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生活点滴


衣食住

穿的都是公家发的，内外上下都是，犯人一般都带有随身的衣服，但劳动中不能耐久，所以全凭公家发的。
虽然是北方的气候，但冬天也只是小棉袄、大袄、棉裤、棉帽而已。在野外工作的，如伐木、赶马车及其他等，都发毡靴、手套、包脚布。

吃的，一般是不饱的，但也不太饿，有些有特别情况利用公家的额外便宜的，可以吃饱。
粮食完全是靠外来供应。有一年，1939年，天气冷，蔬菜长得不好，而且九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雪，有些菜未能收上来，大家以为要受饿了。但那年冬天，外运来的粮食特别多，冬天反而吃得比较饱，因为粮食比蔬菜易饱一些。

住的方面，第一年冬天，我们初到，住房不够，我们有一百人左右住帐篷过冬。一层帐布篷，在零下三四十度，而且有时风也不小的情况下，开始简直不可想象。但冬天还是过去了。
帐篷中用树干搭成上下二层辅，分两边，中为走道。
有些人头怕冷，就头向里。我头不怕冷，就向外，即靠帐锋。
中间两个铁桶做的火炉，昼夜烧着，夜间烧得更旺些，而帐篷两边仍然是霜，临睡前打扫一遍，睡一夜起来，就有一个硬币厚。中间可能整整有十五度，两米之外，可为零度，有时面包放在那里，也会冷的如石头。

1938年盖了两座新住房，我们搬进去了，算是很大的改善。


苦中作乐


俄国人也许很多是宿命论者，对于劳动营生活还是尽可能地过快活。


遇到节日，劳动营中也放假，特别是十月革命节，新年，五一，都不是农忙时节，而且夏季野外队还未出去，或冬季野外队如打干草、放树等已回来，大家还是尽量好好欢乐一阵。特别是女人都把自己的自由民衣服穿上，装饰一番。

照例有晚会。唱歌、跳舞、朗诵、小话剧、音乐、伴奏，真是人才济济，应有尽有。
其中有一个是莫斯科大戏院的女歌唱名角，犹太人，叫克拉雅茨，唱起来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受到欢迎，一个晚会就得唱十来个，而且其特长是：大歌、小调、民歌样样都会。
格鲁吉亚、乌克兰的各种舞，我以前不大欣赏，现在觉得特别好。一时可以忘记一切忧愁苦闷。

自由居民的劳动营管理人员，也和我们一起看。犯人们不给他们专演，演也是应酬。

临时配偶或夫妻


这里由于女的多，虽然极大多数是正派人，不是花柳成性的人，但由于家庭失散，亲人无信息，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如“人生只有一次”的及时求乐思想，有些物质条件较优越，有些为了利用暂时职权，有些为了工作和生活条件，也有的确实由于共同工作，相互了解，熟识等等，总之各种因素，而形成了一此临时配偶或夫妻。

这此多数是由于物质条件优越，工作岗位优越的，一部分是一般的结合而成。
有些不很明显，有些是公开的、甚至劳动营管理人员也都知道的，他们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如五十岁的农艺师，和农业试验站内的试验员，年约四十岁的原党员干部，就是公开的配偶，而且很象幸福的夫妻一样。其余年轻的，更不用说了。
有的还居然生了孩子的。这可能在别的地方很少见。


修建托儿所


有的在这里生了孩子，有的原来就怀孕的，也有的找到了自己孩子的，开始只有个别人，以后渐渐地多了，所以劳动营修建了一个很不错的托儿所，并说，大人犯罪，孩子无罪，应让他们正常成长。
里边分两大部分，婴儿及儿童。有专门的厨房，阿姨，医生，吃、穿、住都满不错。还允许父母们和孩子们见面、玩。

和败血症作斗争


北方由于缺蔬菜、水果、维他命C等。所以，时间长了，会得一种可怕的败血症。

这里是农场，情况较好些，但也有发现的。劳动营中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熬一种水让大家喝，发给生菜吃，有些人从南方让家人寄生蒜等。我在菜园工作时间多，葱及其他青菜吃的机会多，算是免去了这种危险。有一次有流行性感冒，也及时采取了措施。

