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是一种技术，它并非一种无法无天的极端狂暴表现。惩罚要成为酷刑的话，必须符合三条基本标准：
首先，它必须制造出某种程度的痛苦，这种痛苦必须能够被精确地度量，至少能被计算、比较和划分等级；死刑也是一种酷刑，因为它不仅剥夺了人的生存权，而且它也是经过计算的痛苦等级的顶点，它包括从斩首(这是将全部痛苦化简为在一瞬间完成的一个行为——这是零度的酷刑)，绞刑、火刑和轮刑(这些都延长了痛苦)，到肢解活人(这种方法使人的痛苦达到极点)。极刑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见Ollyffe)。
酷刑是以一整套制造痛苦的量化艺术为基础的。不仅如此，这种制造痛苦的活动还是受到调节的。酷刑将肉体效果的类型、痛苦的性质、强度和时间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罪犯的特点以及犯罪受害者的地位都联系起来。制造痛苦有一套法律准则。在用酷刑进行惩罚时，绝不会不加区别地同等地对待肉体。人们会根据具体的规则进行计算：鞭笞的次数、打烙印的位置，在火刑柱或刑轮上制造死亡痛苦的时间(由法庭决定，罪犯应被即刻处死还是慢慢处死，在何处表现恻隐之心)，戕残身体的方法(断手或割嘴、割舌)。
这些各种不同的因素扩大了惩罚方式，并根据法庭情况和罪行而加以组合。正如罗西(Rossi)所形容的：“但丁的诗进入了法律”。总之，这是肉体刑罚知识中一门需要长期学习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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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义演变展开到历史潮流，讲了很多汉字里蕴含的过去，很丰富很有意思…！

>>Po.1177344
唉看完就忍不住下单了《国语四千年来潮流图》，待我测评

其次，酷刑应成为某种仪式的一部分。它是惩罚仪式上的一个因素，必须满足两个要求。它应该标明受刑者。它应给受刑者打上耻辱的烙印，或者是通过在其身体上留下疤痕，或者是通过酷刑的场面。
……
“司法酷刑”这个词并不涵盖一切肉体惩罚。它是一种有差别的痛苦制造方式，一种标明受刑者和体现惩罚权力的有组织的仪式。

《一个博士生，成为秀场主播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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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a and the Swan 勒达与天鹅
by Antoine Calbet, 1860-1942

瑞士象征主义（Symbolism）画家卡洛斯·施瓦布（Carlos Schwabe，1866 – 1926）描绘的年轻的美杜莎与年老的美杜莎。 ​​​

欧泊

西湖明月引・江城梅花引／宋・刘埙
江村烟雨暗萧萧。
涨寒潮。
送春桡。
目断京尘，何日听鸾箫。
金雀觚棱千里外，指天际，碧云深，魂欲飘。
薰炉炷愁烟尽销。
酒孤斟、谁与招。
满怀情思，任吟笺、赋笔难描。
惆怅山风、吹梦老秋宵。
绿漾湖心波影阔，终待到，借垂杨、月半桥。

《中秋月其二》李峤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1 (0~1) 。
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

【注释】
[1] 　圆魄二句：古时认为：中秋之夜，一处晴，到处皆晴；一处阴，到处皆阴。宋苏轼《中秋月》亦云：“尝闻此宵月，万里同阴晴。”可见此说流传甚久。魄，月未盛明时之光，通常代指月。圆魄则指望日之月，此指中秋月，杨炯《盂兰盆赋》“太阴望兮圆魄皎”，可与此互参。

我们不能把公开处决仅仅理解为一种司法仪式。它也是一种政治仪式。即使是在小案件中，它也属于展示权力的仪式。

……，公开处决就具有一种司法一政治功能。它是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的仪式。它用展现君权最壮观时的情景来恢复君权。公开处决虽然是一种匆促而普通的形式，但也属于表现权力失而复得的重大仪式之列(其他仪式有加冕仪式、攻克城池后的国王入城仪式、叛民投降仪式)。它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使君权受辱的犯罪施展无坚不摧的力量。其宗旨与其说是重建某种平衡，不如说是将胆敢蹂躏法律的臣民与展示其威力的全权君主之间的悬殊对比发展到极致。尽管对犯罪造成的私人伤害的补偿应该是成比例的，尽管判决应该是平衡的，但是惩罚的方式应使人看上去不是有分寸的，而是不平衡的、过分的。在这种惩罚仪式中，应该着重强调权力及其固有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是君主权力的性质，而且是君主用以打击和控制其反对者的肉体的物质力量的性质。犯罪者破坏法律，也就触犯了君主本人，而君主，至少是他所授权的那些人，则抓住犯人的肉体，展示它如何被打上印记、被殴打、被摧毁。因此，惩罚的仪式是一种“恐怖”活动。
……
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

