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革命性先锋派试图彻底抹去过往所有历史，为自己开创性的艺术创造一片纯净空间。每位艺术家都是某种“半神”，塑造着自己的宇宙，希望“完美性”能超越上帝那糟糕透顶、充满缺陷的造物。但其实，绝对的创新并不存在。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更坦然承认，从文学文本到英格兰银行，一切事物都是由既存材料构建而成，在这个意义上都带有衍生性（derivative）。无中生有的创造并不存在，这种行为是全能上帝的专属，而非渺小的现代主义群体所能企及。开端即是模仿。除了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带有妥协与污染的材料，我们又如何能开启全新的起点？

我们如何能清晰表达某种全新到超越现有参照框架的事物，同时又能对其加以辨识？无论好坏，历史造就了我们。过去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存在，正如未来也不存在。可是，易卜生怀疑，过去往往会压倒当下，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体量要大得多。试图清除过去的艺术作品，往往忽视了弗洛伊德的警告：那些不愿直面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很可能只是将过去推入政治无意识之中，让它在那里滋生蔓延。

唐纳·哈拉维：《一位体育记者女儿的留言》（2006）

身体的确始终处在塑造中。这篇文章出自一位体育记者的女儿之手。我必须写下这些文字，只因它关乎一份馈赠，一种肉身之上的传承。要接纳身体的消逝，我就得先铭记它如何逐步成形。我要细数那些或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存在，正是这些存在交织成了特定生命的“结”（knots）——那是我父亲弗兰克·奥滕·哈拉维（Frank Outten Haraway）的生命。

我和丈夫拉斯滕（Rusten）有幸在双方年迈的父母生命最后的岁月里陪伴左右。2005年9月29日，父亲离世时，我和兄弟们抱着他，他当时意识清醒。在他生命逐渐消逝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紧抱着他。这一过程绝非仅仅意味着他的灵魂、心智、人格、内在或主体不复存在。并非如此，随着他的身体慢慢冷却，他的身体本身也不复为原本的模样。遗体并非鲜活的身体。身体始终在不断塑造，它向来是由异质尺度、时段、生命形态相互交织而成的，充满活力，始终在不断变化，始终在关联中得以构成。

我想，将遗体火化后归葬尘土，正是承认在死亡面前，消逝的不只是逝者的人格或灵魂。那个我们称之为身体的交织体已然消散，彻底瓦解。父亲的生命形态已然消散，这便是我必须将他的生命碎片重新拼凑、铭记于心的缘由。所有曾与他的生命紧密相连的人都成了他肉身的延续。我们与逝者血脉相连，只因他们的身体曾真切地触碰过我们。父亲的身体是我身为女儿熟知的那副模样。这种传承烙印在肉身之中，体现在那些不经意间流露的点滴里，而这些点滴将文字与身体紧密相连，我称之为物质符号过程（material semiosis）与符号物质性（semiotic materiality）。

请再深入思索“关注”（regard）与“尊重”（respect）这两个词。我热爱这类主动去看/关注（looking at/regard）所蕴含的情感基调。这种主动的关注——无论作动词的拉丁语“注视”（respecere），还是作名词的“敬重”（respectus）是我曾向父亲主动探寻、且切实从他身上体会到的东西。

这种关注蕴含着某种关系性（relationality），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去关照，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去尊重，去回顾，去铭记在心，去看到，被他人的关照触动，去留意，去照顾。这种关注的目的，是在一种看似矛盾却又不可或缺的“关系中的自主性”（autonomy-in-relation）中实现彼此的相互释放。自主性是关系的果实，且内在于关系之中。自主性是跨越行动（trans-acting）。这与文化理论中通常研究的凝视/目光（gaze/look）截然相反！当然也绝非乱伦凝视的产物。

近来在围绕“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这一主题发言与撰文时，我始终试图沉浸在“关注、尊重、彼此凝望、回眸、目光交汇、视触觉交融的相遇”的丰富基调。物种与尊重始终处于视觉、触觉、情感与认知的交融之中，它们共桌而食，同餐共饮，彼此相伴，相依相随。这正契合“相伴”（company）一词的词源（cum panis，“与面包同在”）。

