没有机会公开质疑这种宣誓本身。在这里，仪式化行为的“述事”维度发生了转变，但“述行”维度仍然重要。宣誓开启了一个可能性的世界，新的“述事”意义成为可能。用这位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如果你宣读了誓言，它就没啥意义，但如果你不宣读誓言，它就意义重大。”

这个例子表明了一种历史性的一般原则——“述行”维度日益扩大，而“述事”维度正朝着开放意义（甚至不相关的意义）发展。在苏联晚期社会主义中，在那时大多数语境和事件中，权威言语行为和仪式的“述行”维度正在变得重要。一位在70年代和80年代参加过大型共青团会议的人描述说，他经常在会议上看闲书，然而，“每当投票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唤醒了。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当有人问‘谁赞成’的时候，你自动举手就行了。”（本书第三章谈论过这种共青团内部的仪式化做法）

在此，权威话语的“述行”维度变得空前重要。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权威话语的仪式化行为都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参与这些行为使自己成为“关系”、“集体”和“主体”体系中“正常”苏联人。这带来了一切限制和可能性。有时候，自己甚至会在投票结束后染指一些有悖于投票结果的利益、追求和意义。我们显然不能仅仅把投票行为看作“述事”行为，不能单纯区分投票者“真支持”还是“假支持”。这些行为并不旨在陈述事实和描述观点，而是开启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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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社会主义语境的独特性在于，那些管理共青团（会议和程序）的人自己心知肚明，大多数仪式化行为和文本的“述事”维度已经从原来的意义上被重释了。因此，他们强调这种话语的“述行”维度在社会规范、立场、关系和机构的再生产中的核心地位。这种对“述行”维度的强调发生在权威话语再生产和传播的大多数场合——投票、演讲、报告、口号、会议、游行、选举、各种制度实践等等。

参与这些仪式化权威话语的“述行”比“述事”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仪式化的行为变得毫无意义和空洞，也不意味着公共生活中的其他意义正在减弱或变得完全受限。相反，仪式和言语行为形式的“述行”使日常生活中出现了多种多样、不可预测的意义，包括那些与权威话语的“述事”意义不一致的意义。

20世纪50年代，勒弗的苏联意识形态悖论发生转变，导致晚期社会主义时期权威话语的“述行”的兴起。这也使得话语的“述事”维度越来越不稳固、不固定，而且往往变得毫不相关。下一章将讨论这种转变如何发生，以及它如何影响权威话语和仪式化实践的结构。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基于这种转变，哪些新的意义成为可能。

我提请大家注意，这种向“述行”的转变并不在计划之中——它是50年代起变化的副产品，是苏联权威话语产生、传播和接受的条件。在权威话语模式中，字面的精确性需要根据外部规范（斯大林的意见）来评估，而在后来这种模式中，外部规范已不复存在。由于这种条件的转变，权威话语在结构层面上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内部规范化。这种话语的规范化和固定化结构变得越来越牢固，并且从一个语境中被完整地复制到下一个语境中。

这个复制过程发生在文本、视觉（海报、电影、纪念碑、建筑）、仪式性话语（会议、报告、机构实践、庆祝活动）以及日常实践的诸多“形式结构”（学校课程、商品价格以及城市时空的组织形式）之中。最终，复制这些固定和规范的话语形式本身成为了一个目的，这些话语形式的规范意义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创造性生产

复杂的制度和权力关系系统使得无处不在的、权威话语的仪式化复制成为可能。例如，如果党和共青团没有复制诸种形式的权威语言，或者如果他们公开参与对这种语言的批判性改写，他们将面临官方谴责、失去工作或更严重后果的风险。人们普遍认为权威话语无法避免、不可改变，这进一步塑造了这种话语的仪式化形式的再生产。这种看法以权威话语的生产、传播条件为依据，在这种话语中，国家拥有强制广泛传播的霸权，从而保证任何替代者或反对者都不会获得与之相当的“公共”传播地位。

