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1271997
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运动暂行中止。我们很难衡量这场运动让事情推进的速度加快了多少。一九一八年时，英国妇女取得了有条件的选举权，到了一九二八年，终于获得完整的选举权。这件事成就的关键，主要还是因为英国妇女在战争期间的贡献。

>>Po.1271998
关于英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历史，十分推荐一部电影：《妇女参政论者》

大多数的德国妇女都发声支持保守的右派，其中有好几位还是国家议会的议员。后来在希特勒当权的时期，他又强制已经解放了的德国妇女接受拿破仑的观念：“厨房、教堂、孩子。”他还表示：“女人出席帝国议会，会让议会蒙羞。”既反天主教，又反中产阶级的纳粹主义特别赋予母亲的角色特权地位，它还立法保护未婚生子的女人和非婚生子女，使女人不再受到婚姻的束缚。和古希腊的斯巴达一样，纳粹政权下的女人比较是依附于国家，而非依附于某个个人。因此之故，这时期的德国女人比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中产阶级女人，更独立自主，但也可以说是更不独立自主。

>>Po.1272298
依附于国家的父权或依附于家庭的父权。
作为加害者的法西斯女性→国族与女性主义的交叉

>>Po.1272307
克劳迪娅·库恩兹：《祖国的母亲们：女人、家庭与纳粹政治》
网页链接

The Fatigue by Mihail Zablodski 2022 ​​​

《一辆马车走在路上》

一辆马车走在路上，持续不停；
道路没有变得更美或更丑。
这就是人在所有外部世界的活动。
我们什么也不带走，什么也不增加，我们只是经过，然后遗忘；
而太阳每天都很准时。

原注*这首写在历史边上的平静注解比一百位诗人的一百首长篇颂诗更能表达人类活动的永恒空虚。

姜学豪：《太监之后：科学、医学与现代中国的性转》（201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类性别模糊的人物尤为突出，那就是太监。据一些医书记载，天生具有两性生殖器的婴儿会被送入皇宫成为“天阉”。但更多情况下，正常的男孩会在相对年幼时通过阉割手术变成太监。这群阉割过的男性，通常从宫中地位低下的仆役开始职业生涯，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

与东汉（25-220）和唐朝（618-907）的太监一样，明朝（1368-1644）的太监也许是最臭名昭著、研究最多的阉党集团，他们对国家施加了巨大的控制力。明朝覆灭后，满清皇帝在整个清朝（1644-1911）对太监的活动施加了更大的限制，并减少了太监的任用。朝臣、文人和其他文化精英常常抨击太监制度，他们认为这些阉割过的男性行为腐败，缺乏文人修养。

有趣的是，中国早期关于阉割的批判话语往往忽略了“性身份”的问题。命运并非由解剖结构决定。在20世纪以前，中国男人和女人很少仅仅依靠生物学上的“事实”来确定社会分工。

诚然，自古以来，医师就根据性别来区分身体。他们会干预分娩和妊娠，有时还会为女性单独开药。然而，他们的思想主要建立在一种阴阳双性的医学模型上，历史学家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称之为“黄帝之体”，这种模型既根植于身体和空间位置的概念化，也根植于阴阳宇宙观。

直到宋朝（960-1279），随着妇科的成熟，才真正出现了独立的女性疾病治疗科室。在欧洲，直到启蒙运动时期，医生和哲学家才将他们对男人和女人的看法从单一性别的两种版本转变为不可通约的相反面。

性别等级在儒家父权规范中占有突出地位，彰显了儒家父权的文化主张，但是，中国的医生直到19世纪才在人体组织中识别出性别的根源，早期妇科专家（当时均为男性）更关注血虚等身体过程的生理症状。

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男科的诞生和发展强调生殖器官生理学以及性社会心理基础的重要性。本书分析从妇科到男科的转变过程，探索这些性行为的新型身心生物学如何出现在近代中国文化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生物医学日益增长的全球化下，性别、性欲和身体的含义不断变化。

【从太监到跨性别者】

最精通自然研究的学者不一定对“性”这个概念非常感兴趣。明朝李时珍（1518-1593）撰写了《本草纲目》这部药物学的代表作，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医学最权威、最全面的医学百科全书。李时珍提出了一系列人类生殖异常类型，包括五种“不男”和五种“不女”。这些残缺的“不男”包括天、犍、漏、怯、变，都不能生育后代；而缺陷的“不女”则无法成为母亲，包括螺、纹、鼓、角、脉。李氏分类法是中国晚期帝国关于“两性畸形”最系统的分类，他仅根据生育能力来定义性规范的边界。
【译者注】参见《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傀》。

现代生物医学对生殖器解剖、内分泌、染色体和性心理学的理解都超出了李氏的知识体系，它们似乎是自然界定义性别的普遍特征。尽管后来一些妇科医生在诊断女性疾病时更加重视子宫和乳房，但他们很少将这些器官的独立运作视为性别表达异常的原因。

