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本真性与女性：现代中国中产阶级女性的个人叙事》（1998）

【现代性的本真性空间】
在本文中，我关注塑造这个内在空间的过程，在这个空间内，自我被建构——或者用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术语来说，被询唤（interpellated）。询唤指的是个体在听到他人呼唤时认出自己的行为，就像我们听到警察喊“喂，你！”而转身一样。那么，社会权力如何授权自己发出这样的呼唤，定义与个体准备认同或协商认同的表征呢？因此，我首先关注一种不可侵犯的空间如何被创造出来，该空间授权某些权力定义自我表征，使其免于来自替代性话语的挑战。

这个不可侵犯的空间的建立，诉诸某些活动或实践的象征化而实现，例如国家仪式、村庄节日、女性的自我牺牲等，这些活动被象征化为神圣或正统。在这个空间内，社会权力可以披上纯洁和内在的“本真”外衣，成为世俗和现代社会内部的神圣空间。尽管这种空间存在于所有现代和前现代社会，但在受进化史论述和线性时间观念主导的现代社会中，它发挥着一种特殊的功能。这种潜在的没有终点、目标或道德目的的时间观念产生了焦虑，既会产生对未来（进步）的信仰需求，也会产生对不变本质所象征的安全身份认同的需求。不可侵犯的本真性空间等同于不变的本质。它就像国旗一样，是身份认同的神圣核心。

民族主义者和其他群体所称的国家或文明的不变本质，其实是一个反复建构的表征，其历史性被变化的步伐所掩盖。这种变化的步伐与其他领域的变革不同步。我将这个本真性领域置于线性历史的问题中，把它与纯粹的心理学解读区分开来。

因此，虽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对“传统”的再创造和操纵的阐释——认为这对面对科学文明和价值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具有心理安慰作用——在某些时间和地点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传统的重建还有其他含义和功能，并不仅仅是为了缓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卑感。

所有将自己视为通过线性时间进步或演化的国家和社会都需要构建一个“不变的核心”，以便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认出自己。因此，传统、神圣的民族象征或核心价值在英国、法国或美国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案例的有趣之处在于，过去与非过去、东方与西方的矛盾被描述为两者兼具。因此，“东方性”、民族或文化“本质”和本真性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嵌套的关系，它们在功能上各不相同，但又相互成就。

20世纪上半叶，东方与西方、本质与演化之间的同源性是许多非西方现代思想的特征，并且在当时的几个亚洲社会塑造了本真性空间。帕特里克·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关于孟加拉殖民地中产阶级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后期的印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挪用中产阶级建构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内部主权”。与上面讨论的中国民族主义一样，印度民族主义建立在科学和物质、精神和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之上。因此，虽然印度民族在物质和科学文明方面可以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但在精神方面，印度占据上风，并可以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查特吉的研究表明，这种二元论被组织成一个国家内部的生活领域，该领域是殖民势力无法干预的。19世纪，孟加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加工了某些历史文本，以定义理想的“女性”，并与“传统”孟加拉女性和当代下层阶级女性区分开来。现代印度民族主义发现，这种开明但“传统”的女性形象非常契合，并将其挪用为本质民族的核心。

因此，“传统”逐渐成为“内部主权”，同时被界定为家庭的、精神的和女性的领域。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女性的描绘（受过教育并教育他人，却体现着家庭的奉献精神）赋予了这种民族本质以血肉。一方面，这种对印度女性的崇高理想化赋予了一些女性新的期望，但另一方面，它也代表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父权制，并给那些现实生活无法与这种理想相匹配的女性带来了挫败感。

在民国时期现代思潮的论述中，创造一个内在的本真性空间非常重要，这可以塑造一个不受外部限制的空间，这个空间并非针对殖民势力，而是针对中国内部的西化力量——尤其是五四运动催生的社会力量。许多具有救赎性质的现代社团出现在20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这绝非巧合。孙中山在民族主义言论中颂扬中国传统美德也正值五四运动前后。

因此，中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有五四运动塑造的激进反孔、乃至反家庭的民族主义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则有更为保守的女性形象建构——我们这里关注的将女性视为“传统灵魂”的代表。这两种观念往往势不两立。