其他一般条件还可以，所以犯人因饥饿、病累或其他原因死亡的情况不多，但也有。

比起听说到的过去劳动营及当时在修路队上的很多死亡情况来，这里算是很理想的地方了。


我的一次病


在农场这几年我很少生病，虽然身体弱。而且一直在干一般劳动。

有一次，忽然身上出了十来个铜钱大的黄小疮，大腿上、屁股及腰上，坐睡都不便，而且流浓水，真是讨厌。
没办法，只得去找医生。那里有个医生头，兼管外科。他看了说，很好治，同时看到我这样的一个中国人，和我谈起了中国革命的事，他是犹太人，曾是党员，对各国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说的颇多，也问得不少。
他说，这种病是身体新陈代谢不良、物质交换不顺，如同河流被堵塞一样，只用自身输血即可。但第一次从我臂上连40CC的血也未能抽出，只得又打回去，让我休息两天再来，并给我开了一个月的病号饭，吃的较好一些，每次午饭都有点肉，还有牛奶、白面包。第二次输血时，他根据第一次的经验，又找了个护士，同时从两臂一齐抽，抽出40CC，然后打到屁股上。

他说，不用吃药，一个星期即可好转。果然，四、五天后，即干了，以后脱了一层皮，连个疤也没有就全好了。

业余时间的消遣


经过几个月后，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一年后，搬入木房住，和人们也熟了，工作余暇时间，除了和一些人聊天，古今中外，正史琐事无所不谈，那里什么样的人都有，老党员、干部、教授、讲师、文学家、工程师及牧师都有。各地的人也有。
以后，结识了几个女人，比较文明，教育程度较高的，其中一个是格鲁吉亚人，丈夫是加盟共和国的教育部长。据说，他在一次案件中被捕后无消息，她自己是教员，四十来岁。家中还有母亲，也是教员，已退休。还有两个孩子，在中学。一家都是搞教育的，书很多，她自己带的有，还经常从家里收到邮包，除食品外，也有书，而且最新出版的书也有，特别是文学方面的，她成了我的图书馆，在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从她那里借书看。其中包括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整四本都看了，其他有些古典著作，也读了一些。

有关人员的一些事


在那里四年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有些人我同他们接触比较多，颇有值得一提的，现仅择几个比较特殊的人及事，概括地叙述一下。


鲁也参，李一凡的走

1938年初，正在冷的时候，我们到农场才两个月，鲁也参，李一凡和其他一批人就被发走离开农场。到哪里去？照例是不知道，也不能问，叫走就得走。
鲁也参是在1931年被发到高尔基汽车厂去的。后来又被判了五年劳改到了沃尔库特。
李一凡是1930年初被捕，1930年夏合牢时和我在一起，以后我被释放，他和其他一些人被判劳改五年。1935年被释放，期满了。无处可去，回到了莫斯科，因无处停留，晚上自己到内务部门要求住在那里。内务部门了解到他的过去，找到了原列宁学院院长基尔山诺娃，到了她家住了几天。她介绍他到高尔基去参加工作，而于1936年末再次被捕，又被判五年劳改。现在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和我分别了，我只一个人了。


农艺师亚历山德罗夫

他已是五十出头了，在外边就是农艺师，曾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经济反革命，后改为二十五年劳动改造。自己很乐观，他说他是死而复生的人了。
他从不讲他具体犯了什么罪，而说，既然不让死，让活着，就活着吧，活到哪一天算哪一天。
他除了知道不少俄国革命前后的事外，还知道中国的不少事，对老庄孔孟也知道。什么大事，他都不在乎，总是一步一步地走。

建立试验站后，他实际上和一个四十来岁的试验员成了配偶，过得很融洽。她名叫玛利亚，是个党的工作干部，一个很不错的女人，性格很好。他们两口对我都很好。
在和她的谈话中，知道她丈夫是个区党部负责人乌克兰人，被捕后再无消息。她以后也被捕了，是“人民公敌”的罪名。她很了解丈夫，知道他不是坏人。她现在没办法，和农艺师在一起，也是形势所迫，不知将来命运如何。
和她谈后，才知道有一个人和我一起到沃尔库特，又在考其莫斯农场岸边停留过一段时间。这个人自称皮鞋匠，性格非常好，而且和我们几个中国人很好，对我们几个原中共党员很表同情，原来就是她的丈夫。
现在我知道她的情况后，也不敢对她说起这件事。可怜，他们交臂失之，未能见面。这样一对好夫妻，现在彼此不相知，而她又处于这种情况。由是，是幸呢，还是大不幸呢？将来怎么办呢？让她在梦中过暂时“好”的生活吧！大概有些暂时配偶或夫妻不少是这种情况吧！

