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医生，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于是，他的良知开始逐渐被唤醒，而这种良知恰恰又指引他担负起他最终的神圣使命。于是，他写下了下面这段令人难忘的话：


正是在那里，在那最后的时刻，在那些最远只能看到明天的人身上，我们明白了笼罩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生命中的极大悲剧。那一双双即将沉沦的眼睛里透出的是那一丝对谅解的渴求，以及对那份失落于空虚之中的慰藉不顾一切的寻求。同样，他们的身体也将消失于笼罩在我们四周的那种无穷无尽的谜团之中。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偷偷上了一艘轮船，随船到了智利的安托法加斯塔。
那个时候，他们俩，或者说至少切，还相当迷茫：


那时（我们在圣安东尼奥号轮船上凭栏相依，眺望大海），我们明白了自己的天职，真正的天职就是永远沿着世间的陆路和水路进发。我们应该永葆好奇，洞察眼前的一切，发现每一个角落——但不在任何一片土地上扎根落户，也不长期驻留，探究万物的本质，而是观其大略，浅尝辄止。


对两人来说，水路比陆路更加诱人。因为即便是匆匆过客，走陆路也免不了受羁绊，而水路则享有绝对的自由。


“现在，我觉得自己被连根拔起，又自由，又……”


在作别齐齐娜的章节中，作者把这个诗行作为标题，告诉我们他已经把一切抛在脑后。但果真是这样吗？后来在面对一位身患哮喘的智利老太太时，切心如刀绞。
很快，当他和一对在巴克达诺屡遭迫害的智利共产党工人夫妇结为朋友时，他的心再次被刺痛。


在寒夜中的沙漠里，这对夫妇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此情此景便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实写照。


像圣马丁 6 (0~10)善良的儿子们一样，他们把毛毯分给这对夫妇御寒。


这是我生命中最寒冷的夜晚之一。但同样是在这个时刻，我对这个至少对我来说全然陌生的人群产生了手足之情。

那种陌生感、深深的隔阂以及无畏的孤独，是他身上仍保留的令人好奇的气质。没有什么比冒险更孤独。堂吉诃德在陌生、疯狂的世界里偊偊独行，然而有一天，当他面对船上的奴隶和惨遭鞭打的儿童时，他的同情心却泛滥了。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 10 (0~11) 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我是我自己和我周围的环境，”并把这句话作为中心思想。一般人们把这句话理解为个人与环境之间紧密相依，个人是自我与环境的总和。当然，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因为从“我”或是“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尽管个人与环境密切相关，但它们却又截然不同，相隔遥远。
在切关于初次“别离”的回忆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矛盾：


尽管这对夫妇的身影越发模煳，直至几乎消失不见，但那位丈夫异常坚定的面孔在我们脑海里无法磨灭。
还记得他开门见山地邀请我们说：“来吧，同志！我们一起吃饭！我也是个四海为家的浪子。”只言词组隐隐表现出对我们漫无目的、寄人篱下的流浪的藐视。


这藐视究竟来自谁呢？来自那位谦卑的工人，还是来自切？或者不来自任何人，而是来自“寒夜中的沙漠”里的那次碰面。他们成为朋友，一起吃面包奶酪，一起分享毯子。他们刚擦出同情的火花，就承受了别离的痛苦。
总之，他们最终还是到了丘基卡马塔，进了矿山，见到了南方来的矿工们：


在这个巨大的矿区里，冷酷的效率和无力的忿恨如影随形。尽管满怀仇恨，它们还是走到了一起，一方面出于基本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则出于投机获利的需要……


此时作者给出了强烈的暗示，接着他提出了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在若干年以后的古巴，才为人们所觉悟到：


……是否真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看到一些矿工兴高采烈地扛起
头下井作业，明知矿井对肺部有害，却依然从中收获极大的乐趣呢？他们说这就是矿上目前的情况，他们从矿井里挖出的煤发出通红的光芒，照亮了世界。他们是这么说的，可我不大相信。

实际上，一九六四年在古巴的时候，切曾把以上这些想法与诗人莱昂·费利佩的诗歌联系起来（我并不知道切在写以上的文字时是否已经熟知这些诗歌）。
这位诗人这样写道：“随着太阳起舞，安能专心犁锄？……玉米收获之秋，休谈爱与风度！”


我引用这些诗的用意在于让人知道，今天我们能够请这位伟大的、绝望的诗人来到古巴，来看看人类在经历资本主义异化的所有阶段，在为自己套上剥削者的挽具做牛做马之后，是如何找到他们的出路，如何找回他们的角色的。
现在，在我们的古巴，工作正被赋予全新的含义，工作也给人带来了全新的乐趣。


