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1444438
（↑[ ´ー`]再见了农场......好舍不得农场，结束农场部分之后我甚至有了错觉，以为自己已经摘抄完这本书了。真是整本书中最丰富的部分。）

印塔阶段
(1942年1月一1947年5月)


我们步行了两天一夜，夜间在一个小站休息了一下，到了一个新的劳动营-印塔，这是一个新煤矿区。


印塔概况


印塔在北纬六十六度，比北极圈南半度，还是属于极北方地区，与考其莫斯农场大致是平行的，这里也有树林，虽然不是那末大，但也有的地方没有树林，或较稀，不如农场那里普遍。可能是产煤地区的原因吧！但比沃尔库特，总还是好得多了。
偏北几十里，有本地科米人的一居民点叫上印塔，一个小河叫印塔，这个煤矿区因此定名叫印塔。1938年，从农场曾派了十几人组成的勘查队，据说是到印塔的，现在才经过两年多，这里已是两、三千人的煤矿区了。

印塔有煤可能是在沃尔库特煤矿开始后不久就发现的，它处在修建中的沃尔库特到科特拉斯大铁路附近。因此，这个煤矿区的开采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铁路正在加紧修建，我们经过一段树林，见那里已经砍出宽十来米，长得一眼望不不到头的空地带，可能就是将来铁路经过的路线。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德军进入苏联境内，一个战线就是对着乌克兰，而不久占据了苏联当时的煤区中心顿巴斯，因此，苏联加紧了这里的煤区及铁路建设。

劳动营情况


这里和农场完全不同了。


劳动营四周，除了靠河一边只有铁丝网外，其他三面都是用木板修建的围墙，上边还有铁丝，四角修建有高几米的岗楼，上边二十四小时都有站着持枪的岗哨。
只有一个出入口，有守卫岗及管出入的警卫。劳改犯在围墙内工作的不能出来，到外边劳动的一律编成队，除犯人任正副队长外，每队至少有两个武装警卫带枪跟着。
犯人工作时，划出一个圈，出圈就可以开枪，这示意给犯人，是在监督之下强制劳动。所以劳动时，除了自己带的一块面包外，不能找任何一点吃的。有些人由于工作性质，如马房的人，管理员及其他服务人员可以不排队，但须持有专门许可的出入证。只可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出入、行动。另外，还有通宵的，常住在圈外的出入证，这就自由得多了，这些是保卫部门专门发给的。


我们初到的1942年初，除卫生所、厨房、澡堂等服务部门外，犯人住的都是大帐篷。为了保温起见向地下挖一米多深，然后搭架子，将帐蓬固定上。帐蓬很宽，睡两行人，中间还有两米的通道，通铺分上下两层，中间两个大铁桶作炉子。

每天早晚两次，劳动营要点名，犯人们得站好队，由值班人点数，不对时，还要重点。上班、下班、出工，早晚都要点数，好象是看牛马牲畜群似的。


总之，无论在精神物质那一方面，这里都远不如农场了。我们到后不久，心上都罩上了忧郁的暗影。

可怕的1942年


上半年我们从比较稳定的农场到情况大不相同的印塔，遇到了严冬；又遇到了不利的年头，苏联卫国战争第一年最不利的时刻，这真是可怕的时刻。


在自然条件方面，这年雪大，风大，而且冷。
有的地方，雪堆成大堆；有的地方，风将路打成光滑滑的冰路，走不好就会摔跤。有时大风吹起来，眼也睁不开，树也要倒，帐蓬几乎要吹跑，在那里边真有点可怕，身上穿的棉袄几乎要吹透，吃那末点东西，连体温也维持不了。
这是自然条件。吃的方面也不如农场。


卫国战争中苏联节节失利，德军几个月就打到莫斯科附近，占领了基辅，哈尔科夫，列宁格勒被包围。
印塔原来的储备不多，人又增加了，而运输又接济不上，铁路还未修通，政府正自顾不暇，谁管劳动营？


