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集体写作、相互模仿和定期编辑的过程，个人风格得到平衡，个人对文本的责任最小化。在结构层面上，权威语言的不同实例变得越来越相似，也越来越可预测。
CC 演讲稿撰写者使用俚语来称呼新的写作风格，称其为“块写”（领导层试图避免文本中出现任何歧义，不仅导致语言结构日益规范化，而且将这种新规范推向越来越笨拙。句子变得更长，动词的数量减少，名词越来越多地串成链形成长名词短语，修饰语变得多重并使用最高级，等等）
这种从动词转向更繁琐的形式化的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苏联权威语言在结构的各个层面（句法、词法、叙事等）和所有上下文中都变得越来越引用和循环。这种类型的每一个新文本都起到了引用的作用。因为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复制的相对固定的“块”现在“不仅包括单个短语，也包括整段的。”
文本的叙事结构变得循环，以至于许多公式化的演讲和文书可以“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阅读，结果相似”。

——Chapter 2 Hegemony of Form: Stalin's Uncanny Paradigm Shift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Alexei Yurchak）
《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阿列克谢·尤尔恰克

一言以蔽之，党八股( ﾟωﾟ)

>>Po.1022584
尽管任何人权威语言，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都包含许多公式化的结构、陈词滥调的“声音片段”和仪式化的特征——因此被高度引用——晚期社会主义的新权威语言已经获得了某些独特的特征。这种语言已经变成了我所说的超规范化——也就是说，它的规范化过程不仅影响了语言、文本和叙事的所有层面，而且本身也成为了目的，导致了固定和繁琐的语言形式，这些形式通常在陈述意义的层面上既没有解释也不容易解释。这种向超规范化语言的转变是我们理解晚期社会主义的关键，在这种语言中，陈述维度越来越不受约束。

想到上海封控期间，有人在街头做了个声音实验，用喇叭循环播放从众多公文中剪切下来的不连贯的碎片化词语，连着放了几天也没人有所反应。宣传的声音只是一个宏大的、人们熟视无睹的背景板，在陈述维度上逐渐失去意义——没人在乎喇叭里具体播着什么。

>>Po.1022767
*任何的

难以喘气。苍天下蠕虫川流不息，
没有一个星辰发出声音。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车站音乐会》
——（俄）曼德尔施塔姆 著；王家新 译

真素荒诞( ﾟ∀。) 又隐约有点地狱笑话的黑色幽默感

想起昨天看坦厕有坦妹投稿询问如何回怼cn靠游行起家如今却没有游行自由，高赞评论回复：冷知识，cn是有游行自由的，需要申请

我请问需要申请的罢工和游行，你们不觉得这本身就很讽刺么( ﾟωﾟ)

随着越来越强调形式的复制，具体的文本和标语在什么语境中具有什么意义或功能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意义正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滑动。换句话说，这种话语正在经历我在第1章中描述的表演性转变：它的表演性维度（常规化和仪式化形式的再现）变得比陈述性维度（可能与这些形式相关的陈述性意义）更为重要。

更列宁的列宁(`ヮ´ )
这部分内容真有种荒诞的幽默感，流水线般生产规范的伟大符号

>>Po.1022824
：艺术家最需要的物品是列宁的死亡面具和他的头像模型。每一位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受人尊敬的艺术家都试图通过纪念碑工厂的个人联系来获得它们。它们被无休止地复制。
列宁的死亡面具和头像不是普通的意识形态形象，而是符号学“索引”，指向苏联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组织概念，即它的主要能指“列宁”。他们指着在红场国家中心的陵墓中可以观察到的他的真实身体。这些意识形态形象构成了整个苏联象征秩序中列宁肉身的重要标志性痕迹。

大卫·基奥尼·摩尔：《“后殖民”的“后”是否等同于“后苏联”的“后”？走向全球后殖民批判》（2001）

后殖民地的文化被认为存在着后殖民的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对自治（autonomy）的渴望与历史上的依赖（dependence）之间、对本土性（autochthony）的追求与混生（hybrid）和部分源自殖民的现实之间、对抵抗（resistance）与共谋（complicity）之间、以及对模仿（imitation，或模拟）与原创（originality）之间的矛盾之中。后殖民地的人民对逃离曾经被殖民的处境怀有激烈的热情，但重整旗鼓建立新殖民关系的危险始终存在。

