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1272928
在这里忍不住说一下，可能表述不是那么严谨
同一时期还有性别称谓语区别的运动，即“他”→“她”，当时认为洋文将人称性别化区分指代是更进步更准确语言的体现，「她」即是女性争取的具有进步意味的称呼。当时视其为妇女独立自主之象征，而今时代背景不同，也多了更多不同的观点和讨论。也有复古的浪潮，不加性别化区分，从「they」到「他」可称呼所有人，我个人挺资瓷的，因为放文本阅读里会很有趣( ﾟ∀。) 很多时候语言就是因为朦胧性和模糊性才有意思的啊。

留下的照片、文本和口述记录引发了一种反太监情绪。随着西方生物医学的视角在现代重新审视太监的性别身份，中国与“阉割文明”的隐喻联系也逐渐加深。

因此，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过渡阶段，当时，阉割过的男性身体（与女性的裹脚和麻风病人的残疾身体一起）与整个中国的政治实体格格不入。那些年，人们对太监性身份的兴趣日益浓厚，这在早期的阉割批评中也并不存在。换言之，西方生物医学的霸权促使太监越来越多地与名义上的“第三性”标签联系在一起。太监制度的消亡标志着性概念本身的诞生。

20世纪初，“性”这个词带有了男性和女性生物学的视觉内涵。在科学和通俗的表述中，女性和男性分别被简单地理解为“雌”和“雄”的人类。大多数观察者都坚持生物决定论。为了描述性别的不同组成部分，他们会在不同的视觉表现层面思考生殖器官解剖学、形态特征和性染色体。

然而，在“五四运动”（1915-1919）之后，像张竞生（1888-1970）和潘光旦（1899-1967）这样的反偶像知识分子认为，人类潜藏的爱欲本质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被发现和认知。他们认为，性不仅是一个可观察到的特征，也是一种渴望。尽管他们的对话者也存在异议，但这些“五四”公共知识分子在共同努力效仿欧洲的性科学。他们翻译西方性学文本、概念、方法和推理方式，提供了重要历史条件和手段，把“性”作为经验知识的对象。因此，“五四”时期中国性学的学科形成，为性的科学含义增添了新的“肉欲”（carnality）元素。

激素的概念为中国性研究人员、小报撰稿人、通俗作家和社会评论员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基础来讨论性别和人体。从2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借鉴了西方内分泌学家的普遍双性恋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部分是男性，部分是女性。

这种化学和量化的性定义得到了欧洲部分实验室的支持，尤其是在维也纳，那里进行了著名的动物性别逆转实验。20世纪初，这些实验的有趣结果引起了全球科学界共鸣。在美国，生物学家将性别想象成“可塑的二分体”，这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宣称性二元论在不同程度上的流动性和僵化性。

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其他性研究人员也对普遍双性恋的有效性进行了辩论，他们梳理了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之间的区别。随着中国科学家根据这些外来思想和实验结果探索变性的可能性，他们引用本土生殖异常案例（例如太监和雌雄同体）作为参考点——最重要的是，用生物性别的全新语言重新描述了这些旧现象。

与此同时，30年代中期，天津女子姚锦屏（生于1915年）一夜之间变成男人的新闻轰动事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人类变性潜力的认识。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些认识论的转变在通俗小说对变性的描写中得到了最有力的宣扬。

科学家和医生试图确定性别的技术定义，非专业人士也开始更严肃地关注并扩大该领域的社会价值。源自生物学、性心理学和内分泌学的多重解释在民国时期充斥着中国文化议程。

反缠足运动和阉割制度的消亡已经让公众熟悉了“自然”的男性和女性身体形象。浪漫爱情的新观念开始促使人们打破传统的包办婚姻，组建核心家庭。弗洛伊德和其他性学家的通俗版本强化了人们将“性心理的发展”视为个人主体基石的认识。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关系的叙述，唤起了人们对于恰当和不恰当性取向观念的复杂联想。

同样，妓女的故事也在大众媒体上激增，并反复出现关于“正当性行为”的矛盾信息。大众媒体上，性和变性成为视觉文化的主流。总而言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从整体到细节都经历了“性化”的过程。

当性别的界限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可逾越时，人们迎来了中国第一位公开的跨性别者——谢尖顺（生于1918年，下图）。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台湾本土医生将男性转女性的成功手术登上了新闻头条。好事者经常将谢尖顺称为“中国克里斯汀”，这影射了美国的一位跨性别名人克里斯汀·约根森（Christine Jorgensen，1926-1989），这位曾经的美国大兵于1950年春天赴丹麦接受了性别重置手术，并因精心打造的迷人女性形象而迅速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人物。

>>Po.1273031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变性手术”是旧称，“变”一字含有否定原先性别认同的预设意味，用性别肯定手术/性别重置手术称呼更合适