犯人连黑面包有时也没有，而用包米面面包代轿，粮食很少，有时用黑麦整个煮，吃了一点也不消化，没有蔬菜，吃了咸鱼很想喝水，有些人到处去各种杂堆中找吃的东西，生的，不干净的，坏的，见什么吃什么。
因而开始是浮肿，拉肚、痢疾，以后，败血病，关节炎，贫血也都来了。其他如营养不良，消化不良，气管炎筹更不用说了


而劳动还得照常干。医生给假愈来愈严。有些人，不到不能走的程度不给假，因而病人急剧增加。医院住不下，也住不进去，只得腾出一个帐蓬作病房，以后又腾出一个，而药品也少，实际上是让你不上班躺着等日子，试验各人的抵抗力。
后来将两个帐蓬分为轻重两种病人，而进入重病帐蓬的，实际上是向死亡的过渡，已是失去抵抗能力，等着死而无力挣扎的人。

从二、三月起死亡的人逐渐加多，也不在“太平房”解剖了，只摆在那里等够一爬犁时往外拉，一次可拉十来个，只穿衬衣，脚上系一个小牌子，有个人名，生年，以作纪号就“报销了”。
开始还派人去挖坑，以后雪深了，地冻得深了，就在离劳动营不远的地方，挖点雪掩盖住就算了。
后来，在五、六月间，雪化了，露出成堆的尸首，才又挖大坑重新埋起了，据说死了的有几百人。

我也曾走到死亡的边缘。只是坚持做到了下面两点，才未死。

有个南斯拉夫人，1930年在莫斯科大牢告诫我说，在困难饥饿时要执行两个原则，一是一天三次饭要平均吃，宁可细嚼慢咽，饿着也不能一次吃下去，整天饿着；二是不能吃的东西，有害的东西，宁可不吃也不要乱吃，吃了不仅没有好处，而且有副作用，连一点点好东西也要赔进去。
所以，只是常饿着，无力，甚至走路时跌跤，但没有得各种病。所以，衰弱到“到头人”了，但还未倒下去。


有时想到本来判了五年刑已经倒霉了，现在已经满期，却又值战争，不能释放，而又到了死亡的边缘。
和我一起发来的一个少数民族，体壮如牛，不久前也死了。

想到这些地方，打心里悲叹地吟出下面几句，就叫《印塔厄运》吧！


阴云惨淡昼如宵，飞雪滚滚卷巨涛。
狂风呼啸围墙倒，林木摧折帐蓬摇。

枯稿匐匍战兢兢，披星戴月履坚冰。
终日茫茫饥寒加，未卜明朝是死生。

系身罗网无尽头，仰天长叹只悲愁。
印塔将是葬身处，白骨遗地谁人收?


第一首是外界，冬天白日实际也和夜间不分。
第二首人是在死亡边缘。
第三首是自己厄运，不知会怎样？


有一次，听说医院小灶的厨师是个中国人，违心地提着自己的小“讨饭筒”去要了一次东西吃。天黑了，人家也看不见了。到那里去，从小窗口里说明了来意。那个中国人望了我一眼，给我盛了一小筒菜及米饭说“给你点东西，以后不要再来了”。这真是一次伤心的乞求，我拿回去，分了一些给我邻近的人，以后再也不去了。不过，他以后也倒了霉，又遇见我，我却以德报怨，招待了他。他才为这件事对我道了歉。

