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大学后，学习成绩对这一代人来说并不重要，因为这些年轻人并不专注于寻找安稳工作。相反，他们对自由的理想情有独钟，他们把自由理解为脱离专制制度的自主权。蓬勃发展的信息和知识经济，以及宽带互联网服务的快速发展，使年轻人能够参与各种形式的文化生产。除了参与各种形式的文化实验外，这些年轻人中还抽出时间环游世界。相应地，跨国公司和韩国风险投资公司也考察了许多这些年轻人。

总之，20世纪90年代是韩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不同阶级背景的年轻人沉浸在创造性的非物质劳动中。如果没有这一代人对改变生活方式和新技术的热情尝试，今天许多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和“韩流”文化产业就不会像如今那样蓬勃发展。

“新生代”是消费主义社会的个体。年轻人相信，文化生产和“群众智慧”不仅有助于社会的民主化，也有助于社会的繁荣。那些站在“新生代”前沿的人试图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完全致力于自我实现的生活计划。这一代人中一些最成功的代表成为全球创意和创新产业的主要参与者。许多人曾经预计，这一代人的创造性和情感能量将促进韩国向民主社会和后福特主义经济过渡——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规格一代”和新自由主义主体的诞生

2005年之后，我察觉到我学生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最让我吃惊的是，学生们经常在课堂上谈论起他们的母亲。一些学生指出他们的母亲会对我们的课堂主题说些什么，而另一些学生则说他们总是在母亲的指导下选择课程。我几乎没有听到90年代的学生提到他们的母亲，这曾经被上一代人视为不成熟的表现。

年轻学生的另一个特点是十分厌恶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当我要求他们写一篇自由风格的文章时，学生们坚持要我澄清要求。他们想知道文章到底应该有多少页。这些学生对他们的成绩非常敏感。校园不再是具有青春活力的年轻人从事他们想做之事的地方。相反，校园变成了学生们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的地方。

一个学生曾在他的文章中感叹：“我必须提高我的成绩，填满我的简历，才能得到那些‘梦寐以求的工作’。”另一个学生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你是为了吃而活，还是为了活着而吃？’我会回答：‘我活着是为了不被吃掉。’‘被吃掉’意味着现在和将来都会输给我所有的竞争对手。这是真切的事情。我讨厌落后，害怕失败。”

……

这些年轻人的生活以积累“规格”为中心，他们无法忍受时间的浪费。我的学生说，他们从幼年开始就一直在练习时间管理。我了解到，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发展手册是这些学生最喜欢的读物之一。这些学生在初中和高中时期就读过这些书。他们已经习惯了在母亲和私教的指导和支持下，对自我进行高度计算的微观管理。效率和效益是这一代人的重要美德。因此，这一代人认为新一代的文化实验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

这些学生说，他们自愿努力学习，遵循自主学习的原则。在他们人生初期，他们就获得了激励自己的技能，为实现目标不惜一切代价。这些学生经常引用一句话：“你要是避免不了做某件事，就去享受它！”他们通过思考如何将工作转化为乐趣，或者至少让工作变得可以忍受，使昼夜不停的劳作变得可以忍耐下去。他们说，他们采用了各种技巧来激励自己——想象自己有一个更积极的竞争对手，让自己购买最新的文具产品，穿运动服而不是正式的校服，成为大型私人教培在线课程知名导师的狂热“粉丝”，想象有爱人会补偿他们所有的剥削和忍耐，等等。

与讨厌高中时代的“新生代”不同，“规格一代”的年轻人说，他们很享受高中时期那种可以被预测的常规生活，因为他们在学校和课外机构之间来回穿梭。他们怀念高中，因为在那里他们只能沉浸在“学习”这一件事上。在那里，他们可以把我学习本身和学习的结果，只要投入足够多的汗水。

精英大学的入学门槛一直竞争激烈。然而，在早些年，大多数学生只在初三和高三阶段下苦功。“规格一代”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年轻人接受了生命是一个持续的竞争过程，从出生到死亡，一如既往。他们说：“学习就像一场马拉松。”我的大多数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在私人课后教培机构学习，目的是为了比他们在正常学校学习的内容领先一步。

在课程中保持领先是在学校获得高分的主要手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无力负担私人补习班的家庭子女很可能会在学校中落后于人，除非这名学生天赋异禀。富裕家庭的孩子会比贫穷家庭的孩子表现得更好，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因为前者可以负担得起昂贵的课后课程。这一代人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的前辈那样，劳逸结合，与朋友们玩耍。这代人已经不喜欢听到“找到你想做的事”和“做你自己”这样的话。