我同样沉醉于“物种”（species）这个概念本身的矛盾，它始终是一种逻辑分类，又必然指向独特性。它始终与“注视”相关，且始终向着“回望敬重”之意延伸与渴求。“物种”这一范畴既涵盖人类与动物，又远不止于此。我们想当然地判定，在那些具有建构意义的邂逅与逻辑中，究竟是哪些范畴在相互作用、彼此塑造，那无疑是极不明智的。

在这些层面上，我试图思索与感受的这种关注，既不属于人文主义，也并非后人文主义的专属范畴。“伴侣物种”是贯穿始终、存在于各类时间维度与生命形态之中的相互塑造关系。这是我为非人文主义生造的一个术语，各类物种都有待探究。于我而言，即便我们只讨论人类，在那些值得付诸关注的邂逅中，人与动物、生命体与非生命体这类范畴划分也趋于模糊。我试图言说和书写的这种伦理关切可以跨越多种物种差异而被体验。美妙之处在于，我们只能通过看和回看来了解。这就是“注视”。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伴侣物种之名下写作，或许想以此挑战学界对物种应有行为的看法。他们一直非常有耐心。确实，他们明白“伴侣物种”并不指在晚期帝国社会里那些被宠溺对待、宛若身着毛皮（或鳞甲、羽毛）的孩童般的小动物。伴侣物种是一个永久不可决定的类别，一个处在疑问中的类别，它坚持将“关系”视为存在和分析的最小单位。我所说的物种，要感谢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的“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和“内部-行动”（intra-action）理论，它是一种存在层面与行为层面的内在关联，不会预先决定物种作为技术物、机器、景观、有机体或人类的状态。

无论用作单数还是复数，“物种”都既关联逻辑类型，也涉及具体而微的个体、硬币和金属货币、天主教圣体圣事中的真实临在、达尔文式的“种”、科幻外星人以及其他诸多种种。物种就像身体，内部具有矛盾修辞性，充满了它们自己的他者，充满了餐伴，充满了伴侣。

每个物种都是一个多物种的群体。伴侣物种不能容忍人类例外论。在伴侣物种面前，人类例外论显露出它的幽灵本性，将身体诅咒为幻觉、诅咒为“相同”的再生产、诅咒为乱伦，并因此使重构变得不可能。在伴侣物种这个物质—符号学概念之下，我感兴趣“重要他性”（significant otherness）的存在与行为，是伴侣们在“造就”本身的过程中被持续地造就，是在这场游戏中“有身生命”（bodied lived）的造就。伴侣们并不先于他们的关联而存在。伴侣们恰恰在肉身的、重要的、符号学—物质性存在的相互/内部关联中产生。这就是查里斯·汤普森（Charis Thompson）所说的本体论编舞（ontological choreography）。我正在讲述一个关于具象化（figuration）、存在、塑造中的身体、“游戏中所有餐伴皆非人类”的互动故事。

确实，也许这就是女儿的知识，这种知识离不开父亲给予她的那份关注与尊重。我们从未纯粹作为“人类”而存在，因此并未陷入非此即彼的陷阱，比如心灵与物质、行动与激情、行动者与工具。正因为我们从未成为哲学家口中的“人类”，我们的身体才处在编织的、存在与行动的关联之中。

唐娜·哈拉维：《动物社会学和政治身体的自然经济学：支配的政治生理学》（1991）

政治身体（body politic）的概念并不新鲜。古希腊人为人类社会精心设计了丰富的“有机体”形象。他们认为，公民、城邦和宇宙根据相同的原则建立起来。政治身体是一个有机体（organism）。政治身体是活的，是一个更大的、宇宙有机体的一部分，这非常重要。人类群体的结构被看作自然形式的一面镜子，具有强大的想象力和思想性。

从19世纪到现在，达尔文进化论与这种形式的政治经济学相互渗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毫无疑问，人口是基本的自然群体，而人口的现代进化论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古典的政治身体思想，这些思想与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

我们已经知道，排斥（exclusion）和剥削（exploitation）都源于我们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而不是先天的无能。