但这也足以说明我已处于几乎是绝望的境地了。

我的初期劳动


从1942年初几个月，到印塔后一直在干一般劳动，编在一个队内，做些整理地面，平土堆，平坑，为基本建设作准备的工作。

劳动不算很重，每天早晨出去，中午不回去，只吃块黑面包。下午三、四点回去。

劳动时有两个警卫看守着。队长是从犯人中指定的，管具体分配工作，考核，上报。工作的好坏。完全靠他的估价和报告，我的性格直，能干就干，累了就休息，从不在他面前弄虚作假，吹牛拍马。有时也和他顶几句。
我队中另一个自称中国人的乌兹别克，却和猴子一样在他面前跳来跳去，虽然不干什么，却成了他的得意红人。因此他总是领第一等口粮，而我只能领到相当勉强的第三等。大多数人是第二等。
这样，我在队里是他不欢迎的人，第二，身体一天一天“得不偿失”地衰弱下去，因而工作，劳动效率及成果日益减退，有时坐下去休息一下，连起来都很费力，站着不想蹲下去，蹲着不想起来，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只是消耗时间，作最后的挣扎而已。
第三，因此精神上不仅不如在农场，而月日益衰退，情绪不振，真是在一天一天地计算日子，仿佛是等待末日的样子。总之一言难尽。

不幸中的幸运


也是命不该死，在四月的一天里，突然的来了一个对我是关键性的一个幸运的转变。


在清早排好队准备出工的时候，一个派工的人走来，向队长说了几句话，要两个劳动力弱的人去干别的工作。
队长毫不迟疑地叫我和另一个他不喜欢的犹太人出来，拨给那个派工的。派工的问了我们的“条款”(指什么罪名)，判刑期，说可以。我们就跟他走了。我当时想，反正是一个样，到那里肯定都是死路一条，到别处去，也许是死路，也许有活路，而且不去也不行，所以硬着头皮在那个人后边跟着去了。派工的说，先干几天试一下，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到什么地方，干什么。

走了半个小时，确实也是走不快。到了一个不大的单座木房旁边。
派工的说“我给你们找个好工作，只要好好干，老实干，吃喝都好，而且活也不重。”我们说：“没有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在那里将一堆木料截成半米长，劈开，搬到屋里，就是一天的活。
他去找了斧子，大锯。以后又到屋内找出了女佣人，向我们介绍了。并说，工作完后，在这里等他，他将把我们送回“圈里”，即劳动营里。他便走了。


出来的那个女佣人看到我们很惊讶，原来是老相识，也是从农场来的。
她向我们简单说了她如何到此地。和此地的情况。

这里是自由居民区，住了二、三十家，都是劳动营管理人员、干部。
她们有几个从农场来的人，在这里当佣人，也住在这里。主人去上班后，她就成了主人，任务是看门、买东西、作饭、洗衣服，吃住衣着都好，她当时即问我们大概很饿吧！给我们弄了些汤、菜、面包，先让我们坐在厨房里吃饱，又拿出烟，我不抽，犹太人抽了一阵，我们心里很高兴，几个月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了。而且，没有队长，又没有“狗”看守我们，可呼吸点自由空气。

和我一起来的犹太人叫李卜肯，原来在农场也是赶马车的，很熟识，脾气有点怪，和我很意气相投，也是队长不欢迎的人。我们彼此说，队长王八蛋把我们摔包袱摔出来了，也是我们命不该死，却遇到了这样的好地方。
他又抽起好烟来了，更是高兴得很。


到午饭后，“官长”回来了。我们的任务已完成了一大半。下午“官长”又去上班了。女佣人出来叫我们去吃饭，并说，一天就这么多活，不要干得太急，以后又给我们面包、烟，让带回去吃。
快下班时，派工的来了，带我们回去，交给门岗，并说，明天在这里等他来领我们去。我们回到帐蓬后，向大家讲了我们的“幸遇”，并给穷朋友们点面包和烟。

第二天，我们到另一家，还干周样的工作，虽然女佣人不是熟人，没有那样“招待”我们，但黑面包、烟，还是给的。
总之，已不是挨饿的那个样子了，已脱离了死亡的边缘。


这样，我们一连二十多天，挨门都走了一圈。
开始，派工的每天去领我们，以后只去领，不送了，让我们自已回去了。在这二十多天里，遇到了好几个从农场来的女佣人，我们的身体因此也大有好转，精神也好得多了。


