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米人的一些情况


在这里看到的少数民族科米人的特点，是女人干的活多，除了家庭事务、看孩子外，有些外边的事也得干。男人却没有那么多工作要干。

第二，为了换好酒，每年冬天都来印塔，带着成批的草鹿肉，他们养成百只鹿，也不用什么饲料，来时就杀几个，皮也卖，可以说是合算的生产，半个鹿换一瓶酒，就地喝掉。还喜欢茶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


1945年5月9日无线电广播，德军无条件投降，苏联卫图战争胜利地结束了。印塔也举行了庆祝。


我在洗衣房，虽然仍是犯人，但由于自由居民区有比较自由的条件，也跟着自由居民一起庆贺，买了酒，自己喝，也找人喝，欢乐了几天。
当然，我还想庆祝即将到来的释放，总算是度过了最艰难、危险的阶段了。

八月间的一个夜晚，我正在俱乐部的放映室内看电影，忽然苏联广播电台宣布有重要新闻。便立刻停放电影，转探新闻，是苏联政府宣布开始对日宣战。
但不到几天，苏军进入了中国东三省及朝鲜北部，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样，一方面第二次举行了庆祝，另方面，世界大战才算最后结束了，由于军事上的胜利，苏联转入了政治稳定，我和其他在押犯人们的的希望，才真正到来了。

但有时又想起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仿佛在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候，更感觉到时光走得慢，又感到过去宝贵光阴的可惜，还感到自己远处极北方，以后的前途也有点渺茫。
因此，想到李后主的词，“虞美人”感归，我也用他的原韵，来了一首《秋感》:


漂泊流落何时了，遗恨知多少。秋雁南归逐北风，故国山河破碎烟烽中。
区区五尺身躯在，发斑朱颜改。搔首间天无限愁，恰似满潭积水无处流。

第一批犯人的释放


对日战争结束不久，苏联政府宣布，凡是根据1941年十二月法令判刑的，不论是五年的或五年以上的，一律释放。

印塔为了不等冬天的来临，就加速办理释放及遗返手续，凡是有家面且消息确切，没有断绝联系的人，由本人报请回家的地址，即刻分批地遣返，发给路费，及路途补助费，没有衣服的，还发给随身一套新的或完整的干净衣服。家庭无消息及无联系的，暂在印塔安排工作，联系好地方后，即予遣返。不愿回去的，可留下，安排工作。有的家人没有了，在这里结婚定居的也有。


这虽然尚不涉及我们，但眼看就快轮到我们了。


第一批政治犯的“提前”释放


第一批十二月法令犯人的释放，持续了一个多月才基本结束。我们预计应该释放的过期政治犯人，一直隔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也没有动静。这真使人焦急。有人去打听，也无结果。
后来，传出消息说，准备根据各人的表现，由劳动营管理处审核，提出名单，报莫斯科劳动营总管理处批准才能释放。大家只有等着了。

果然不久，第一批政治犯人被“提前”释放了。

这也是奇怪的数学逻辑。本来1941年或1942年到期应该释放的，现已迟了四五年才释放，本来是推迟，可现在说是“提前”。
管理处人员却说，因为释放还不到，这些人因为工作表现好，工作需要，经管理处审核，报请上级批准的，所以叫做“提前”释放。
但不论怎样，总算是释放了。


第一批犯人释放的并不多，都是些已经担任各种负责工作，虽然是犯人，实际上是做领导工作的，其中包括少数行政工作，多数技术业务工作的人。还有个别的先进工作者。他们释放后，即刻都得到正式任命，工资也按职务开始发了，但是发护照时却说，在无特别指示前，一律留在原地工作，不准回内地或原籍，但可享受假期及探亲待遇。

我的释放及任命等


1946年初春，还在很冷的时候，第二批释放人员的名单公布了，其中有我，仍然是属子“提前”释放的，实际上是作为犯人，呆了九年四个多月，也就算九年半吧！


在此一个多月前，有一次我见到第二部主任，即劳动营中管理犯人档案的部门负责人，我向他谈了我的情况，他看了一下我的案卷，以后告诉我说，可以申请在第二批中释放，后来果然“应验”了。
不知是否真的是他帮了忙，还是别人，我的同路到劳动营来的那个乌克兰人，原为党务工作的人员，是第一批释放的，他当时任行政福利处处长，是我的顶头上司，可能是他出的力。