短短一周内，台湾媒体对谢尖顺的描述就从一个因性别不明而引发公众不安的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跨性别文化偶像。谢尖顺和其他变性故事表明，国民政府继承了民国时期科学全球主义带来的西方生物医学的性认知，这种医学世界观尤其利于冷战早期盛行的美国医疗模式。

从肉体和地缘政治安排的角度来看，医学科学知识与身体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历史上最终导致变性现象首先在台湾等后殖民太平洋沿岸地区出现，台湾在地理和文化上处于中国化和跨太平洋美国霸权的重叠边缘。

从太监到跨性别者，本书修正了中国只有在70年代末经济改革之后才“打开”全球性观念和实践的观点。借鉴越来越多的修正历史学著作，本书大部分内容强调，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性认同和欲望现代定义的更早、更关键的转折点。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民国初期的现代化精英未能引入新的、舶来的变性观念，而只引入了“异性恋”这一性行为概念。与此不同，本研究聚焦于边缘性行为，并给出大量相反的证据。

本研究借鉴科学出版物、医学期刊、报纸剪报、通俗杂志、小报、学术教科书、小说和期刊文献以及其他以前未发掘的文献资料。同性恋欲望话语的演变和性别规范的生物化构成了两个认识论的断裂，使民国时期性别、性征和性欲的不断变化的相关性变得复杂。战后台湾媒体对变性手术的广泛关注标志着这些早期发展的高潮。

这部著作将知识、社会和文化史交织在一起，旨在实现三个目标——性知识如何成为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关键因素；身体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和性社会意义相互转化的催化剂；通过对性科学的视觉和概念分析，在中国的太监制度消亡和跨性别者出现之间建立一种系谱关系。

这一谱系将中国现代“地理身体”这一未被充分探索的历史映射到生物医学化的人体历史上。 “中国”和“性”这两个看似不可改变的结构的共同演变，揭示了殖民现代性在20世纪逐渐被中文语境下的阐述所取代的过程。

张其翼（1915-1968）祖籍福建

看到吗喽便觉亲切

《最后的诗》
（由诗人在他死亡之日口授）

这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举起右手迎接太阳，
但我并非真的欢迎它，也不是向它告别。
我只是表明我仍然喜欢看见它，如此而已。

1920年前

>>Po.1273144
佩索阿写是这么写的，但他35年才死。但也不能就说对不上题，也许是「阿尔伯特·卡埃罗」这个人格死了呢？我一向怀疑佩索阿多重人格。虽然一百多个的话也太夸张了。每个佩索阿都不是完全的佩索阿，佩索阿像一个格式塔意识。

>>Po.1273148
顺便一提我不太喜欢卡埃罗这个人格的风格，看在冈波斯的份上也最多只能打三分呢。

■《我将宇宙随身携带》佩索阿 ⭐⭐⭐
所剩无几，索性一口气看完了。在评价这本诗集前有必要说明一下佩索阿这个精分诗人，他不同的笔名诗歌风格也迥异，而这本恰恰是我不喜欢的。( -д-)
这本笔名卡埃罗，我很喜欢的那本《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笔名冈波斯。在佩索阿世界里，卡埃罗设定是冈波斯的老师，他俩还有对话（我真的怀疑佩索阿多重人格）
重自然的诗人我通通不喜欢：泰戈尔、魏尔伦、惠特曼、卡埃罗。区别是泰戈尔诗集中的自然有种泛灵论感，万物有着诗歌的灵性；魏尔伦很普通，至少我个人觉得蛮庸俗；惠特曼激情四射得让人恶心。
卡埃罗像泰戈尔的反面，反复强调自然只是自然本身，是客观事物的组成，花就是花，草就是草，河流就是河流，别无他的。他极力强调客观存在本身，排除人赋予客观事物的感情与思想：“我不思考”。说到这里倒是有点像道德经里追求的境地，然而卡埃罗何止是用力过猛，简直就是用力奇猛，get不到美感自然就觉得通篇都在念叨这个烦死了，这种用力又和道家背道而驰…

法国大革命爆发当天，因面粉价格暴涨，做不成面包，大约有七千名妇女组成的民众从巴黎徒步走到凡尔赛宫，沿途愤怒地高唱：“我们再也不缺面包，我们要去把面包师傅、面包师傅太太，和小学徒带回来。”
（面包师傅等人指的就是法王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东尼，和小王储。）

（译注）十九世纪初期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芙罗哈·崔斯坦是法国画家高更的祖母。她着有《女贱民游记》、《工人联盟》等书。

（原注）“最早提到避孕措施的古老文献是，纪元前两千年的一卷埃及纸莎草纸。它提到要以鳄鱼的排泄物，加上蜂蜜、天然矿物盐，以及一种树胶混合而成的奇怪成分，敷用在阴道上。”（参见阿希耶著作的《法兰西人口史》）中世纪时，波斯医生提出了三十一种避孕措施，其中只有九种是施用在男性身上。纪元二世纪时，在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年代，希腊医生索哈诺斯解释：如果不想怀孕，女人在男人射精时，要“屏住呼吸，把身体往后缩，不让精液进到子宫，立刻从床上起身，蹲着打几个喷嚏。”

