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尤其是韩国），压缩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和结果，它由国家强力发起，由普通公民积极推动。东亚人从根本上以发展主义或生产主义的方式看待现代性。因此，现代化的“政治兼社会事业”成就了压缩时间（time-condensed）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跻身世界 “先进国家”行列。
这种以压缩的国家发展为目的的现代化方式得到了各种政策、行动和态度的支持，这些政策、行动和态度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生产，同时也不约而同地系统性地牺牲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和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韩国工人每年被迫劳动的时间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的大多数工人，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长期缺乏足够的睡眠。事实上，失眠问题在韩国未来的劳动者中同样严重，他们就是学生，由于学习负担过重，直到午夜过后才能上床睡觉。
这种生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成果（新型或现代的工业、城市空间、家庭形式和关系、生活方式等）反过来又证明了牺牲社会再生产的各种社会后果（自给自足经济部门、有社会收益的劳动过程、文化自主的家庭和社会、生态嵌入的生活方式消亡了）是合理的。

→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生产，而系统性地牺牲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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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涉及日常生计的准备和维持、社会和职业参与的准备、择偶和婚姻、生育和抚养子女、照顾配偶和父母，以及其他一系列被视为维持和改善人类和社会状况不可或缺的活动。简而言之，社会再生产是指个人、家庭、社会、企业和行政部门为创造和管理人类生命（人口）和劳动（阶级）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尽管东亚社会以超前的工业、物质基础设施、服务和生活方式被令人艳羡的外表所掩盖，但在狭隘的发展型政治经济下，这些被视为可有可无（不值得社会再生产）的阶级、空间、社会、文化、智慧和权利被剥夺、萎缩和/或消亡，反过来严重阻碍了东亚社会的文明乃至经济发展。
本章旨在从社会系统的视角，探讨压缩的现代性下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探究韩国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因素、过程和本质。具体而言，本章将讨论韩国社会再生产危机的阶级（劳动）层面，而人口层面的大部分内容将在第9章“压缩的现代性的人口结构”中涉及。我将系统地评估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它是韩国压缩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结构性因素，也是随之而来的农业村庄、城市工业和社会阶级成员的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关键结构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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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议题，浓度非常高的一期，又干又硬还新，听得头疼……脑子跟不上，前边巴特勒的理论即便看过一点也要绕半天，后面还一堆不认识的，呃啊

南汉主刘鋹得波斯女，黑腯而慧艳。鋹嬖之，赐号“媚猪”。【猪而曰媚，可笑甚矣！宁庶人所嬖幸妃名“趣妃”，言有趣之妃也，名亦不雅。趣妃后为舒状元芬所得，】（《古今谭概·不韵部·媚猪》）

这么一看，鹂妃这号不错了( ﾟ∀。)人

乔伊斯在《死者》里写的：”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7.3 农户家庭再生产周期的解体

传统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民，在父权家庭组织的基础上将农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制度在现代性中幸存下来，并成为在韩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中最普遍的微观社会制度之一。

但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韩国现在面临着家庭农民的灭绝。现在，韩国农民人口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他们大多是城市子女留下的留守老人。农民家庭社会再生产的根本崩溃通过农户在家庭再生产周期不同阶段的分布得到了更系统的体现。也就是说，剩下的农户中，只有极少数处于家庭形成和扩大阶段，其他农户则处于家庭缩小或解散阶段。因此，作为韩国农村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农户的功能存在着根本性的限制。

农民家庭消亡的趋势主要是由于农民将子女和/或兄弟姐妹送往城市地区，后者接受教育和就业，这是一种家庭发展战略，而城市地区拥有伴随工业资本主义而来的大多数优厚的经济机会。然而，农民的这种适应行为也反映了一种失败，这种失败来自发展型国家和业界共同推动的“非周期性”或“急进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构性从属关系。

一方面，发展型国家拒绝承认农业、农民和村庄所蕴含的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价值；另一方面，发展型国家不屑于掩饰如下假定——为了实现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工业的最大增长，农业不能不被牺牲，尤其是在全球自由贸易的最新时代。

农村居民的这种个人化屈服在年轻妇女中尤为普遍，她们试图摆脱来自农户父权制生产和再生产制度的社会压力。这反过来又给农村单身汉带来了婚姻危机。在社会政策方面，（发展型自由主义）国家似乎并不觉得有必要对已失去战略发展价值的农村人口和地方社会再生产进行大量的公共投资和支持。最近恢复的地方自治政府预算有限，但为了自身的政治和行政需求，地方自治政府仍在努力维持农村人口的社会再生产。