释放后，行政福利处处长问我干什么工作，我说，目前也不知干什么。他建议我暂留在洗衣房，工作也习惯了，以后有适当工作时再调动。他并说，现在自由居民多得多了，已经释放三大批人，劳动营的重点已在各个矿，原有的劳动营要缩小，自由居民区要扩大，原有在“圈内”的澡堂和洗衣房将划到自由居民区，规模大了，让我接受并搬过去。


我同意了，于是我得到了任命，当了澡堂、洗衣房主任，工资每月四百五十卢布，大小也是个官。


修缮自己的住房


释放后，又不让离开北方到内地去，只得仍当洗衣房主任，但已是一个自由居民了。

这时小洗衣房要搬到较宽大的建筑物里，并对原建筑进行了大修，由一个犯人组成的基建队负责。
才几天就和队长熟识了，他还是犯人，修建房子是内行。我和他商议能否将原洗衣房的一半，修绣改装一间小型住房。他跟我去看了以后说，一半太大，修缮时费工费料太多，而且我一个人，或将来结婚两个人住也太大，烧木柴也太多，不如选一个角，即四分之一多一些，可修成一个不错的单间。其余四分之三少一些，可由行政福利处慢慢改修作两家或三家的住房。
我商得福利处同意，便让他开始修。他说，地板要换一些，还要装天花板，屋内砌个炉子，修一下门窗，这些他都全包下来，材料能用旧的就用旧的，但砖和天花板等他负责弄去。


人工他有的是，我只拿出一定数量的面包、旱烟，给工人们吃和吸，对那个基建队长，则给了一些酒和黄油。这样，没怎么花钱，而且时间不长，不到两星期就全部修缮好了。
我又请福利处派人去粉刷了墙，恰在那时，原曾在洗衣房工作过，现已释放的一个鞑靼女人，到那里去帮我打扫清理，把屋子收拾得成个样子，我搬了进去，从此开始了独立的自由民的生活。

因受报复而终于离了洗衣房


我被任命为澡堂、洗衣房主任并搬进了新居不久，房产管理所及福利处换了新领导，是个自由居民，象在军队上干过似的。是个官僚气十足的小庸人，摆架子，爱受人捧。简直非常讨厌，但对我，似乎还好些。到任不久，不知得罪了谁，被人晚上干了两刀而住院了，工作交副所长代理。

这个人叫克比兹，是格鲁吉亚人，原为犯人，刚释放不久，是个上拍下压，鬼脸鼠眼的活小人，管理所的人给他送个外号叫“老鼠”。


他刚到，就向我要肥皂，那时正是缺肥皂的时候，我凭老相识，总算从仓库还可弄一些。我对他说明了情况，并说他要洗衣服，可以无代价地给他洗，但肥皂不能给他。他就说:“以后再看吧！”我知道他要报复我了。
果然，不久有一次澡堂的水管及水泵一起坏了，修理用了一天，他就借口我工作失职，将我解除工作，并派了一个原来和他相识的人到洗衣房去。
洗衣房的几个人进行抗议，并让我上告。我说:“不怕官，就怕管。”我早已不愿干，干也没有好处，乐得以这个小罪名被解职，于是我便作了交待。以后我到管理所算帐，会计师很气愤，问我到那里去。我说，想到电机修配厂去或设计所。他说，好几年没干这种工作，怕干不了，管理所出纳要生孩子，快休产假了，不如暂时做出纳，在两个月内慢慢找点东西看看，并找找工作。


我同意了他的好意，由他向那个副所长说明，我便当了出纳，工资仍然是四百五十卢布。


当出纳员


经过会计师的指导，二、三天就熟悉了出纳员的工作。
事情不多，收各种房产所的费用，水电费、房费，各小单位的费，每天结一次帐，交给银行所，每月发两次工资，还有些小的经济帐日一天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坐着。

于是我到设计所去借了一些机械、电气的技术书，还有些教科书，认真地抓紧时间，在工作空隙及回家后，阅读起来。其中有的是温故，有的是学习新的，总之，这倒是很不错的工作。


这样我一直干了两个月。
预计老出纳员产后快要上班的时候，我便抽时间到机电修配厂去打听那里要不要人。这次也是好运气，到那里很顺利，说可以干技术检查工作，我心里很高兴，即刻办了交待，不再当出纳了。

