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主轴缘扣差错


有一次接晚班，一种备件“主轴”最后车缘扣工序，在我进行样品验收时，发现螺纹环规只进两三扣就进不去了，在测量内外直径，螺纹宽(方缘扣)时，也未发现错误，但在测量全缘扣十几扣的总长时，发现有点积累误差。


我开始怀疑是否挂轮有错误。据说，上一班已干了一整班，有十几个已验收。我打开成品库，一看，一批都是那样的。我即命令停止工作，寻找原因。并立即派人到上一班技术检查工长家，将他叫来车间，向他指出这些情况。他说，因为是旧工作，他只试了两三扣后就不再试了。

我建议检查挂轮。一看，原来机修时，钳工把一个挂轮齿数为127的，车英制缘扣的位置和125齿车英制缘扣的位置颠倒了，因差别过小，所以误差很小，未能发觉，幸而我们班长发现了，不然就可能造成大批废品。

这件事使我以后更小心了。


这件事由于我的警惕才发现了。以前有一次因为我对一个小塞规未作仔细检查，上边有个小疤未发现，造成了一小批(约十几个)齿轮废品。因此对我、工段长及检查员都扣了一点工资，作为赔偿损失。
这是一件小事，但使我在检查工作中吸取教训，时时提醒我小心注意。


忽然有人请我吃喝


在金工车间外边附设了一个不大的热处理工程，那里有两个炉子，零件特别是齿轮备件的热处理工序都在那里进行，如淬火、渗碳、退火等，而验收是由检查工长自己担任的。

有一次忽然那里的热处理工约请我和他一起在休息时间吃东西，他买了香肠，还有酒。我不吃，又说不会喝酒。结果我吃我的，但他硬给我一些香肠，便过去了。又隔了两天，他又来一次，我借口有事，没有去。
后来又过了几天，他才拿出他前几天热处理过而质量不合格的九个齿轮让我降低条件验收。我才联想到他请我吃喝是有原因的，有目的的。我说，这些不至于报废，但可返修，再进行一次执处理。我还告诉他怎样返修。我也将这事告诉了另一个检查工长及站长，但说的倒不是请吃喝的事，而是返修的要求。

草图事件


有一次，车间生产任务中有一个零件要大批粗加工，一时未找到图纸，车间副主任说他记得尺寸，便作了个草图。我迫使他签字，不然就不准生产。他不耐烦地签了字。
下一班又生产了一小批。第二天从计划部门找到了图纸，一核对那草图的一个尺寸短了，使这批零件成了废品。副主任只好收回了草图烧掉，将粗加工的零件从半成品仓库中取出，改作别的。


车间工艺师说，根据他的经验，车间生产时要坚持两个原则，
第一，不要凭记忆力，一切按现成文件、图纸办事，
第二，一切经过正式手续，应该签字的，都要即时签字，不能说空话。

归纳成两句话：“不要凭记忆工作，不要相信任何人。”

和车问主任的一次吵架


有一次月末，斜齿轮备件生产数量很大，但由于检查人员的疏忽，有一部分备件需要稍为返修才算成品而未返修。


这时我正在当班。车间主任因为我过去和他顶过嘴，他想借机报复，在车间内大吵，并说，技术检查人员阻碍生产，他要赶我出去。我开始向他说明，他反以为我没理了，更加吵得厉害。后来，我的火气来了，和他大声对吵，并说他无权赶我们走。
我继续要技术检查员严格检查，不作任何技术上的让步，并派一个技术员站在门口发货的地方，又告诉门岗，严格检查发出的成品，无技术检查的盖章及签字不放任何备件出去。我对车间主任说：“你有多大本领，都使出来吧！”说完，我就愤然返回检查站。
我们吵时，车间的机床都停了，工人都看着我们吵。