然而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切写下的却仅仅是：“我们会看到。”
在“丘基卡马塔”这章里，切再次目睹悲惨的现实。本章与一个“像现代戏剧中的一幕场景”一般的矿山小镇同名。作者糅合了印象、思考及数据，以冷静的笔触进行描绘。
他写道：


“最触目惊心的当属矿区坟场。坟场里只掩埋了少部分死者的尸骨，而绝大多数死于矽肺、矿井塌方以及矿山里的恶劣气候条件的矿工，根本无人收尸。”


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也可能是在随后校订的过程中，切总结道：


“摆在智利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摆脱身后那个指手画脚的美国佬。但从目前来看，这个任务实为艰巨。”


令我们哑口无言的是，萨尔瓦多·阿连德真的做到了。
他们两人搭乘过摩托车、卡车、小货车、轮船以及福特小轿车；睡过警察局、露天的星光下，还有临时搭建的帐篷中；切还经常哮喘病发作。就这样，两人穿越阿根廷和智利，并徒步进入秘鲁。
秘鲁的印第安人对他们震撼很大，就像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对马蒂造成的触动：


这些注视着我们穿过镇上街道的人们是一个被击败的种族。他们目光胆怯、近乎惊恐，对外面的世界漠不关心。其中一些居民给人这样的印象：他们之所以继续生活，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无法摆脱的习惯。

他们来到没落了的“石头王国”，帕查玛玛——即“大地母亲”的国度。“石头”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她接纳了人们从嘴里吐出的“嚼过的古柯叶”，以及随之而来的“苦难”。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也被称为“世界的肚脐”，太阳神之女玛玛·奥克略将金色手杖插入泥土。
这也是众神之神维拉科查选择的圣地——库斯科。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当地正在进行纪念地震之神（也称为“棕色皮肤的基督”）的颇具巴洛克风格的游行。
在人群中，南美人民看到了来自它的死对头——北美洲的一位不速之客：


在观看游行的印第安人中，我们不时可以瞥见一个金黄头发的北美洲人，他在个子矮小的人群中格外显眼。他手拿照相机，身穿运动衫，好像是（实际上也确实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记者……


库斯科的大教堂激活了格瓦拉的艺术细胞，他如是评论道：


“金色没有银色的柔和尊贵，更不像银色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显魅力，所以整个大教堂装扮得像是一个浓妆艳抹的老妇人。”


在他到过的众多教堂中，唯独孤零零、破败不堪的贝伦教堂给他的印象最深。


“地震之后，教堂钟楼的断壁残垣，就像山坡上一堆被肢解过的动物尸骸。”


但他对秘鲁巴洛克风格的殖民地建筑物最具穿透力的评价，是在对利马大教堂的反差强烈的描述中作出的：


利马的艺术显得更有格调，带着一种轻柔优雅的气质：大教堂的塔楼高而优雅，也许是西班牙殖民地的所有大教堂里造型最纤细的。在这里，库斯科奢华的木制品已经被抛弃而以金子代之。
教堂中殿宽敞明亮，空气流通，完全不同于印加古城里那些黑暗阴森的洞窟。教堂中的油画色彩明快、喜庆，从画派风格来看应该晚于与世隔绝的梅斯蒂索派，因为该画派画的圣人总是黑暗阴沉、面露凶相。


切把四月五日到马丘比丘的游记写成了新闻稿，并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刊登在巴拿马的报纸上。其中仔细收集的数据和史料使得文章富于教育意味，这在他的个人日记里是看不到的。

堪与此文媲美的另一篇文章《大河岸一瞥》同样于巴拿马见报，时间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以亲身经历为蓝本，着重描写乘木筏沿亚马孙河顺流直下的旅行。

这条木筏被戏称为曼波-探戈号——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谴责为探戈的狂热爱好者。尽管沿途充满艰难险阻，但这条木筏使格瓦拉和阿尔维托得以直击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的严酷生存条件。
上至孤耸的“神秘石墙”，下至民如草芥的亚马孙河的两岸，整个旅行就像是沿着南美洲的人种基因图行进。在圣巴勃罗的麻风村，当地人为二十四岁的切举办了生日庆祝会。庆祝会上切的慷慨陈词让听众仿佛看到了玻利瓦尔和马蒂的影子：


“从墨西哥一直到麦哲伦海峡，我们同根同源，同属梅斯蒂索族。所以，为了消除我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我提议为秘鲁、也为拉丁美洲国家联盟，干杯！”