到机电修配厂当技术检查工长


顺利的入厂谈判


我到机电修配厂见到了代理厂长，过去略为认识。
我在当洗衣房主任时（还未释放），他也是和我同罪名，同刑期，同是过期的犯人，那时他是汽车库的机械师，也在自由居民区住，所以曾打过交道，他是俄国人。

我和他谈了以后，他说，厂里需要技术检查工长，我愿干时，可以写个申请，他一批即可到管理局干部处办理手续。
我打听了这个厂的情况及工作范围，我说，机械方面无问题，电机、电器方面我不很懂。一般技术检查工作我在外边干过一段时间。他说，问题不大，电机电器方面他也不很懂。这里有两个电气工长，很好，开始一段他可帮忙。
既然如此，我当然很高兴，可以转入多年梦想的技术工作了。


克比兹“老鼠”对我的报复，恰是我第二次劳动营中的坏事变为好事，技术检查工作比洗衣房主任，不论从那一方面说都好得多了。这在以后还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是后话了。


我欣然写了申请，他批了一下，我到干部处办了手续，干部处下了命令，任命我为机电修配厂技术检查工长，月工资九百卢布，比洗衣房主任的工资整整多一倍。

这时已是夏初了。

机电修配厂情况


机电修配厂是在热电厂的旁边，是热电厂修建投产后，随即开始修建的，慢慢从小到大，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八、九十个人了。


修配厂的任务，是修理各种电机，这是主要工作，还要负责修配一些小型机械，制造一些配电盘、开关，修理各种变压器、电器仪表，还负责各煤矿的电气安装、线路修理，由于当时几个煤矿已经投产，所以工作还是不少的。

根据任务，厂内外机械及电气两部门，除少数领导人员，包括正副厂长、设计师、工程师，连仓库管理员、会计在内，也只有十来个人。
副厂长兼机械部门主任。


电气部门主任是个未满期的女犯人，年纪有二十六、七岁，原系莫斯科电机厂绕线工，后毕业于技工学校，又进了电气学院，学了二、三年被捕了。
但她从不谈自己的事，我以后和她熟悉了，她也不说，说谈了没有用，也无好处。
她工作很积极，理论、实践都有，记忆力强，经过她手的电"机，她都记得，而且什么毛病，修得怎样，象一位好医生一样，对“病情”了如指掌，谁也别想骗她。


八、九十个人中，自由民有二十多，都是释放的犯人。其他六、七十人，都还是犯人，每天整队到围墙里，白班人较多，二班人数少，只是一些车工钳工。

工厂有十来台车、刨、钻床，还有一些工作台，以及修理变压器的一些机件。还有工具室和仓库等。


正厂长，是格鲁吉亚人，是个电气工程师。
当我进厂谈判工作时，他不在厂，由副厂长代行职务，后来我才知道，厂内原来有一个电气工程师，犯人，担任技术检查工作，是个犹太人，溜须拍马，颇得厂长的信任，但副厂长很讨厌他。
我去说时，副厂长趁厂长不在的机会，要我当技术检查工长，而把他改调做电气试验员，去修理变压器。原来，我当上检查工长那样顺利，是恰好遇到这个机会，也是幸运的事。


厂内还有几个有能力的人，一个是修变压器的工程师。
一个是“电气大王”，是波兰国籍的法国人，什么都会干，什么都懂。
一个是电气安装工，能在三百至五百伏电压下带电操作。
还有一个电气钳工，才二十多岁，是个特殊人，以小偷罪名判刑三年，父亲是列宁格勒联共党某区区委书记，很显要，儿子却因中学时和坏学生在一起，学会了偷窃本领，在一次假偷中被当真偷而判了刑。为人和工作都不错，很机警，许多困难的工作，都是他去解决的。

开始工作时，当然有一些很不习惯，有些干脆不了解，所谓“浮在上面”，这是电气方面。
那时我更加抓紧学习业务知识了，晚上回去看两、三个小时的书，白天看的，听的，不懂还可以问，所以，总算进步了，还可以。

几个月后，大致已就绪了，工作基本上可以拿下来了。

和莉沙结婚


在我去机电修配厂联系工作时，即见到几年前就认识的莉沙，她那时在电气部门当绕线工，以后我到厂当了检查工长，很快我们就结了婚。那时我已有自己的房子，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所以，一切都很顺利。