这代年轻人谈到大学里的“思维拓展”课程，他们表示不喜欢。他们不喜欢教授和学生参与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讨论，而是更喜欢中学时代习以为常的总结性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只会学习，学习是他们的全部。他们所有的关系都已经高度制度化，卷入个人主义和竞争。一位学生写道：“我选择在公认最好的标准轨道上竞争，而不是找一个我自己的替代轨道，因为前者风险更小，而赋予自然人权与创造性的替代轨道风险更大。”

他们出国学习英语，参加托福考试，直到获得足够高的分数。他们训练自己快速处理数据的能力。为了积累比别人更高的“规格”，他们放弃了休闲。他们的简历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为工作面试做足了准备。这些年轻人最害怕被边缘化。他们认为，即使他们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或赢家，只要他们保持在主流中，至少可以保持在一个安全区内。

当一位来自跨国咨询公司的成功校友来到我的班上做讲座时，学生们向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快乐吗？”当另一位来自非政府组织（NGO）的校友来访时，他们问：“你不担心你的未来吗？”事实上，这些年轻人的目标不是成为最优秀的人，而是过上“安全”和“正常”的生活，甩掉经济上的担忧。相应地，公务员和教师成为这代人最受欢迎的行业，要知道，这些行业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被视为无聊的工作。

我还注意到，最近的学生不会与同龄人分享他们的大学生活信息。直到21世纪初，大学生们还在分享推荐课程的清单和备受尊敬的教授的名字。现在，学生们彼此之间更加隔绝。他们不太分享信息，他们与他们的同学、老师培养出相当正式的关系。上一代的许多学生觉得和我很亲近，他们都叫我“老师”；这一代人总是叫我“教授”，这听起来要正式得多。

似乎对他们来说，善良是需要购买的东西。由于他们不期望没有经济补偿的善意，他们往往会被教授的一点善意和关怀所感动。我注意到，许多年轻的女学生经常说“谢谢”和“对不起”。她们努力不打扰别人，同时也不被打扰。

一名学生告诉我，他决定为公务员考试学习，不仅因为这能保证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因为他非常习惯于孤独的劳动。学生们似乎对机械的学习形式感到最舒服，比如记诵，因为这不涉及情感投资。另一个学生说，他觉得情感劳动太难了，在一两段恋爱关系后就放弃了约会。他们认为社交是艰苦的工作，往往不能产生投资回报。

最近，在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开始公开承认他们患有焦虑和抑郁症，也就是“精神崩溃”。他们中的许多人服用抗抑郁药，并与焦虑和内疚感作斗争。2009年的一名新生写道：
当我看到我的同龄人用一种厌恶的眼神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一只昆虫一样，这让我感到害怕。即使我没有对他们做什么，我也会看到这些眼神。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只得继续努力提高自己。否则，我将成为一个在市场上没有价值的剩人。

未能进入顶尖大学的学生感到内疚，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他们的教育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他们也被抛弃的恐惧困扰着。这些学生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已经在进入一流大学这一最重要的竞争中失败了。他们承受着双重负担。他们必须克服自己已经是失败者的绝望感，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以积累比那些在一流大学获得学位的学生更好的“规格”；如果他们的“规格”积累失败了，他们也将无法实现父母的希望，也就是一份安稳的工作。

从“自由劳动者”到新自由主义的人力资源概念

上文描述了我在过去二十年里教过的两代学生。虽然我的样本不多，但它们代表了“新生代”和“规格一代”。当然，也有“规格一代”的学生感到与“新生代”的关系更密切。2010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宣布辍学，而他们的声明被媒体广泛宣传。同年3月，K大学主修商业的大四学生金艺雪（音，25岁）在以下声明中宣布了她的辍学计划：

我今天就要离开大学了。……二十五年来，我就像一匹赛马，在长长的赛道上奔跑。我既享受着击败朋友的喜悦，又感受到被甩在身后的焦虑感。我进入顶尖大学，这是我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我入学的时候，我曾期待在这条赛道的尽头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但我开始察觉，这只不过是我完成旧比赛之后必须面对的一场新比赛，无休止地较量我们的“规格”。与你相比，我可能更有优势；但与别人的“规格”相比，我可能不值一提。我因此认识到，大学不过是一个“文凭中介”，只提供品牌价值。在成为全球资本最有效的供应商和分包商之后，大学已经在我的额头上印上了它的条形码。由于担心在多变的劳动力市场中挣扎十几年后被耗尽、被处理掉，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现在正在考虑申请研究生院或留学项目，或者考证成为专业人士。这种为了低收入工作而从事高成本教育的恶性循环似乎没有尽头。