1927年后，成千上万的“现代”女性被控参与自由恋爱，甚至仅仅因为烫发剪短发、放足等行为而被害。在整个民国时期，现代西化女性的形象在社会各个层面都与淫荡和不贞联系在一起，茅盾等人的小说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描绘。鲁迅也尖刻地谴责康有为等现代儒家，他们执意将自我牺牲的女性传统形象实体化，以此延续他们对女性的统治。

在短篇小说《肥皂》（1924，载于《晨报副镌》）中，鲁迅讽刺了那些中产阶级儒家。鲁迅笔下的中产儒家对性别角色的混淆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女孩剪短发、与男孩一起上学等等。主人公从街头的乞丐女孩身上找到了复兴儒家价值的方法，不是解决她的贫困问题，而是将她提升为自我牺牲、孝顺的模范。

然而，保守的女性观绝非仅仅是复古或抵制现代化。民族主义者和各种社会改革者都试图改革传统社会秩序，因为在传统社会秩序中，女性被视为受到压迫。康有为等保守派人士也主张女子教育、放足和产前护理。这里建构的更是一种“现代性中的传统”女性形象。女性既要成为现代公民，参与国家公共领域，又期望她们体现国家或文明的本质。

1924年，汪精卫在女子学校演讲时，告诫女学生不要屈服于家庭的要求，而要利用教育去除社会恶俗，建设一个进步的中国。然而，汪精卫接着又表示，虽然中国传统充斥着不良习俗，但中国女性却拥有令人钦佩的、源远流长的自我牺牲传统，无论是她们在娘家为了父母的幸福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幸福，还是在婚姻中为了丈夫牺牲，或是在年老时为了儿子牺牲。
汪精卫承认，旧社会的很多人利用这一传统剥夺女性自由，但他同时认为，女性牺牲自己的欲望是出于一种自愿的、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是为了集体利益。

他指出，中国女性富于牺牲精神。如果能将这种精神引导到集体上，加以利用，那么也许可以保留几千年教导的精髓，还可以种植现代解放思想的根基，这样在女子教育方面，大家能秉持承先启后的使命。因此，汪精卫将女性定位为不变的本真性载体，并不是像印度那样神圣化家庭和家庭生活，而是将自我牺牲的美德重新导向国家。

格奥尔格·齐美尔：《废墟》（1911）

建筑是唯一的艺术形式，在其中，精神的意志与自然的必然性之间达成了真正的平衡。在此，灵魂的升腾与自然的沉沦完美契合。在诗歌、绘画、音乐中，支配材料的规律必须默默服从艺术构思，在完美的作品中，这些规律被艺术构思完全而隐蔽地吸收。即使在雕塑中，有形的石块也不是艺术作品本身——石头或青铜本身的贡献仅仅是表达精神的一种手段。尽管建筑也根据人类灵魂才能构思的蓝图来利用和分配材料的重量和承载力，但在这种蓝图之内，材料却通过自身的特性发挥作用。可以说，材料用自己的力量来执行这个蓝图。这是精神对自然最崇高的胜利，就像我们知道如何引导一个人，让他通过自己的意志来实现我们的意愿一样。他的意志并没有被压制，相反，他自身天性的倾向被用来执行我们的计划。

然而，一旦建筑倒塌，这种平衡就会瞬间瓦解。这无非意味着单纯的自然力量开始主宰人类的作品。建筑体现的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平衡开始向自然倾斜。这种转变变成了一场悲剧，让我们觉得，每一座废墟都变成了填充我们怀旧之情的东西，因为此时此刻，腐朽似乎成了自然对精神的报复，精神通过创造一个符合自己形象的形式侵犯了自然。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精神逐渐掌握外部自然的过程，这种自然也存在于人类自身内部。在其他艺术形式中，精神将自然的形式和事件扭曲成屈服于自己的命令，而在建筑中，它会塑造自然的体量和内在力量，直到它们仿佛自愿地屈服，艺术构思得以展现。但是，物质的必然性屈服于精神的自由，精神的活力在自然单纯的承重和支撑力中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这仅仅在建筑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一旦腐朽破坏了形式的统一，自然和精神就会再次分离，揭示出它们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状态——就好像艺术的形成仅仅是精神对石头的暴力行为，石头不情愿地屈服了；就好像它现在逐渐摆脱了这个枷锁，再次回到了自身力量的独立规律之中。