走遍了一圈后，派工说，目前不要到各家去了，以后再说。
让我们两个到洗衣房去劈木柴，可作较长远的打算。

洗衣房主任是中国人，下面还有几个中国人，在那里没有好的吃，但黑面包还可以吃饱。
过了几天，我和李卜肯商量，在这里终非长久之计。一旦派工的换了人，或他改变了主意，我们又得回到原队，而很可能再走到死亡的边缘。我提出想到这里一个设计单位画图去。他呢，再想办法。我向洗衣房主任中国人要了纸笔，写了个申请书，准备交给派工的。
我写后，那个中国人看见了，大为惊讶，说，未想到我有这一套写“毛子字”(俄文的)的本领。他劝我说，不要到设计单位去，每天爬到桌子上，只吃一块面包，还得饿着。不如到洗衣房来，大家都是自己人，好的不敢说，保管吃得饱，在屋里，不冷。
我问他，我不会洗衣服，能干什么。他说，不让我这个人洗衣服，只要我替他管帐，收发衣服，还可学学熨衣服。他正缺这样的助手。

他说，只要我同意，他和派工的说就成，通行证也由他办，可不回“圈里”。
我同意了，但我说我的搭手是个裁缝，不知能否在这里自由居民区找到工作，不然，我一个人有事了，把他丢掉不好。
那个中国人主任说，没问题，这里有裁缝铺，他也可以向派工的说。李卜肯同意了。
果然，两天之后，两个通行证都办好了。我从“圈里”搬出来住到洗衣房，李卜肯每天到裁缝铺工作，但仍住在“圈里”。

从此，才自由多了，也没有回到死亡的边缘的危险了。李卜肯在哪里也可有“额外收入”，面包和烟都能解决了。


这对我在以后直到1946年初释放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使我度过了可怕的1942年上半年，而且以后将及四年可怕的劳动营生活中，保证了衣食住而比较顺利地过来了。生命真是如儿戏，生死的命运，在预料不到的时刻，竞能不知不觉中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谓人命在天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和李卜肯都一直在各自的单位，工作到释放为止。
坏事变为好事。那个队长无意中送我们走上了生路。而他在两年后，却又有求于我。

自由居民区的洗衣房


自由居民区，是在劳动营外边，印塔河岸的一片地方，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其中大部分为劳动营管理人员及家属，小部分为一般自由居民服务人员，分居于单家住宅及小型家属宿舍。

其他理发、洗衣、澡堂、饭堂、缝衣铺、设计所、化学试验室、面包房、医院、药房和劳动营管理局，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样样都有。

在我在那里的五年多时间内，每年都有扩建，以后独立成印塔劳动营管理处。
随着煤矿建设，修通铁路，更建了发电厂、机电修配厂、俱乐部、营房、仓库、磨房、汽车库、农场、学校、运动场，最后成立了市镇行政机构、民事局、国家银行支行等，对外成为正式行政单位——印塔建设局。


当时的各种生产服务单位，除商店外，其他都是犯人在那里工作，亦有犯人及自由居民混合共同工作的。但在自由居民区工作的犯人，却有自由活动的机会，一种是住在“圈内”有出入通行证，可自由出入行动的占多数。少数人还有全日通行证，长期住在居民区，几乎和居民有相同的自由活动范围，只是政治上受限制，还是犯人。
但和自由居民自由来往，而且多少可以取得一些“定量”以外的收入，食、衣、住都比较好，尤其是几乎不受劳动营的各种约束。


洗衣房内除一个熨衣服的俄国女人外，主任及助手、四个洗衣服的、一个管澡堂的、一个守夜的，都是中国人。


主任叫李廷甫，由东人，多年住在海参崴，三十多岁，就是他让我到洗衣房工作的。
他俄文说得很流利，但识字很少，流氓地痞性格，又有点江湖义气，是个吹牛拍马，投机倒把，无所不干，无所不能的人。也很能干活，洗、熨、劈柴、打水做饭、样样都会，但就是不干，因为是主任。
吃穿讲究，抽烟。
对上级低声下气，把头头们拍得很周到，大家都称他马屁精，所以他办什么事都不难。能弄些吃的，穿的，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和居民也有搞的。

