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任何基于自我决定并宣称揭示真实内在自我的身份概念，都不会将上述这些人认定为“跨性别者”。所以，姜学豪听到了这些人“不够跨”的抱怨。但我同意姜学豪的观点，如果不试着在他们各自的历史语境中理解这些人物，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的跨性别历史。

总体来说，那些遵循既有地位和特权等级制度的跨性别行为并没有被禁止，甚至不一定被认为具有争议性。例如，在哈佛大学参加哈斯蒂布丁（Hasty Pudding）剧团表演、身穿女装的男生并没有遭受污名化，更不用说迫害了。可以说，该俱乐部的校友包括过去二百五十年来最杰出的一些美国男性。他们能够自由地蔑视性别规范，这正是他们的特权标志（虽然只是暂时的）。

在晚清中国，僧侣、太监和戏子等群体的跨性别行为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们发生在狭义的制度化情境中，并没有威胁到规范秩序。名义上被禁止的“男扮女”性工作者大多也被容忍，正是因为它迎合了精英男性的享乐需求。可以说，这些被安全限制的性别越界区域反而定义了规范的边界。然而，成为戏子、太监或僧侣并不代表个人自我表达的非主流行为。大多数进入这些职业的人别无选择，他们跨性别的行为遵循着特定的既定规范。这些事实削弱了此类偏差可能具有的僭越意味。

相比之下，被理解为自我决定行为的“跨性别”会引发人们对异端和性掠夺的偏执幻想，因此成为严厉迫害的靶子。对于那些被控诉为“男扮女”的人，这种情况尤其如此。

在我的个案研究中，最难以捉摸的是“被跨性别者”（transed gender）的主观视角，尤其是他们的动机和他们对自己身份的理解。我将尽最大努力根据史料来探索这些方面，但我也会同样关注跨性别者及其行为如何被他人理解和表述——尤其是清廷官府的人，他们是这些法律案卷的作者；此外，还有那些在幻想小说中探索性别越界和性别异常的文人作家。我的目标既是与非顺从者斗争的官员和文人，也是非顺从者本身。

【过去人们的代词】

对本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直到20世纪初，中文里还没有区分性别的代词，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我的所有明清史料中都没有出现性别代词。即使在今天的现代汉语口语中，也没有专门的性别代词，“他”、“她”、“它”的读音都相同，为第一声调，所有格都可以通过添加“的”字来表示。

20世纪初期以后，区分女性的书写字符“她”才被创造出来。在此之前，如今的“他”也可以指代“她”。这种古老的非性别二元“ta”主要出现在民间文本中，例如明清小说和清代法律案卷记录的口供。（古文中对应的字符“伊”也用于指代男性或女性。）这个“ta”字使用“人”部首，表示“人”或“人类”。引用者性别通常不会引起歧义，但是“ta”的默认含义为阳性，就像“人”这个词如果不加以修饰，默认也指“男人”。这种默认的阳性化用法让人联想到传统的英语用法，例如用“mankind”来指代所有人类，但用阳性代词同时代表男性和女性。

为了克服这一难题，20世纪初创造了一个新的字符来表示女性的“她”。这个新字符用部首“女”取代了原本的部首“人”，其余部分保持不变。提倡使用新字符的人们主要认为，翻译欧洲语言文学作品很困难，要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性别代词就不可少。缺乏性别代词被视为中文落后和不足的标志。

“她”是当时为了实现中国语言文化的“现代化”、为了赶超日本和西方而提出的一系列破旧立新的改革之一。当时，积极的改革者还辩论过是否要发明新的口语代词来对应书面语中女性的 “她”，但最终这些字符的发音保持不变，性别代词的创新仅限于书写层面。

当我将清代法律文本翻译成英语时，通常只需简单判断非性别二元的“ta”应该翻译成“he/him”还是“she/her”即可。但是，在我将在下文中介绍的特殊案例中，我们也不能排除原始汉语中的代词歧义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了某种意义的可能性。