后来，总工长约我到车间主任办公室去，说他请我有事商量。
我拒绝了，说，我有事找他时，我去他那里，他有事找我，让他到检查站来。
总工长说，他是车间主任嘛！我说，让他对工段长们作威作福耍脾气吧！我无责任听他那一套。
总工长没法，回去了。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嘻皮笑脸地来了，好象没有吵过架似的，说要找我商量怎么办。
我说，昨天怎么样，今天还是照样办，没什么可商量的。
他看我的气未消，说，我们俄国人的规矩：“谁要记旧事，就不能在地上活着。”我说，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谁要不记旧事，他就不能作人。”
他笑着说，你来俄国这样久了，应该按俄国人的规矩办事。我说，我是中国人，还是按中国规矩办事。
他说，有问题还是得谈。我觉得，冤宜解不宜结，以后还得在一起工作，他既已不咎既往，改变态度，只能迎着他，我们开始谈问题了。


这次的教训是，对俄国人不能软，他们欺软怕硬。以后很长时间，他都不敢再发脾气了。

厂长是个什么人


我到那里不久，来了个新厂长，家属未来，只有一个人。


这人平时不糊涂，就是好喝酒。厂门前有个小卖店，他来来往往一杯酒，有时吃点东西，有时只用小手巾一擦嘴。这是白酒，啤酒更是当茶水喝。
为了省事，他每月两次领工资后，即交给小卖店二百个卢布，由小卖店自己记帐，每月两次，多退少补。


他到任后，厂里的生产秩序并无起色，前松后紧，更为厉害，每月二十至二十五日以后无星期日，月初串休，这已成为习惯。煤炭部及职工会虽然禁止这些做，但他还是照样干。有一次恰在月末，副部长到工厂来视察，他的串休布告有一张被单身宿舍揭去，报告了副部长，受到了一次大批评。

有一次产品不合格，他硬要发出去，技术检查处不签字，他自己签字那个处长，即我进厂时接纳我工作的那个人，是个正派人，本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借口说，和平时期已到要回到列宁格勒原厂工作，而辞职了。
厂长向部长报告，提出将原副处长提为检查处长。这个人是唯厂长之命是从的。

他凡事甩手，但一年内却出现两件不利于他的事。一是厂生产的鼓风机未带电机，被其他单位告了个“产品不配套”。一是为某矿生产的一个斗车发生事故，被告到法院，罚了款。

新技术检查处长的吹毛求疵


新处长不仅对厂长唯命是从，拍马奉迎，而对下边的人，也要求对他奉承。


这和原来那个处长大不相同，我的性格也不会这样，他就吹毛求疵，常想找我的差错，我当然也格外小心。
有一次，因为我帮助车间调整滚螺机工作，而有几个零件未来得及进行巡回检查，他就召集车间全体技术检查人员开会，借这件事对我批评，说调整机床是车间生产人员的责任，我们不该插手。
我说，未及时检查零件是我未尽到责任，今后将注意；但说不应参加调整机床，而将生产和检查截然分开，我却不同意。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关心生产，防止废品于前？
这些话使他很不高兴。最后他说我不尊重领导，会议不欢而散。
一个检查员劝我说，要注意，这个处长不比前处长，要防他报复。


但在1948年十月革命节时，他居然提出给我二百卢布的奖金，而另一个检查长和站长却没有给，说我工作有成绩，并帮助了量具检查室的工作。据说车间主任也曾提出，虽然我同他顶过，但在生产上我却帮助车间办了一些事。


以后，这个处长似乎对我缓和了。

战后苏联提高产品质量的运动及措施

1948年，战后的生产及经验获得了恢复，所以政府提出提高产品质量的运动及措施，除发布指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夏天，煤炭部派来了一个检查组，进行工厂的生产质量检查。
方法是，任意选取几百已装配好待运的皮带运输机，除焊接件外，进行全部拆卸，然后按技术要求及图纸进行零件检查，以后再进行重装，对各种零件进行互配以检验其互换性。

在检查中发现了一百多处不合格的地方，并让厂领导、车间主任、技术检查人员在场自己看。事后，列出了问题及改进要求，作为今后改进的方向。


废除技术检查专业人员及制度的尝试

在乌拉尔地区有一个厂，曾在1948年提出废除专业技术检查人员及制度，完全由工厂、工段长等生产人员自行检查，据说，很有成绩。
我厂曾派了几个人去学习，如何实行完全在自觉基础上建立自检的新的生产秩序。开始说得很好。在我厂正在准备照办的时候，第二次考察一些具体作法及经验时，却发现该厂已恢复了技术检查专业人员的制度，这是根据上级命令做的，因为使用该厂产品的单位纷纷反映说，质量下降了。