我们让政治身体理论以如下方式分裂——自然知识被悄悄地重新纳入社会控制的技术，而不是被转化为解放的科学。我们挑战了对自然对象（natural objects）地位的传统分派，在意识形态中变得反自然，在某种程度上使生命科学不受女权主义需求的影响。我们赋予科学一种拜物教的角色，一种人类制造出来的对象，只是为了忘记人们在创造它时的角色，不再对人类与周遭世界在满足社会和有机体需求方面的辩证互动作出反应。

我们以两种相辅相成的方式，倔强地把科学当作一种身体化的拜物教来崇拜。一、完全拒绝科学和技术，发展一套完全脱离自然科学的女权主义社会理论；二、认为“自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我们的“自然”身体，通过生物医学带给我们的技术，进入由政治经济学自由派和激进理论家定义的“文化政治身体的神圣王国”，却由不得我们自己。在马克思（Marx）看来，这种文化政治身体是一个把所有事物和人都改造成商品的市场。

费尔斯通将女性在政治身体中的缺陷定位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定位在我们对生殖有机体要求的顺从上。在这个批判的意义上，她接受了生殖/再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却失去了建立“女权主义—社会主义”（feminist-socialism）政治身体理论的可能性，这种理论不会把我们的个人身体视为最终敌人。

在此，费尔斯通为技术支配的逻辑做好了准备——她要在一个由机器决定的未来中完全控制现在被异化的身体。但她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她把社会关系还原为自然对象，其逻辑后果是把技术控制视为一种解决方案。她当然没有低估生物行为科学中的支配原则，但她确实误解了科学知识和实践的状况。换言之，她承认存在与社会关系分离的自然对象（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解放仍然受制于所谓的自然决定论，这只能在不断升级的反支配逻辑中去避免它。

我认为有可能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socialist-feminism）的政治身体理论，以避免下述两种形式的生理还原论。一、向我们社会地位的生物决定论屈服；二、用文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对自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否定我们重建生命科学的责任。

在我看来，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人在世界中的基本地位就是与周遭世界的辩证关系，涉及到需求的满足，从而涉及到使用价值的创造。劳动过程构成了人类的基本状况。凭借劳动，我们与所有尚未被“人化”（humanized）的事物不断互动，从而使自己成为个体和集体。

因此，无论是我们的个人身体还是我们的社会身体，都不能被看作自然的产物，都不存在于人类劳动的自我创造过程之外。我们经验过、并形成理论的自然和文化都会被我们的劳动改变。我们接触并因此知晓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有机体和社会体，都因劳动使我们成为可能。因此，文化不主宰自然，自然也不是敌人。不能把辩证法变成支配的动力。这一立场基于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上文具有讽刺意味的、基于再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根本对比。

生物行为科学的一个领域在构建政治身体的压迫理论方面异常重要，那就是动物社会学（animal sociology），也就是研究动物群体的科学。为了将生物社会科学重新用于新实践、新理论，我们需要重视基于支配的生理政治学及其批判性历史，这在动物社会学中一直是核心。生物社会科学不仅是我们社会世界的性别歧视镜像。它们也是这个世界再生产的工具，既提供了正统的意识形态，也增强了物质力量。选择关注动物科学，尤其是灵长类动物科学，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该学科（subject）及其方法（procedure）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在这段美国思想史上，正值“自然—文化”大分裂的时期，社会科学自治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接受，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基于功能主义和等级制度理论）在大学里被确立起来。

“人类工程项目”（project of human engineering）成为自然和社会学科中新自由主义关系的固有要素，也就是设计、管理人类物质，使其在科学有序的社会中有效且合理运作的项目。动物在这种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它们是知识的可塑原料，受到实验室的严格约束。它们可以被用来构建和测试人类生理学和政治学的模型系统。例如，月经生理学或社会化过程的模型系统并不一定是还原论。恰恰，后斯宾塞时代、后进化论的自然主义、新的知识秩序禁止将人类直接还原为自然科学。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管理科学在这一点上一直很严格。这是“自然—文化”大分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动物依然是特殊的自然对象，可以向人们展示它们的起源，以及它们的前理性、前管理学、前文化本质。也就是说，在人类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自主学说中，动物的地位一直是这样模棱两可。