然而，权威话语的仪式化行为和言语行为被复制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制度性的权力关系、控制或惩罚的威胁。它们被复制是因为述行层面的重要性。权威话语的再生产获得了强大的述行作用，它使人们能够参与新的、未曾预料到的意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兴趣和活动，这些意义在晚期社会主义中随处可见，而且不一定由权威话语的意识形态述事意义决定。

这些新的、意料之外的意义与权威话语中明确描述的或设想的意义并不一致。然而，这个过程不一定是对话语规范和意义的“反抗”。德里达认为，一个符号（sign）打破语境的能力本身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是中立的，直到被赋予新的意义。在对巴特勒关于“述行”的批判性解读中，萨巴·穆罕默德（Saba Mahmood）借鉴了福柯式的观点，即“反抗规范的可能性位于权力结构本身，而不位于一个自主个体的意识中”。但他反对将能动性等同于反抗：“如果影响世界和自身变化的能力特定于历史和文化，那么它的意义和含义就不能先验地固定下来。”

在这种批判性的解读中，我们应该补充，能动能力也可以包含在那些既不涉及变化也不涉及连续性的行为中，而是将微小的内部移置和变异引入到它们所阐述的话语体系内。这种行为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它们不一定与制度的政治和伦理标准相抵触，重要的是，甚至可以让人保留制度的可能性、承诺、积极的理想和伦理价值，同时避免负面和压迫性的限制。

这种观点解释了新的意义如何通过复制权威言语行为和仪式而产生。而且，这种观点拒绝了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二元划分，或者真正的意义和意义的伪装之间的二元划分。在苏联后期，权威话语的仪式和文本并不能阻止一个人去亲近社会主义的若干内涵、可能性、价值和承诺。它甚至允许人们从党的修辞中重新找回这些意义、价值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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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想看完的，但国内没有除此以外的翻译（叹气）
每章结构

第二章（〈形式的霸权：斯大林不寻常的范式转变〉）分析苏联权威话语的两个层面。首先是历史分析，我重建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重大话语转变的谱系，这一转变带来了权威话语形式的逐步规范化和强化。其次是对原则和规则的分析，根据这些原则和规则，新的、严格拘泥于形式的权威话语（尤其是语言）被组建起来。这一章参考的文献包括党的领导人、未来主义诗人和语言学家的公开文本，也包括报刊社论、意识形态演讲和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官方演讲稿的作者和顾问、视觉宣传艺术家和设计师）。这一章也提出了另一种方法论观点，表明话语分析、语言学分析和谱系分析的结合可以创造出一种研究话语形态转变的工具。这种方法也被运用在以下各章中。

第三章（〈意识形态的内涵：伦理与诗学〉）分析苏联最后一代如何在共青团组织的语境下参与权威话语规范的再生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隶属于该组织。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将全面分析文本和仪式中权威形式的述行再生产如何让年轻人发明各种新的意义、追求、关系、社会和生活方式。这些都不一定由权威话语的规态意义决定，也不一定与之相对立。本章特别关注“意识形态宣传”的实践和语境（演讲、文本和报告的撰写；仪式的举行）以及管理这些实践的人——共青团的“意识形态生产者们”。

第四章（〈“活在外面”：去疆域的文化圈〉）从意识形态生产的实践和语境转移到文化圈的语境，该语境的基础是朋友网络、共同的知识追求和无休止的对话、互动、“与他人相处”的实践。本章重点讨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城市文化圈，其成员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与“普通”苏联世界“不同”的现实中。这些由考古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文学爱好者、登山者、摇滚乐手等组成的社群，创造了一种“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ed）的现实，超越了支持或反对国家的二元范畴。本章认为，这些文化圈不应被视为晚期苏联生活的例外，而应被视为对社会主义规范的去中心化和重释。尽管这些文化圈的存在不一定被他们的参与者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反抗，但在其中进行的文化事业却促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剧烈重释，最终“无形地”破坏了许多官方宣传的原则和目标。

