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王孙・五陵无树起秋风／元・汪元量
五陵无树起秋风。
千里黄云与断蓬。
人物萧条市井空。
思无穷。
惟有青山似洛中。

>>Po.1187993
顿悟了该如何描述总体观点：批评性产业对人的剥削，但反对对性产业工人的谴责

>>Po.1193275
代孕也是剥削身体的劳动，产业的罪恶≠具体代孕工人的责任，对工人污名化不仅难以改造产业，反而会将无处可去的工人推向更困难的境地

如果说，麻疯病人引起了驱逐风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大禁闭”的原型和一般形式，那么可以说，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它不是要求将大批的人群一分为二，而是要求进行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与网络化。麻疯病人被卷人一种排斥的实践，放逐一封闭的实践。他被遗弃在一片无须加以分解的混沌之中，等待毁灭。瘟疫患者则被卷人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在这里，个人的区分是一种权力挤压的后果，这种权力自我扩展、自我衍生和连接。一方面是大禁闭，另一方面是规训。一方面是麻疯病人及对他的隔离，另一方面是瘟疫及对它的分割。前者是被打上印记，后者是受到解析和分配。放逐麻疯病人和制止瘟疫所伴随的政治梦想并不是一样的。前者是一个纯洁的共同体，后者是一个被规训的社会。在行使统治人的权力、控制人际关系、清理有害的人员混杂方面，二者的方式不同。瘟疫流行的城镇，应完全被一个层级网络、监 视、观察和书写所覆盖；一种广延性权力以一种确定无误的方式统治每个人的肉体，使该城镇变得静止不动。这就是一个治理完善的城市的乌托邦。瘟疫(至少被视为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在理想地确定规训权力运作的过程中的一个考验。为了使权利和法律能够完全按照理论运作，法学家陷于关于自然状态的想像；为了看到完美的纪律发挥作用的情况，统治者设想了瘟疫状态。作为规训方案的基础，瘟疫意象代表了一切混乱无序状态，正如被切断一切与人的接触的麻疯病人的意象，构成各种排斥方案的基础。
它们是不同的方案，但并非互不相容。我们看到它们逐渐汇集在一起。

一般说来，一切实行对个人的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双重模式运作，即一方面是二元划分和打上标记(疯癫/心智健全；有害/无害；正常/反常)；另一方面是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分配(他是谁，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如何被描述，他应该如何被辨认，一种经常性监视应如何以个别方式来对待他，等等)。
……
不断地划分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使所有的人都纳入这种划分，是把对付麻疯病人的非此即彼、打上标记、予以放逐的方法应用到完全不同的对象上。这使我们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有了一系列度量、监视和矫正非正常人的技术和制度，就使因恐惧瘟疫而产生的规训机制得以施展。直至今天布置在非正常人周围的、旨在给他打上印记和改造他的各种权力机制，都是由这两种形式构成的，都间接地来自这两种形式。

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是这种构成的建筑学形象。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孑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总之，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除了另外两个功能。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

·边沁(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监狱改革的提倡者。panoptioon，一般译为全景式监狱或敞视式监狱。但边沁认为这种建筑可广泛应用。故在此译成全景敞视建筑。

每个人都被牢靠地关在一间囚室里，监督者可以从前面看到他。而两面的墙壁则使他不能与其他人接触。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他的房间被安排成正对着中心瞭望塔，这就使他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但是环形建筑被分割的囚室，则意味着一种横向的不可见性。正是这种不可见性成为一种秩序的保证。
如果被囚禁者是一些罪犯，就不会有阴谋串通的危险，集体逃跑的举动、新的犯罪计划、相互的坏影响。如果他们是病人，就不会有传染的危险。如果他们是疯人，就不会有彼此施暴的危险。如果他们是学生，就不会有抄袭、喧闹、闲聊和荒废时间的现象。如果他们是工人，就不会有混乱、盗窃、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质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现象。挤作一团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场所、混在一起的个性、集体效应被消除了，被一种隔离的个性的集合所取代。从监督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种可以计算和监视的繁复状态所取代。从被囚禁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 种被隔绝和被观察的孤独状态所取代(Bentham，60~64)。