因此，尽管人类学声称能够仅用“文化”的概念来理解人类，社会学则声称只需要“人类社会群体”的概念来理解人类，但动物社会已被广泛地用于人类政治身体中，用于压迫性支配秩序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和自然化（naturalization）。它们为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家提供了生理学和政治学的结合点，而他们却继续接受自然和文化之间分裂的意识形态。

第二，动物社会学一直处在父权制权力划分最自然化、政治身体最被还原为性生理学的核心地带。因此，自然科学的这一领域是我们需要彻底理解和彻底改造的领域，以产生一种能够表达社会关系之解放的科学，而不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错误（直接从物质条件中得出知识的实质）。

第三，在动物社会学中，支配形成的分析原则让我们得以批判在自然科学的内容和基本方法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以揭露所谓“客观性”的谬误，但不要在动物知识中轻易拒绝科学原则。我们不能将动物群体科学中的支配视为一层不幸偏见或意识形态的“薄膜”，可以从底下“健康的客观知识层”中剥离出来。我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思考动物和它们对我们的意义。我们必须辩证理解科学劳动为我们生产自然知识的必要性。

猴子和类人猿在这项任务中扮演中心角色。它们是没有被文化“蒙蔽”的自然对象，它们能清晰展现文化产生的有机基础。但这些“自然对象”是根据人类工程理想的多层次含义设计的结果，这一点几乎没有引起注意。

在卡彭特论述动物政治身体的开山之作中，一次单一的实验操作浓缩了支配原则的所有意义层面。1938年，他在亚洲收集了大约400只恒河猴，并将它们放生在圣地亚哥岛。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社会性混乱后，恒河猴们把自己分成六个群体，群体数目从3只到147只不等。

这些猴子可以在37英亩的岛上自由活动，并在几乎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分割空间和其他资源。对它们进行的第一项主要研究是它们的性行为，包括发情周期、同性性行为、自体性行为（autoerotic，比如手淫）和“不守规矩”的行为。卡彭特的结论指出，雄性恒河猴在群体内部的支配地位与性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可以推测与进化优势相关。所有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阐释都出现在了这项研究的分析中，包括对动物活动的解释，比如“扮演雄性角色的雌性同性性行为者在建立同性配偶关系之前会攻击扮演雌性角色的雌性”。

为了迎合恒河猴群体基本组织中的性和支配地位，卡彭特做了一个表面上非常简单的实验，但这个实验是对自然政治身体从生理学到政治学的复杂分层解释。在观察了一周未受干扰的群体（对照组）之后，他从群体中移出了名为“阿尔法雄性”的恒河猴（优先获取食物和性，因此判断它最有支配能力）。然后，卡彭特观察其余恒河猴一周，移走2号雄性，又等了一周，移走3号雄性，又等了一周，让三只雄性重新回到群体中，再次观察社会行为。

卡彭特注意到，支配的雄性被移除后，该群体在岛上的势力范围立即受到限制（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群体组织变得更加不稳定，群体内部的冲突和争斗增加了。在持续三周的大破坏后，支配的雄性被“释放”归来，群体突然得以重组。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相对于其他群体，该群体又重新获得了先前的支配地位。

这里立刻出现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卡彭特不把除占支配地位的雄性之外的其他雄性从群体中移除作为对照，来测试他关于社会秩序来源的组织学假说？从字面上说，他从集体动物的“身体”上取下了假定的“头部”，就像“斩首”，那么这次野外实验对卡彭特而言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在生理学层面进行探讨。卡彭特依靠生物学概念理解社会身体。他借鉴了胚胎学理论，这些理论试图解释从受精卵这一简单的起始材料形成复杂完整动物的过程。重要的胚胎学理论使用了由支配梯度（dominance gradients）的活动轴组织的“场”（fields）概念。场是由梯度的复杂互动形成的空间整体。在这一理论中，一个梯度由一系列有序的活动过程组成，包含从低到高的活动水平，比如基于不同的氧气消耗来衡量。

请注意，在这个根本层面上，支配被视为一种可以客观测量的纯生理特性。梯度的坡度可以很缓，也可以很陡。构成一个“场”的几个“梯度”围绕一个最大坡度的主轴（组织中心）来组织。此外，人们可以从活动梯度的“头部”或多或少移走一些，并测试随之而来的有机体混乱程度（比如切除水螅的头部来看其他部分如何恢复）。