大家提出，在当时的觉悟水平、计件工资、奖金制度等条件下，行动上的自觉和口头上的说法之间还有很大的矛盾。


计件工资与定额的根本矛盾

苏联工厂内除行政领导、管理服务及技术人员外，工人基本上都是计件工资制。当然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也有一定关系，前者是从后者演变出来的。

工资等级是很多年以前制定的，即八级中每一级工每小时的估价，折合成卢布数目。而根据当时的工资水平及物价比例，计件工人为了达到适当的工资数目，必须完成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才行。这就形成工资和定额的根本矛盾。
而定额是根据工艺及操作规程定出的。所以，工艺、定额工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工段长和车间领导，常常需要采取各种临时措施，以调整、增加工人的工资。完成计划，但挣不到钱，就成了公开的说法了。当时曾提出改革办法，但一直未能实现，而且以后一段时间也未实现。

和厂工艺处工艺师的一次冲突


1948年，我对厂内车间生产基本熟悉以后，有时进而想较深入了解一些技术问题。有一次，在图纸上看到一个技术条件说齿轮啮合系统r=0，我不懂齿轮啮合原理，就问常到车间去的一个工艺师。这个工艺师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毕业的，但常常到车间指手划脚，还搞些工卡具改革，穿得很神气，说话更神气，象是颇有威信的技术人员。
但他对我的答复却是“你是技术检查人员，知道怎样用样板及卡尺检查零件的尺寸，符合图纸要求就行了，用不着知道设计上的东西。”
我说：“我是工长，不知道这些很不好，而且也不能答复别人的提问。”他有点不耐烦，说别人更不需要这些东西。当时我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和他分开了。

以后我决定弄懂这个问题，并了解齿轮的一些基本知识。我就利用业余时间，跑图书馆、书店，到处搜罗有关齿轮及齿轮加工机床的书，不管懂不懂，顺着看下卡，还常到滚齿机上去看。
过了一两月的时间，对齿轮略有了解，而且有一次看到了代号r=0及其他代号的解释，觉得非常明白，看了几遍就完全理解了。这时心里非常高兴，原来不是什么奥妙不得了的东西，同时准备对那个工艺师作报复性的将军，出一下我的气，我将这个想法告诉我班里的检查员。


真是，事有凑巧，不几天那位工艺师来车间了，还是陪着总工艺师来的，他更显得神气。我即刻找到了那张图纸，拿到他面前，他正在那里向总工艺师指手划脚地讲什么。我又问他那个问题，他依然还是那样答复。
我当即郑重其事地对总工艺师讲了事情的经过，并向他说，请他问这位工艺师不回答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说可能有两个：一是他懂得，但不让别人懂，借以作自己的资本；二是他自己并不懂，但不愿在别人面前丢脸，而假装懂得。我现在请问，如果是第一个原因，那我现在已经懂了，如果是第二个原因，我可以向他解释，我不怕别人懂得我懂的东西。
那个工艺师脖脸都红了。总工艺师看到这个样子对工艺师说，车间提出什么问题，应该答复。对我说，想弄清问题很好，还有其他问题没有？我说就是想弄清这个问题。

以后他们走了，那位工艺师再也不来车间了。

尽可能钻研技术


我到工厂后，曾挤时间努力看一些技术书籍。


但在1947年内，因生活困难，未能多看，收获也很少。
从1948年春起，我积极看各种书，还和该区唯一的小书店挂上了钩，买了一点书。
后来又参加了厂内组织的技术夜校，但去了几次，费力大，收效小，于是我决定自己看书，但没有一定的计划和安排，见到可看的书就看，如工艺师手册，以后为了齿轮啮合问题，我曾集中地看了些这方面的书，经过一段时间，具备了基本知识，以后我又集中力量了解滚齿机的工作原理、构造、调整及加工工具滚齿刀的结构。和那个工艺师的矛盾，给予我很大的推动力。
我作为技术检查工长，还有有利条件，可以了解各种机床、量具检验室及其他工艺规程等。几个工段长，都是从工人提拔起来的，有实践经验，但没有技术知识。我帮助他们，他们也帮助我。特别是那个切齿工段长，尤其是在下述事发生后。