大约在20世纪初，性这个概念才慢慢进入中文词汇表。早在洋务运动（1861-1895）时期，随着中国文化和社会中心从内陆转移到沿海地区，传教士医生致力引进西医，建立新的疯人院并翻译现代解剖学知识。他们尝试用西方的生殖解剖学重新定义中国人对性差异的理解。西方生物医学认识论从精英医学界向大众文化逐渐传播，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

中国生物学家借鉴欧美国同行的研究，倡导一种两性异形（dimorphism）的性观点，认为两种性别的身体形态和功能相反、互补和根本不同。他们的著作突出“原始性征”、“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之间的认识论联系，赋予“性”以完整的视觉特征。他们将这些联系扩展到所有人体/非人体之间的生命形式，并试图用基因决定性别的理论来解释两性畸形。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科学的视觉证据以一种新的规范视角重塑了现存的性别界限和两极分化。

生物科学将性别自然化（bioscientific naturalization）的过程恰逢清帝国的崩溃以及女性教育改革运动的空前成功。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太监制度的消亡与反对缠足的话语交相呼应。三种声音共同促成了记录中国阉割方法的“档案”形成，这在19世纪末之前缺失的证据库。这三种声音分别是西方观察者、太监自己以及皇室家族成员的最后声音。

>>Po.1272928
在这里忍不住说一下，可能表述不是那么严谨
同一时期还有性别称谓语区别的运动，即“他”→“她”，当时认为洋文将人称性别化区分指代是更进步更准确语言的体现，「她」即是女性争取的具有进步意味的称呼。当时视其为妇女独立自主之象征，而今时代背景不同，也多了更多不同的观点和讨论。也有复古的浪潮，不加性别化区分，从「they」到「他」可称呼所有人，我个人挺资瓷的，因为放文本阅读里会很有趣( ﾟ∀。) 很多时候语言就是因为朦胧性和模糊性才有意思的啊。

留下的照片、文本和口述记录引发了一种反太监情绪。随着西方生物医学的视角在现代重新审视太监的性别身份，中国与“阉割文明”的隐喻联系也逐渐加深。

因此，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过渡阶段，当时，阉割过的男性身体（与女性的裹脚和麻风病人的残疾身体一起）与整个中国的政治实体格格不入。那些年，人们对太监性身份的兴趣日益浓厚，这在早期的阉割批评中也并不存在。换言之，西方生物医学的霸权促使太监越来越多地与名义上的“第三性”标签联系在一起。太监制度的消亡标志着性概念本身的诞生。

20世纪初，“性”这个词带有了男性和女性生物学的视觉内涵。在科学和通俗的表述中，女性和男性分别被简单地理解为“雌”和“雄”的人类。大多数观察者都坚持生物决定论。为了描述性别的不同组成部分，他们会在不同的视觉表现层面思考生殖器官解剖学、形态特征和性染色体。

然而，在“五四运动”（1915-1919）之后，像张竞生（1888-1970）和潘光旦（1899-1967）这样的反偶像知识分子认为，人类潜藏的爱欲本质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被发现和认知。他们认为，性不仅是一个可观察到的特征，也是一种渴望。尽管他们的对话者也存在异议，但这些“五四”公共知识分子在共同努力效仿欧洲的性科学。他们翻译西方性学文本、概念、方法和推理方式，提供了重要历史条件和手段，把“性”作为经验知识的对象。因此，“五四”时期中国性学的学科形成，为性的科学含义增添了新的“肉欲”（carnality）元素。

激素的概念为中国性研究人员、小报撰稿人、通俗作家和社会评论员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基础来讨论性别和人体。从2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借鉴了西方内分泌学家的普遍双性恋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部分是男性，部分是女性。

这种化学和量化的性定义得到了欧洲部分实验室的支持，尤其是在维也纳，那里进行了著名的动物性别逆转实验。20世纪初，这些实验的有趣结果引起了全球科学界共鸣。在美国，生物学家将性别想象成“可塑的二分体”，这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宣称性二元论在不同程度上的流动性和僵化性。

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其他性研究人员也对普遍双性恋的有效性进行了辩论，他们梳理了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之间的区别。随着中国科学家根据这些外来思想和实验结果探索变性的可能性，他们引用本土生殖异常案例（例如太监和雌雄同体）作为参考点——最重要的是，用生物性别的全新语言重新描述了这些旧现象。

与此同时，30年代中期，天津女子姚锦屏（生于1915年）一夜之间变成男人的新闻轰动事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人类变性潜力的认识。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些认识论的转变在通俗小说对变性的描写中得到了最有力的宣扬。

科学家和医生试图确定性别的技术定义，非专业人士也开始更严肃地关注并扩大该领域的社会价值。源自生物学、性心理学和内分泌学的多重解释在民国时期充斥着中国文化议程。

反缠足运动和阉割制度的消亡已经让公众熟悉了“自然”的男性和女性身体形象。浪漫爱情的新观念开始促使人们打破传统的包办婚姻，组建核心家庭。弗洛伊德和其他性学家的通俗版本强化了人们将“性心理的发展”视为个人主体基石的认识。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关系的叙述，唤起了人们对于恰当和不恰当性取向观念的复杂联想。

同样，妓女的故事也在大众媒体上激增，并反复出现关于“正当性行为”的矛盾信息。大众媒体上，性和变性成为视觉文化的主流。总而言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从整体到细节都经历了“性化”的过程。