温床队长达尼亚


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队长，年纪不到四十，是原苏共党员苏共中央委员。现在闭口不谈任何政治及国际大事，也不谈自己的事，连家庭情况也不谈。
只说那时工作，为人很能干，对我也不错，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后，赶的是一匹好马。她对我当面既不称姓，也不称全名，而只称一个父名，彼得罗雅奇，是很亲热的称呼。

她也有个临时丈夫，是个定额员，为人上拍下压，很狡猾，是个亚美尼亚人。我很讨厌他，曾和他大吵过一次，后来知道他是达尼亚的情人，才不好意思和他吵，我称他为哈叭狗。但他以后可能向达尼亚讲了，对我则无所谓似的，仿佛我没有侮辱过他。
以后，我和达尼亚熟了，她对我那么好，我曾问过她，他是她的朋友吗？她关了门说，不要问那些事。我问，我看他不太好，为什么和他交朋友。她说，也是有原因的，不便向我说，暂时如此吧，将来还不知谁东谁西呢！我说，我就不会这样干。她说，她也本不愿，以后再说吧！


第二个队长安娜


安娜是乌克兰人，老党员，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书记处书记，她的丈夫是该州州委第一书记。
她很有派头，从不说自己的事，但说很多事想不通，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有时还谈到西欧各国和各国党的一些事，言外之意，颇有些牢骚不满，但又不正面直接说。
她也曾问到我过去的事。对我一开始就很好，可能前一个队长已向她交待过我的情况。她甚至半天或一天不具体给我任务，有时我问她时，她总说，自己看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许比她还知道该干什么。
她很有自尊心，喜欢人家尊重她，大概是当官的时间长了，习惯了吧。她为人正直无私，工作很负责，很关心人，有时主动让我们吃一些菜，说要注意身体及食物。


第三个队长卡娅


卡娅原来也是党员。常说她和丈夫的关系及生活细节，但就是不谈他现在什么地方，是否被捕。为人很潇洒，乐观，谈笑风生。工作也较积极，但从来不压人，也不要求人对她怎样。
从性格上说，她和安娜是迥然不同的。她自己弄东西吃，也让别人吃。开始我们有点不习惯，以后觉得随便了也没什么，但工作上自觉地干活。

格鲁吉亚女人


有两三个在菜园工作的格鲁吉亚女人和我特别好，也许是因为她们也自认为是东方人吧！
其中有一个女人除了经常给我书看，还约我到女宿舍去。如果不是她约我，我可能永远不会到女宿舍去的。那里比男宿舍讲究多了。
另外还有两个，年纪已经大了，四十岁左右。年轻时可能是漂亮的，特别带有东方美。很有文化，喜欢谈论，性情温和，似乎和格鲁吉亚的男人大不相同。

这几个熟识的人，都是党员。
据说，那里有派别斗争，但不是反革命的问题。这是唯一说到她们被捕、判刑的说法。


她们跳的舞很特别，不是蹦蹦跳跳，很带点东方的温柔姿态，特别使我喜欢。

一批中国人路过农场


1939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库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们一样。

从谈活中，知道他们大部分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及其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迁移或逮捕，很多人被送到中亚细亚地区，有些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有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分子，有害分子等。他们都是侨居在海参崴及附近的人。
想到日本侵略中国，连侨民也受影响，心里着实不好受，而自己又在这里过着劳改的生活。他们所呆的船，过几天就要北上了。


中国女人黄南波等二人到考其莫斯农场


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开始她们不愿和我认同乡，后来还是交谈了。

据她们说，一个叫黄南波，中国人，一个姓朴，朝鲜族中国人，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二十多岁。
1937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但地点不在莫斯科本城，在附近一个小地方，是短期训练班的性质，人数不多，是秘密的。1938年秋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以后在监牢里呆了几个月，被判侦探嫌疑，劳动改造五年。
她们的俄文勉勉强强只会说几句，以后就被发送到了这里。