但这使废墟比其他被毁坏的艺术作品碎片更具意义、更重大。一幅剥落了颜料的画作，一尊残缺肢体的雕像，一首遗失了字词或诗句的古老诗歌——所有这些都只根据艺术形式中剩余的部分发挥作用，或者根据人们的想象力从中构建出来的部分发挥作用。它们直接的外观并不是艺术统一体。它们呈现给我们的，只是经过损坏而变得不完美的艺术品。然而，建筑的倒塌意味着艺术品正在消亡，而其他力量和形式（自然的力量和形式）已经生长出来。废墟中，残留的艺术和自然元素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整体，一种独特的统一。诚然，精神的目的体现在宫殿、教堂、城堡、大厅、水道和纪念柱中，它们腐朽后的形式只是毫无意义的偶然事件。然而，一种新的意义抓住了这个“偶然”，将它与精神形式统一在一起，这种统一不再植根于人类的意图，而是植根于非意识的自然力的运作深度。因此，罗马废墟虽然很有趣，却缺乏废墟那种特定的魅力（也就是人们在其中注意到人为破坏的程度），因为这与废墟的意义所依托的人类工作和自然影响之间的对比相矛盾。

这种矛盾不仅由人类的积极行为所产生，也由他们的消极行为所产生，尤其当我们仅仅将其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时。这正是许多城市废墟的特征，就像那些仍然有人居住的、经常偏离意大利主干道的意大利废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吃惊的并不是人类摧毁了人类的作品——这确实是自然所为，人们任其腐朽。从人类思想的立场来看，这种冷漠是一种积极的消极性，人类借此让自己成为自然的帮凶，成为自然与人类自身根本利益截然相反的一种内在倾向的帮凶。在这里，有人居住的废墟失去了我们在废弃的废墟中看到的那种感性平衡。正是这种平衡赋予了它问题性、令人不安、常常难以忍受的特征。这些地方虽然正在衰落，但仍然让我们觉得是生活的场景。

换言之，废墟的迷人之处在于，废墟中的人类作品完全呈现为自然之作。塑造山脉形状的风化、侵蚀、断层、植被生长等力量，在这里也作用于古老的城墙之上。甚至阿尔卑斯山脉的地貌魅力也源于两种宇宙倾向的相互作用（虽然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笨拙、偶然、缺乏艺术趣味）——火山喷发或缓慢的层叠作用使山脉向上隆起；雨雪、风化、山体滑坡、化学溶解和逐渐侵入的植被的影响，将上层岩层锯开并掏空，将隆起的部分向下抛掷，从而塑造了轮廓的形状。在这种形式中，我们感受到了这些对立的活力，并本能地感觉到这些对立面存在于我们自身。我们注意到超越了形式和美学的一切，我们注意到形态的意义，这些对立在它们宁静的统一中得到了综合。

在废墟中，这些对立面分布在更广泛的细部。建筑向上发展的是人类意志，赋予废墟外观的则是自然界粗暴的、向下拖拽的、腐蚀的、崩塌的力量。然而，只要我们还能将之称为废墟，而不是一堆乱石，这种力量就不会让人类作品沉入纯粹物质的无定形状态。一种新的形式会升起。从自然的角度来看，这种形式肯定有意义、可理解，也区别于其他事物。自然已经将艺术作品转化为她自己表达的材料，就像她以前曾为艺术提供材料一样。

根据宇宙秩序，自然和精神的等级制度通常将自然表达为“基础设施”，可以说，它是原材料或半成品。精神则是明确的形成和顶峰元素。废墟颠覆了这种秩序。精神所提升的东西变成了塑造山体和河岸轮廓的同样力量的对象。如果以这种方式诞生了一种审美意义，它也会像金属和木材、象牙和大理石上的铜绿那样，延伸到形而上的意义。铜绿也是如此，只属于自然的过程在人类作品的表面上生根，并形成一层完全覆盖原始表皮的新皮肤。人类作品通过化学和物理手段变得更美丽。被意志支配的东西变成了某种明显的新事物，它常常更美，并且再次达到自我一致性。这种神秘的和谐是铜绿的奇幻魅力，我们对它的感知并不能完全解释它。