由此就产生了全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样安排为的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种权力的完善应趋向于使其实际运用不再必要；这种建筑应该成为一个创造和维系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关系的机制。总之，被囚禁者应该被一种权力局势(powersituation)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局势的载体。
对于实现这一点来说，被囚禁者应该受到的监督者的不断观察既太多了，又太少了。太少了，是因为重要的是使他知道自己正在受到观察；太多了，是因为他实际上不需要被这样观察。
有鉴于此，边沁提出了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谓“可见的”，即被囚禁者应不断地目睹着窥视他的中心瞭望塔的高大轮廓。所谓“无法确知的”，即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

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 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君主借以展示其过剩权力的典礼、礼节和标志都变得毫无用处。这里有一种确保不对称、不平衡和差异的机制。因此，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随便挑选出的任何人几乎都能操作这个机器，而且总管不在的时候，他的亲属、朋友、客人甚至仆人都能顶替(Bentham，45)。同样，他怀有什么样的动机也是无所谓的，可以是出于轻浮者的好奇心，也可以是出于孩子的恶作剧，或是出于哲学家想参观这个人性展览馆的求知欲，或是出于以窥探和惩罚为乐趣的人的邪恶心理。匿名的和临时的观察者越多，被囚禁者越会被惊扰，也越渴望知道自己是否被观察。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

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因此，无须使用暴力来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强制工人埋头干活，强制学生专心学问，强制病人遵守制度。边沁也感到惊讶的是，全景敞视机构会如此轻便：不再有铁栅，不再有铁镣，不再有大锁;只需要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地安排门窗开口。旧式厚重的“治安所”(house of security)及其城堡式建筑，将会被具有简单、经济的几何造型的“明辨所”(house of certaity)所取代。权力的效能，它的强制力，在某种意义上，转向另一个方面，即它的应用外表上。隶属于这个可见领域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承担起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他在权力关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他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因此，外在权力可以抛弃其物理重力，而趋向于非肉体性。而且，它越接近这一界限，它的效应就越稳定、越深入和越持久。这是一个避免任何物理冲撞的永久性胜利，而且胜利的结局总是预先已决定了的。

它（全景敞视建筑）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和应该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

>>Po.1193303
它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它可以应用于医院、工厂、学校和监狱中。凡是与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给每个人规定一项任务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就可以使用全景敞视模式。除了做必要的修改外，它适用于“建筑物占用的空间不太大，又需要对一定数量的人进行监督的任何机构”。

在任何一种应用中，它都能使权力的行使变得完善。它是通过几种途径做到这一点的。它能减少行使权力的人数，同时增加受权力支配的人数。它能使权力在任何时刻进行干预，甚至在过失、错误或罪行发生之前不断地施加压力。在上述条件下，它的力量就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它是自动施展的，毫不喧哗，它形成一种能产生连锁效果的机制。除了建筑学和几何学外，它不使用任何物质手段却能直接对个人发生作用。它造成“精神对精神的权力”。因此，全景敞视模式使任何权力机构都强化了。它能使后者更为经济(在物质、人员和时间上)。它通过自己的预防性能、连续运作和自动机制使后者更有效率。这是一种从权力中“史无前例地大量” 获得“一种重大而崭新的统治手段”的方法，“其优越性在于它能给予被认为适合应用它的任何机构以极大的力量”(Bentham, 66)。

这是一个在政治领域中“一通百通”的例子。它实际上能被纳入于任何职能(教育、医疗、生产、惩罚)。当它与这种职能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它能增加后者的效果。它能形成一种混合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能够被精细人微地调整，以适应需要监督的各种过程。它能在“过剩的权力”与“过剩的生产”之间建立一种正比关系。总之，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一切，即权力的施展不是像一种僵硬沉重的压制因素从外面加之于它所介入的职能上，而是巧妙地体现在它们之中，通过增加自己的接触点来增加它们的效能。全景敞视机制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机制与一种职能的结合枢纽与交流点，它还是一种使权力关系在一种职能中发挥功能，使一种职能通过这些权力关系发挥功能的方式。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规训意象。在一端是规训–封锁，建立在社会边缘的封闭体制趋向于内向的消极功能：制止灾难，中断交流，冻结时间。在另一端是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机制：一种通过使权力运作变得更轻便、迅速、有效来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一种为了实现某种社会而进行巧妙强制的设计。从一种异常规训的方案转变为另一种普遍化监视的方案，是以一种历史变迁为基础的：在 17 和 18 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所谓的规训社会(姑且名之)形成了。