>>Po.908305
第五章（〈想象中的西方：晚期社会主义的他处〉）分析晚期社会主义生活中出现的“想象”世界，尤其体现在年轻一代的生活中——特别是“想象中的西方”的文化和话语现象，一种基于与“西方”相关的知识和美学形式的地方性文化建构和想象，却不一定是指任何“真正的”西方。它也有助于从内部将社会主义日常世界“去疆域化”。这种文化建构在苏联生活中的产生离不开苏联权威话语的转变，以及由于这种转变而变得更加恶化的苏联国家文化政治悖论。本章从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对“想象中的西方”进行谱系研究，并分析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在70年代和80年代年轻人生活中的意义。

第六章（〈共产主义的颜色：“深红国王”、“深紫”、“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文献来自日记、回忆录、报刊文章，特别是70年代末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个人通信。在这一章中，我认为对于那个时期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共产主义的意义和理想与想象中的西方（影响、想象和欲望）并不一定相互矛盾，相反它们可以在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的话语中殊途同归。

第七章（〈死亡讽刺：死亡美学、荒诞戏仿和苏式笑话〉）讨论讽刺的美学（aesthetics of irony）、荒诞戏仿（stiob）和苏式笑话（anekdot），它们在70和80年代日常生活的元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不认为这些幽默旨在反抗制度或颠覆目标。相反，我认为这种美学是文化原则之一，通过这种原则，晚期苏联文化被生产、被重释。

结论部分将重提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晚期苏联制度的核心存在何种悖论，使得该制度的崩溃在公民看来既突然和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在话语、知识、意识形态、意义、空间和时间层面上，这些悖论基于什么样的内部移置（displacements）？在这些条件下，知识如何生产、编码、传播、接受和阐释？

Irina 是基层团组织中负责收费的干部之一，大家一方面开她的玩笑，一方面又知道这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不会有意为难她。绝大多数人最终会交上团费，即便偶有拖欠共青团也不会强迫征收。多数情况下 Irina 都是友好地跟大家解释，大家都是 “普通人”，所以也能理解：这就营造出一种特别的社会联系，成员之间有道德和责任性的默契。

他们很明显不是在完全地顺从体制，但也称不上反对。事实上，那些出于 “原则” 而拒绝缴纳团费的异见者，反而会受到多数人的嫌弃，大家对这种缺乏理解行为的厌烦，甚至超过了对体制代言人（Irina）的厌烦。

这种超越 “体制-反体制” 关系的生活状态在前苏联中随处可见。就比如说苏联公民在革命纪念日和五一的时候常常会参加政府游行，喉舌会把这解释为人民对党的大力支持，但事实上很多参加游行的人已经不会关注官方的宣传标语，那些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习以为常的背景。游行是他们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和熟人见面，认识朋友的一种场合而已。

这是普通人去边界化（deterritorialized）过程中创造出的社会现实，在 60、70 年代文化阶层兴起之后，这些去边界的现实（圈子）更加丰富，考古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文学爱好者、登山学会、摇滚音乐组织起一个个的圈子。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现实已经和苏联体制下的 “规定的” 现实不一样了，社会主义在这些庞大和分散的圈子们被不断地重新解释和组合，和本身的官方意识形态处在一种非冲突的并存状态。

解体：现代性的矛盾

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现实（即便在逻辑上看来矛盾重重）是怎么解体的呢？讽刺的是，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强调意识形态的改革，这种稳定性才被取代。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减弱苏联的意识形态。相反，他试图把已经无效的意识形态重新带入社会生活。他的改革直接挑战意识形态语言的有效性：为什么我们要重复已经没人相信的东西？

换句话说，他希望再次审视意识形态的 “表述性”，要求人们去反思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语言。意识形态的表演性消失了，一个 “外在的”、“真实的” 批判声音被塑造起来，这成了苏联体制和主体思想的结束和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开始。

反观苏联晚期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那种一直贯穿始终的，强大和脆弱并存的矛盾。这符合法国哲学家 Lefort 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作出的概括：表达和统治的矛盾。一方面，意识形态必须是对外在真理的表达，但另一方面，这种真理的外在性又威胁着任何支持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