这也是废墟的迷人之处。但除此之外，废墟还有一种与此相似的魅力——精神形式被自然力所摧毁，一种典型秩序被逆转，回归到歌德所称的“慈母”——自然。在这里，“尘归尘，土归土”这句话超越了它悲伤的虚无主义。在“尚未”和“不再”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精神的肯定，它的道路确实不再攀升到顶峰，而是满足于顶峰，并向下返回家园。这对应着那个“丰收时刻”，废墟的价值正是从那个时刻回溯而来。人类意志的作品被自然力量所征服，竟然能产生审美效果，自然对这件作品拥有着从未完全熄灭的正当权利，无论它被塑造得多么精神化。从材料和既定状态来看，这作品始终保持着自然本性。现在，如果自然再次完全掌控它，那她只是在行使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到目前为止一直处于潜伏状态，但可以说，自然从未放弃过这种权利。

正因如此，废墟经常带给我们悲剧感，而非悲伤感，因为这里的破坏并非毫无意义地来自外部，而是实现了被摧毁之物最深层固有的一种倾向。同样，当我们把某人描述为“废墟”时，通常会缺少那种与悲剧或毁灭的秘密正义相关的审美愉悦感。我们用这个词表示被我们狭义上称为“自然”的心理层面（与身体、惰性、偶然性、指向死亡的东西相关的驱力或抑制）主宰了特定的人类、理性层面有价值的部分，我们仍然不会觉得这些倾向实现了某种潜在的权利。相反，这种权利根本就不存在。我认为（正确与否另当别论），这种敌视精神的贬损并不潜藏于人类最深层的本性之中，它们有权支配与生俱来的所有外在事物，却没有支配人类自身。暂且不论其他语境中的反思和复杂性，作为废墟的人类往往比悲剧更令人悲伤，因为它缺乏那种形而上的平静，这种平静似乎因某种深刻的先验原理而附着于物质作品的衰败之上。

当我们说到“回家”，我们是想用来形容围绕着废墟的那种平静氛围。同时，我们还必须描述另外一件事：我们感受到这两种世界的力量（向上奋进的力量和向下沉沦的力量）正以一种宁静的方式协同作用。如我们所想，它们共同描绘出一幅纯然自然的景象。为了表达这种平静，废墟融入了周围的景观，毫无生硬感，仿佛与树木和石头融为了一体。然而，即使它们完美地融入周遭环境，宫殿、别墅，甚至农舍却始终源于另一个秩序，它们与自然融为一体仿佛只是“事后”的想法。开阔地带非常古老的建筑，尤其是废墟，通常会呈现出与周围土壤色调非常相似的一种奇特颜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必定与旧织物的魅力类似——无论这些织物才制成时颜色多么杂乱，经过几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干湿冷热、外在磨损和内在分解等共同命运的洗礼，它们的颜色最终都会达到一种统一的色调，一种任何新织物都无法模仿的状态。同样，雨水阳光的影响，植被的侵入，以及冷热的变化，必定使被遗弃的建筑与经历过同样命运的土地融为一体，使其原本显眼的对比色调沉入宁静的归属感之中。

废墟带给我们的平和感，还来自于另一个视角。在冲突的一极，存在着纯粹外在的和平形式或象征，建筑的兴建与坍塌勾勒出山峦的轮廓。然而，对于另一极而言，平和完全存在于人类灵魂之中——这片战场由自然（灵魂自身即为自然）和精神（灵魂自身即为精神）交织而成。我们只能用空间比喻来描述这两种力量，一种是向上奋进的力量，它在我们灵魂中持续运作，却又不断被另一种力量所打断、偏离、克服，这种力量是我们内心迟钝、卑劣、仅仅是“自然”的一面。这两股力量在强度和方式上的相互交织，塑造着我们灵魂的每一刻状态。然而，无论哪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或是它们达成妥协，灵魂都不会达到一种最终的形态。不仅灵魂永不停息的律动不允许这种停滞，更重要的是，在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来自这两个方向的冲动背后，都存在着某种延续的东西，存在着已被做出的决定所无法平息的诉求。这使得这两大原则之间的对抗永远无法完结、无法成形，于是打破了一切框架。