其他几个中国人，除一人是奉天省人外，其余都是山东人，多是从海参崴来的，“条款”是社会危害分子、危险分子，大部分是1938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政府为要消除在海参崴的中国人而逮捕的，判刑八至十年不等。


那个奉天人，原是学生，后来参加了抗日，因想逃脱日本人的压迫，跑到苏联，被判侦探罪十五年。据说，有这种罪名的人，根本不能领出入证到“圈外”工作的，是特殊情况才批准的。

洗衣房附设一个小澡堂是用大锅炉烧水的。每周开几次。
大人物多在晚上洗，有专门规定。

洗衣房、澡堂的服务对象是自由居民区及所在的服务单位，还有警卫处的全体警卫士兵及头头们。所以，居民个人及家属洗衣服的数量不太大，但要求高。
大多数的衣服是来自警卫部门、医院、面包房。此外还有理发店、食堂、商店等。每月有上万件左右的衣服。因此，从这些服务部门也可弄些东西吃，特别是面包可以足够吃的。

我的工作


开始到洗衣房后，我管收发衣服，建立帐目，开工营单，晾晒衣服。冬天在屋内烧炉子，夏天在露天。
空闲时间是帮助熨衣服。我算是学到了一点技术。
以后又学会了上蓝色，加漂粉，熨西服及洗高级衣服的本领。


几个月后，大概到了秋天，李廷甫所做的那些坏事终于到了不能再掩盖的程度，因而被警卫部门没收了通行证，赶回“围圈内”被派到大队中于一般工作。
警卫部门说我老实，让我当了洗衣房主任，从此我和外边单位开始直接发生关系。因而也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包括劳动营内及自由居民间的各种关系。

我没有李廷甫那样大的神通，不能弄许多意外的、非正门的东西，如吃的、穿的、钱，但由于我安分守已的工作作风，俭朴节约的生活习惯，在我将及四年的时间内，也过得去了，而且也没有感到饥饿寒冷。
当然在工作中，遇到了许多困难，经过了一些波折，也发生过事故。


1944年起，由于劳动营的扩大，居民区划归管理处的行政福利部管理，行政福利部设立了由自由居民担任的部长，部下设立了房产科、澡堂、洗衣房由房产科领导。那里都是犯人，科长是我从绍儿北来时同一批的乌克兰人，原来是区党部的负责人，所以对事情也有所帮助。
我的全日通行证，从1942年办理后，虽然经过了一些机构的改组，但一直继续延期或换发，始终没有间断过，一直到我被释放为止，我都住在洗衣房内。以后我自己修缮了一间房，释放后我才搬进去，这是后话了。
在洗衣房内住，一直是稳定的，而且相对说是很自由的。是不自由的劳动改造中的自由犯人。在和自由居民及警卫人员的接触中，没有感到什么压力。这是劳动改造环境中很难得的机会。

洗衣房中一个骨干助手，中国人，名叫范文，是山东掖县人，原在海参崴做生意，为人很忠实、能干，责任心强，记忆力很好，但据他说，就是不能读书。他父亲花了不少钱给他买文房四宝，请先生，但什么书也读不进，而且经常有病，一直到十六岁，父亲真没有办法，让他去商店当学徒，这一下什么都好了。他现在只会写自己的姓名，别的，斗大的字认不了三担。


李廷甫在时，主要工作靠他，李只会自吹自擂，对他从不触犯，他有时和李廷甫吵，李也不和他争。

他还送李廷甫一个外号叫"大茶壶”，据说是旧社会妓女院中当差的。李也无所谓。


我接了澡堂洗衣房工作以后，他仍然是做以前的工作，对于我，他是很好的助手。
他被判刑期八年，是社会有害分子。我未到前，他即在那里，1946年我被释放后，他仍在那里。一直到1946年秋天刑满了，释放了，他才离开那里。