当性别的界限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可逾越时，人们迎来了中国第一位公开的跨性别者——谢尖顺（生于1918年，下图）。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台湾本土医生将男性转女性的成功手术登上了新闻头条。好事者经常将谢尖顺称为“中国克里斯汀”，这影射了美国的一位跨性别名人克里斯汀·约根森（Christine Jorgensen，1926-1989），这位曾经的美国大兵于1950年春天赴丹麦接受了性别重置手术，并因精心打造的迷人女性形象而迅速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人物。

>>Po.1273031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变性手术”是旧称，“变”一字含有否定原先性别认同的预设意味，用性别肯定手术/性别重置手术称呼更合适

短短一周内，台湾媒体对谢尖顺的描述就从一个因性别不明而引发公众不安的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跨性别文化偶像。谢尖顺和其他变性故事表明，国民政府继承了民国时期科学全球主义带来的西方生物医学的性认知，这种医学世界观尤其利于冷战早期盛行的美国医疗模式。

从肉体和地缘政治安排的角度来看，医学科学知识与身体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历史上最终导致变性现象首先在台湾等后殖民太平洋沿岸地区出现，台湾在地理和文化上处于中国化和跨太平洋美国霸权的重叠边缘。

从太监到跨性别者，本书修正了中国只有在70年代末经济改革之后才“打开”全球性观念和实践的观点。借鉴越来越多的修正历史学著作，本书大部分内容强调，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性认同和欲望现代定义的更早、更关键的转折点。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民国初期的现代化精英未能引入新的、舶来的变性观念，而只引入了“异性恋”这一性行为概念。与此不同，本研究聚焦于边缘性行为，并给出大量相反的证据。

本研究借鉴科学出版物、医学期刊、报纸剪报、通俗杂志、小报、学术教科书、小说和期刊文献以及其他以前未发掘的文献资料。同性恋欲望话语的演变和性别规范的生物化构成了两个认识论的断裂，使民国时期性别、性征和性欲的不断变化的相关性变得复杂。战后台湾媒体对变性手术的广泛关注标志着这些早期发展的高潮。

这部著作将知识、社会和文化史交织在一起，旨在实现三个目标——性知识如何成为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关键因素；身体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和性社会意义相互转化的催化剂；通过对性科学的视觉和概念分析，在中国的太监制度消亡和跨性别者出现之间建立一种系谱关系。

这一谱系将中国现代“地理身体”这一未被充分探索的历史映射到生物医学化的人体历史上。 “中国”和“性”这两个看似不可改变的结构的共同演变，揭示了殖民现代性在20世纪逐渐被中文语境下的阐述所取代的过程。

张其翼（1915-1968）祖籍福建

看到吗喽便觉亲切

《最后的诗》
（由诗人在他死亡之日口授）

这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举起右手迎接太阳，
但我并非真的欢迎它，也不是向它告别。
我只是表明我仍然喜欢看见它，如此而已。

1920年前

>>Po.1273144
佩索阿写是这么写的，但他35年才死。但也不能就说对不上题，也许是「阿尔伯特·卡埃罗」这个人格死了呢？我一向怀疑佩索阿多重人格。虽然一百多个的话也太夸张了。每个佩索阿都不是完全的佩索阿，佩索阿像一个格式塔意识。

>>Po.1273148
顺便一提我不太喜欢卡埃罗这个人格的风格，看在冈波斯的份上也最多只能打三分呢。

■《我将宇宙随身携带》佩索阿 ⭐⭐⭐
所剩无几，索性一口气看完了。在评价这本诗集前有必要说明一下佩索阿这个精分诗人，他不同的笔名诗歌风格也迥异，而这本恰恰是我不喜欢的。( -д-)
这本笔名卡埃罗，我很喜欢的那本《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笔名冈波斯。在佩索阿世界里，卡埃罗设定是冈波斯的老师，他俩还有对话（我真的怀疑佩索阿多重人格）
重自然的诗人我通通不喜欢：泰戈尔、魏尔伦、惠特曼、卡埃罗。区别是泰戈尔诗集中的自然有种泛灵论感，万物有着诗歌的灵性；魏尔伦很普通，至少我个人觉得蛮庸俗；惠特曼激情四射得让人恶心。
卡埃罗像泰戈尔的反面，反复强调自然只是自然本身，是客观事物的组成，花就是花，草就是草，河流就是河流，别无他的。他极力强调客观存在本身，排除人赋予客观事物的感情与思想：“我不思考”。说到这里倒是有点像道德经里追求的境地，然而卡埃罗何止是用力过猛，简直就是用力奇猛，get不到美感自然就觉得通篇都在念叨这个烦死了，这种用力又和道家背道而驰…

法国大革命爆发当天，因面粉价格暴涨，做不成面包，大约有七千名妇女组成的民众从巴黎徒步走到凡尔赛宫，沿途愤怒地高唱：“我们再也不缺面包，我们要去把面包师傅、面包师傅太太，和小学徒带回来。”
（面包师傅等人指的就是法王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东尼，和小王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