这两种原则无休止的诉求强加于灵魂之上，使得道德进程永无止境，一种完满而宁静的秩序始终难以形成。这或许是美学天性和伦理天性之间敌对的最终形式根源。每当我们进行美学感知时，我们都要求存在之中的矛盾力量能够达到某种平衡，上下之间的斗争能够停息。但是，这种仅仅带来感知的形式，却被伦理和心理进程拒绝，伦理和心理进程伴随着永不停息的涨落、不断变化的界限，以及其中相互对抗的力量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与此相反，废墟周围那种深沉的平和，犹如一个神圣的魔法圈，传达出这样一个图景：一种模糊的对抗力量决定着所有存在的形式，它时而作用于纯粹的自然力量之间，时而又仅在精神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像现在这样，发生在自然和物质之间。这种对抗让一方占上风，另一方则沉沦于湮灭。尽管在这里也处于失衡状态，但它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安静持久的图像，诉诸安全的形式。废墟的美学价值将灵魂内部的冲突、永恒的自我对抗过程，与艺术作品的形式满足感、坚定的局限性结合在一起。因此，当废墟残存的遗迹不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向上攀升的趋势时，形而上学和美学的魅力就会消失。罗马广场的残柱是丑陋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但一根断裂了一半的柱子可以产生最大的魅力。

诚然，我们或许将这种平和感归因于另一个主题——废墟“作为过去”的性质。它曾是生命栖息之地，如今生命已悄然离去。但这并非仅仅是消极的方面，也并非仅仅通过思考附加上去，就像无数曾经沉浸于生命，却又被偶然丢弃在旁边的物品一样，它们本质上仍然容易被生命的浪潮再次卷起。对于废墟来说，曾经拥有财富和变化的生命在此驻留过，这构成了一种直接感知到的存在。废墟创造了过往生活的当前形式，并非根据那段生活的具体内容或残存物，而是根据它“作为过去”的性质。

这也正是古董的魅力所在，只有狭隘的逻辑才会断言绝对精确的仿制品在审美价值上与之相当。我们在个别情况下受骗，但握着这件古董，我们的精神便能掌控其诞生以来的整个时间跨度。过去及其命运和变迁都凝聚在这个可感知的审美瞬间。就像废墟一样，通过对“过去之当下形式”的极致强化和完成，它调动了灵魂如此深刻而全面的能量，以至于感知和思考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尖锐的分割。在此，发挥作用的是心灵的整体性，就像它的对象将现在和过去的对比融合成统一的形式，它也以审美享受的统一性去把握整个身心视野的广度。这种享受终究根植于比单纯的审美更深层的东西之中。

因此，目的和偶然、自然和精神、过去和现在在这里消解了它们的对立状态。更确切地说，它们在保留这种张力的同时，却导向了外部形象和内部效果的统一。仿佛存在的一部分必须崩溃，才能对来自现实各个角落的潮流和力量毫无抵抗之力。也许这就是我们普遍着迷于衰败和颓废的原因，这种着迷超越了仅仅消极和堕落的层面。丰富多面的文化、无限的可塑性以及对一切开放的理解，这些都是颓废时代特征，标志着所有矛盾冲突的努力汇聚在一起。一种平衡的正义将所有彼此分离、相互对抗的事物的无拘无束的统一，与那些如今只能屈服、不再能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和维持自身形式的人和作品的衰败联系起来。

John Joseph Mitchell，1989年，阿梅利卡画家

>>Po.1275843

>>Po.1275844

William Baxter Closson (1848-1926)

阿诺德·戴维森：《性别和性存在的起源》（1987）

福柯在1979年的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s）中谈道，他关注“经验（如疯癫、疾病、违法行为、性行为、自我认同）、知识（如精神病学、医学、犯罪学、性学、心理学）以及权力（如精神病院、监狱和其他所有控制个体的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将工作重心放在了一个问题上：“疯癫、痛苦、死亡、犯罪、欲望、个体性这些基本的经验如何与知识和权力联系在一起？”

福柯在《性史》第二卷序言中强调，19世纪左右，知识领域的形成和各种规范制度对性经验的构成起着关键作用。出于多种原因，福柯决定将研究转向“科学知识影响较小、规范系统复杂性较低”的时期（古代），“最终，是为了找出与性经验特征不同的自我关系形式。……我不把自己放在性经验形成的阈限上，而是试图分析一种与肉体经验相关的自我关系模式的形成。”

福柯区分了“性经验”和“肉体经验”，目的是强调我们的性经验有特定且独特的历史成因。虽然我们普遍认为性是一种自然现象，与历史演变无关，但实际上，我们对性的理解却由知识体系和权力模式塑造，并非不可改变的永恒真理。

张书旗（1900-1957.8.18）浙江浦江人

鸟好

>>Po.1276343

暂不收集老头（即答）

>>Po.1271566
突然想起这里或许有线索，老连环画画老头审美挺不错的，自己随缘翻罢（背手离去）

卢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