他说这些话并非一本正经，而是为了出口成章，他满怀自信地在演讲中抛开一切陈词滥调。后来他说：“我的演讲博得了满堂喝彩。”
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六日于波哥大写给他母亲的信里（当中细述他在哥伦比亚的遭遇），他也表现出同样的自信。他再次提及他的“泛美国家独立演讲”，还说“结果这些引人注目的喝得酒酣耳热的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开玩笑地讽刺格拉纳多的感谢词时，他写道：“自诩庇隆后人的阿尔维托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长篇大论，惹得好心的送行者们捧腹大笑。”

但对于麻风病人及他们的生活，他却使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口吻，想要克制地掩饰他的痛苦，却没能掩饰成功。切是这样描述他们离开圣巴勃罗麻风村时的情形的：


那天晚上，麻风村的病人齐聚一堂，为我们唱送行曲。一个盲人唱了许多当地民歌。伴奏的有吹笛子的、弹吉他的，以及一个几乎没有手指的手风琴演奏者。另外还有一个“健全”人客串，他不时吹吹萨克斯，弹弹吉他，敲敲打击乐器。
这以后便是演讲时刻。四个病人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虽然还是有点怯场。其中一个人还紧张得中途忘词，无法继续，直到后来出于绝望他才大喊：“为我们的两位医生欢呼三声！”
随后，阿尔维托对他们的盛情表示由衷的感谢……


切在给母亲的信中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情形（“一个手风琴演奏者，尽管右手的手指已经全不在了，但还将短棍缠在手腕上演奏。由于当地麻风病侵入神经系统的情况盛行，这些人几乎都落下残疾。”），并把它比作“恐怖电影中的场景”，本意是不让她太伤心，但效果似乎适得其反。
很显然的是，他们分别的时候依依不舍，催人泪下：


病人们解开岸上的绳索，在悠扬的民歌声中，他们乘坐的这条木筏缓缓驶离了岸边。船上昏黄的灯火映在这些人身上，看起来就像幽灵一般。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在与麻风病人接触时，两人不仅为他们缓解病痛，而且还和他们在一起踢足球，谈天中向他们彰显了公正、友爱与博大的人性——这也解释了病人们为何如此心存感激。
此时，我们已经可以觉察到切心中革命种子的萌芽。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让我们自愿献身麻风病事业，那就是一路上我们遇到的所有病人对我们的真情。”

当时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这份奉献会何等严肃、何等深沉，因为他们认为“麻风病”就是人类所有苦难的全部。
就像生活本身，这些日记里记录了悲欢离合，时而大起大落，时而谆谆教诲。在读完这些日记以后，在对这些日记进行评论以后——当然我的评论并非说尽了一切，仅供读者参考——我得出结论：到达加拉加斯时，切裹在行军毯里，周围拉美全貌尽收眼底，满心欢喜的他“嘴里喃喃念着各种诗句，不过都被卡车的嘈杂声盖下去了”。

对于最后一个章节“页边上的笔记”，我将不复赘言。
因为本章庄严而可畏，朴实而独特，既不需要我的导读，也不容我妄加评论。

实际上，这个给出深奥“启示”的章节应该编排在本书的开头还是结尾，我并不确定。
切看到他的革命决心被“镌刻在夜空里”，他等待着命运的来临，等待着“伟大的指导思想将人类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以马蒂“我们的美洲”的眼光来看，这位受人尊敬的伟人将“骑着神鹰，横贯大陆上的浪漫国家，飞越海洋里的悲伤岛屿，撒播新美洲的种子” [15：引自何塞·马蒂《何塞·马蒂读本》，海洋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二〇页。——原注] 。这个悲壮激昂的章节，像一道势不可挡的闪电，照亮了自称“二十世纪的小列兵”的切心灵深处那座“圣殿”。对这个人，我们的信念永不破灭。
他总是手持护盾，感受着脚踝边上“驽骍难得 [16：Rocinante，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中主人公的坐骑。] 嶙峋的肋骨”，“再度出征”。

so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让我们互相理解


这不是一个英雄传奇故事，也不仅仅是一个愤世嫉俗者的叙述；至少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这是两个生命的短暂交汇，是两个怀着相似的希望与梦想的生命的一段共同历程。