的确，某些小说家似乎利用代词歧义来达到特定的叙事目的。蔡九迪（Judith Zeitlin）在分析蒲松龄17世纪的短篇小说《人妖》时谈到了这一点：“汉语缺乏性别代词或性别化词尾，非常适合讲述性取向模糊的故事。由于不需要性别标记，因此可以避免诸如‘him/her’或确定性性别指定的笨拙结构，这在英语中是无法做到的。正如巴特所言，叙述者不需要说那么多谎，不需要设置那么多‘陷阱’。相反，语言的模糊性可以掩盖性别的不确定性。”

【译者注】据说蒲松龄的《人妖》改编自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的真实民间故事。小说中，马万宝和妻子田氏所在的村子来了个自称逃出婆家的年轻女子，住在马家旁边。马万宝觊觎女子姿色，便心生一计，让田氏去找女子来家里帮她按摩，趁黑夜时把自己换到床上去和女子相好。田氏同意了，但当马万宝上床后才发现这名女子是男扮女的“人妖”。他舍不得对方的姿色，想扣押在家作宠，就威胁让他留下，否则去告官。马万宝把“人妖”偷偷阉割了，藏在家中，像婢女一样伺候夫妻二人。后来，“人妖”的七个同党都因同样的行径被斩首示众，唯独他逃过一劫，遂对夫妻俩感恩戴德，死后还葬在了马家祖坟旁边。

在为身份暧昧的个体作证时，使用单一的非性别二元代词可以让证人避免对他们的性别做出明确的判断，这种歧义也延续到了书面证词记录中。汉语的这一特点甚至可能在认知层面允许人们搁置判断。说话者和写作者都可以自由地不做出承诺，而不引起注意。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任何使用非性别二元代词的证人（或做笔录的人）心中想的是什么，但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值得我们关注。

【最新研究和本书采用的办法】

在詹·曼尼恩的开创性著作《女性丈夫：跨性别历史》（Female Husbands: A Trans History）中，作者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她全程使用“they/their/themselves”等中性代词，以此拒绝将历史人物强行塞进性别二元论的框架。这种拒绝是一种知识上的谦逊，承认我们能从现存文献中了解的过去是有限的。

曼尼恩研究的“女性丈夫”生活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格兰和美国，她们出生时被归为女性，但以男性身份生活并与女性结婚。他们究竟是“真正的”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还是跨性别的异性恋，谁有资格评判？这些过往之人根本不会使用我们这些不合时宜的词汇。

曼尼恩进一步指出，我们熟悉的类别和标签可能根本无法准确反映女性丈夫的鲜活生活。最终她决定，她的主人公们仅仅是遵循当时的说法（“女性丈夫”），尽管这个词本身包含着矛盾的歧义性。这种称呼的优点之一是，它巧妙地揭示了身体性别（女性）和社会性别角色（丈夫）之间的张力，既没有偏向一方，也没有抹杀另一方。

我完全赞同曼尼恩的办法，并且在这本书中效仿了她，尤其是在第二、四、五、七章的部分。的确，与上述学者研究的人相比，我们对司法案例中的人物知之甚少。而且在这些文献来源中，我们都无法绝对确定，个体在不受外界胁迫时能够完全自主地表达自己。确凿的证据表明，证词会根据酷刑而改变，以更好地符合审问者的期望。因此，我们有必要谨慎研究。

无论我在这本书中采用哪种代词使用办法，都可能会显得不合时宜。任何一种办法都无法让所有人满意。诚然，使用中性代词可能会让一些句子读起来比较别扭——至少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习惯。但是，在这本书中毫无分别地使用性别化代词，也许是最严重的时代错置，因为表面上的自然化会掩盖我为笔下人物指定性别的行为。