莉沙比我小一岁，列宁格勒人，在一个烟卷厂当女工。原来她中学毕业后，未进大学到卷烟厂当了工人。
先是青年团员，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一批青年团员被集体介绍入党，以后不久，因政治觉悟及兴趣不高，自动退党。家中只有一个老母，很溺爱她，为她找了个对象，还未结婚，就发现他酗酒而吹了。以后就拖延下来。
1936年反对派事件发生，列宁格勒速捕了很多人，把她也逮捕了，说她的退党是受反对派的指使而反对共产党，以“反革命托派活动”和我一样判了五年劳动改造。
1937年到考其莫斯农场后，我在1937年冬转到澡堂劈柴烧火时，开始和她相识。以后一起在温床部门工作，常在一起。
1942年初我到印塔去自由居民区劈柴时，她在那里的一个医生家里当佣人，1943年以后我到洗衣房工作，她转到医院，也常来送衣服。
1945年她转入印塔农场，成为先进生产者，第一批释放，后到机电修配厂当绕线工。


八九年来，我们时而相遇，时而分开，现在两个人都释放了，已是老相识了，两个不幸的单身，很快就结合了。

在列宁格勒被围期间，她的唯一老母也饿死了。

我们结婚后，她给她尚存的一个叔父，列宁格勒大学的一位语文教员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件事，这就算是她唯一亲人了，而我呢，也是只身无靠的人，又是她的旧相识。

她全面管家务，我倒可以利用时间，认真地读一些书。


我购置了一些家俱，有前门买的，也有后门买的，私人做的，总之，很快就置办安排好一个满象样的过生活的家了，又约定一个日子，做了一些吃的，请了最接近最熟识的几个人，算是祝贺结婚吧！


在结婚前后，我们谈到过去、现在及将来。除过去、现在的同病相怜而外，我向她谈到，在目前及今后的情况，我们是会和好亲热地生活下去的。
但只有一点，如果将来不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多大年纪，只要我有可能回国的话，我将不顾一切，不留恋任何东西，包括和她的生活，我一定要回国，什么都不能阻止我。要她对我有所谅解，到时候不要后悔，不要阻挠我。她完全同意，认为我在苏联这么多年，有可能回去时，她决不阻挠。在苏联，她是没有办法了，决不能因为她的幸福，使我不回国。她爱我，一定可以和我过得好，也了解我，所以希望我走自己最照意走的路。


为此，我作了一首诗，它反映了我们结婚的特点及思想情况:


同是天涯沦落人，几香别逢终成姻。
兄母零落遭丧乱，孤独漂泊历风尘。
北极九载思有梦，故国万里目无亲。
今朝友爱度岁月，又虑他日于居身。

一个朋友及其家庭


托尔斯泰曾经在一本小说的开头说：“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而不幸福的家庭则各有不同。”


我的一个朋友，犹太人，斯菜德，原为莫斯科一个国家书店主任，不知为什么和我一样被判了刑。
我们曾在考其莫斯农场相处，一同来到印塔，一起释放，他以犹太人的关系在供应处当计划员。


他被捕后，妻子和儿子被迁出莫斯科。

妻子也是犹太人，出生于美国，父母曾因是俄国老社会民主党员，被沙皇迫害，迁居美国。她曾和美国人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后来离婚了。因向往苏联祖国，带着两个儿子回苏联，在一个姨母家住，和斯莱德结了婚，又生一子。大儿子，即美国出生的，当时已进大学，因学习成绩好，参军当了军医，还到前线去。
他们母子三人，被流放到中亚细亚。她曾找过当时管莫斯科红色救济会的列宁夫人，她说无法帮助，劝她带着自己的缝纫机以谋生计。他们到中亚细亚后，受尽流放的痛苦，但她咬着牙，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
她的二儿子，因是美国出生的原因，从中亚细亚又被送到另一小地方在一个修配厂中当车工。斯莱德释放后，她和小儿子从大南方，不远万里来到了极北方相会。十年的决别，好在又重新相遇。他们大儿子，以军医官的身份，还带着勤务员从德国境内来印塔和他们相会。


北方的供应及待遇


印塔属于极北地区，供应及待遇有特别规定。这是苏联政府为照顾边疆的困难，地方气候不好，大家不愿去的北方的一种物质刺激。那时因战后，内地供应不那么好而印塔则比较充裕。