国家和业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驱力强化了经济发展，也牺牲农业的性质——与美国、智利、澳大利亚、加拿大、越南等农业出口国不加区分地签订自贸协定就是例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全球化进程的另一面，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最后手段，农民单身汉的国际婚姻迅速增加。现在，政府鼓励那些65岁或以上、务农至少5年、但没有人愿意接班的农村老人参加“农地年金” （농지연금）计划，该计划以抵押农田换取每月收入。

7.5 城市贫困家庭：新旧社会风险下的妇女

前面提到，农民家庭是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有机结合的社会制度。类似的复杂功能也存在于城市贫困家庭中的一些妻子身上。尽管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终身从事职业工作，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从事专业工作，但在城市贫民中，已婚女性频繁中断的就业状况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许多中年女性在家庭再生产和家庭收入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会遵循婚前就业、婚后短期休假生育、育儿等“M曲线”路径。然而，这些女性的配偶往往从事不稳定且收入较低的职业，而她们自己主要从事低薪的服务业工作。这意味着他们家庭的双重收入很少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阶层中提升，或者帮助他们的孩子实现跨代流动（尤其不能通过私人教育参与竞争）。自“IMF危机”以来，大多数韩国人相信阶级固化已经基本确立。

尽管城市贫民家庭主妇的生活一直需要共同承担，但她们面临着所谓的“新社会风险”，因此不得不承受更沉重的个人负担和痛苦。特别是在韩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已经年迈的父母（岳父母）寿命的延长，使得城市贫民家庭主妇不得不除了应对工作和家务之外，还要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

这些老人往往在为家庭付出过多的中年时期经历了过度劳累，再加上慢性疾病缠身，导致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来应对晚年生活。近年来，伴随后工业时代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压力，伴随成年子女的就业困难和随之而来的进修需求，以及丈夫长期职业的不稳定，都使这些妇女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随着成年子女的就业状况不断不稳定化，晚婚、不婚和离婚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这意味着，如今的中老年妇女无法依靠将家庭角色转移到下一代来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些妇女希望自己的女儿不要重复她们的生活，因此他们经常会听到女儿说：“我不想像你一样生活，妈妈！”稳定的中产阶级人口不断减少，这意味着对婚姻的悲观情绪在代际间不断增加。

7.6 债务维持生计：社会再生产的金融化

在过去的农业社会，如果土地所有权结构扭曲，剥夺了农民正常经济活动的机会，许多人就不得不依赖地主的高利贷生存。有时，他们甚至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农场、牲畜、房屋甚至家庭成员来偿还债务。

在21世纪的韩国，家庭债务激增表明了普遍的贫困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poverty），伴随着许多普通韩国人长期面临的结构性危机。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和家庭陷入绝望，甚至导致家庭破裂和自杀等毁灭性事件。在一些自杀事件中，绝望的父母甚至会先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父母的物质支持，孩子将会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韩国家庭的平均债务收入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家庭，这主要是因为“IMF危机”后的激进经济结构调整。这种调整着重于迅速恢复和提高财阀主导的主要出口产业的竞争力，但牺牲了农业、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以及工业生产的海外转移。

许多韩国人失去了经济活动的机会，他们不得不通过处置家庭财产、依赖亲戚的金融支持和贷款担保，以及进行消费借贷来补充失去的工资或商业收入。政府在这种趋势下鼓励了新兴金融服务公司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信用卡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在本世纪初爆炸式增长。

越来越多的人依赖金融服务而不是自己的生产活动来维持家庭或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依赖金融。在背负沉重的债务压力下，即使他们努力恢复经济活动，也难以与雇主或商业同行进行公平的谈判，因此他们在经济活动中面临着异常不利的条件。一些债权人甚至威胁债务人同意进行非法的人体器官交易。因此，金融债务已经成为定义阶级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随着普通人中债务人的增加，历届政府都试图设计和提供各种形式的金融救助计划。尽管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商业贷款计划，支持教育、住房等领域，但由于一些政策的不足，这些计划可能并未有效地帮助穷人获得社会再生产所需的商品。有些政府的政策，比如对高昂的大学学费和房地产投机行为的不作为，以及其他导致经济扭曲的因素，都可能使这些商业贷款项目更像是新兴产业政策，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政策。当前的政府虽然试图延续这些以社会为目标的贷款计划，但却未能有效遏制家庭债务不断膨胀的趋势。