她们被分配到岛上劳动，也赶马车。据说她们两个都会骑马，能在马上打手枪作战，所以赶马车很不在乎。

有时到“大陆”来洗澡、开会。
十月革命节时，她们也来参加晚会，和我谈话好几次，渐渐有点熟悉。那个朝鲜族女人，和黄南波在一起，但很少讲话。


这年冬天，不知上边来了什么指示，凡是犯有侦探或侦探嫌疑条款的人，都集中到沃尔库特，她们就被调发走了。

一个山东老头郭金玉


我们初到时，见到了一个山东老头，五十多岁的郭金玉。他自称从山东出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里做工，上山，后来漂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劳动改造八年，到此已二年，略会几句俄国话，还是在劳动营中学的。

据他自己说，又瞎、又聋、又哑，看不懂，听不见，说不出，不知怎样被判为侦探。为人很忠实，讲义气，称我们为“兄弟”，俄国人很照顾他。
他的头脑还是十八世纪的，信神，特别信关公，连名字都不敢提，开口闭口称“老爷”，即关老爷。有时夜里坐起来，还打盘式地“静坐”。
在1939年冬，也和黄南波等二人，以侦探条款送往沃尔库特。他们据说是步行的，行李用爬犁送。

我从这些事联想到祖国，国内接连失败，日本进攻，国外同胞也如此遭遇，真使人感慨倍加，不知何日祖国能挺立在世界各国之林，有个平等地位。试用“满江红”，学岳飞当年抗金的精神，以作《感时》：


遥望家乡，烽火里风尘险恶。
亿万户，家破人亡，水深火热。
吉黑辽冀早践路，沪宁武汉又陷落。
待几时，河山归故主，倭寇灭。
多少话，向谁说？无穷怨，何处泄？
奈两番系狱，手足被缚。
仰天长叹空流泪，忍气吞声徒泣血。
盼有日，飞身脱羁绊，还故国。


看房的老头

每个房都有两个看房的人，一般是体弱的老头。
我们房内看房老头之一，是个老布尔什维克，1910年入党，是在最黑暗反动时期秘密入党的。出身工人，文化水平不太高；革命后做基展工作，了解事物的能力颇强。

对政治问题，公开谈，而且对整个联共党内历史、派别斗争，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有自己的看法。

谈笑风生，乐观处世，常在谈话中引用俄国的一些成语解释各种思想认识，如常讲的，“每个玩笑中都有部分真理”，“棒子有两端，用一端打别人时，另一端也常打自已”，“有人想一箭双雕，而有时一个也打不着”；“自认为聪明的人，可能还是不聪明的”等。有一次他发牢骚说：“枪杆子不能长期统治下去。”

异乡人的妻子


在那里偶而和一个三十多岁年轻漂亮的女人谈起来，她是我所在的地方伊万诺夫城市委第二书记的妻子，名叫温诺格拉都娃。
她说，她是个教员，没有什么罪，只是她丈夫被捕后她要了解真理，到内务部门去质问吵架，以后把她抓起来。

她有母亲，两个小孩，一个哥哥。她到此后，和家里母亲通过信，人都还在，就是丈夫无消息。
她说，1937年后期，中央派人到伊万诺夫召开会议，这期间经常有人不见了，不参加会议了，大家也不敢问。州党委书记诺索夫也不见了，他是莫洛托夫的联襟。市委书记也不见了。她丈夫曾预告说，如果他开会晚上不回来，也可能就“不见了”，大家也说不清是什么事，为什么原因，只是人心惶惶。

以后她被捕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只知监房里人很多。


古新尼的妻子


一个芬兰女人，五十多岁了，一次找我谈起，问我知不知道古新尼。我间是不是共产国际负责人。她就说她是他的妻子。

我大为吃惊，说不久前还在报纸上我到他露面！她怎么在这里？
她说，她不愿谈她的事，谈起来很伤心，对谁也没有好处，也没有用处。她的丈夫还和她通信，有时还寄点吃的东西。
我问她，古新尼这样一个大人物，要么把她弄出去，要么和他不再有关系，而不应该象现在这个样子。
她说，很难说，也许和内务部门挂得不够；也许内务部门不理共产国际那一套；也许古新尼不愿为此事和内务部门打交道，总之，她无法说。她也不愿向古新尼提这样的问题。


当时有不少的女人为自己丈夫而被捕，被作为家属而判刑。却没有遇到过象古新尼夫人这样的事。

其他一些人


其他有些人也值得简单提一下，如：


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工程师，其父为俄国犹太人，因参加革命在沙皇时受迫害移居美国，儿子想念祖国，申请回来了，在苏联工厂中干了几年，现以侦探嫌疑被判五年劳改。
他说，苏联企业管理烦琐，美国人用一个日记本一个人就可解决生产安排，在苏联要好几个人，好多张纸，好多程序。