写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重新整理和润色这些日记的人，早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我了。在“大写的美洲”之上的漂泊之旅改变了我，其改变之深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在任何一本摄影指南上，你都可以找到一张异常清晰的风景照。看上去，风景照是夜晚在一轮圆月的光辉的映衬之下照的。但在文字说明部分，你却可以找到“白天照夜景”魔术般的秘密。本书读者或许不了解我的视网膜的敏感度——我自己也感觉不到。所以，读者们哪怕是拿着底片对着文字看，也弄不清我的那些“照片”究竟是什么时候照的？言下之意，如果我给你一张照片说是在夜晚拍的，你既可以信，也可以不信。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无足轻重，因为如果你不是碰巧知道我日记里所说的“拍摄”场景，那么，要找到一种东西来替代我要说明的真相是很困难的。现在我得走了，留下你与曾经的我同在……

forewarnings
预告

十月的一个早晨，我利用十七日放假的时间1 (0~1)去了科尔多瓦。我们待在阿尔维托·格拉纳多家的葡萄树下喝着甜马黛茶 [*2] ，一边对“难捱的日子”里发生的新闻时事评头论足，一边叮叮当当地修理着“大力神Ⅱ” [*3] 。阿尔维托被迫辞去了圣弗朗西斯科-德尔查尼亚尔的麻风村的工作。对此，他懊悔不已。他还不断抱怨说目前他供职的西班牙医院待遇太差。我虽然也辞了工作，但我的心情和他截然相反，我是高高兴兴离开的。话虽如此，我多少还是有些不自在，因为我天生好幻想，我已经受够了医学院、医院和考试。

沿着梦想的道路，我们来到了几个遥远的国度，航行于热带海洋，游遍了全亚洲。突然，就和梦中一样，一个问题钻进了我们的脑海：

“我们为什么不去北美？”
“北美？但是怎么去啊？”
“骑‘大力神’去啊，伙计。”

旅行就这样决定了，它从没背离那时候定下的基本原则：随机应变。阿尔维托的兄弟们也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品着马黛茶。我们郑重承诺：永不放弃，直至梦想实现。我们立马就开始办理签证、证书、档案等无聊的事情，可谓克服了现代社会在未来旅行者道路上设置的种种障碍。为了不至于丢脸，我们决定宣布去智利，以防意外发生。
我出发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科考试，而阿尔维托则为长途旅行备车、研究、计划路线。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过途中我们会遭遇多大的艰难险阻，我们的眼里只有前方路上飞扬的尘土，而车背上的我们正风雨兼程，风驰电掣般地向北挺进。


[*1] 当时为纪念胡安·庇隆一九四五年从狱中获释而定的国家假日。庇隆将军于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逝世前，担任阿根廷总统。——原注
[*2] 阿根廷“国茶”，一种类似茶的饮料，由马黛叶泡成。——原注
[*3] 格拉纳多的诺顿500摩托车，名为“大力神Ⅱ”。——原注

discovery of the ocean
发现大海


一轮满月映衬着大海，银色的倒影笼罩着大海的波涛。

我们坐在沙丘上，看着潮涨潮落，每个人的心里都思绪万千。
对我而言，大海永远都是我的知心密友，一直默默倾听我诉说心中的秘密，但从来不会泄露半句。它还总是能给我最好的建议——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任何方式来诠释它那意味深长的喧闹声。
对阿尔维托来说，那是一派奇异而又激动人心的全新景象，他两眼紧紧注视着沙滩上潮起、潮涨、潮退，显得十分惊奇。几近而立之年的阿尔维托，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大西洋。他已经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所折服，大西洋化作千万条细流奔向世界的每一个尽头。
清风徐徐，大海的力量和情绪占据了我们的感官，万物都在它的轻拂下改变。
甚至那小鼻子高高在上古里古怪的“归去来兮” [1：Comeback，这是埃内斯托准备送给女友齐齐娜的一只小狗的英文绰号。此时齐齐娜正在米拉马尔度假。——原注] ，也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些瞬息万变、纷纷展开的银色丝带。
“归去来兮”既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幸存者。说它是一个象征，那是因为希望我早日归来团圆；说它是一个幸存者，那是因为它屡遭噩运，却都大难不死——它两度从摩托车上摔下，其中一次它和狗袋一起从车后架上飞了出去。它还接连拉了几天肚子，甚至被马踩过，却都安然无恙。

我们到达了马德普拉诺北部的格塞尔镇。在叔叔家我们受到了热情款待，在走过第一个一千二百公里后我们终于有机会补充给养了。
看上去这是最为轻松的一段路程，然而它着实已经给了我们对于距离的敬畏感。我们不知道最终我们是否会到达目的地，但是可以肯定前方的道路必定布满荆棘——至少这就是我们此刻最真实的想法。阿尔维托把那份无比详细的旅行计划拿出来好好自嘲了一番，因为按照那份计划，此时旅行应该接近尾声了，而事实上我们的旅行才刚刚开始。