7.7 结论与展望：压缩的社会剥离之后

在韩国（以及其他东亚社会），现代化从根本上是以发展主义或生产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现代化主要是一项政治和社会工程，即实现压缩时间的经济发展，从而尽快成为一个“先进国家”——韩语叫“先进国”（선진국）。这种有目的的压缩型国家发展方式需要采取各种政策、行动和态度，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生产。与此同时，系统性地牺牲社会再生产条件和资源也有关。

在韩国，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导致了许多问题。随着国家发展的压缩，许多重要的方面，如自给自足的经济部门、有社会收益的劳动过程、文化自主的家庭和社会、以及生态嵌入的生活方式，都面临衰落或消亡的风险。尽管韩国拥有先进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但在狭隘的发展政策下，许多被视为不重要的阶级、世代、社会、文化和智慧的剥夺和消亡正在阻碍着韩国的发展。

总的来说，韩国社会再生产中与产业和阶级结构调整相关的各种危机趋势，以及与人口结构转型相关的危机趋势，表明韩国的现代化是经济成就和社会剥离的综合体。财阀的经济积累要求对韩国的农业、无产阶级、人口、文化和生态基础进行突然和扩张性的剥离。

虽然韩国的超大型产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存在争议，但如果没有稳定的农业生活、有保障的工业工作、充足的人口替代、可预测的人生轨迹以及可靠的国家政治经济，那么这个国家将越来越难以生存或管理。在这种剥离下，韩国社会的“后压缩”现代性状况可能会导致人类生活的个人、社会、文化、人口和经济结构的激进流动性。

恨春迟／宋・张先
好梦才成又断。
日晚起、云梳鬟。
秀脸拂新红，酒入娇眉眼，薄衣减春寒。
红柱溪桥波平岸。
画阁外、落日西山。
不分闲花并蒂，秋藕连根，何时重得双眠。

第8章：社会制度赤字和基础设施家庭主义
8.1 导言：从上到下的基础设施家庭主义

虽然朴正熙（Park Chung-Hee）统治以来的“专制官僚国家”为韩国在发展和现代化方面取得的举世公认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韩国在追求每项个国家目标时都严重依赖于基层公民的家庭规范、关系和资源。
这一点在韩国发展和现代化的几乎所有主要特征和状况中都显而易见——以稳定的农村移民劳动力供应为基础的早期工业化、使人力资本不断改善的高水平公共教育的普及，以及为缓冲长期存在缺陷的公共福利而持续提供家庭支持和关爱的共同伦理。

在韩国的历史经验中，家庭主义不仅是某些个人或群体的私人特征或价值。韩国国家本身一直以家庭主义的方式组织和引导公民。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韩国的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原则在处理民事和行政事务时，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民个人之于家庭关系、目标和义务的私人价值观。

国家自身的家庭主义立场不仅反映了私人家庭价值观，而是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技术官僚路线，我将其称为基础设施家庭主义（infrastructural familialism）。接下来，我将论证，韩国政府在极其困难的财政和社会制度下，为了追求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发现并利用了公民的家庭规范、关系和资源所构建的各种社会基础设施。国家的这种“功利家庭主义”使个体公民意识到，他们对国家生活的发展和社会政治参与离不开家庭的忠诚和合作。基础设施家庭主义得到了从上到下的维护。

8.2 家庭与现代性：学术争论与历史现实

虽然现代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新的发明，但在韩国/朝鲜的前现代社会中，家庭同样是社会秩序、政治和经济的核心。新儒家意识形态将家庭定位为社会控制、政治统治和经济生产的核心，这在朝鲜社会中得到了正式的体现。一系列规范、习俗和法律规定了家庭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细节。甚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被描述为一种“伪家庭”的纽带，将对国家的忠诚解释为对父母孝顺的延伸表达。

尽管朝鲜在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殖民和韩国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儒学逐渐失去了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但儒家家庭关系、规范和仪式已经在公民中普遍化。韩国普通民众开始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平等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秩序，但同时，韩国政府也采取了广泛依赖家庭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制度，以实现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目标。

8.3 晚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其家庭要素

大多数后殖民社会的现代经济发展被视为工业化的兴起，制造业成为经济的核心，取代了农业。然而，不能对韩国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转型进行简单的解释，这不够准确。

家庭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持甚至更新了社会经济制度。例如，韩国通过国家恢复家庭农业（土地改革）、农村家庭提供可靠的工业劳动力以及农村家庭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等方式实现了经济稳定和工业化。

此外，韩国的农民家庭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农业展现出世界最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家庭工作组织的社会活力和组织效率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改革，恢复了家庭农业，这在受到殖民统治和战争破坏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按照传统社会学的理解，工业化被视为实现现代工业生态体系并确保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的过程。然而，在韩国的历史现实中，经济发展最具决定性的阶段是最初的社会经济转型期，在此期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快速转移。