我使用非二元代词来指代某些关键人物，并试图让自己保持搁置判断的姿态，同时更准确地反映文献来源中的语言。“They/their/themselves”似乎是英语中最接近古老的非二元代词“ta”的对应词。这种方法对于那些诉诸女性身份出现来跨性别的人（尽管他们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和那个迷一样的Xin Xiang而言，似乎尤其合适。

当“男扮女”的跨性别者被起诉时，他们自动被“重新归为”男性，这是惩罚的一部分，也是恢复规范秩序的必要步骤。例如，在法律案卷中，他们总是被提及原始姓名（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名”），而不是他们跨性别后选择的新名字。为了拒绝这种重新归类，我使用这些人“为自己选择”的新名字，也用中性代词。

不过，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要指出，我决定继续对其他一些以不同方式跨性别的人物使用性别化代词——戏台上的女角（尤其是旦角）、太监以及佛教和道教神职人员。我的理由是，尽管这些人物以各种方式“脱离”了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但其他人（至少有些人自己）主要以他们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来识别他们。

举例来说，旦角从未被混淆为顺性别女性（cisgendered female）。他们的魅力和情色吸引力恰恰来自于一个事实——他们是男孩，表演的是特定标准的女性形象，尽管他们在舞台上扮演女角，在舞台下保持娘娘腔的形象，但他们始终被认定为男性。此外，几乎所有人在青少年时期结束后都退出了戏台，大多数人可能又恢复了标准的男性形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太监都是在儿童时期被阉割后卖身进宫的，这完全由他们的父母决定，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会保存被切除的生殖器，希望死后能带到下辈子，转世为一个完整的男性。退休后，大多数太监会成为佛教或道教的僧侣（从未见过尼姑）。此外，我们也知道许多太监对自己的状况感到后悔，一些有足够财力的太监尝试通过秘密婚姻和收养儿子（尽管这是被禁止的）来接近标准的男子气概。

对于僧侣来说，超越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是一种追求。僧侣们眼中的主要社会界限是僧俗界线，但他们仍然能意识到自己内部的性别差异。这对于佛教徒来说尤其明显，他们会在寺院中维持严格的性别隔离。我们也可以从道教徒的复杂做法中看出，“内丹术”的法门因性别而异。此外，用来指代僧侣的术语始终按自然性别划分，《大清律例》使用不同的性别名词来称呼佛教徒（和尚/尼姑）和道教徒（道士/女冠）。【(｀･ω･)＜*以我对道教的浅薄了解，也有乾道/坤道的区分】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使用性别化的代词来指代这些人是合理的，即使他们都以不同方式远离了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对于所有这些类别的人来说，由此产生的性别状态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争议，这种模糊性本身就成了怀疑和张力的核心。

【文献来源与方法论】

小说与法庭案例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关系，甚至我可以称之为“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创造了一种关于性别越轨的共同话语（discourse），塑造了本书介绍的案例研究。

最典型的是15世纪著名异装癖性侵犯桑冲（?-1477）的案子。桑冲显然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因为《明实录》中出现了关于他涉嫌犯罪的简短描述，而《明实录》是由朝廷编写的重大事件编年史。桑冲耸人听闻的故事成为整个通俗文学分支的基础，包括明末清初一些最著名作家的作品。有些故事平铺直叙地叙述了桑冲的经历，就像在讲述他受审的真实记录，另一些故事则以桑冲的故事为出发点，描写了纯属编造的、更加离奇的情节（伪装成尼姑，阴茎可以伸缩）。到了明末，桑冲的家乡山西的地方志记载了他的案例，但那似乎是虚构的。

【译者按】蒲松龄的小说《人妖》里也提到了桑冲，故事里“男扮女”的主角就号称是桑冲的同党，后来也是因为马家人的庇护才没有被朝廷斩首。

因此，桑冲的故事在清朝广为人知，相关虚构故事促成了一种关于异装的性掠夺者的论述，这种论述显然影响了地方官解释他们遇到的实际越轨案例。这些案例反过来又形成了“反馈循环”，促进了进一步的虚构。例如，Xing Shi的案例（第五章）因发生在京城而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至少出现了一种虚构版本。