我们满载着叔叔“捐献”给我们的蔬菜和肉罐头离开了格塞尔。叔叔让我们一到巴里洛切就给他发一份电报，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用这个电报号码购买一张同号的彩票。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有些过于乐观，因为别人总是含沙射影地嘲笑我们骑那辆车是想趁机慢跑，云云。虽然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要证明给他们看是他们错了，但是，即便这样，一种油然而生的忧虑感还是让我们不敢信誓旦旦地宣布旅行一定可以获得成功。


沿着海岸线，“归去来兮”一路保持着飞行员的兴奋感，尽管又被迎面撞了一次，却毫发未损。
摩托车很难控制，因为后架超重，所以重心很容易偏离，前轮一个劲地往上翘，这样稍有疏忽就会人仰马翻。我们在一家肉店门前停了下来，买了些肉来烧烤，还给小狗买了些牛奶，但是它居然连碰都不碰。花钱买牛奶确实让人心疼，但是我更心疼的是小狗，我已经开始担心它的健康了。
结果我们发现买的居然是马肉。肉甜得发腻，我们实在无法下咽。于是我随手扔了块肉给小狗吃，奇怪的是小狗立马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我又给它扔了一块，结果还是一样。看来，从此小狗再也不用牛奶喂养了。


在米拉马尔，“归去来兮”的出现引来了不少“粉丝”的尖叫，在这片尖叫声中，我开始……

...lovesick pause

……为爱停留


写这篇日记的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了记录在米拉马尔的那些日子，在米拉马尔“归去来兮”找到了新家，而“归去来兮”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新主人而取的。在犹豫不决中，我们的行程也因此耽搁了。我在等待她的应允，等待她告诉我愿意为我守候。
阿尔维托意识到了危险，尽管他从来没有抬高嗓门，但是他已经开始暗自想象自己偊偊独行于美洲大地的情景了。这是她与我之间的拉锯战。有那么一会儿，当我自认为胜利地离开时，奥特罗·席尔瓦 [1：Miguel Otero Silva（1908—1985），委内瑞拉左翼诗人、小说家。——原注] 的诗句不时在我耳边鸣响：


站在船上
我听到水花翻溅
她赤裸的双足
透过彼此的脸
感受饥渴的黄昏
我的心
摇摆于她与远方之间
我不知道 在何处寻找一种力量
让我挣脱她的眼神
她的臂弯
她站在雨丝和玻璃窗后
哀哀地哭泣 脸上乌云满布
却喊不出口：等等，
我要随你而去！

然而后来我在想，漂流的木头被潮水冲上它梦寐以求的沙滩时，它是否真的有权利说：“我胜利了”呢？但那都是后话了，对现在没有任何意义。我原本只计划逗留两天时间，不曾想一拖八天时间就过去了，带着离别时苦涩而甜蜜的滋味，带着根深蒂固的哮喘，最后我觉得自己完全被冒险旅行的风刮走了，去往我想象中的更为神奇的世界，潜入远比想象中更加离奇的情境中。
我记得那天我的朋友——大海——保护了我，把我从苦难的地狱边缘拉了出来。沙滩一片荒凉，岸上海风凉飕飕地吹着。我的头靠在大腿上，把自己拉近地面，周围的一切让我感到无比静谧。整个宇宙有节奏地漂流，应和着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的律动。突然，一阵更勐烈的狂风带来了一阵非同寻常的潮声，我惊讶地抬起头来，却发现空无一物，原来只是虚惊一场。我又低下头来，靠在舒服的大腿上，重返旧梦。接着，我最后一次听到大海的警报。它那震耳欲聋的节奏捶击着我的内心堡垒，也威胁着海面壮阔的宁静。
我们有了一丝凉意后便离开了海滩，逃离了扰人揪心的场面。大海在小小的海滩上翩翩起舞，无视自身的永恒定律，时不时发出警示音符。但是，恋爱中的男人（阿尔维托的措辞更加直白，也不够文雅）无暇倾听来自大自然的这般呼唤。在别克车的大肚子里，我宇宙中的中产阶级的那一面尚在酝酿之中。
对于每一个成功的探索者而言，第一戒律就是：凡是远征都有两“点”，一是起点，二是终点。如果你想让第二个理论上的“点”和实际的终点相吻合的话，那就不要考虑任何方法——因为旅途是个虚拟的空间，该到终点的时候自然就会到终点，到达“终点”的途径很多，方法自然也很多。也就是说，方法是无穷无尽的。
我还记得阿尔维托的忠告：“带上她的手镯吧，否则你将不再是你。”
齐齐娜的双手消失在了我制造的空洞里。
“齐齐娜，那只手镯……我能带上它吗？它会为我指路，还会让我时常想起你。”
可怜的女孩儿！世人皆说黄金好，但是我知道，金子并不重要。她的纤纤玉指紧紧握着手镯，她是在掂量爱的分量，是爱促使我开口要那只手镯的。至少，那是我真实的想法。