金艺雪明确表示，她感到被大学背叛了。大学鼓励学生投身投机的积累。她认为教育制度是产生并维持一种放松管制的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帮凶。她宣称，她不会被市场耗尽和抛弃。

柳云久（音，23岁）是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的大三学生，他离开大学，支持反文凭运动，抵制竞争激烈的教育制度。他是一个名叫“看不见的背包带”的组织成员，拒绝接受正统教育，声称学校教学生只是为了生存。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他们通过粉碎其他学生的梦想来帮助另一些学生实现他们的梦想。

媒体讨论了这些学生从顶尖大学辍学的情况，但相关大学没有对这些学生的决定发表评论。有传言称，一些运动人士说服这些学生辍学。人们还猜测，个人问题可能是这些学生放弃学业的真正原因。在我的课堂上，学生们对同学们的抗议行为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例如，从2010年开始，新闻媒体报道了许多因过度劳累而死亡的案例，以及精英大学学生自杀的案例。然而，这些死亡事件并没有在大学生中引起关于教育竞赛或劳动力市场的悲惨状况的讨论。

不过，尽管沉默，我相信学生们开始意识到，高等教育制度正在背叛他们。他们开始意识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更多的教育投资并没有转化为更好的就业条件。例如，不断上升的教育成本正在成为学生的痛点。我看到学生们热烈拥护2011年一位以减免学费承诺为中心的政治家，这名政治家的竞选活动曾大受欢迎。然而，要求“大学学费减少50%”的示威活动很快就过去了，学生们又陷入了政治冷感（political apathy）。

同时，我很惊讶地看到，“规格一代”几乎不理解和同情“新生代”。这两代人似乎不仅在思维方式上不可调和，而且在情感方式上也不可调和。对“规格一代”的年轻人而言，成功的生活意味着过“正常”的生活，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他们已经深深地内化了“适者生存”的原则，而丝毫不关心学生、儿童、社会成员们“本应得到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很想知道，他们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这种竞争和服从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内化得如此彻底。

我一边寻找解决困惑的线索，一边发现米歇尔·费尔（Michel Feher）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者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劳动主体性之间做出了颇有启发的区分，后者需要通过无休止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发展过程来产生和维持。

通过研究新自由主义对人力资本概念的挪用，费尔敦促我们去思考“从内部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通过拥抱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和实践所划定的条件”来对抗它。在自由资本主义中，人力资本是指个人通过教育获得的资格和技能。这一概念被用来帮助政府制定教育政策，以推动其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的主要目的是衡量教育投资产生的回报率。然而，人力资本的概念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概念。费尔采用人力资本的概念，比较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者和新自由主义的人力资本发展理想，提出了一套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有趣理论。

在费尔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借鉴了自由劳动者的概念，它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存在（social being），这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主体性”和“可出租的劳动能力”之间分裂。自由劳动者认为他们的劳动能力是商品，却相信他们自己不是商品。从这个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爱情、关系和文化）都不能简化为单纯的利益计算。它们划定了一个社会存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类的欲望并没有通过投机得到最佳管理。

然而，费尔认为，新自由化反映了自由劳动者的衰落，并被一种新的劳动主体取代，这种主体建立在无止境的人力资本发展观之上。与拥有自己劳动能力的自由劳动者不同，新自由主义主体并不拥有自己的人力资本，但是，他们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并且他们必须不断计算他们的市场适应性，以适配管理者计算的市场潜力。和自由劳动者不同，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主体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投机性。

一个人从事的各种活动都有助于使他/她的人力资本升值或贬值。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主体只想让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升值，这导致了一种令人沮丧的不确定性和永久危机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投资自己，发展自身的人力资本，就是要让收益最大化。这里重要的是一个行为者的“可贴现性”（bankability）、一个工人的“可雇佣性”（employability）以及一个人技能和禀赋的“可售性”（marketability）。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中的原则和价值与市场外的原则和价值之间的界限正在被侵蚀。由于主体和商品之间的分界变得模糊，个人失去了自主感、道德尊严和政治主权。精神追求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之间没有了明确的分界。