此外，桑冲一案非同寻常的“事实”本身很可能来自于一种长期存在的关于性别异常和性侵犯的文学论述，这种论述体现在“人妖”的形象中。桑冲可能在刑讯逼供之下确实供认了这些罪行，刑讯逼供诱导供词确认了审讯者头脑中已有的“剧本”。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文学作品和法庭案例之间的反馈循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晚清报纸对性别非顺从现象的报道】

本研究发现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它们是来自晚清上海的资料，主要是《申报》和《点石斋画报》这两份晚清报纸。从《申报》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创刊直至1949年停刊，跨性别一直是报道中的一个常见主题。

韩瑞亚（Rania Huntington）观察到：“除了报道国家和国际政治、犯罪以及社会事件之外，晚清报刊还会讲述关于鬼怪附身、畸形婴儿和因果报应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报纸和画报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志怪小说的传统。笔者认为，志怪是晚清报刊文学的核心，而非边缘。

【译者注】参见韩瑞亚（Rania Huntington）的著作《异类：狐狸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叙事》（Alien Kind:Foxes and Late Imperial Chinese Narrative，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和《中华帝国晚期叙事中的狐与性》（Foxes and Sex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Narrative，Brill出版社，2000）

通常情况下，性别非顺从者会出现在报道之中，他们在上海或中国其他地方被捕和起诉。在《申报》的全文数据库中，通过关键词搜索可以找到大量如下例子：异装诈骗犯、性侵犯和灵媒；“男扮女”的男性神职人员；解剖学上性别模糊的人，他们现在可能被识别为双性人（报纸上通常称为“阴阳人”）；在公共场所因异装而被捕的各色人等；因为异装而自杀的不幸者等等。其中一些故事还配有《点石斋画报》的插图。的确，晚清和民国时期报刊中如此丰富的相关资料值得单独进行研究，本书仅展示了其中的几个例子。

【本书结构】

第一章概述了明清文化中的跨性别范式，为后面的案例研究提供了背景。我们以通俗文学中的异装主题开篇，其中大部分作品都以女性角色临时换上男装或扮演男性社会角色为特色——类似于女战士和女骑士，或者是文人与美人的浪漫爱情故事（包括祝英台的故事）。我们还简要讨论了“志怪”这一体裁，它与后面的案例研究最为相关。

接下来，我们讨论戏曲中扮演女角的男演员，他们是精英男性强烈的情色和审美鉴赏对象。最后，我们将讨论“出家”模式，其中包括神职人员和太监，这两种职业都要求个人放弃由婚姻和生育所定义的规范性别角色。最后，我们将介绍最后一种范式，也就是异装的性掠夺者，它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中占有突出地位。

第二章至第五章通过一系列来自清代的法律档案、志怪小说和《申报》的案例研究，探讨了跨性别掠夺者的偏执幻想。第二、四、五章分别集中讨论一个涉及“男扮女”的司法案例，他们在出生时被指派为男性，后以女性身份生活，并因此被起诉和严惩。第四章的例子介绍了在“异端”的名义下对信仰疗法和民间宗教的妖魔化，以及胁迫审讯往往会产生符合审讯者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的供词。

第二章通过熊妈的案例，介绍了掠夺者范式和明代经典案例“桑冲案”，并分析为何男性跨性别行为被当作“异端”而受到惩罚。第五章继续通过Xing Shi的案例对这些主题进行研究，她是一个“女狐狸精”，我们有三个独立而互补的文献来源为证，包括刑讯前后的供词和死后的虚构描述。后者说明了司法案例和小说之间的反馈循环如何产生和维持了关于异装的话语。