一次成效--发现滚齿机说明书的错误


1948年秋，厂里接收了一批齿轮备件订货，是模数8，直径在400毫米以上，宽100以上，45斜齿。原厂内有的“共青团”滚齿机是满负荷的，过去作的都比这个小。


第一批二十个毛坯，作为试制品。机械加工后，滚齿时一连废了两、三个。
厂内各领导车间的总工艺师、设计师、机械师、主任、工长几个人，每天“会诊”认为是机器磨损了，需进行大修。修了再试，还是废品。又更换了油，重磨了滚齿刀，但依然是废品。各种猜想和方法都用遍了，还是废品，两个月内，试了十几个都是废品，而且问题都是一样，就是成不了渐开浅齿形。

我也在观察，并和切齿工段长研究，据他说，可能是挂轮中的差动装量有问题。我于是拿机床说明书，按计算公式进行差动装量挂轮的验算，我回家后，吃了饭，一直算到夜里一、两点钟，才发现说明书中，模数8，斜45的四个齿轮中，有一个应该是64齿，而说明书中是62齿。我又仔细核对几次，还是如此。

我认为发现了说明书的错误，心里很高兴。但头脑已疲倦极了，勉强睡了一下，五点钟就醒了。我提前到厂，夜班切齿工还在工作，但这个零件未加工，因为只剩下三个毛坯了，没有领导在厂，她一个人不敢干。我向她说明情况，她很相信我，即按说明书配的挂轮差动装量中62齿，换成64齿，装上一个新主坯，开始切削。到十一点，自班开始时，已经进刀有四十多毫米，而且齿形很正常。


车间主任一看，大为惊奇，即刻打电话，找来了原来参加“会诊”的各技术领导人，报告试制成功及原因。
大家也都很高兴。一直到上午休息时，第一个零件切成了齿。


这使我很高兴，从此，自己钻研技术的信心也更足了。

初步认识仪表

从1948年起，我在白班工作时，还常到附设在金工车间内的，属于技术检查处领导的量具检验室，那里有两个女检查员，她们的任务是定期地检查金工车间工具室的量具，如塞规、长规、角规等。
我在那里了解了标准量具，约翰逊块规精密游标卡尺，硬度测量仪及测定、检骏量具方法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仪表。

过去在北方没有见过，在伊万诺夫时也没有机会见到，而只在书本上看到。这也算长了一点实践知识。


军工生产的准备

1948年秋，可能苏联政府感到英、美对苏政策开始强硬化，可能有新的战争危险，曾下令各工厂，凡是过去生产过军工产品的，要将生产技术准备工作来一个总检查，并准备随时投产。
这件事由工艺处和技术检查处负责。工艺处检查了全部生产卡片、工艺过程及图纸。技术检查处复查了各种量具、样本、标准量具。

这时我才知道所谓大批生产的零件“1”是火箭炮“喀秋莎”炮弹头。而装配则是在军工厂进行的。

（↑[ ﾟ∀。]现在看来好像工作稳定，一切太平，不过......）

第三次被捕经过


未实现的回国意图


1949年春，中国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三大战役后，已在准备渡江南下，攻占南京。我的回国意图又复活了。准备向苏联政府机关写申请。

这件事我先向莉沙提出，她表示，虽然在她个人的心里，不愿我走，不愿我离开她，但是为了真正同情我的处境，年纪已大了，离开祖国已很久了，在苏联又有这样不幸的经历，才同意我申请，并表示决不阻止我。她希望在我能回国后，只要我的妻子还在，能够和她团聚，她说，作为妻子，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丈夫的，不论什么时候回来。
因此，我立即起草我的申请。不幸，刚写好还未来得及发出时，又发生了第三次被捕的悲剧。