费尔对两种不同主体性的划分印证了“新生代”和“规格一代”之间的对比。我认为，在韩国，由焦虑的父母和教育市场构建的“规格”概念，是新自由主义人力资本的典型缩影。那些一心想要积累“规格”的学生正忙着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不断计算自己的价值。费尔的论文回答了我对学生的一些疑问——比如为什么他们对社会活动和创造性活动不感兴趣；为什么他们那么被动，不主动；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紧张，精神崩溃；为什么他们的情绪如此不稳定，自尊心如此低；为什么他们不问“存在”的问题，也不认为自己是有道德尊严和政治主权的人。

在下文中，我将简要讨论国家、学校、市场和家庭在促进自由劳动者（“新生代”）向新自由主义理想（“规格一代”）过渡中的复杂相互作用。

这一切都始于金大中政府的一系列教育改革。该政府在21世纪之交改造了落后的公立学校制度。1999年，根据应将学生教育成民主公民和自觉劳动者的原则，体罚和晚自习被禁止。然而，金大中政府的这种“现代化”教育改革并没有成功获得刚刚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中产阶级家长的认可。

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继续助长了对不安全感的恐惧，这使教育领域的竞争加剧到了极点。尤其是首尔江南区的中上阶级母亲们，开始对孩子们进行额外投资。这些人决定跟随私人教培市场的步伐，甩开学校和政府。直到2000年，课外教培市场只是半合法的存在。但是一些家长赢得了法律诉讼，从国家手中夺回了他们对孩子教育权。从那时起，私人课外教培开始完全合法化。

于是，教育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转移到了家庭和市场。其中一些私营机构成长为大型商业企业，具有从正规学校物色顶尖教师的资本能力。新兴的教育市场广泛传播着 “孩子的分数就是母亲的分数”的观点。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现在的教育竞争是一个由“祖父的财力、母亲的资讯权和孩子的体力”组成的三角游戏。

……

在韩国，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行业和家长联手培养了“规格一代”。所有这些行为者在将韩国儿童转变为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要求的工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个别家庭中，多代人一起努力，帮助孩子获得顶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母亲在决定对孩子的投资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重新定义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将社会再生产的责任转移到了各个家庭身上。

与西欧和北美不同，韩国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也改变了家庭制度和学校制度。韩国的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让他们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人力资本发展理想。通过这样做，他们剥夺了孩子的自由时间和家庭及教育机构以外的社会交往。他们还把自己的孩子改造成听话的人，不能说“不”。人们可能会问，这代人会参与政治吗？

结论：韩国的青年和政治

现在，我回到我的课堂上。2012年春季学期，我要求我的学生参加“新生代”活动家团体组织的“五·一”（劳动节）集会。我告诉他们，如果警察拦住他们，他们就说他们为了完成家庭作业的内容才去观察示威。我的许多学生没有去参加集会，因为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不希望他们去。还有一些学生不情愿地参加了示威。

一名学生写道，她不会再参加任何集会了，因为她在走路时感到非常不舒服，她注意到抗议者给其他走路的人带来了一些不便。（其实示威的规模不大，只有几百人参加。）这名学生说，她在生活中是个“好人”，从未给别人带来任何麻烦。

同年秋天，我在同一堂课上提出了核电站的问题。我问我的学生，为什么即使在2011年日本福岛灾难发生后，韩国社会仍旧如此安静。我问为什么韩国的年轻人没有加入抗议运动。我们在课堂上花了很长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的学生太忙了，无法面对现实。我可以把我的学生的反应分为两类。第一类学生（男性多于女性）说，他们想知道使用核电所涉及的环境和健康风险的可核实的事实，但事实上这些学生不相信任何东西和任何人。

我跟这些学生开玩笑，说他们为“超级理性的傻瓜”（hyperrational fools），这是伊娃·伊卢兹（Eva Illouz）创造的一个术语。“超级理性的傻瓜”是“判断、行动和最终选择的能力被成本效益分析破坏的人”。在这些学生中，我发现许多人喜欢玩《英雄联盟》和《永恒之塔》之类的游戏，因为这些游戏相对具有可预测性。这些游戏也允许玩家根据玩家在游戏中的努力来提升等级。

这些学生经常让我想起日本的“御宅族”，他们是动漫、电子游戏或计算机的爱好者，很少离开家。一个自认为是铁杆“御宅族”的学生说，参加社会运动的人是“傻子”。他说，这些运动的参与者是讨厌鬼，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却不能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这名学生只关注“事实”，但不关心政治信念。