我们也享受和自由民相同的标准每人每月肉鱼七公斤，除面包定量外，还有几斤米、面条、糖、黄油。除蔬菜缺乏外，食品是吃不了的。
工资也较内地多，同等职务的工资比内地多百分之十，以后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直至百分之百，才不再增加。
工龄计算，只要在本地区，都属于本企业工龄。
休假时期比内地多一倍。如内地工人为两星期，这里为一个月。工程师、领导干部内地为四星期，这里为八星期。连积三年可一次领半年休假，回内地探亲还可报销旅费。


我的工资，技术检查工长九百卢布，也是比内地较高的。

第一次参加选举


1947年2月，苏联政府决定进行战后第一次最高苏维埃人民权力机关的全民选举。

选举是在一个星期日进行的，那天，印塔的机关、地方苏维埃、投票地方都张旗结彩，装饰成节日一般的盛况。
我们被释放的人，也享受同样的公民权，大清早起来衣服整齐地到投票地方去参加选举。


仪式实际上很简单，各人拿着选民证，到投票处领一张选票，上边已有印好的候选人名字，本人只要将它折好，投入箱内就是了。
选民在投票处即用布隔成几个角落的小室中，只用铅笔在票上划个圈表示同意或划个x表示不同意就是了。以后出来在选举人名单上划个记号，就算是参加选举了。

有病的人，不能到场的重病者，由选举委员会专门预备了马车，由工作人员抱着投票箱，带着选票，到各病人家里及医院，让他们投票。关键是本人得自己投票，这样才能统计出参加投票公民的数目。

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


虽然身在苏联的极北方，不论在服刑期间内或释放后，在心情及注意力方面没有一时一刻忘记祖国，总是在留心祖国的情况。


但是唯一可以了解到的，只是偶而在《真理报》或广播上的寥寥几句简单的消息。
据报载1947年初期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共产党驻上海、南京及重庆的代表，都撤退了，其中，董必武是驻上海的代表，也撤退了。离开上海前，还发表了声明。

以后，于三月夜又在《真理报》上用几句报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延安，中共中央事前已撤到了别的地方。
当时，我也不了解实际情况，认为延安失守，是对中国革命前途非常不好的征兆。从长征后，经营了十几年的革命根据地又丧失了，胜利前途又是茫茫无期了。当时我想，中国革命在抗日战争后如能比较顺利地发展，我这样的人，总还是有希望回国的。现在的不顺利情况，谁会理会我这样的人。想到这里虽然事隔万里，心中却有无名的沉重感。

这使我想起了祖国，仿五代词中的一首“相见欢”的词调，也试填一首，以表达心情:


相见欢《春怨》

春来却似深秋，风飕飕，寂寞寒月高照离人愁。
乡梓念，如渡有，何时休，总是无限惆怅在心头。


想到离家二十年了，自己也进入四十，即将走完青壮年，快近老年了，头发牙齿都已经脱落，尤其是牙齿，初到“东大”时候使人羡慕的洁白整齐的牙齿，现在已经脱落不少了。
现在是“一日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菜”，只管些不关重要的杂事了。

>>Po.1445071
（↑四十岁就开始牙齿脱落了，好像不太正常？是不是因为经常饿肚子导致的营养不良......战争对普通人造成的影响......）
（东大时期是18岁，还是个牙齿洁白健康的大学生[ ´ー`]）

在机电修配厂的工作及见闻


在工作中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的事。


如一个煤矿的电机被另一个煤矿的机械师偷了去，到机电厂修理时发现登记号和原电机性能不符合才知道；

刚修好的变压器，被别人接上大电炉烧坏了；

一个刚修好的电机，在路上运输时将轴摔弯不能用，而都怪修理的不好，电气部主任证明，煤矿才被迫承认；

一个煤矿的变电站因线路坏了，让“小偷”电钳工和电气工程师去修理，这位电气工程师摆架子，却被电钳工捉弄，出了洋相，使电站半小时不能工作，后来由总动力师干涉，才弄好；

