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并非天生，是习得的。这正是霸权男性气质的核心特征，是父权社会里男性社会化的重要工具。男孩从小就观察这些成为“真正的男人”所需的条件，并积极实践（Courtenay，2000）。在学校里的“酷”，出社会后的“成功”都和霸权男性气质息息相关。媒体也强化了霸权男性气质，宣传美化男性成功和胜利的刻板行为（Heitmeyer、Bockler 和 Seeger，2013）

在具体的谋杀性自杀案例中，往往涉及崇尚权力、控制和攻击性的霸权男性气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谋杀性自杀就是“男性失败”（ failed manhood）的极端结果。有一个研究对28起大规模无差别谋杀案做了梳理，其中 54%是谋杀性自杀，失业、严重债务、财务损失和工作表现不佳等经济压力是一个稳定地滋生谋杀性自杀行为的因素（Kennedy-Kollar 和Charles，2010）

奥利弗团队对45起谋杀性自杀案件进行了深入梳理，归纳出引发男性谋杀式自杀的三个主题：(a) 家庭绝望、(b) 工作场所正义和 (c) 学校报复。这三个主题中普遍存在的是男性对生活的失控、绝望和被边缘化的男性身份。男性通过抗议他们所遭受的边缘化来重申自己的男性自我，从而以”另类方式"获得霸权男性气质。这个犯罪心理现象更受情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影响，经济下行时期多发。

全球每年有100万人自杀，其中男性占75%。澳大利亚学者River & Flood (2012) 则在男性气质、情绪和男性自杀之间发现了关联。River & Flood在分析了18位尝试过自杀的澳大利亚男性后，认为这些男性从小时候就习得了表达悲伤情绪会降低男性地位，而通过暴力行为表达愤怒等情绪可以提高男性地位。而他们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暴力表现，又导致他们生活的全面失败：失业、关系破裂或成为罪犯。他们中不少人表示，自杀是结束痛苦情绪的一种方式。同时，自杀也可能成为展示男性气质的另一种方式，身体既成为暴力的载体，也成为暴力的对象。

历年来的美国校园枪击案也可以归入“谋杀式自杀”。许多此类犯罪最终都以自杀告终，而且几乎都是男性所为。美国的霸权男性文化让部分男性感到受屈辱并觉得自己有权使用暴力来寻求“正义”以及自己的男性气概。

其实，早在18世纪，探险家库克船长就观察到马来群岛上的AMOK行为，就是某个男人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社交退缩、谋划和被激怒后，会拿着武器跑到人多的地方发疯砍人。他用马来语AMOK来描绘，因此AMOK综合症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行为。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休·克利福德爵士甚至断言：“驱使欧洲人自杀的情绪状态让马来人去激情砍人”（1895年） 但是在英国人处决所有犯阿木克症（running amok)者后，这种情况就少得多了，可见激情砍人想控制也是可以的。

在当下社会里来关注谋杀式自杀，不但要关注“男性失败”或男性五失人员，更要反省各个层面社会文化对霸权男性气质的推崇在街头暴力悲剧中起的形塑作用。

萧岳峰《夷俗记》：夷妇乳长，重至腹下。时当刺绣，儿辄从腋后索而食之。 （《古今谭概·非族部·夷妇》）
。。？

点开相册才想起来：
谢之光（1899年2月25日—1976年9月12日）浙江余姚人

申师任堂
（1504.12.5-1551.6.20）朝鲜王朝女性书画家、诗人

>>Po.1334421

Lucien Lévy-Dhurmer (1865-1953, French)

André Brasilier

Tom Thomson

1913年，他和同事（包括A.Y. Jackson和J.E.H. MacDonald）前往阿尔冈昆省立公园作画。这次旅行之后，汤姆森每年都会抽一部分时间在公园里担任向导和防火护林员，一边探索森林、研究自然一边在户外快速完成写生。到1915 年末，汤姆森的风景画创作更加注重想象力。他经常寻找与自己想法匹配的自然景观，或者凭记忆在多伦多的工作室里绘制风景画，将自然世界提供的大量信息提炼为最基本、最关键的画作元素，这些作品按季节（冬、春、秋）创作，也是汤姆森特别痴迷的来自夜空、云朵、土地本身的原始和美丽。