被捕情况


这次被捕与第一、第二次不同，是在工作岗位上发生的。


1949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上白班在上午十点左右，忽然有一个内穿军服外穿夹大衣的人要求我到检查站去，结果到了一空房间，是工段长临时开会研究工作的地方。

他问了我的姓名，然后让我看一张纸条，原来是逮捕证。
我当时怒从心起，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该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要我在上边签字，我说，不签。
他说，他的任务是逮捕我。我说：“那是你的事。”
我问他，要不要我交待工作再跟他走。他说，不必要。我说，那责任在他了。

我和他出了车间。外边还有一个人，坐在马车上。我们一起上了车，他让马车开到五九街，即我住的地方。


到了住所，见到了莉沙，她知道又是来逮捕我的，眼中流下了泪。我说，不要怕，没干坏事，怕什么。
他们开始在家内进行搜查。遇到书籍、信件，便问是谁的，我说是我的。后来见到斯莱德信中有国际象棋上走步的符号，问我是什么密码？我生气地回答：“你们拿去找专家鉴定吧！”

除了几封信外，没有拿什么东西，只写了个记录，让我收拾了随身衣服，又出门坐上马车，把我送到区民警局去。
来了一个穿军装的，陪我坐在一间房子里，以后给我送来饭，我也吃不下去，晚上，大约七点钟左右，来了两个人，一个人从皮包里掏出一张讯问纸，写了我的年龄、姓名、民族等，又提出了一个官样问题：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您有反革命活动请您交待。”
我说，没有那么回事。他说让我自己写上答案，然后签了个字。他说这是手续，根据法律，逮捕人后，应该宣布为什么。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他让人给我拿来毛毯，将桌子对在一起当床，可以休息，并告诉我厕所的位置。


屋内也无人陪我。我胡乱躺下去，似睡似梦地混了一夜，只觉得时间很长，因为实际上睡不着。

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第二天早晨，他们又送来了饭，我多少吃了一些。
又过了一阵，来了个穿便服的人，要我跟他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是州的首府。


那个人表面上很客气，说路上没有任何拘束形式，只是希望我不要随便离开他，我说可以。这样他领着我到了叶高尔申车站。他买了票，我们上了普通客车。在车上彼此没有谈什么。
过了些时，快到终点站了，我问他说，看来，我一下子回不了叶高尔申了，我的妻子见不到我，也不知道我的情况，将要着急。问他能不能给我带个纸条，使她放心。他说可以。我即刻借了笔，写了个纸条给莉沙，大意说，在问题弄清以前，我一时不能回去。要她放心，并安心地等我，不要怕，也不要急。写后，交给了他，他看了一下，说一定转到。我稍微安定了一些，虽然怀疑他是否能将这个短信转给我的妻子。

下火车后，他仍重复了一遍，要我不离开他。又领我上了公共汽车，到了一个地方，进去一看，象内务部门的传达室。他打了电话，出来了两个人，他向他们交待了。
这两个人领我到里边去，经过了照例的搜身、登记，又有一个带手枪的守卫，带我上了楼，走了一段长的走廊，然后开了一个监牢。


这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内务部门的内牢。


从此我结束了叶高尔申整整两年的工厂工作及生活，和这个厂告了别。虽然我没有做任何坏事，但也只好开始我的第三次被捕的不幸生活。

>>Po.1445512
（↑|ー` ]这次连罪名都没有了......什么也没说。。。）
（莫名其妙地搜家翻东西，一路上没有手铐等拘束形式，比第一次、第二次被捕还奇怪，到底凭什么抓呢？这个程序真的正规吗？毫无答案，问了白问。甚至这次都没有其他犯人可以沟通，只有作者一个人被抓，前两次被捕都有其他人、有共同罪名，这次只有作者自己、毫无理由。）

州内务部内牢及受审情况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内务部的内牢，和伊万诺夫的基本是一样的，每间四张床，一天吃三次东西，六百克(一斤二两)面包，两小块二十克糖，这可能是全苏的统一标准。
内牢很干净，从窗口看及去提审时的路上所见，这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有四、五层楼，房间很多。办公、监牢及其他保卫，服务都在这座大楼。
内部的制度也和伊万诺夫的一样，这对我已非新事。