第三章深入探讨了一个影响法律判决的民间刻板印象。并非所有宗教人士都是他们声称的那样，许多人假装“出家”，实则进行性侵犯和其他罪行。我认为，这种将宗教人士视为“披着羊皮的狼”的刻板印象，与桑冲假扮女性实施性侵一案所代表的“掠夺性”范式如出一辙。它们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偏执妄想的变体，认为跨性别代表着一种危险的、掠夺性的欺诈行为。

第六章将目光聚焦于身体本身如何作为证据被解读。前面章节（第二、四、五章）讨论的三起“男扮女”案例，都涉及被接生婆认为具有正常男性解剖结构的个体，但他们的行为却与此解剖结构不相符。

相比之下，第六章探讨了一系列解剖结构本身有问题、无法满足指定性别期望的案例，其中包括被丈夫因“石女”身份拒绝的女性，因阴茎问题被妻子拒绝的男性，以及被称为“阴阳人”的性器官模糊者。我们还将研究涉及僧侣的强奸案，以探索官员们如何理解通过“出家”转换性别的个体的性别。这些案例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性器官比性别角色和期望更重要。

最后，第七章讲述了Xin Xiang的传奇故事。Xin Xiang的一生非同寻常，当过和尚、反串女角的戏子、妓女和骗子。尽管出生时被认为是男性，Xin Xiang却始终坚称自己是女性。据我们所知，Xin Xiang至少采用了八种不同的身份，最终因冒充皇室官员而被捕并判处死刑。此人完全无视任何既定类别，其行为引发了我们无法完全解答的问题，“跨性别”一词似乎都无法完全概括其千变万化的行为方式。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让我感到沮丧的是司法案例记录中不可避免的诸多空白。现存证据根本无法确切回答许多我感兴趣的问题。例如，Xin Xiang生活中最有意思的一幕，是其在京城接受培训，然后在戏台上演了四年女角。然而，我们对这段时期的所有了解，都只来自一句转述的供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地方官都认为不应该进一步调查这个问题，或者至少不应该将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信息写入他送交上级审查的经过编辑的证词记录中。幸运的是，我们从其他文献资料（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了解到很多关于清代北京戏曲场景的信息，我利用这些信息勾勒出了一幅或许可信的京城经历画卷。

无论我在现存文献中遇到什么空白，我都会尽我所能以这种方式进行弥补，同时也承认确定信息的局限。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在撰写她的代表作《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当我在亨达耶、阿蒂加特、萨哈斯或布尔戈斯无法找到我想要研究的某个人时，我只好通过那个时代和地方的其他资料，尽力还原他们所处的世界和他们可能有的反应。我呈现给你们的成果，一部分来自我的推断，但始终严格遵循着历史的脉络。”

这本书没有“大团圆式”的结局，尽管在我看来，其中一些人的经历确实可歌可泣，体现着一种平凡的英雄气概。总的来说，我并不主张从过去寻找楷模，也不认为过去存在着一个各方面都更美好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性别关系上。相反，我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意识到需要克服什么，以便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然而，我确实希望本书中的故事不仅对历史学家有价值，也可能会对当下的跨性别者和其他非主流群体有所启发，他们或许能从一个与他们所处时代和地点截然不同的语境中，发现与跨性别及其影响之间的奇妙呼应。

席勒

更漏子／五代十国・毛文锡
春夜阑，春恨切，花外子规啼月。
人不见，梦难凭，红纱一点灯。
偏怨别，是芳节，庭下丁香千结。
宵雾散，晓霞晖，梁间双燕飞。

杭州山茶，处处皆清，不过以龙井为最耳。每还乡上冢，见管坟人家送一杯茶，水清茶绿，富贵人所不能吃者也。（《随园食单·茶酒单·龙井茶》）

嗯…( ﾟ3。)