一个大学教授，乌克兰人，历史专家，国内外、古今无所不晓，年已六十岁，在当打更的。
谈起问题来，只偶而说个三言两语，每天都悠悠自在，也不愁闷，颇有点乐天知命，静待大局好转的味道。


皮达科夫的“妻子”，自言他还有妻子，她们也相互认识，他被判处死刑后，她也被捕，判了五年劳动改造。她还和他有个儿子，已在中学读书，现改姓她的姓，在她母亲那里。


还有保加利亚有名的共产党员，以烧索非亚教堂而闻名的，也在沃尔库特劳改。


管理养鸡的主人，是个匈牙利共产党员，自称加入党很久，四十多岁了，参加过1918年匈牙利革命。
革命失败后，到了苏联，成了侨民。后来曾回去过，又回来了。现在被判劳改，很想念祖国。据她说，不久前还向莫斯科共产国际及他们的党写过申请，希望把她的问题弄清，还想回国参加革命。


还有一个早年出国到柏林，后来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犹太人，年已四十多岁，后来申请回国，工作几年，现以侦探嫌疑被捕，读的书不少，滔滔不绝地好讲话，一整套唯心主义理论，对共产在理论上不同意，公开辩论，为此曾在警戒室呆过，出来后仍然在讲。
干不了什么事，却会画像，颇会弄些吃的。

oco判决的人


被延期1910年，一个被oco判决三年劳改的人，已过期，未被释放。
他向劳动营询问，答复说，没有上级指示，到期也不能放。他写了个质问书，让转到上级。过些时后，叫他，他很高兴，以为要放了，但却得到通知说，oco决定，延长他的判决到八年。

他回来后，大家很惊讶，问他什么原因，不放已经不对了，为什么还延期呢？
他说，他知道的，劳动营管理处知道的，和我们知道的一样多，也就是都不知道。

他说，在数学上3+5和5+3是一样的。即我们被判五年，他被判三年，他到期不放，又加五年，我们到期不放也许加三年，要放，一齐放，刑期多少年是次要的。

假木匠成了真木匠

一个原为中学教师，先到了修路劳改队去，看到条件太坏，天天有人死去，吓得他没有办法。有一次要盖房子，去挑选木匠，问谁能干。他报了名，参加了木匠队，由于他受过教育，脑子活，假木匠也干起来，以后成了真木匠，救了自己命，干了两年未死去，现在成了真木匠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及其在劳动营的反映


1941年六月二十二日，正是星期四，也是夏至，农场的春耕刚刚结束，所以我们也休息一天。
上午十二时，广播喇叭（这年才装上的）忽然广播了苏联政府声明说，德国于凌晨五时，向苏联发动战争。南自黑海边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北至摩尔曼斯克，南北几千里的边境上，空、陆军全面发动进攻，苏联政府宣布抗德卫国战争开始。


这样惊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当然，以前从1939年已开始的部分，因对苏联没有直接全面冲突，也没那么大的影响。如进攻波兰，和芬兰的战争，都是局部的。


开始释放人及返回


人们虽然感到大战的开始，将给犯人带来不利影响，如1937--1938年的多次大案件，1939年到期的人，在1940年又延期，但八、九月间，第一批1936年被逮捕而判五年劳改期的人已到期，却宣布释放了。

我们很高兴。他们办了释放手续，等着船，以后走了，大家都高兴。我是十一月被捕的，眼看也释放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又回来了。

他们到了乌斯特一威耳马，即劳动营的出口站，是应该在那里领取护照、办理公民证等手续的地方，让他们暂等一下。他们作为自由民，在那里逍遥了几天。以后宣布，接上级指示，因卫国战争状态，到期的人，暂返原处，等待上级以后的处理命令。
这样本来高兴的人，又不高兴地坐船回来了。


据说，以前走了一船人，已走的算是走了，未走的及以后的，就算是不定期的延期了。因为战争发展对苏联很不利，德军节节进入苏联境内，愈来愈深，战争不结束，不要想释放了。
而战争则刚刚开始。

>>Po.1444281
（↑[ ´д`]啊，开始打二战了。）
（原来有机会出去，后来突然没有了，只有极小部分人享受到了机会，这种“灵活”的变动也很让人......咬牙切齿......）