我进去时，牢房里已有三个人。
而后来我还是最先离开的。所以，人员流动较小。

三个人中，一个是本地区一个冶金厂单炉炼钢车间的机械师，四十岁左右。据他说，战前他就在该厂工作，战争开始他参了军，打了两年仗被德军俘虏，关在德国西部的集中营内，生活很苦。1945年美英法联军进入西德，他被释放，享受美国兵的待遇，吃得不错，没事干，胖了。大战结束后，被遣返苏联，仍回本厂当机械师，工作不错。这次被捕，说他有叛国嫌疑，他满腹牢骚，说打了两年仗，在德国集中营受了两年罪，现在又坐牢。他已经来了两、三个月了。
第二个是俄国籍的德国人，祖父一代从德国移民来时，还在沙皇时代。那个地区都是德国人。是个农民样子，很落后，也脏，没有什么东西，乱吃，身上虱子不少，说是以通外国谦疑被捕。
第三个是个教员，知识分子，什么都谈，也不悲观，但就是不谈自己的事。我有时想问他一点情况，试探他，他总是说“让上帝安排吧！”


我向他们说，我没有什么事，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有点嫌疑吧！我极力表示平静态度。

第一次提审


使我心里非常焦急的，是从我进入牢内后，整两个星期，一次也未找过我。


我勉强吃东西，睡不好觉，前思后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什么原因速捕我。第二次被捕时，是因为反对派头头们出了事。现在一切债都还了，而且多呆了四五年，释放才三年，因此就横了心，不生气，准备在提问时和他们“干仗”。


两个星期过去了，真是过得太慢了。
有一天晚上，我被提审了。
问案者表面很客气、文明，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我坐在对面椅子上，只隔两、三米，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桌上放的东西，他的动作，眼光，神气，他的军装很整齐，看他的肩章，知道他是个中校，是个不太小的官。我问他能否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他说叫费德伦柯，是乌克兰的姓。

他开始凝视了我一会，仿佛催眠术人用的办法，想在精神上给我压力，我也对看他的眼睛，注目地望着他，表示准备对付他的挑战。
他时而翻阅一本较厚的十六开的大本子，可能是从别处调来的内务部门关于我的档案，或过去的证词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他开始说话，大概经过翻阅这些旧档案，知道了我过去的情况。又补充地问了些他想了解的问题，又问了一些有关1927年中国革命及以后的情况，他也谈了一些。可能他在这段时间，略微看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他问到了当时对中国革命策略及政策上的分歧，还问了1937年伊万诺夫阶段的情况，又问为什么我要到乌拉尔来。
总之，是些一般性的谈话，主要是过去历史方面的，以后，他写了一个提审记录，除我的姓名、年纪等外，是问题答案性的，一问一答。
写后，交给我看，问是否这样，有无不同意见的地方。我说，没有。他让我签了名，他也签了名。

他说，时间晚了，已经十一点了，第一次就谈到这里。


回去了脑子也未有大波动，疲倦了。也睡了。

第一次暗暗地流了泪


半个月来，我没有什么特别悲痛，只是常常心里涌现出一种无名悲哀，特别是思念故乡的心情，有时简直使人想到发疯或神经错乱的程度。
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我满指望回国在即，但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无缘无故又来这一套。


有一天，恰恰三个人都被提审去了，那是在午饭以后，我一个人在牢房里对角地踱来踱去，更增加了无限的孤独感，偏偏外边又滴滴答答地下起了小雨，中国人所谓风雨雪月都会使离人增加愁闷。我忽然想起了李后主的“浪淘沙”词，从“帘外雨潺潺”开始，想起自己的命运及处境，还远不如那个亡国之君，多少年来，一直无止境地一浪接一浪地在折磨人。一个人究竞有多么坚强的意志，才能经受得起这样的折磨？！
因而，按原词改动，以表达自己的感怀：