■ 《规训与惩罚》⭐⭐⭐⭐⭐

福柯经典著作之一，关于肉体的驯顺。不过我个人觉得用“讲现代社会秩序（宏观）是如何建立并作用的”可能更便于直观地理解……福柯称之为规训社会。

至于详细些的解读，友邻分享的读书会就挺好→BV1W54y1o7NF
就是比较长，一两个小时多。我看长视频很难集中注意力，所以是做运动时看的，没有特别认真……（目移）总之没有时间又感兴趣的话，可以只简单看看里面的ppt，尤其是表格，都对内容挺好的概览。
再就是个人推荐第3p的那个博士讲的，对福柯的思想体系先有带过，比如福柯生命权力三件套：《疯癫与文明》→精神的规训；《规训与惩罚》→肉体的规训；《性史》→人口（精神与肉体的再生产），从更全面和更体系化的视角来解读这本书，讲得挺明白，还旁征博引了一些别的文献，挺有意思的。

>>Po.1193883
顺便一提，现在所使用的“规训”这一术语是译者生造的，取“规范的训练”之意

>>Po.1193883
忘记打卡了，虽然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ﾟ∀。)

昨天看了《热辣滚烫》和《百元之恋》，尽量做到不剧透前者嗯……
挺好的春节档电影，剧情是能猜出来发展的中规中矩，有些包袱和剧情设置我稍微有点意见，不过也没啥很大问题，细说剧透所以不说了。

改编挺聪明的，去掉了原版很多会引起争议的地方，增加了不少包袱让气氛相对没有原作那样沉闷和丧味，更适合春节档。再就是相对弱化了感情线。
原作也有些地方没有改编进去挺可惜，比如教被欺负的侄子拳击，后面侄子看着她在台上一次次站起来这一点。
总的来说剧情差不多，中间可能差异比较大，不过高光时刻和名场面以及重要设定都一样的。甚至有些分镜也一样( ﾟ∀。)
但人物性格和精神内核还是有微妙不同的，不说本土化，我也觉得还是不能作为替代看的。
原作是“好想赢一回啊，我用尽全力向生活挥出一拳，可最后还是被打趴下了”，改编后是“好想赢啊，用尽全力终于挥中了一拳，就算被打趴下了，我也算赢一回了”←显然后者更励志向嘛。

我觉得重点不是拳击，更不是减重（减重就是一个明显的影片象征表达），而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一件事情。
不论出发点是什么，想拥有自卫能力，又或者喜欢的人曾经是拳击教练，甚至模糊不清也行，毕竟很多事情突然想干就莫名其妙做下去了。最后取得什么成就也不重要（更何况打赢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重要的是真的去做了，沉浸地为自己的想法与冲动做了，尽最大努力看它能够实现到何种程度，并在这整个过程里更加认可和接纳自己，享受回头一看“天啊，我也做到这种程度了”的独属于自己的喜悦和成就感……这就是人生的高光时刻。每个人都可以有，不一定是某项运动。
过去的自己也没必要批评得太过，人生高光时刻不是一直持续的。“击倒过去那个垃圾的自己”这种评语太残忍了，人生难免有低谷的时候，谁能保证未来一直能这么拼尽全力呢？现实向的话，可能会把拳击作为一个爱好，甚至也可能逐渐不再打了，至于成为冠军什么的就太梦幻了。
我觉得人生高光时刻的意义还是在于无论何时回想起来，都很为当时的自己骄傲，并感谢过为此努力的自己。在于低谷时，还能想起自己曾经也在某方面那样耀眼过，而不会太过于否定自己本身。

齐格蒙·鲍曼：《社会学的启蒙：为了谁，关于什么》（2000）

自从社会学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并为自己正名以来，它就一直关注“社会秩序”（social order）——人类事务中的模式、结构、规律，以及实现和保护这些模式、结构、规律的各种手段。这些手段让人们用可以预测的方式表现出相同的行为。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一书中告诉他的读者，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在努力解决“霍布斯问题”（Hobbesian problem）。“霍布斯问题”是指，尽管人们都在一意孤行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快乐，但他们之间的生活大体上井然有序、和平相处。这难道不是一个谜吗？
每个人类都有自己的意志，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却在类似的情况下做着极其相似的事情，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仿佛他们根本就没有自由意志，或者说他们所拥有的自由意志已经被“取消”，不再重要。无论是马克思（Marx）、涂尔干（Durkheim）还是韦伯（Weber），对于所有社会学奠基人来说，破解这一谜团都是主要的、乃至唯一的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