印塔的建设


从1942年夏，印塔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从劳动营所在地起，分别在北方的荒地水草上建设公路，通向未来的火车站，仓库二、三煤矿区，本区煤矿。
工程是比较大的，成千的人，分成十几队，每天早出晚归，一一直进行了几个月，到冬天才大致修通。

接着三个矿区同时开始基建，1943年开始了热电站的建设，以后又开始修建办公大楼，居民住宅，规模较大的俱乐部及电影院，体育场，机电修配厂，国家银行支行，学校，广播站。到1945年，已经成为象样的城镇了。


由于释放的犯人暂时不让到内地去，有些犯人尚未释放，所以人才济济，什么样的人都有，以前没有展开工作时，都在干一般活，谁也干不出什么，所以“英雄无用武之地”。

以后基本建设开展，煤矿开始出煤，发电厂开始发电了，人物也来了。如原来在澡堂中给人送水的一个列宁格勒电站的工程师，后来被提为总动力师，基建设计工程师，建造了可以说是较先进的俱乐部。
热电站站长，厂长，工程师，也都出来了，乐队，球队也组织起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印塔的反应


1942年秋，前线战事紧张，在印塔开始第一批征兵。


这里自由居民被征的不多，因为原来人就不多，有一家父子二人同时被征了，经过几年，父亲回来了，因为他走时已四十多岁了，是担任后勤，没有死，而儿子却被打死了。
另一部分是从犯人中，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中抽了些身体好的，但据说是参加敢死队，将功赎罪，实际上是放在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有的人高兴，因为释放了；有的人不高兴，因为死的可能性很大。
有的原是军人。因为在军队上犯法判刑，这时也释放重新参军。如福利部门有个会计，原在芬兰战争中当过飞机驾驶员，因误射击了自己的部队被判十年劳改，只呆了两年多就又去参军了。


但是，由于国家要煤，在1943年即宣布印塔为国防企业，不再征兵，以便尽快地供应国家的战争物资——煤。

这样，在这里的男人和青年女人，成了个安乐的避风港了。

来了一大批新犯人1942年秋，正当印塔基本建设紧张开始的时候，来了一大批成千的新犯人，而且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二十至三十岁的。其中大多数是男人，少数是青年女人。以后他们被命名为“十二月法令犯人”。
十二月法令，是1941年冬，德国军队进攻到莫斯科时，苏联政府发布的，军事时期加强劳动管理的，凡是不服从军事劳动，违反劳动纪律的，如迟到早退半个小时以上，无故旷工的，一律判处劳动改造五年。这个命令发布后，雷厉执行，很多人在几天之内就都被判五年刑期，成千地送到北方，当然还有的送到别的地方。

他们有些人，到了印塔后，还说是在梦中，没有梦想到因为这样的事，会被送到这里来成了犯人。


从美国来的东西


从1943年起，美国的东西开始到达印塔。

据说，有的地方到了汽车。而此地来的主要是食物。


这些东西是经过船运到苏联北方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才转运到印塔，当然，还有其他的地方。

大批的东西补充了我们，特别是自由居民的供应。如加拿大的白面，美国的猪肉罐头，其他还有午餐肉、鸡肉、人造黄油、黄油、鸡蛋粉、奶粉、糖，几乎满了主要的厨仓。我们在自由居民区，也有机会从私人手中商店里、食堂里分享一些食用。

这样一直继续了二、三年。

来了一批军事犯人


1945年冬，在卫国战争结束后，一批军事犯人忽然到达印塔。据他们自己说，是从德国境内的苏军队伍中来的。


苏军进入德国境内后，为了报复德军在苏联境内的暴行，也开始抢劫，任意掠夺东西，从设备、食品直到私人的衣服、手表等，和美国军队会师后，美国曾提出苏军军纪不好，苏军统帅后来下令禁止，同时即对外出的士兵下级军官进行检查，凡身上带有衣服、手表、首饰的，一律予以拘留，几天之内，在柏林及其他城市抓了一批人，后来把他们送到火车上，宣布劳动改造刑期五年、八年、十年不等，并立即运送到北方来，其中一部分到了印塔。