until the last tie is broken

抛开最后的羁绊


我们离开了，下一站是内科切阿，阿尔维托的一位大学同窗在那里行医。早上的行程很顺当，到达的时候正好赶上牛排午餐。阿尔维托的朋友对我们热情有加，但是他的太太似乎从我们的纯波希米亚风格中捕捉到了危险，对我们并不是那么热情。
“你只差一年就能获得行医资格，但你还是选择了离开？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为什么？”
她不断追问，但我们又不能给她确切的答案，为此她有点害怕。她表面上对我们以礼相待，但是敌意却摆在脸上，尽管她知道（至少我认为她知道）最后胜利的肯定是她，因为她丈夫并不是我们“救赎”的对象。

在马德普拉诺，我们也拜访了阿尔维托的一个医生朋友，他是庇隆党党员，因此也享受着一系列特权。但是内科切阿的那位医生仍然效忠于激进党。不过，对我们而言，这两个党派都很遥远。我觉得，支持激进党绝不是一个靠得住的政治立场，这对阿尔维托来说也越来越没什么意义，虽然他曾经和他尊敬的那些激进党领导人走得很近。
这对夫妇好吃好喝地收留了我们三天。谢过他们之后，我们再次跨上我们的坐骑，向布兰卡港挺进，尽管略显孤独，但是自由了许多。朋友们都在那儿等着迎接我们，这次是我的朋友，他们也对我们无比热情、好客。我们在这个南部港口逗留了几天，一边修车，一边漫无目的地在城里闲逛。这些日子是我们不必为钱发愁的最后时日。之后，由于囊中羞涩，只好严格控制饮食，肉啊，玉米煳啊，面包啊，可不是那么容易吃到了。如今连面包里也夹着一丝警告的味道：“老兄，接下来我可不是那么容易得手了。”
一想到这里，我们就更加狼吞虎咽了。我们想和骆驼一样，为未来的旅途做好粮食储备。

在我们离开的前夜，我病倒了，咳嗽，发高烧。于是我们拖延了一天才离开布兰卡港。最后，在下午三点的时候，我们顶着炎炎烈日离开了，没想到我们到达梅达诺斯周围的沙丘时太阳更毒了。
由于重量分配不均，我们的摩托车总是来回跳动，不听使唤，轮子也一个劲地打滑。阿尔维托使出浑身解数跟沙子斗起法来，而且坚称他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踏上平地之前，我们在沙堆里已经舒舒服服地休息了六次。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终究还是走出了沙地。我的搭档就凭这一点，口口声声说他战胜了梅达诺斯沙地。

从这儿开始就由我来掌舵了。为了弥补失去的宝贵时间，我猛踩油门，加快了行车速度。不料，有一段弯路上尽是细细的沙子，只听见嘣的一声——这是整个行程中摔得最惨的一次。阿尔维托居然毫发未损，而我的一只脚却被夹住了，而且还被汽缸烫伤。由于伤口久久不能愈合，所以那道讨厌的疤痕过了很久才消失。
之后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我们不得不到就近的一个农场避雨。但是，要到农场还得沿着泥泞的羊肠小道上行大约三百米，途中我们又被撞飞两次。农场主对我们的到来表示十分欢迎。我们第一次行进在没有铺沥青的路上的情景可谓惊心动魄：仅一天时间，总共就摔了九次。睡在行军床上（从今往后我们就只能睡行军床了），躺在我们蜗牛一般的坐骑“大力神Ⅱ”旁，我们仍然带着那份喜悦之情急切地展望着未来。我们仿佛能够更加自由地呼吸更清新的空气，其中还夹杂着几分冒险精神。
尽管已经相当疲惫，但我的双眼却拒绝入眠。眼中浮现的是两个绿色的斑点：一个是已经被我远远甩在身后的世界，一个则是我所追求的所谓解放。在我飞越世间的山川大地、江河湖海的过程中，它们的形象始终与我这非凡的旅途同在。