闲云归後，月在庭花旧阑角。

玉楼春／宋・欧阳修
湖边柳外楼高处。
望断云山多少路。
阑干倚遍使人愁，又是天涯初日暮。
轻无管系狂无数。
水畔花飞风里絮。
算伊浑似薄情郎，去便不来来便去。

西江月／宋・程珌
底事中秋无月，元来留待今宵。
群仙拍手度仙桥。
惊起眠龙夭矫。
天上灵槎一度，人间八月江潮。
西兴渡口几魂消。
又见潮生月上。

夜下湘中／唐・马戴
洞庭人夜别，孤棹下湘中。
露洗寒山遍，波摇楚月空。

感性的再分配：《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介的后改革中国的情感经验 ——Evan Zhang

【历史与媒介化的情感经验】
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批判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开始关注“情感”，从将主体视为连续的意识转向将其概念化为不连续的、不断生产的具身性表面（Clough, 2008）。Grossberg（1992）认为，“情感”体现的是能量或强度，而不是作为解释系统。它包含可变的能量，影响着个体的经验、实践、身份和意义构建。情感是权力构成、动员、流通和执行的重要机制，通过意识形态的中介作用在个人和社会动态中起着关键作用，生成各种情感反应和政治参与（Harding & Pribram, 2004）。

电影作为一种视听媒介，有效地中介着人们的身体感受。Raymond Williams（2014）认为电影是一种能够重新表述特定历史时期“感觉结构”的媒介。在电影中，生活被描绘为一种整体的具身体验，每个元素都构成了复杂的整体。历史对于当下的个人来说是一种持续的体验。对历史的电影化中介发挥着美学的情感中介作用，影响着人们对于当下的认知和体验（Berlant, 2008）。这一过程包含了观众通过电影的视听语言重新体验和重新表述历史性的当下（Silverstone, 1999）。而电影文本则作为情感投资的重要对象，成为权力斗争的战场（Anderson, 2014）。

娄烨属于中国第六代导演，通常被称为“城市一代”。与由于历史背景而关注农村中国的第五代导演不同，“城市一代”探索了中国城市现代化和城市生活的复杂性（Zhang, 2007; Dong, 2023）。《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入围了2018年第58届台北金马奖，并于2019年4月在中国大陆影院上映。被省略。经过近两年的修改，《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才得以在中国的影院上映。本文旨在分析这部电影如何挑战被省略情感结构。阐释娄烨作为一种风格如何介入电影的情感政治实践（Highmore, 2011）。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霸权情感结构的生产】

Raymond Williams（1977）引入了“感觉结构”的概念，以描述特定时期或世代的社会体验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强调了情感的文化和历史建构性，在生活形式、日常实践、制度和权力关系之间的互动中，文化不断被再生产。从毛主义时代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霸权性感觉结构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被省略（Lin, 2015）。

1978年，被省略。“不争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口号标志着阶级斗争的结束，转而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重组。在学术话语中，“阶级”一词逐渐被“社会分层”所取代。被省略（Wang, 2011）。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意识形态景观转向了发展主义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Harvey, 2005）。

在媒体再现领域，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电视连续剧等大众娱乐在塑造改革开放后中国新的情感霸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一个被省略社会中，围绕阶级的论述演变成了强调“去政治化”或“无阶级性”的“个人-国家”叙事，个体作为在追求财富、权力和民族自豪感中作为的更大国家共同体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同时，媒体再现经常合理化社会不平等，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竞争精神的强调动员群众追求“向上流动”（Zhao, 2008）。

被省略，但在改革开放后，他们往往被称为“农民工”，并在主流媒体中被描绘为社会阶梯的最底层。曾与“工人”身份相关的尊严、自豪感和道德合法性在当代媒体再现中已被低价值和脆弱感所取代（Sun, 2015）。在流行的话语中，他们经常被标记为“低素质”，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围绕城市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论述通常在道德上贬低农村移民，常将他们与犯罪联系起来，而他们的无根性和流动性进一步使他们被描绘为城市的入侵者（Florence,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