煤矿空气压缩机坏了，由总动力师决定用未修好的电机临时顶替，挽救了煤矿的突然停工；

一个铁匠以普通钢打工具，偷换去高速钢而被副厂长发现，被迫交回了原材料；

钳工的欺骗行为；

试验电机时出过故障及不幸事件；

电钳工们自己制造扩音喇叭，烧开水用的电棒，以贱价出卖和换东西；

仓库管理员被迫偷梁换柱等等，时间虽短，却都可分为几段小记。

我的意外脱险


1946年冬，一个六十千瓦的大电机在绕线大修后，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把转子放在里面试验。
接上电源后，无论如何，在电气仪表上都不见指示针摆动。后来大家都弯腰去看绕线有无断裂处。我也弯腰去检查，站在电机对面，不知怎的，忽然电流通了，那个几十公斤重的转子，如同炮弹一样，突然从定子中射出，正对着我，我的两腿不知怎么的，一瞬间本能地放开，转子从两腿间穿过去，还跑了一米远。不仅我吓了一大跳，连电机周围的人脸都发白了。


自己看不到自己，想来也是神色大变了。

真是有点后怕，如果碰到两腿上，死了倒也算了，如不死，两腿断了，什么都不能干了，成了一个无用的残废，那会怎样呢？当时我的表现还镇静，周围的人都感到惊讶。但我内心产生不少的各种可怕的思想......真没有想到，一瞬间的偶然事态，竞能对人的一生起决定性作用。
类似这样的事，也还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给我的印象深，而且它的危险性使我好几天都不安心。

和厂长的冲突


1947年春，因为一个小电机的修理，和厂长发生了一次不大的冲突，也暴露了厂长的为人。


这是一个约两旺的的小电机，是食堂用的，一个轴又细又长，修了以后试验几次都有点缺陷，电气部主任也为之伤脑筋，决定重修。
有一次厂长问我，我说有缺点，还未找出原因，他问什么原因，我说，电气部主任也说不清，他粗暴地找到电气部主任，当着我们两个人的面，搬起那小电机往地下一摔，说，要你们这些饭桶做什么，索性让你们再修吧！
电气部主任脸色变白了，一句话也未说，低头走了。我生气了，我说，这样的厂长，不知叫什么东西才合适！他瞪了我一眼说，叫什么东西也是厂长。说罢走了。
我把电机搬起来一看，出头长轴全弯了，我去找副厂长兼机械部主任将这件事讲了，让拆开重修。


这个厂长也是和我一样的罪名被判刑的，第一批释放的。释放后任命为厂长，以前也是干这个工作。
有能力，但粗暴、主观任性、骄傲自大，喜欢人奉承。

副厂长问我说，厂内有个犯人工程师，犹太人，很会奉承人，是学电气的，和厂长配合得来，但对机械一窍不通，而又自作聪明，原来担任技术检查工长。但那个副厂长很不喜欢他的工作，尤其是性格，所以在正厂长回内地时，就把他撤职了，而让我代替了他。
厂长回来时，我已掌握了工作。但那个电气工程师犹太人，当时当了电机试验员，由于他不懂机械，有一次联轴节出了事故。现在可能又在厂长面前说我的坏话，想把我顶下去，自己重当技术检查工长。厂长这次借小电机发气，可能不是偶然的，是小题大做，给我脸看，要我今后注意。


我和莉沙谈起这事，她也是如此看，并建议，天暖时，最好离开他，离开这个厂。
我当时想，我已释放了，劳动营管理处对外已改为印塔基建局。当时已宣布，从1947年起，解除了“释放后的政治犯必须留在原地工作”的禁令，我们在极北方已整整呆了十年，有机会到内地去，还是最好，换换环境总会好一些。
唯一值得留恋的，是自己修缮的住房，自己是主人，到新地方不会轻易有这样的居住条件，但只要找到工作，住房也逐渐可以解决的。


因此，我们商量准备天稍暖时，即申请离开印塔，而且根据规定，还发给到自选地方的路费。

离开印塔到内地哪里？


到内地去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
第一，工业区，在那里可以找到适当的工作；
第二，能找到一个下车后的立足点，住下去，然后才有可能找工作。

经过打听询问，很快就解决了，我到了一个和我在一起工作过而和莉沙也很熟识的女人——安娜，她是和我同时释放的，她的女儿已从老家来找她，并在这里结了婚。
安娜和我们的罪名刑期都一样，是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那是个苏联最大的工业区之一，安娜有个亲姐姐，自己有一座住房，儿女们已成长，独立工作，可以作为我们下车后的立足点，住一些时候没有问题。经过同她事前的通信联系，征求了她姐姐的同意，她又给我们写了信，于是，我们可以带着地址，从印塔动身了。