for the flu, bed

治流感，得卧床


漫漫长路，总算无惊无险，摩托车不断发出对无聊的抗议，我们也累得气喘吁吁。在砾石铺的路面上开车足以把愉快的远足变成累活儿。我们只好不断轮流骑车，夜幕降临时，我们歇了歇脚，更想先好好睡上一觉，睡醒了再赶往乔埃莱·乔埃尔这个大城镇，到了那儿我们有机会享受免费住宿。所以我们停在了本哈明·索里利亚，舒舒服服地在火车站旁的一个房间暂时安顿下来，接着就睡得死死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醒来了，但我去取水泡马黛茶的时候，一种异样的感觉迅速传遍了全身，紧接着就一个劲地发抖。十分钟后我像着了魔似的，情不自禁地抖个不停。服了奎宁片也不起作用，头像拨浪鼓似的不断敲打出奇怪的韵律，怪异的颜色杂乱无章地轮流掠过周围的墙壁，在一阵翻江倒海之后，我呕出了一些绿色的东西。一整天就是这样过来的，没办法吃半点东西，直到晚上感觉好点了，才爬上摩托车，靠在阿尔维托的肩上一路睡到了乔埃莱·乔埃尔。

我们在那儿拜访了巴雷拉医生，他是一家小医院的院长兼议员。他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休息。他开了一疗程的青霉素，四个小时后烧就退了，然而每当我们提到要出院时他便摇了摇头说：“治流感，得卧床。”（没办法，这就是他开的处方，谁让我们没有更好的处方呢？）所以我们只好乖乖听话，在那儿待了几天，被悉心照料着。


我穿着医院的一套行头让阿尔维托拍照。我那造型简直酷毙了：两只充血的大眼睛显得无比憔悴，还有那滑稽的大胡子，留了几个月了都还原封不动。可惜照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它记录了我们身处的不同环境，同时也见证了我们探寻的地平线，最终远离“文明”的地平线。

一天早上医生没有像往常一样对我们摇头。这就表示可以出院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出发了，一路向西，向我们的下一站——湖区——挺进。路上摩托车开始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种种迹象表明它有点吃不消了，特别是车身部分，我们没少用阿尔维托最爱的零件——电线——修理过。他不知道从哪里引用了奥斯卡·加尔维斯说的这句话：“只要一截电线顶得上一颗螺丝，就给我电线，这样比较安全。”
至少在电线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站在加尔维斯一边的，我们的双手和裤子就是铁证。

已经到了晚上，而我们依然在寻找有人烟的去处。我们的摩托车没有前灯，夜里在野外行驶有些不妥。我们用手电筒照明，缓缓向前行驶，这时摩托车里传出一声奇怪的噪音，我们弄不明白是哪儿出了问题。手电筒的光很微弱，我们一时也找不出原因，只得就地扎营过夜。我们竭力先安顿下来，搭起帐篷后便慢慢爬了进去，希望一头睡死，挨过饥渴（因为附近没有水源，我们也没有肉）。
然而没过多久，刚刚还是晚风轻拂，这会儿突然狂风大作，把帐篷连根拔起，把我们赤裸裸地曝露于荒郊野外、彻骨寒冷之中。我们不得不把摩托车系到电线杆上，把帐篷披在车上作为保护，人就躺在后面。飓风即将来临，行军床是用不着了。这一晚过得很不舒坦，但最后我们的睡意终于战胜了严寒、飓风，还有一切。我们早上九点醒来时，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大白天底下，我们发现那可恶的噪音原来是由于车架前半部断裂造成的。现在，我们一定得好好修修了，于是我们到了一个镇上，准备在那儿焊接车梁。我们的老朋友——电线——暂时解决了问题。然后马上打包出发，也不知道离最近的住所还有多远。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我们才过了第二道弯就看到了一座房子。主人用上等的烤羊肉热情地招待了我们，顿时饥饿烟消云散。从那儿出发，我们走了二十公里到了一个叫彼德拉-德阿吉拉的地方，终于可以焊接摩托车了。但是，那时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决定在修车师傅家里过夜。
除了一些小碎裂外，摩托车并没有大碍，所以我们继续若无其事地前往圣马丁-德洛斯安第斯。快到那儿的时候，我骑着车在流水潺潺的小溪旁铺满美丽沙砾的拐弯处狠狠摔了一跤。那是我们在阿根廷南部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摔跤。这次“大力神Ⅱ”车身损伤惨重，所以我们不得不停下来。

最糟糕的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后胎破裂。于是我们不得不卸下所有的包裹修车，我们还得解开缠在行李架上的电线，然后摆弄外胎，结果我们可怜的撬棍根本不起作用。