自杀念头及谈话


1941年十月，江还未封冻的时候，我有一段情绪很不好，几乎到了绝望的境地，离国十五年了，祖国是那样，自己无辜被判劳改，五年中几乎死了，现在眼看到头有希望了，却又遇到大战开始，释放的又回来了，自己也更无希望了，战局又那样不好，遥遥无期，再过几年，自己就要过四十了，于家，于国，于革命，于自己都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还不如学程小孩那样投江死了，岂不省事少受罪吃苦。

于是天将黑时，独自来到江边，徘徊在生死的边缘，自咏：


苏武北海目无亲，万里祖国何处寻。
可怜乌沙江底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想到唐诗中“可怜无定河底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想联到自己和妻子，十八岁到我家已十六年了，可怜只有几十天的相处，可能还在梦想着我回去的，而我呢？看来，是归里无望了......

正在江边踱来踱去思想斗争时，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抬头一看，一个人正向我走来，他加快了步伐，近处一看，是守江岸临时仓库的老头。
他和我熟悉，是常谈话的打更夫，哲学教授。他看到我一个人在走动，以后发现象是我，怕我寻短见，试喊了一声，急忙走来了。他开始和我谈些别的，以后问我有什么念头，为什么这时候一个人到这里。我将绝望的思想向他讲了。
他说，他也猜到了，以后我们开始对话，他反复向我说明要点如下：

1.人是生物，应该尽一切努力生存下去，只要不走错路，不苟生，就应该坚持生存下去。
2.自杀不是懦夫的行动，是意志坚强的表现，但是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能挽救的错误。
3.不论是“一念之差”或“一贯思想”，而自杀都是错误的，如能回生，自己将会悔恨。
4.我们被判为“反革命”，为自己洗冤，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一定要活下去，不然，自己死了，听任人家给你作结论，或背着“反革命”而死去，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国家、党和家庭。
5.他已六十岁，还在挣扎将来为自己洗冤，我还年轻，没有任何理由不自己洗冤。
6.任何困难，再大也是暂时的，短期的，没有不变的事物。参加革命绝不能希望只有顺利，没有困难。困难对人是考验，要往前看，只能克服困难，不能投降。

这个哲学教授老头，以言教、身教，总算把我的动摇思想扭转过来了。

我回到住房，大家仍然在过着“人间生活”，我又回来了，回到了“人间”。以后想来，应该感谢他。

在农场见到的自然地理现象


1941年冬，我离了农场，在最后，应该略提一下看到的自然及地理情况。


1.北极光

这是在北方，只能在北方看到的非常好看的天然景象。
一般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晴天的晚上，天空中横布着几十万里、高达几万里的火焰山似的光带，仔细看时，如燃烧着的东西，还可看到波动变幻，最好看的一年，是在1939--1940年冬，这年特别冷，极光次数多，幅度大，光影好。
还有几次在春天，是下午，日将落的时候，晴天，在太阳的两旁，还同时有两个较弱的如小太阳似的两个发光体，对称的，相距虽不很远，但在天空中也可能是几十万或几百万里。


2.永冻层或永冻地带

这里离沃尔库特儿百里，有树林，能种蔬菜，但仍然属于永冻层及永冻地带。夏天挖地不能一直挖下去，在一米多以下，就得分段挖，让冻层渐渐开冻。
另一个特点是树根不很深，不是直入地下，而是在一定深度时，根向四方爬，如螃蟹的样子。所以伐木后，挖树根较容易，如果有拖拉机，所以直接连根拔起。


3.天象及气候

这里靠近北极圈。虽然不是半年为尽半年为夜，但夏天六、七月时，一天二十四小时天不黑，可以在外边阅读报纸。

植物长得特别快，没有夜间休息阶段或吐出二氧化碳的过程。

冬天，十二一月天很短，只有中午可见太阳，在室内二、三点时必须点灯。但由于光的反射及长期积雪，夜间或早晚，都可走路，能辨别路。
这里实际上没有夏天，最热的七月，白天可穿两件布衫，劳动时可脱去一件，只穿一件就可以了，但阴天，或下雨时，还得加衣服。凌晨赶马车或夜晚，穿上小棉袄也不热。
冬天气温很低，最低达摄氏零下四十五度。但相对来说，这里的寒冷并不使人感觉可怕，因为空气干燥，最细微的小成份的水气，也结成冰霜了。所以，零下四十度时，十几米以外看不到人，而走路时，毡靴在雪上（成为硬雪）发出声响。