刘易斯（W. Arthur Lewis）将它系统地解释为“（来自农村家庭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经济发展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刘易斯式的工业化在韩国启动，农村家庭承担起另一种历史功能——承担工业化的各种社会转型成本。

如果不考虑单个农民家庭承担的工业化社会转型成本，就无法对工业资本的快速积累做出有效的解释。刘易斯将工业发展建立在长期大量供应廉价优质劳动力的基础上，这种思想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成本，这些成本应由农民家庭以家庭援助和支持的形式来承担。

这些成本包括最初父母为将子女培养成劳动力所付出的成本，也包括搬家费、住房租金、学费和/或职业培训费用、食品供应等。这些费用由农村家庭承担，使得所谓的“人口红利”不需要国家的直接社会贡献，就能被产业资本轻松获取。

8.4 家庭自我福利，而不是福利国家

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明显问题是长期采用的“先增长、后分配”战略导致社会福利体系资金短缺且组织混乱。尽管偶尔会重新斟酌这一战略，比如，本世纪10年代初，卢泰愚（Roh Tae-woo）政府提出“民主福利国家”口号，但政治上的发展主义思想很快又占据上风。

在这种政治经济环境下，家庭仍然是唯一普遍的公民福利机构，自给自足是缓解贫困、疾病、残障和其他福利需求的主要方式。在文化上，家庭对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和保护被视为每个家庭的责任，而非国家的政治责任，这种观念受到顽固的意识形态阻碍。

尽管受到新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减少，但许多韩国人仍相信，强大的家庭团结传统可以避免许多家庭内部问题，保护个人的牺牲。在这种保守的观念下，社会问题往往被视为个人的道德问题，而不是需要政府或社会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

虽然官方政策声明中的家庭福利实质上是指通过家庭关系的社会制度框架来支持有需要的人，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承诺仍然不足。现实情况促使家庭自力更生。这些治理做法明确地表明，家庭对于维持发展型框架下的被动福利政策是不可或缺性的，发展型自由主义成为发展型国家的社会政策范式。

如果韩国公民认同领导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从而成为发展型公民，那么国家对社会政策的承诺将降至最低，并且个人将承担各种社会责任。

韩国人在私人生活中很大程度上秉持儒家价值观和规范，尤其是关于家庭的价值观。孝顺年迈父母和有责任养育子女一直被普遍视为“韩国美德”。然而，家庭成员的权利在主流产业经济中被大规模地、结构性地剥夺，依赖家庭进行照护和赡养体系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相应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探索替代性的个人生活选择，这些选择基于她们对加入劳动力市场、婚姻和生育问题的思考。难以实现家庭自给自足，这并不是因为规范上的拒绝，而是因为实际上的困难，这往往会促使韩国年轻人负责任地避免“毫无准备”的婚姻和生育。

第9章：压缩现代性的人口结构

9.1 压缩资本主义发展的人口要素

朴正熙的军政府在李承晚政权垮台后接管了国家领导权，并开始打造独裁发展型治理的政治路线。朴正熙政府将自己定位为一种国家资产阶级，通过将国民经济组织为准企业实体，并积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设想并追求快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

韩国的劳动力质量很高，这要归功于有效制度化的全民公共教育体系。廉价、丰富、优质的产业劳动力供应由日益“人口过剩”的农村地区提供，因此大量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迁移。在美国冷战外交政策的引导下，韩国几乎立刻就被纳入了全球资本主义分工，在这种分工下，韩国的人口转化为不断升级的产业劳动力。因此，从1963年的63.0%到2019年的5.0%，农业就业比例持续下降。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推动下，韩国经历了二十年的国家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进程，将自身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工业社会。这一转变伴随着诸如低生育率、核心家庭和晚婚等典型的工业现代性的人口特征。韩国的转型在经济和人口方面堪称真正的历史变革。

工业化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区域和国家大都市以及全国战略性工业城市的爆炸性增长。韩国人几乎瞬间涌入这些城市空间，成为了受薪工人、专业人士、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学生和实习生，成为城市居民和移民的配偶。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的城市化率已超过70%，而在三十年前，该国的农村化程度还有七成。

这一工业化、城市化和无产化的进程导致了个人和家庭生活基本要素的根本转变。居住在城市的韩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与孩子的代际关系越来越背负着向下的照顾和教育义务，甚至他们对代际阶级流动的渴望也表现为一种节俭的父权方式。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育率勉强达标，性别比例出现偏差。尽管平均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但婚姻仍然普遍，而社会和家庭对离婚的厌恶使离婚率保持在最低水平。