浣溪沙／宋・晏殊
阆苑瑶台风露秋。
整鬟凝思捧觥筹。
欲归临别强迟留。
月好谩成孤枕梦，酒阑空得两眉愁。
此时情绪悔风流。

沁园春／宋・秦观
宿霭迷空，腻云笼日，昼景渐长。
正兰皋泥润，谁家燕喜，蜜脾香少，触处蜂忙。
尽日无人帘幕挂，更风递游丝时过墙。
微雨後，有桃愁杏怨，红泪淋浪。
风流寸心易感，但依依伫立，回尽柔肠。
念小奁瑶鉴，重匀绛蜡，玉笼金斗，时熨沈香。
柳下相将游冶处，便回首青楼成异乡。
相忆事，纵蛮笺万叠，难写微茫。

喜欢最后一句，其他句子都腻得慌。

听筝／唐・柳中庸
抽弦促柱听秦筝，无限秦人悲怨声。
似逐春风知柳态，如随啼鸟识花情。
谁家独夜愁灯影，何处空楼思月明。
更入几重离别恨，江南歧路洛阳城。

胜地独湖山，满堂贮风月。

主体一旦要寻求自我肯定，便需要有“他者”为他画定界线，由“他者”来否定他，“他者”对主体而言是必要的；因为主体只有借着有别于他自身的真实，才能全然臻于自身。这就是为什么人的生命从来不饱满、不安适，它一直是匮乏，是变动，它一直处在抗衡中。

唯有能对自身呈显的“他者”，这个“他者”才能呈显在“我者”的面前；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他异性”是和“我者”的自我意识分离，而又认同于“我者”自我意识的意识。正是有其他人的存在，才能让每个人摆脱自己闭缩的存在内向性，实现自己的存在真实性、存在超越性，避免成为“物”，对自身的存在有所构思。但是“他者”的自由意识虽然确立了“我者”的自由意识，却也和“我者”的自由意识形成冲突，这即是“不快乐的意识”的悲剧*。
*不快乐的意识：波娃在这个段落大量取用黑格尔的哲学观点与字汇。“不快乐的意识”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简言之是奴隶（或称他者）的意识在往主人（或称我者）的意识提升，并合为一的过程中，奴隶的自我意识呈分裂、不和谐的状态，这便称为“不快乐的意识”。

每个自我意识都想将自己设立为唯一的主体，设立为主人。每个自我意识在实现自我时，都会同时将他人的意识贬抑为奴隶。不过在劳动中和处在恐惧中的奴隶，也体认到自己是个本质者，并且根据辩证的翻转，主人反而成为非本质者。如果每个个体都能以开放的态度承认他人，如果每个个体都能将自己和他人同时视为客体和主体，主人与奴隶互相抗颉的存在悲剧是有可能超越的。待人如已的友爱态度、与人分享的慷慨大度等等这些德行可以让我们具体表现出我们接受他人是自我意识，并承认他人的自由意识，然而这些德行并不是轻易的修为，它甚至是人类最完满的自我完成，人类透过这种自我完成，才存在于自己的真实性中，不过这样的真实性是存在于不断酝酿、又不断消退的自我搏斗里；它促使人在每一时每一刻寻求自我超越。

以另外一种哲学性的说法就是，当一个人不以自己是“存在物”，而承担起自己是“处境中的存有”*，这个人即具有最纯正而崇高的内在精神；这样的人也会因着这项信念的转变而放弃一切的占有，因为占有是让自己成为“存在物”的一种形式。不过人这种臻于智慧圆熟之境的转变永远不可能有彻底实现的一天，人必然持续不懈的奋战，必然永远处于压力紧张的状态，无可稍怠。因为人无法孤立的实现自我，以致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处在危险边缘。他的人生是一项艰钜的事业，成功则未必在望。
*“存在物”（l’être）和“处境中的存有”（l’existence），根据存在主义，这两个哲学字汇意指就存有者的处境而言，“存在物”意为如“物”一般地存在着，也就是所谓的“在己存有”，“处境中的存有”即为“为己存有”。

女人的迷思始终飘忽不定，矛盾万端，我们总是看不透它有什么统合性，她是大利拉，也是友第德，是阿思帕奇雅，也是鲁克丽丝，是潘朵拉，也是雅典娜女神，女人既是夏娃又是圣母马里亚。她是个受崇拜的偶像，也是可使唤的女仆，是生命的泉源，也是幽冥的魔力；她是真理最始初的沉默，她是诡诈，是饶舌，又是晃人眼目的假象；她是神医，也是巫女；她是男人的猎物，是男人的损丧，她是男人自己不是而又想要拥有的一切，她是男人否定的那部分，也是他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