第二种回答在女学生中比男学生更普遍。他们认为，就算努力了，他们的行动很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变化，所以没必要参与。一位年轻女性说，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她宁愿忽略那些事。其他学生提到，他们不愿意参与政治行动是因为他们太累了，没法思考或做任何事情。

听完这些理由，我的助教问学生，他们的政治冷感是否是一种积极的“阻挡”策略？或者它源于一种复杂的生存机制，“只是以一种（过于）天真和善良的面孔礼貌待人”？我的助教认为，通过采取这样的策略，年轻人可以避免参与他们眼中的“不必要的麻烦”，也就是那些政治运动，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多事情要处理了。许多学生同意这种解释。一名学生证实了这一点，并说道：“如果我需要因为不参与这些事而感到内疚，那么我会觉得很糟糕。”事实上，许多学生努力把社会现实阻挡在他们的生活之外，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被破坏和干扰。

我想在这里再次提及费尔的见解。他认为，左派应该挑战新自由主义孤芳自赏的理想，去探究什么才是值得重视的生活。费尔说，新自由主义的推动者通过承认（和赞扬）他们是个人责任的倡导者，成功地使人们关心自己。然而，来自左派阵营的反对者坚持认为，人们沉溺于自我关心的愿望仅仅是因为利己主义，从而使人们感到不必要的内疚。

韩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孝顺他们的父母，这一点并不奇怪。虽然他们被治愈和关怀的口号所吸引，但他们对治愈和关怀的做法的兴趣仍然停留在个人层面。忙于利用父母的投资和支持使自己资本化的这一代人还没有准备好对新自由主义说“不”。不可剥夺的权利和社会正义的语言对于那些身心已经被大量投资于新自由主义的人力资本发展计划的学生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如何与这些温顺且孝顺的年轻人沟通？当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被迅速侵蚀时，有可能教给他们社会的概念吗？

安妮·艾立森（Anne Allison）在分析日本的临时劳动力和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现象时，提出了情感行动主义（affect activism）的问题。她强调了生命政治的重要性，这种政治创造了各种形式的联系，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得以维持。她声称，日本青年最严重的困境是不稳定的社会性。韩国的青年开始意识到，在目前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他们可以成为“心甘情愿的奴隶”，去学习和工作，直到崩溃；或者，他们可以（非）自愿地逃离过度工作和过度自我剥削的世界。

看到韩国青年追随日本青年的脚步，我并不感到惊讶。毕竟，韩国紧跟日本的挤压发展模式，不加批判地关注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如果“规格一代”年轻人参与政治活动，那将是艾莉森在当代日本发现的那种情感性活动。“规格一代”不会参与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因为这些运动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问题息息相关。

三个秋天

我无法理解夏日的微笑，
对寒冬的秘密我也没有发现，
但是，我确切地观察到
一年有三个秋天。

第一个——像过节那样零乱，
仿佛有意让昨天的夏日为难，
树叶纷飞，像撕碎的纸片，
轻烟飘香，沁人心田，
处处湿润、明朗、色彩斑斓。

白桦树第一个翩翩起舞，
披上透明的装束，
隔着篱笆向芳邻挥洒
转眼即逝的泪珠。

故事刚刚开始，如此这般，
只过了一分一秒，第二个秋天就已出现，
它像良心一般冷淡，
它像空中的雾霭一般阴暗。

顿时，万籁仿佛变得苍白衰老，
夏日的安逸也被洗劫一空，
远方行军中的金色铜号声
飘扬在芳香的雾中……

高高的苍穹看不见了，
到处弥漫着寒冷的气浪，
冷风袭来，大地袒露胸膛，
于是，人人明白了，悲剧即将结束，
这不是第三个秋天，而是死亡。

■ 《阿赫玛托娃诗文集》⭐⭐⭐⭐

里面分三本∶《安魂曲》《回忆与随笔》《我会爱》，三本下来诗人的生平也了解得七七八八了。非常坚韧、伟大的女诗人。情感磅礴，最令人唏嘘的还是贯穿始终的，她坚定又富有感染力的爱国热情…她自始至终爱着她的祖国与亲友人民，遭遇种种磨难，从未离开故土。法西斯摧毁不了她的故乡，但她和她的亲友却没有逃过战后苏共的清洗与迫害。她曾长久伫立在监狱的门口，也因此，她请求将她的纪念碑树在那，纪念母亲们在门口流下的眼泪，凝视着那扇从未为她打开的门。