这些人口特征似乎进入了某种“稳定”时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经济还在增长。然而，突如其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韩国经济内在的技术/部门重组很快开始对迄今为止几乎充分就业的劳动力造成不利压力。

1997年至1998年的国家金融危机，无论韩国境内外的罪魁祸首是谁，银行都陷入了困境，只有全面解雇员工才能逃脱。在解雇了数百万工人之后，快速复苏的韩国经济几乎在所有部门都公然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工业制度和劳工实践。“非正式”就业几乎成为危机后劳动力市场的普遍常态，从结构上长期破坏了新进入者（主要是年轻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稳定性。

韩国的男性中心或父权本质体现在经济中，这种半无产化或无产化的趋势具有讽刺意味，它导致社会经济状况下男性和女性的不平等程度反而下降了。由于年轻人缺乏稳定的工资收入，加上城市住房价格过度膨胀，几个大城市周围简陋的郊区“睡城”（bed towns）不断扩张。

由于失去了当前和/或未来的稳定工作状态，韩国草根阶层深刻地改变了结婚、离婚、生育等人口行为。大多数年轻人不断推迟或回避结婚。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离婚率都已达到爆炸性水平，似乎可以与美国和英国相媲美。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净离婚率达到千分之2.5的峰值，随后几年的离婚率同样很高。主要由于此类与婚姻有关的困难，国家（总）生育率跌至“最低”水平。总生育率不断刷新最低水平，例如2017年为1.05，2018年为0.98，2019年为0.92，2020年为0.84。国内和国际预测一再提醒韩国人，国民人口可能在本世纪内减少一半。
由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与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韩国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社会之一。

韩国“压缩型人口老龄化”有一个有趣特征，目前的老年人口中有近一半是农村老人，他们将孩子送到城市后仍留在乡镇和村庄。因此，大多数村庄已成为以老龄化为主的社会。无论居住在农村还是城市地区，大多数韩国老年人都没有通过令人满意的公共和个人手段为延长预期寿命做好物质准备。

几乎普遍存在的贫困和高发病率损害了韩国老年人延长寿命的预期福祉，他们的寿命常常因自杀而随意终止。更令人震惊的是“被看护者杀害”。韩国媒体不断通过提及“发达国家中老年人贫困率最高”、“世界上老年人自杀率最高”来炒作这种不幸的情况。

9.2 压缩的人口转型

经过半个世纪的、剧烈的社会人口变化，韩国已经从一个以高生育率、普遍婚姻、罕见离婚等闻名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最低”生育率、普遍单身、普遍离婚等社会。在这个复杂的发展背景下，压缩型社会人口变化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和理论意义，其中包括
（1）代际分裂的城市移民导致人口失衡；
（2）生育率下降和性别不对称；
（3）持续规范家庭主义下的人口个体化；
（4）个人生命历程和家庭生命周期之间的不断调整，以及（5）社会经济离散的两阶段人口老龄化。

A. 双重（发展和人口）城乡差距

韩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年龄选择的过程，其中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和年轻人最终都在各种类型的城市工作、学习和/或生活。剩下的中老年农民则留在农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老龄化”。他们因此形成并维持了一种“社会生态博物馆般”的传统农民生活环境，其中微薄的生计和陈旧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怜悯和文化的浪漫主题。

这种农村生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性和排他性国家政策的结果。尽管通过标准化家庭农业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耕者有田”宪法原则并未受到影响，但以城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驱动已经影响了农村地区各种经济和社会的退化——包括间接退出，即农村人口通过进城/定居的子女和兄弟姐妹将大部分物质、人力和精神资源转移到城市地区，以一种社会政治上温顺的方式过着自己的农村生活。

在社会人口结构方面，韩国的村庄已经与西方退休城镇等同化，这意味着，它成为一个没有进一步社会再生产的年龄/代际结构。但由于长期缺乏新进入者，韩国村庄的未来可能与西方退休城镇有所不同，后者可以吸引来自其他地区的迁移者。

更具体地说，韩国农村人口的家庭生命周期表明，家庭在形成和扩张阶段加速流散。由于找不到接受父权农民生活的配偶，许多大龄单身汉不得不与年迈的父母一起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畸形家庭结构中，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最近找了来自亚洲贫穷国家的外国新娘作为方便的人力资源来维护农村社会。近年来，韩国十分之一的婚姻是国际婚姻。在很多村庄，多达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婚姻与外国新娘有关，从而导致不可预见的国际化、多元文化重建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