开始他们以为要把他们遣返原籍，强迫提前复员，后来宣布了刑期，他们简直莫名其妙。前几天一点事也没有，后来忽然成了罪犯。
有些人还在军装里边穿着便衣，他们到印塔后，都贱价地换成面包和烟米吃和吸了。


这是我看到的，主要由于我和自由居民接触较多，也听到了一些报纸上未登载的或只提过而未详载的故事。

莫斯科附近的大战


1941年冬，德军进到莫斯科附近，仅只半年时间，德军占领了大部分的乌克兰，全部白俄罗斯，而且逼近莫斯科，可算是气焰很高，速度很快，虽然他们原来的闪电战计划未能实现，


1943年到印塔参加警卫队的有一个青年，他因送衣服到洗衣房去，很快和我们熟识了。
他是1940年夏某十年制中学毕业生，以优等生的成绩，考入了巴乌曼机器制造学院，这是苏联第一流的大学。1941年秋，学院开学后，因战争紧张，而且德军进攻的目的，显然是针对莫斯科的，所以各大学一二年级学生都开始军事训练，冬天，在德军逼近莫斯科时，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也都动员上前线了。

他也应征参战了，大学也不能读了，这也是大战打断了他和其他成万人的学习。

参战后，他腿上中弹受伤，伤好后，德军也被打退了。这使德军的作战计划受了大的挫败。但他因伤及眼睛近视，被送回大后方，随其他几个人到了印塔。


他曾讲到当时战争的紧张情况，莫斯科凡是可以参战的，都进入了战壕，在冰天雪地中，终于以不小的牺牲，把德军打败了，他们的损失也很大。当然，冰雪、寒冷也帮助了苏军。


列宁格勒被围的困难


德军开始进攻苏联不久，只二，三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列宁格勒，而且德军冲锋的坦克曾一度进了城但以后列宁格勒能参战的人员，都参加了战斗，用短兵、巷战的老战斗法，把德军先遗部队打出城外，但他们还是把列宁格勒包围起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城内自来水，下水道没有用了，粮食奇缺，每人定量愈来愈少，后来降到四两，狗、猫都不见了，人开始饿死，而且愈来愈多了。

印塔劳动营副长官的妻子，一个年已三十来岁的女人，带着自己的女儿（才五、六岁）冒着德军飞机的袭击和投弹，在一个严冬夜里，坐着爬犁，经过唯一尚可过去的德军包围圈，越过拉多加湖，曲曲折折地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了。
她回忆了艰难的被围生活及列宁格勒居民的遭遇。她自己说，她是借军属的有利条件才跑出来的。大多数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乡间男人的缺乏


战争开始后，征兵入伍的范围愈来愈大，到1943--1944年，据说，从十九岁以上直到五十岁的男人都被征兵去乡间只看到老头、小孩，青壮年男子完全不见了，五十以下的人，也很少见。什么工作都是女人干了。轻残废的退伍军人，已经成为难得的宝贝了。


大歌唱家的遭遇


1945年初，恰在印塔大俱乐部建成的时候，正需要一个艺术家来领导工作时，恰恰从内地发往沃尔库特的一批犯人中有一个大歌唱家。
印塔管理处不知怎么知道了，采取了措施，抽出了他的案件，弄到这里来了。

这是列宁格勒的两个名歌唱家之一，名叫毕奇考夫斯基。


战前，在广播中常播送他的歌唱，所以很著名。1941年战争开始时，他在列宁格勒郊区巡回演出，德军进攻列宁格勒，包围了城市，他和其他几个演唱员未能回来，沦陷在占领区。德军曾让他在那里演唱过，因此，在德军败退后，他以背叛祖国罪被判了十年劳动改造，被发送到极北方来。