卡彭特认为，社会空间就像一个不断演化的有机空间，因此他寻找通过时间组织“社会场”的梯度。他在社会群体的雄性支配等级中发现了这样一种活动的生理梯度。他完成了理论上的“头部切除实验”，并“观察到”随之而来的细胞或器官（也就是活动支配梯度上的其他“点”，也就是个体动物们）之间的生理竞争，以重新建立一个首席组织中心（取得男性首领地位），并恢复社会和谐。

卡彭特实验隐含着对政治身体的多层解释，具体如下。

首先，社会中的其他动物群体也可以在活动轴上排序。例如，我们也能发现雌性动物的支配等级不那么陡峭或斜率较低。年幼的动物有不稳定的支配梯度。这种解释依据的观察是，太普通的支配行为不容易被“可靠”观察，未成熟的动物彼此之间没有表现出恒定的支配关系。

由于看不见的“观察”变得与看得见的证据一样重要，潜伏支配（latent dominance）的概念就出现了。从这一点出发，很容易就能判断有多少支配起到了组织社会空间的作用（“体量上的领导力”），又有多少支配会造成社会混乱（“病态的好斗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整个时期，对人类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类似研究比比皆是。真正的社会秩序必须建立在支配权的平衡之上，这是合作的基础。竞争的好斗性成为组织其他形式社会整合的形式。竞争和合作绝非相互对立，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基于生理学理由）。如果一个有机体中最活跃的（支配）区域（组织中心）被移除，其他梯度系统就会竞争，以重新建立有机秩序——政治身体内就会随之出现一段斗争和多变的时期。

主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组织上的支配等级制度，社会秩序就会被视为个人主义的、非生产性的竞争。之所以没有进行去除支配的雄性动物以外其他动物的对照实验，是因为它在整个复杂理论、对个体生物的类比以及未经审查的假设中没有意义。

权威人格研究把我们带到卡彭特实验隐含的对政治身体的第二层解释——心理学解释。支配等级的概念首先来自挪威人索莱夫·施耶尔德鲁普-埃贝（Thorleif Schjelderup-Ebbe，1894-1976），他早在1913年就研究了家鸡和其他鸟类的“啄食秩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重视，并纳入了美国的比较心理学。

随后，动物社会学、心理学和涉及人类的学科分支都非常关注竞争和合作的观念。社会来自个体间复杂的“成对”相互关系，通过心理学技术来理解和测量，这就构成了“社会场”空间。人们在生理和心理逻辑层面上寻找支配的轴线（组织原则）。

卡彭特实验中隐含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层次是自然政治经济学（natural political economy）。失去了雄性首领的群体在与其他有机社会的竞争性斗争中败下阵来。这种失败反映为更少的食物、更高的幼崽死亡率、更少的后代，从而在进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灭绝。

有机进化理论中隐含的市场竞争在此浮现。雄性支配的功能理论将动物行为和进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竞争、分工、资源分配模式）与社会整合（通过领导和社会地位进行合作性协调）以及对生殖和胚胎现象的纯生理学解释完美结合起来。

所有这三种观点都把功能主义的均衡社会模型（来自当时的社会科学）与具体的意识形态、竞争与合作的政治（比如在劳工斗争中的政治）联系起来。动物社会号称以更简单的形式具有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所有特征，人们可以合理地从它们那里学到所谓人类自然和协作社群的基础。

支配的政治原则在这里被转化为正统的科学原则。支配权成为一种自然科学基础的属性。操纵、概念、组织原则是科学的全部工具，它们被支配原则渗透。科学不能通过简单重释观察结果和改变术语来实现解放目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粗鲁的意识形态活动，它否定了利用科学劳动进行自我创造的过程中与动物的辩证关系。

但是，为解放而重塑生物社会和生物行为科学的艰难过程已经开始。毫不奇怪，第一步是将重点从灵长类动物（人类模型）转移到更深入的动物研究本身——它们如何以与我们无关的方式生活并与环境相关联，并且必然在我们的政治身体理论中改变我们对自然的“关系感”