>>Po.1177361
收到了，卧槽真的牛
牛皮纸袋里装着一本介绍作者和该图的册子（但是竖排印刷），该图本图半人高没法拍，只截了点局部，内容无愧于书名，也确实像播客里所感慨的一样，简直就是汉语言文学的思维导图（……）
虽然我对这个专业不熟( ﾟ∀。)

>>Po.1179467
这尺寸不是小抄了，是巨抄，今后一文盲就偷偷翻巨抄瞄眼(`ゥ´ )

长相思・游西湖／宋・康与之
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
春来愁杀侬。
郎意浓，妾意浓。
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

夜行船／宋・丘
万柄荷花红绕路。
锦连空、望无层数。
照水旌旗，临风鼓吹，行遍月桥烟渡。
堪笑年华今已暮。
身西上、梦魂东去。
一曲亭边，五云门外，犹记最花多处。

醉落魄・栖乌飞绝／宋・范成大
栖乌飞绝。
绛河绿雾星明灭。
烧香曳簟眠清樾。
花久影吹笙，满地淡黄月。
好风碎竹声如雪。
昭华三弄临风咽。
鬓丝撩乱纶巾折。
凉满北窗，休共软红说。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文化与批判理论》（2023）

……，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政治。虽然他们的很多工作看起来都是非政治的，但背后的意图却是要颠覆技术官僚的理性，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左派眼中，技术官僚的理性比以前对资本主义的担忧要重要得多。正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964 年在《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一书中论述的那样，我们正在走向技术官僚的反乌托邦。对科技统治的恐惧取代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担忧。科学技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为颠覆技术官僚意识形态而量身定制的。但是，新世纪的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环境问题凸显出来，这再次表明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

问：对于一些致力于发展“后批判”理论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传统上由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批判代表了一种家长式的社会理论方法。在这种观点中，意识形态批判要求学者对普通公众的信仰不加置评，或者如您刚才所说：“看看这些白痴，看看这些反疫苗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与此相反，后批判主义学者认为，你不能以家长式的方式对待公众，你要倾听并重视他们的陈述。因此，他们反对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批判概念，也反对意识形态批判。拉图尔在2006年发表的文章《批判已经油尽灯枯了吗？》（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一文中，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家长制进行了较长篇论证，在国际关系学界受到好评。有一种“知识分子的上帝”对人们说：“这就是你们应该想的”，而拉图尔提出的“事实”立场则是深入调查人们的实际想法和实际行动。意识形态批判是否依然重要？它在社会批判理论中是否仍有一席之地？

>>Po.1179548
答：拉图尔写这篇文章时，它已经过时了。它所处的时代，公众似乎相对理性。在科技争议中，专业人士之间的对称性（symmetry）这一科学技术研究概念尚且能够应用于全社会。但是，一旦出现了“匿名者Q”这类公众（右翼阴谋论者，认为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一个反对自己的“深层政府”），你难道还认为科学家和良心记者所坚持的信念，与数百万阴谋论疯子之间存在对称性吗？二十年或五十年前看似光明的一些观点，现在看来却十分荒谬。
认为批判意识形态就是精英主义的观点如今已经毫无意义。当然，有些人在操纵公众，同样也有些人很容易被操纵，他们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却缺乏足够的教育和对媒体的批判态度，无法做出明智的决策。
我们怎么能否认有些人在欺骗和操纵公众，以此牟取巨额利润呢？难道这就是把自己捧得太高了吗？有一种基本的手工技能——有些人懂得如何搜集信息。在他们从事公共事务时，我们称他们为记者；在他们研究自然界时，我们称他们为科学家。他们可以告诉你是否应该担心深层政府，或者疫苗的益处与弊端。至少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相信这些专业人士，而不是那些在网上声称被害儿童是“危机演员”的家伙！

另一方面，拉图尔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引人关注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当前的许多争议并非关乎事实与意识形态（facts versus ideology），而是涉及不同的事实（different facts）。我们确实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来应对所有选择都存在严重缺陷和偏见的问题。我们必须学会处理“特朗普主义者”所说的“替代事实”（alternative facts）。
有时，这些替代事实具有可信度，因为它们源于严重的争议。但通常情况下，争议会在某个时候得到解决，生活也会继续下去。问题在于，何时才算是争议结束的时候呢？如果你是一位商人，并且通过延长争议来赚钱，也许你会在争议正常结束后继续让争议持续下去。
原本真正的问题只涉及“虽相互矛盾但有理有据的事实们”，却演变成“真事实”（real facts）与“假事实”（fake facts）、与“替代事实”的问题。这对普通人来说很难处理，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技能来判断争议基本上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