他到后，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让他当俱乐部艺术指导，给他安排了一个单身住房，配上一个服务女人，吃穿都有较好的条件，比一般自由居民还好些。他按照列宁格勒大戏院的水平，来组织、设计和布置俱乐部的工作，建立乐队，安排服装、布景、音乐晚会，还邀请了沃尔库特的小歌剧团到这里演出。他自己也曾演过儿次独唱，确实是与众不同。有一次他唱了几首歌后，还故意说了几句牢骚话。
一个人沦陷于占领区而判刑，是个不幸，判刑后而有这样的待遇，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不然，还不知是怎样的命运呢！

劳动营中的几件事


我在这个劳动营中看到的经过的事，比起农场真是多种多样的。择几件突出的事，略提一下：


“私人门路比部长还灵”

这本来是社会不正常和作风中常见的事。但在劳动营中却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当然不是在某些方面，几乎在所有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
如有一次一个副长官的孩子病了，到处找不到汽车，而当他到了车库门口正无办法时，却看到一辆空汽车过来了，他打招呼，司机理也不理，车飞驰过去了，他一看，是食品商店售货员抱着孩子坐在汽车里上医院去了。他只得叹道:“私人门路真厉害！”


“公开的秘密”

有一次调度找汽车找不到，在面包房门口发现一辆车正拉面，看路单上没有拉面的任务。调度大发脾气，司机说，面包房主任请他拉的，主任说，他请司机临时帮帮忙。调度说，是主任有副漂亮的面孔，一说就行了吗？还不是他有东西！调度说，这是“公开的秘密!”司机说:“知道就是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有一次警卫部门巡逻人员想吃蘑菇，他们二人拿了半筐到洗衣房让给他们炒食。
我们问他们从那里采来的。他们说，有两个犯人，带着通行证，借口有事，跑到对岸树林里采蘑菇，遇见了他们。他们说犯人违法，不应该去树林。犯人怕了，送给他们，并请求说，下次不敢了，只要不没收他们的通行证就行。

大贪污案的审判

磨坊主任因贪污再次被逮捕了，他原是犯人，很有点贪污本领，自己吃还给别人吃，这是公开的事，许多人都知道。
但审判他时，去了不少的人，其中包括揭发他的人，也是给过东西的人。
但除了当场抓住的一袋面以外，他什么都不承认，他公开说“我给过很多人东西，但除了当事人（他是受东西的人）以外，从来无第三者（即无证人）因此不能构成判罪的根据，我不怕。”
他反问揭发他的人“是不是因为他给的东西少了，现在才揭发他？”大家都没有话说。


大盗窃案

在印塔几年中，那末小的市镇内连年发生过许多次的大小盗窃案，还有些未遂的，在洗衣房内也发生过一次未遂小盗窃案，其中有一次大盗窃案是印塔副长官之家被盗，是有组织地进行的。

在一天晚上，俱乐部正在演节目，他们全家四口人都去看了，只留一个保姆在家看门。保姆接到电话说，要她马上去找副长官到管理处有要事。在她到俱乐部去找人时，前后不到二十分钟时间，家中被盗一空，而且及时用汽车拉出去，穿过有站岗的地方，不知去向。
在印塔，只有几条街，几家住户，几部汽车，他们居然干得这么“干净”，真是了不起的。而且这个案子很久没有破获。


凶杀案连年

也有几次凶杀案，大部分是因为男女关系。有一次，一个转业军人，在印塔结了婚，不到二年，用斧子将妻子杀死，剁成几块，埋在雪中，而自己反而到妻子单位来找人。后来被发现，逮捕了他。在公开审判中，他态度坦然自若地说:“是为人除害”。他说，印塔女人少，他和她离婚后，她会很快再找别人。而又使别人受欺负。后宣判他死刑，要他上诉，他却不干，说死就死，他也不想活下去了。最后，由辩护人替他写了上诉书，改为劳改十年。据说，因战争影响，人死的多了，尽可能不判死刑。


以上是几件大事，其余小一点的，如走后门，乱搞男女关系，投机倒把，利用职权，一般偷盗，则更是不胜枚举，也没有叙述的必要。这和当时的战时及战后情况有密切关系。

>>Po.1445039
（↑。很眼熟的境况，一百年前的事，现在仍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