任何意识形态话语的组织原则之一是使用有限数量的主要能作为“缝合点”——“异质象征材料”被缝合在一起“进入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点。（齐泽克1991b,8 ；拉康1988）
例如，价值话语的主要能指是金钱。在前资本主义交换的背景下，当一种商品定义另一种商品的价值时，商品作为彼此的能值发挥作用，每个能指都可以代表任何其他能值的价值。然而当一个能指（金钱）被赋予了代表所有其他能指（商品）价值的角色时，它们就陷入了一个与那个能指相关的有意义的关系链中，组织了一个总体化和统一的网络。
正是通过这种倒置，从一对一到一换所有人，货币作为价值的主要能指被生产出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倒置仍然是不可见的（金钱是一种自然化的价值），导致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原则（齐泽克 1991a,16-26）。

*机翻，一些专业术语翻得可能有问题

本土化就是翠，党，中特社(`ヮ´ )

满江红・思家／清・郑燮
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
第一是隋堤绿柳，不堪烟锁。
潮打三更瓜步月，雨荒十里红桥火。
更红鲜冷淡不成圆，樱桃颗。
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楼卧。
有诗人某某，酒人个个。
花径不无新点缀，沙鸥颇有闲功课。
将白头供作折腰人，将毋左。

《世纪》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看进你眼瞳
并用他自己的血，黏合
两个世纪的脊骨？
血，这建造者，滔滔地
从大地的喉腔涌出，
只有寄生虫们在颤抖，
在这未来岁月的门口。

生命，在它存活的时候，
必定会忍受它的脊骨，
看不见的波浪从那里卷过
并顺着脊椎嬉戏。
恰像幼儿的软骨一样脆弱，
我们这个新生大地的世纪；
生命，这已是你献身的
时候，如祭坛的羔羊。

而为了让世纪挣脱桎梏，
让世界重新开始，
为了黏合断裂、脱节的日子，
就需要一只长笛*来连接。
这是渴望与悲伤的世纪，
血液从大地的伤口涌出，
而蝰蛇在草丛中静静呼吸——
这世纪的金色的韵律。

而花苞会再一次鼓胀，
嫩枝将迸溅出一片新绿。
但是你的脊骨已经破碎，
我的美丽的、哀怜的世纪。
你以白痴般的残忍和虚弱
咧嘴嘲笑着，并回头打量身后：
一只野兽，曾经柔顺。
在沙中留下它的爪印。

*曼德尔施塔姆视时代为一个脊柱断裂的野兽，变得残忍而富有报复欲。诗人无法重建它的统一。他幻想着一种乐器（长笛化为脊柱的意象，椎骨就是气孔），这件乐器的唯一目的就是和谐。（唐纳德·雷菲尔德）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我的世纪，我的野兽》
——（俄）曼德尔施塔姆 著；王家新 译

Chapter 3
Ideology inside out: Ethics and Poetics

通过精心引用这些多层次的权威形式，从具体的短语和词语，到结构原则、时间模态和声音，玛莎获得了布迪厄的“代言人的授权”。她的演讲和报告的语言越是忠实于权威形式，她就越是居于意识形态机构（共青团）“授权发言人”的位置，因此也越被赋予其“委托”权力。

这种主动转移“意识形态”工作并不意味着安德烈的行为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目标背道而驰或抵制更广泛的共产主义理想。相反，对他来说，无视共青团形式的陈述意义，全心全意地参与共青团有意义的工作，都是他理解共产主义身份、目标和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Po.1023957
最终加入共产党的安德烈区分了“党”的两种含义，就像他在共青团区分有意义的工作和纯粹的形式工作一样：“虽然我同意党是唯一知道需要去做什么的机构，但我区分了作为普通民众的党和党的机器。前者是一大群人，他们‘努力工作，善良，聪明，富有同情心’；后者内部有一个停滞不前的官僚集团，由‘raikoms和gorkoms级别的党的机构成员’组成，他们在prognivshie内部腐烂并歪曲iskazhali好的想法和政策。”安德烈相信，“如果我们摆脱这些官僚或以某种方式将他们的影响降到最低，那么，自然地，党就能更好地运作。”
安德烈的例子表明，远离无聊的活动、毫无意义的言辞和腐败的官僚主义并不一定与在道德上投入共产主义理想和参与旨在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活动相矛盾。对他而言，这两种情绪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而他显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

很有画面感

基层共青团员对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观的区分反映出许多年轻人与苏联社会主义相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这种关系的特征不是“我们”（普通人）与“他们”（党、国家）的二元对立，而是亲和、归属与疏离、有意义的工作与纯粹的形式看似矛盾的共存——价值观、态度和身份是不可分割的，构成了“正常”、创造性、道德、参与和值得参与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