我们在四月间，即天气已转暖的时候，写了申请，厂长乐意地签了字。我主动地离开了他，省得解职还要经过一些手续。
在干部处那里办了手续，算了账，加上一年两个月的休假，我们两个人从印塔到乌拉尔的路费、行李费、路途补助费，加上我们存的几个钱，一共有几千卢布。
我们又积累点食品、粮食，做了两个箱子。

这时，既有些不愉快的、前途茫茫的心情，也有些到新地方去，脱离了十年流落的地方，走向内地较好地方的愉快心情。


在1947年五一节以后，我和莉沙坐着从沃尔库特通向内地的火车，离开了印塔。

到乌拉尔路上的见闻


在我们走之前，有一个材料供应处的相识告诉我当时坐火车的危险性及要注意的地方，说战争刚结束，乱得很，要我们注意小心，我们感谢了他。


从印塔搭车，走了不久，就到了考口瓦。从沃尔库特开出的车只到这里。再往南去，就得转车。在那里下车后，遇见曾在农场工作过的一个相识。他现在在那里工作，我们住在他们家过了一夜。
第二天转车，到基洛夫，即我1937年曾在那里转牢的地方。这里是个大站，车站上坐满了等待转车的人。每次车来以前，票房门口挂出牌子。说明这趟车有几个座位。
我们等了一昼夜，也未转上车。没办法，只得按人家教的办法，私自找了一个铁路工作人员，一张票签字给五个卢布。我们两个人，多化了十个卢布，弄了两张卧辅转车票。算是转了车，可以到乌拉尔去了。


在这里听到一件在火车上打劫的事，是两个冒充军人，以检查护照为名，打劫了三个乘客。但由于乘客之中一是穿便衣的军官，所以到了一个大站，就被这个军人找到内务部门，破了案而抓住了。
另一件事是我们下车时，趁人正乱的时候，一个女人假装接另一个女人，相互拥抱，这时女旅客的背包就被割开，“接车”的女人也不见了。

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终于到达了乌拉尔的中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个很大的站和城市。
下车后，由莉沙在车站看着行李，我去打听安娜姐姐的住址，先去找她。

费了好长时间才算找到了。原来住在城边，住房倒不小，只是交通不便。
我将信交给了她，相识后，她欢迎我们去。然后我回到车站，私自找了一个拉东西的货车，多化了几个钱，连人、东西拉到了她家，算是找到了一个立脚点。
我打听了这里找工作的问题，她说，只要有专业知识，这里找工作没有问题，就是住房很紧张。但是，她那里可暂住，等什么时候找到房子再搬。他们家只有老两口，而房子却有三、四间。家里还有牛。我又想起了当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北方是必须离开的，而到这里还不知怎样，处处都要钱，即在安娜姐姐那里，吃的、连动一动都得花钱。

我有时也想到了祖国，一点好消息也没有，颇有些观感，也作了一首诗《到乌拉尔》：


北极流落正十年，九死一生尽艰难。
满腔惆怅别旧居，无限彷徨觅新园。
异域豺狼初敛迹，萧墙鬼蛇起狂澜。
只身漂泊几万里，故园望穿何日还。


住了两天之后，看到了安娜姐姐的为人，生活条件那样好的人，却是个贪财鬼，一心想在我们身上弄点东西。

我和莉沙商量，赶紧找工作，找工作之后，即令住单身宿舍或租别人的房都可以，但不能再在她家住。于是我便立刻开始找工作。


第一次试探工作的失败


我略为休息后，即到乌拉尔最大的一个工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干部处去试探工作。

我拿出了印塔的证明，是印塔基建局干部处的，证明我是那里的“机电修配厂的技术检查工长”及我的护照。干部处负责人看了答说，根据介绍信可以在厂内找到工作，但按护照情况，不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内落户口。
我问什么原因，他说，他可以公开地告诉我，这个护照是xxxx，即不能在首都，重大城市及边疆城市落户口，是根据内务部的内部规定，外人不知道。因此，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在本厂工作，而户口落到附近小城市，但上班不方便;第二，是到附近各区的小城市去找工作，并在那里落户口。
他说这里附近工厂很多，找工作无问题。我向他表示了谢意。

回来后，即和莉沙商量，决定到附近地方去，但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