这些“修正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值得认真关注。其中，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和灵长类动物学中的“女权主义”观点强调了不依赖支配等级的身体和社会组织原则。支配结构仍然能被观察到、能被研究，但不再被用于功能组织的因果解释。相反，“修正主义者”强调母系群体、长期社会合作而不是短期的好斗性、多变的过程、严格的结构等等。不过，科学思想问题很复杂，新兴的研究是有争议的。

在我们谋求用女权主义理解政治身体时，我们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就像我们离不开每一种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形式一样。只要我们把这些科学建立在不以支配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上，它们就会有解放的可能。这一要求的必然结果是拒绝一切形式的、植根于主客体分裂的纯客观性意识形态主张，这种主张成就了我们对自然和自身的支配逻辑。

如果我们的经验离不开支配，我们就会根据支配原则来理论化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改变我们生活的基础时，我们将知道如何建立自然科学来支撑与世界的新关系。

我们就像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的《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一样，小说中的道恩（Dawn）想要飞向自然，飞向过去，以使一切都能顺利完成。但科学是集体的表达，不能单独重塑。也像同一部小说中的卢西恩特（Luciente）和霍克（Hawk）一样，女权主义者应该清楚认识到：“不能单靠谁把事情做好”，“想要帮助、想要工作、想要抓住历史并不是坏事，但想要独自做这件事就不那么好了。”

开愁歌／唐・李贺
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
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
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
旗亭下马解秋衣，请贳宜阳一壶酒。
壶中唤天云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
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𧱉。

清平乐／唐・韦庄
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
门外马嘶郎欲别，正是落花时节。
妆成不画蛾眉，含愁独倚金扉。
去路香尘莫扫，扫即郎去归迟。

琵琶仙・中秋／清・纳兰性德
碧海年年，试问取、冰轮为谁圆缺？
吹到一片秋香，清辉了如雪。
愁中看、好天良夜，知道尽成悲咽。
只影而今，那堪重对，旧时明月。
花径里、戏捉迷藏，曾惹下萧萧井梧叶。
记否轻纨小扇，又几番凉热。
只落得，填膺百感，总茫茫、不关离别。
一任紫玉无情，夜寒吹裂。

酒泉子／宋・辛弃疾
流水无情，潮到空城头尽白，离歌一曲怨残阳。
断人肠。
东风官柳舞雕墙。
三十六宫花溅泪，春声何处说兴亡。
燕双双。

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阆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
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越调・柳营曲・金陵故址／元・查德卿
临故国，认残碑。伤心六朝如逝水。物换星移，城是人非，今古一枰棋。南柯梦一觉初回，北邙坟三尺荒堆。四围山护绕，几处树高低。谁？曾赋黍离离。