浪淘沙《夏雨怀乡》


窗外雨潺潺，忧意阑珊。暖风无奈心里寒。异乡图图作囚客，
谁共悲欢？

含泪望铁栏，祖国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逐波东逝水，天上人间？


我不能继续踱来踱去了，只得靠着墙蹲下去，两手抱着头，反复地自吟，“含泪望铁栏，祖国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不觉地真的流下了眼泪。但克制着，不让出声音。但由于不出声，更感悲切。
我想到多少年来，经过了多少感情变化，甚至在死亡的边缘上，都没有流过泪。也可能是年纪大了，四十多岁了，意志衰退了，也可能是离国太久，怀乡病更重了......总之，泪珠在我面前的地板上滴着，成了杂乱无章的湿点，我呆木地不加理会，让它留在那里作个短暂的纪念吧！


门忽然响了，使我如在梦中惊醒，赶紧用脚抹去地板上的泪痕，擦了擦眼，站了起来。
是那位教员提审回来了。他看到我这种情景，心里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不问为什么，便用别的话打断了沉寂。

以后的几次提审


从六月以后，又提审过三、四次，大概每隔几天一次。但基本上都是为提审而提审，问了一些鸡毛蒜皮、不问也知的事，主要是在乌拉尔地区这一段，如为什么到乌拉尔来？怎样来的？和谁相识？见过中国人没有？到过什么地方去？和谁通过信？在车间、工厂有谁是较好的朋友？谈什么政治问题？监房里有几个人？什么样的人？和他们谈过什么问题等等。


在提到通讯关系时，问到斯莱德是什么样的人，通讯中谈到国际象棋走法的一些符号，问官笑着，说我懂得棋，可能下得不错，他也会下棋，但不太好，如在外面，倒可向我领教一下。我说，幸亏他懂得象棋，不然可能当成什么密码对我问个不休或找专家分析鉴定呢？他笑着说，哪有这样的蠢人？我说，就有就有，自己不懂，却怀疑别人干坏事的。他用眼看了我一下，问我说话是否言外有意。我说，我从来是有啥说啥，从不口是心非，说的一套，干的又一套。他又看了我一眼，不再问了，可能不愿让我借端再讽刺他。

有一次我问他，时间已不短了，你们掌握的材料，要提审的问题，及逮捕我的原因就是这些吗？如果是，这算什么问题，如果不止这些，为什么还不拿出来？如果仅仅是由于这些问题，那么不逮捕我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
他笑着说，他是问官，我不是问官，只能他问我，不能我问他。不然，就弄错了位置了。
他又说，在监房里不是闷的无聊吗？到他那里坐一坐，谈一谈，而且可以看看报纸，不是很好吗？


每次提审谈一些事以外，在结束前半小时左右，他总是写一张提审记录，一问一答，他自己写，自己答，写些不痛不痒的事，以后让我看一下，签个字，有一次我发现签字之后，还注明晚上从几时到几时，脑子里忽然动了个念头，是不是计件（计时）工资，也适用于他们作为领加班费用呢？我就问他是否也计报酬，加班？他笑了笑说，这与我没有关系。我在那里坐几小个时，对我只有好处。

见到他们的长官及法官


有一次在提审时，进来了一个军官，问官当即站了起来，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官了，他让我站起来，我没理他，那个军官说不必要，我更坐着不动。问官说，我没有礼貌。我说，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他说不必要，我何必起来？他又不是找我的。问官说，我太高傲了，虽然这是小事。

又有一次，进来了一个穿黑制服的人，还带了一个人，问官起身和他们打招呼，并对我说，这是法官及法官助理。法官端详了我一下，就问我，对牢内管理，提审情况有无问题或不满意的地方？我有什么要求？
我一听是法官，就直接回答并反问他：“一个公民没有犯罪证据能否逮捕？能否判刑？”
法官说：“逮捕是有法律依据，经过合法手续的。判刑要经过法律，法庭。”要我放心。
我说，我到此已一个多月，还不知犯了什么罪？也不知是哪个法官，根据什么签署的？法官说，他不能具体说，因为还不了解我的情况，但都得有法律手续。说罢同问官只谈了几句话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