以共产主义为例，一方面创造新世界的理想需要人和思想的解放来打破旧秩序，另一方面，这个通往理想的过程有需要政治权威的控制和引导。所以，现代意识形态同时要求解放和限制，而这种矛盾转化到现实中，就成了 “放/收” 的困境。

政治权威因为加强管控的选择变得无孔不入，而无孔不入却使得它强调的意识形态成为形同虚设，这又让本身的统治显得十分脆弱，岌岌可危。

毫无疑问，这种现代性的矛盾在苏联的晚期社会主义集中地体现，同时也催生了二十世纪质量上乘的讽刺笑话，它们甚至有个特殊的类别：前苏联笑话。这些风趣的对话在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感伤的。随手翻到的一例便是如此：

问：为什么社会主义有优越性？

答：因为它成功克服了其它体制里没有的困难。

即便当时会心一笑的听众，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个一直被他们打趣的体制会有一天不再是永远。

不出意外以后应该用阅读器更多些，直接复制粘贴的内容应该会少很多，个人吐槽或许会变多( ﾟωﾟ)

“八寒地狱”的六七八挺好玩的，第六“青莲花狱”，第七“红莲花狱”，第八“大莲花狱”，堕入其中的鬼身体冻裂如莲花，如青莲，红莲，遭冻大折裂者白骨裸露在外，如大白莲花。想想还有种原始苯教般的诡异血腥美感( ﾟ∀ﾟ)

布歇未免太会画绿色（和蓝色）

水调歌头・隐括杜牧之齐山诗／宋・朱熹
江水浸云影，鸿雁欲南飞。
携壶结客何处？
空翠渺烟霏。
尘世难逢一笑，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
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
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
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机。
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

至日拜表
朝代：宋代 作者：孔武仲

终阙横霄瑞霭重，千官拜表未央官。
琤瑽玉佩侵寒漏，缥缈炉烟压晓风。
汉历敢期随日永，尧龄共祝与天同。
贱生亦与华封祝，遥望清光斗极中。

玉楼春／宋・郭应祥
匆匆相遇匆匆去。
恰似当年元未遇。
生憎黄土岭头尘，强学章台街里絮。
雨荒三径云迷路。
总是离人堪恨处。
从今对酒与当歌，空惹离情千万绪。

【绕池游】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柱尽残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

【步步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好姐姐】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靡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剪，呖呖莺歌溜的圆。

——《牡丹亭》第十出 惊梦
—— 蔺文锐评注 中华书局

拉斐尔

：我们至此明白，汤显祖通过园林要写的就是春天，他要告诉人们一个被忘却了的、然而无比明媚的春天的存在。随着杜丽娘的情绪趋于热烈，那个物理性的有着建筑实体的园林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涌上来的声、光、色，是春天生命的集体喧哗，是生命喧哗中的灵魂悸动。

第十出惊梦的点评

踏莎行／宋・洪迈
院落深沈，池塘寂静。
帘钩卷上梨花影。
宝筝拈得雁难寻，篆香消尽山空冷。
钗凤斜敧，鬓蝉不整。
残红立褪慵看镜。
杜鹃啼月一声声，等闲又是三春尽。

《情事》肖水

你记得他的身体像一枚橙，轻轻
被剥开，露出一夜积雪和陡峭的岩石。

汁液漫了一手，如同
春天，一滴，一滴，泛滥枝头。
　　
摇摇欲坠，花骨撕裂花骨，
更钝重的云朵，迅速从山后涌来。
　　
世界倒地，一团漆黑。三两鸟声
渐次响起，仿佛与人隔着一扇木门。

【月儿高】几曲屏山展，残眉黛深浅。为甚裘儿里不住柔肠转？憔悴非关爱月眠迟倦，可为惜花，朝起庭院？
「忽忽花间起梦情，女儿心性未分明。无眠一夜灯明灭，分煞梅香唤不醒。昨日偶尔春游，何人见梦。绸缪顾盼，如遇平生。独坐思量，情殊怅恍。……」

——《牡丹亭》第十二出 寻梦
—— 蔺文锐评注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