最后花了两个小时终于换好了漏气的胎（我得承认，我们确实有点懒）。

傍晚我们到了一个农场，农场主是个非常好客的德国人，碰巧以前也收留过我的一个叔叔过夜。
叔叔是个老旅行迷，这点我跟他极像。他让我们在农场的河里钓鱼。阿尔维托抛出钓鱼线后，还没缓过神来，鱼钩末端就跳上了一条彩虹色的鱼，阳光下鱼鳞闪闪发光，正是既好看又好吃的彩虹鳟鱼（烤完加上调料更觉得如此，因为我们都饿昏了）。
我烤着鱼，阿尔维托由于首战告捷显得很兴奋，一次次抛出钓鱼线。尽管苦苦鏖战了几个小时，却再也没有鱼儿上钩。看到天色已晚，我们只得收十了东西，到农场劳工的厨房里过夜。

早上五点，厨房中央的巨大火炉被点燃了，整个地方顿时烟熏火燎。农场劳工们互相传递着苦马黛茶，同时嘲笑我们的马黛茶是“小女孩喝的”。在那个地方，人们都是这样形容甜马黛茶的。他们一般不主动和我们交流，因为他们是典型的阿劳坎族人 [2：Araucanian，智利中部的南美印第安人群体。] ，他们曾经被白人征服，而且过去饱受白人带给他们的种种不幸与剥削，因此他们对白人怀有很强的戒备心理。我们在问到土地和工作的问题时，他们总是耸耸肩，然后说“不知道”或者“也许吧”，很快我们就没话可说了。
农场主给了我们很多樱桃来填满肚子，我们最后都吃撑了，结果后来吃李子的时候实在吃不下，只好躺下好好消化。出于礼貌，阿尔维托还是吃了几口。我们贪婪地爬上树大吃特吃，好像在比赛谁能够先把它们消灭完。农场主的一个儿子看着我们，简直不相信我们这两个衣衫褴褛的饿鬼是医生，尽管这样他还是一言不发让我们吃了个够。最后我们都吃到这分上了：我们得走得很慢很慢，生怕踩到自己的肚子！

我们修好了脚踏起动器，解决了其他小问题后就重新上路，前往圣马丁-德洛斯安第斯。到那儿时，天刚刚黑。

san martín de los andes

圣马丁-德洛斯安第斯


道路在地势低洼的山麓小丘间迂回前进，这便是安第斯山脉的起点，然后沿着陡坡下行到达一个不起眼的、破落的小镇，与周围的雄峰峻岭、林木森森形成了鲜明对比。圣马丁位于黄绿色的斜坡上，斜坡缓缓融入蓝色幽深的拉卡尔湖，那是一小片宽三十五米、长五百公里的狭长水域。当它作为旅游胜地被人意外“发现”时，镇上的气候及交通等难题都迎刃而解了，同时小镇居民的生计也得到了保障。

我们打算在当地的诊所求宿，不料失败而归，还好有人告诉我们不妨用同样的策略到国家公园办公室试一试。公园主管同意我们待在里头的一个工具棚里。之后，守夜值班员到了，他是个体重达一百四十公斤的胖子，板着一副冷若冰霜的脸，没想到他对我们非常友好，还允许我们在他的小屋里煮东西吃。第一天晚上过得无比美好。我们在棚里过夜，睡在稻草上，感到心满意足、十分温暖——因为夜里特别冷，所以在这一带都备有稻草御寒。
我们买了些牛肉，然后沿着湖岸走了走。在浓密的树荫下，茫茫荒野阻止了文明行进的脚步。我们计划在旅行结束后，在这儿建一座实验室。于是，我们不禁浮想联翩：透过大窗户，一整个湖区尽收眼底；冬天用白色把大地裹得严严实实；我们划着无篷小船穿梭于湖面上；或是泛舟垂钓；或是整日整日地徜徉于原始森林。
虽然在旅途中，我们经常渴望驻足于那些令我们心潮澎湃的人间仙境，但唯有亚马孙森林和这个地方才能唤起我们内心深处驻足长留的渴望。
现在我明白了，我的命运就是旅行，或者更恰当地说，旅行就是我们的命运，因为阿尔维托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一切既好像命中注定，又好像事实就是如此。然而，有时南方的美景也会让我心驰神往。也许有一天，等我已经厌倦了环游世界，我会回到阿根廷，在安第斯湖区安顿下来，就算不是久住也至少会住些时日，在那儿或许我的世界观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