《安魂曲》是有些史诗感的长组诗，读下去沉重感缓慢地流淌。同为白银时代的抒情诗人，她的诗句精妙（虽然我还是更喜欢曼德尔施塔姆的遣词用句），但给人感受最深的还是时代与她命运的沉重……。凝结的深沉悲怆。

《回忆与随笔》这一册倒并不怎么推荐，回忆随笔里收录了不少对于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坛文人的回忆，对这些人了解不多，看起来很懵。再就是对普希金的研究，这部分也很艰涩……更何况我还没看过普希金的诗集( ﾟ∀。)

《我会爱》是短诗集，相对长组诗纤细灵巧一些，也更能体会到阿赫玛托娃本身语言的风格。此外这册后对她总体的解读写得挺好。

新r到的书是马拉美的散文诗，这人风格真是…( ☉д⊙)

一片苍白的天罩着四周微茫的世界，它大概将和云一起出发∶落日乏旧而绛红的褴褛正熄灭在透出光与水的锋芒的地平线上。百无聊赖的树木，披着白色的片叶(它们与其说是由于染上道路的飞尘，倒不如说是由于染上时光的飞尘而变白的)，房舍像魔术师手里盖着神秘往事的道具布似的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数点路灯正等候黄昏的来临，并使那些被永恒的疾病和历代的罪孽所压垮的人群的面孔复苏起来，这些人与他们孱弱的被悲苦的果实包围着的同伙们相伴，人间将和这悲苦的果实一起泯灭。在这因众人触目而显得不安的沉寂中，带着一声绝望的呼喊而沉入水中的夕阳正在天边发出哀求。——《日落奇观》

连续活动的“序列化”，使得权力有可能控制时间，有可能在每一时刻进行具体的控制和有规律地干预(区分、矫正、惩罚、消除)，有可能根据每个人在系列中达到的水准区分并进而使用每个人，有可能积累时间和活动，有可能重新发现在最终结果中被整合与被证明有用的时间与活动，从而表明一个人的最终能力。分散的时间被聚积起来，从而能够产生一种收益，并使可能溜走的时间得到控制。权力被明确地直接用于时间。权力保证了对时间的控制和使用。

这些规训方法揭示了一种被连续整合的线性时间。后者趋向于一个稳定的终点。简言之，这是一种“进化的”时间。但是，应该指出，与此同时，行政的和经济的控制技术揭示了一种系列的、定向的、累积的社会时间，发现了一种“进步”意义上的进化。规训技术揭示了个人系列，发现了一种“创生”意义上的进化。18世纪的两大发现--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创生---或许是与新的权力技术相关联的，更具体地说是与一种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效地使用时间的新方式相关联的。一种宏观权力学和一种微观权 力学所造成的不是对历史的干预(历史很长时间已不需要这种干预)，而是对控制活动和支配实践中的一种时间性的、单一性的、连续性和累积性的向度的整合。历史的“进化”性质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而在今天已深人人心，对于许多人来说已不言而喻。但是，它是与一种权力作用模式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对编年史、系谱、功名成就、王朝统治和业绩的“历史一记忆”似乎长期以来就是与一种权力运行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有了新的征服技术，持续进化的“运动”趋向于取代重大事件的“宗谱”。

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当肉体混杂在一起时，疾病就得以传播。当恐惧和死亡压倒了禁令时，罪恶就会滋长。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瘟疫是一种混合，规训是一种解析。规训施展自己的权力来对付瘟疫。

鹊踏枝・萧索清秋珠泪坠／五代十国・冯延巳
萧索清秋珠泪坠，枕簟微凉，展转浑无寐。
残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练天如水。
阶下寒声啼络纬，庭树金风，悄悄重门闭。
可惜旧欢携手地，思量一夕成憔悴。

凤栖梧・蝶恋花／宋・程垓
有客钱塘江上住。
十日斋居，九日愁风雨。
断送一春弹指去。
荷花又绕南山渡。
湖上幽寻君已许。
消息不来，望得行云暮。
芳草梦魂应记取。
不成忘却池塘句。

想起来就存一下前几天去花市拍的（虽然也没拍太多……尤其是没拍那一大堆的迎春花( ﾟ∀。；)
倒是拍了一堆鸟，小鸡可爱(❁´3`❁)

>>Po.1192789
虽然严格来说迎春花市到除夕结束就完了，但花市应该还是蛮热闹的（吧）( ﾟ∀。)
没在年后去过也不太清楚…（后知后觉的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