看完五十卷整理一下划线

《全唐诗》

第八卷

◆ 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


第十五卷

◆ 【郊庙歌辞·享隐太子庙乐章·肃和】岁肇春宗，乾开震长。瑶山既寂，戾园斯享。玉肃其事，物昭其象。弦诵成风，笙歌合响。

◆ 尚想燕飞来蔽日，终疑鹤影降凌云。

◆ 【舞曲歌辞·中和乐舞词】芳岁肇佳节，物华当仲春。乾坤既昭泰，烟景含氤氲。


第十七卷

◆ 【乐府杂曲·鼓吹曲辞·上之回】李贺上之回，大旗喜。悬虹彗，挞凤尾。剑匣破，舞蛟龙。蚩尤死，鼓逢逢。天高庆雷齐坠地，地无惊烟海千里。

◆ 经红流烟湿艳姿，行云飞去明星稀。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沾衣。

◆ 春夏作头，秋冬为尾。循环反复无穷已。

◆ 但愿开素袍，倾绿蚁，陶陶兀兀大醉于青冥白昼间。任他上是天，下是地。

◆ 【乐府杂曲·鼓吹曲辞·临高台】王勃临高台，高台迢递绝浮埃，瑶轩绮构何崔嵬，鸾歌凤吹清且哀。俯瞰长安道，萋萋御沟草，斜对甘泉路，苍苍茂陵树。高台四望同，帝乡佳气郁葱葱。紫阁丹楼纷照曜，璧房锦殿相玲珑。东弥长乐观，西指未央宫。赤城映朝日，绿树摇春风。旗亭百队开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输翠盖不胜春，叠树层楹相对起。复有青楼大道中，绣户文窗雕绮栊。锦衣昼不襞，罗帏夕未空。歌屏朝掩翠，妆镜晚窥红。为吾安宝髻，蛾眉罢花丛。狭路尘间黯将暮，云间月色明如素。鸳鸯池上两两飞，凤凰楼下双双度。物色正如此，佳期那不顾。银鞍绣毂盛繁华，可怜今夜宿倡家。倡家少妇不须嚬，东园桃李片时春。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铜雀生黄尘。

◆ 【乐府杂曲·鼓吹曲辞·临高台】贯休凉风吹远念，使我升高台。宁知数片云，不是旧山来。故人天一涯，久客殊未回。雁来不得书，空寄声哀哀。

◆ 大夫鹊印摇边月，天将龙旗掣海云。

第十八卷

◆ 去岁照同行，比翼复连形。今宵照独立，顾影自茕茕。馀晖渐西落，夜夜看如昨。借问映旌旗，何如鉴帷幕。拂晓朔风悲，蓬惊雁不飞。几时征戍罢，还向月中归。

◆ 【横吹曲辞·关山月】翁绶裴回汉月满边州，照尽天涯到陇头。影转银河寰海静，光分玉塞古今愁。笳吹远戍孤烽灭，雁下平沙万里秋。况是故园摇落夜，那堪少妇独登楼。

第十九卷

◆ 【相和歌辞·公无渡河】李白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吼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骨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

◆ 【相和歌辞·江南曲八首】刘希夷暮宿南洲草，晨行北岸林。日悬沧海阔，水隔洞庭深。烟景无留意，风波有异浔。岁游难极目，春戏易为心。朝夕无荣遇，芳菲已满襟。艳唱潮初落，江花露未晞。春洲惊翡翠，朱服弄芳菲。画舫烟中浅，青阳日际微。锦帆冲浪湿，罗袖拂行衣。含情罢所采，相叹惜流晖。君为陇西客，妾遇江南春。朝游含灵果，夕采弄风蘋。果气时不歇，蘋花日自新。以此江南物，持赠陇西人。空盈万里怀，欲赠竟无因。皓如楚江月，霭若吴岫云。波中自皎镜，山上亦氛氲。明月留照妾，轻云持赠君。山川各离散，光气乃殊分。天涯一为别，江北自相闻。舣舟乘潮去，风帆振草凉。潮平见楚甸，天际望维扬。洄溯经千里，烟波接两乡。云明江屿出，日照海流长。此中逢岁晏，浦树落花芳。暮春三月晴，维扬吴楚城。城临大江汜，回映洞浦清。晴云曲金阁，珠楼碧烟里。月明芳树群鸟飞，风过长林杂花起。可怜离别谁家子，于此一至情何已。北堂红草盛丰茸，南湖碧水照芙蓉。朝游暮起金花尽，渐觉罗裳珠露浓。自惜妍华三五岁，已叹关山千万重。人情一去无还日，欲赠怀芳怨不逢。忆昔江南年盛时，平生怨在长洲曲。冠盖星繁湘水上，冲风摽落洞庭渌，落花舞袖红纷纷，朝霞高阁洗晴云。谁言此处婵娟子，珠玉为心以奉君。

◆ 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

◆ 春风草绿北邙山，此地年年生死别。

◆ 雾掩临妆月，风惊入鬓蝉。


第二十卷

◆ 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

◆ 【相和歌辞·难忘曲】李贺夹道开洞门，弱杨低画戟。帘影竹叶起，箫声吹日色。蜂语绕妆镜，拂蛾学春碧。乱系丁香梢，满阑花向夕。

◆ 【相和歌辞·善哉行】僧贯休有美一人兮婉如清扬，识曲别音兮令姿煌煌。绣袂捧琴兮登君子堂，如彼萱草兮使我忧忘。欲赠之以紫玉尺，白银珰，久不见之兮湘水茫茫。

◆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 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分张。

◆ 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