4.天然产物

乌沙河中有鱼，在农场的因为都是犯人，不让打鱼，但出去打干草的人，却可以打鱼吃，享受点天然的食品。

本地方的人，夏天打鱼，冬天打猎。
陆地上树林里有蘑菇，而且数量不少，特别是由于雨水足，可以采，有时农场也组织女人成队的去采。还有一种小黑的及蓝的果子，如黄豆那样的或稍大一些，也不少，可以作果子酱，只是糖有点困难，不是每个人都能作的。

还有天上飞的白鸟，特别是冬天，成群地飞，犯人们不能用枪，但可以用马尾结成活结，挂在小丛林之间的雪上，这些小鸟不吃粮，也没有粮，而是吃小树枝上的幼芽及根，在小丛林中雪上跑来跑去，一头进入活结后，即走不了，静等人去捉。
伐木的，赶马车的，弄上些活结，每天都可捉几个回来吃，每个有净肉七、八两。


5.雨水大

此地靠北冰洋近，东边是乌拉尔山，水蒸气过不去，所以夏天雨水大，几年来，从来没有发生干旱的问题。冬天雪也大，九、十月即开始落雪，但不多，有时还可能融化，十一月以后雪就多了，也不能融化了，每年积雪不少于半米，有时可达一米。有一年，九月下了一场大雪，就未再化了，直到次年五月。


6.冰冻三尺

一般十一月开始冰冻，很快河就冻实了，以后天逐渐冷，冰则愈来愈厚，开始可走人，以后可走马和爬型，最后可以走载重汽车。
在冬天严寒时，河上的冰道，变成平坦的汽车路。

另外，北方一个奇景，是五、六月间河开冻时的跑冰，这时由于上边的积售开始溶化，水势升高，将冰浮起并胀裂，成为大小不等的冰块，顺水向下流动，河水上涨，可达几米，在农场，不仅河中心的小岛被淹没，而上边的树有时只有树梢略露在外面。1940年，水特别的大，从江岸出来，一直上涨，大陆上靠岸的一些临时建筑及仓库都被拆除迁到高处，不然就会完全被冲跑。这时，本来不大的乌沙河成了宽几百米的滔滔大江了。
在跑冰前，如不及时将东西迁出，全会“付之东流”。有一次早晨，我们刚起床，听到河边有惨叫声，出来一看，是一个人站在河中心移动很快的冰块上，手拿个什么东西在喊救命，不知他是从那里被冲下来的，看到居民点，所以大叫起来。但谁也无法救他。农场派了两个人，拿着绳杆，顺河岸走一段路，也给他打招呼，但由于冰块流速快于岸上的走动，过了几里，眼看人冲远了，不见了。这也是悲剧。

7.蚊子特别多

真不知蚊子在这几乎无人烟的地方是那样的多。

打干草的人说，不戴蚊帽不能工作。即在大陆上，早、晚不戴蚊帽也不行，特别是树林、草地。

有一次放牛时一个小白牛一岁多了，由于走累了，卧下去休息，被成千上万的蚊子落了满身，几分钟后，小牛只叫了几声就起不来了，后来竟躺在那里了，待将它拉回去时，发现它身上差不多见不到血了。从此流传出一个说法，蚊子把小牛吃了。
有的马，被蚊子咬得站不住，用马尾也赶不走，就在原地打滚。

离开考其莫斯农场


1941年末，从农场发出大批人。


我们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但大家在农场已三、四年，习惯了，而且从各方面的反映和了解，这里究竟还算不错，比起其他知道的劳动营，即属于沃尔库特的各个分营，还是可以的。至少，死的人很少，这对于犯人来说，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另外，和押送及武装人员接触少，精神上不感到“犯人”的处境及强制压力和到处受监视，所以，听说要发到远处去，心理上确实有点前途茫茫，命运不定的情绪。尤其是，大多数人都是属于已经期满，留待释放的人，更是感到去一个不明情况的地方，颇有点不愉快的想法。
但有什么办法呢？终究还是得走！

勉强地收拾了本来不多的东西，低着头，彼此无声无息地，茫茫然，拔起双腿，一步一步地走向不知命运如何的地方。


这样就和在这儿生活四年多的考其莫斯劳动营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