汤姆森的画风从早期照片般精确的作品到生命末期近乎抽象、大胆、色彩丰富、笔触宽广的画作描绘了史诗般的森林景观或山脉，但他对灌木丛、花朵、沼泽同样充满了喜爱。

1917年7月8日，汤姆森刚过三十岁生日，在卡诺湖上划船失踪，八天后，一名徒步旅行者发现了他的尸体。 记录显示他的死因是意外溺水，但很多人不这么认为，怀疑是谋杀。

Walter Schnackenberg
（1880年5月2日—1961年1月10日）德国画家、插画家
黑童话一般的怪诞画风

>>Po.1334889

杂诗二十七首其六／宋・曹勋
景阳未下水云乡，梅影摇寒月一窗。
欹枕梦能归故隠，满帆烟雨渡涛江

南希·弗雷泽：《资本与照护的矛盾》（2016）

“照护危机”（crisis of care）是当前公共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个问题常常和“时间贫困”、“家庭与工作平衡”、“社会耗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指的是多方面的压力正在挤压一些关键的社会能力，比如生育和抚养孩子、照顾亲友、维持家庭和社区，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历史上，这些“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过程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尽管男性也一直参与其中。这些劳动包括情感和物质劳动，通常是无偿的，却对社会至关重要。没有这些劳动，就没有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任何系统性破坏社会再生产的社会都难以长久存续。然而，今天，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正在破坏这些关键的社会能力，导致的不仅是照护的危机，更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危机。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总体危机”（general crisis）的一个方面，而总体危机还包括经济、生态和政治等维度，这些维度相互交织，并彼此加剧。在这场总体危机中，社会再生产是一个重要维度，但在当前的讨论中往往被忽视，人们更关注经济或生态方面的风险。

这种“危机分离论”（critical separatism）是有问题的，因为社会维度在整体危机中至关重要，脱离它就无法真正理解其他维度。不过，反过来说也一样，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并不孤立存在，无法脱离其他维度单独分析。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它？

我认为，“照护危机”（crisis of care）是金融化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矛盾的一种较为剧烈的表现形式。这种表述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当前照护领域的种种压力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社会秩序的结构中，这种秩序可以称为金融化资本主义（financialized capitalism）。第二，当前社会再生产的危机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金融化形式的问题，还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根本问题。

我认为，每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包含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倾向”或矛盾。一方面，社会再生产是资本持续积累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无限积累的追求往往会破坏赖以维系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这种社会再生产矛盾正是所谓“照护危机”的根源。虽然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组成部分，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比如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战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以及我们今天的金融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我们现在面临着“照护赤字”，就是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第三阶段的具体表现。

为了展开这个论点，我首先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矛盾的一般形式。其次，我概述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早期两个发展阶段中的具体表现。最后我提出，今天的“照护赤字”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当前金融化阶段的体现。

在生活世界搭便车

大多数当代危机的分析关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矛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包含一种内在的自我不稳定倾向，这种倾向会周期性地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观点有些道理，但并未全面揭示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受经济决定论视角的限制，这种分析过分狭隘地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单纯的经济系统。但我认为，应该以一种更广义的视角理解资本主义，将既定经济体系及其“非经济”背景条件都纳入考量。这种视角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概念化并批判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倾向，包括围绕社会再生产的危机。

我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子系统依赖于外部的社会再生产活动，这些活动构成了经济子系统的背景条件之一。其他背景条件还包括公共权力履行的治理功能，也包括自然作为“生产性投入”来源和生产废弃物“排放地”的角色。

但在这里，我将重点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依赖（可以说是“搭便车”）一系列提供资源、照护和互动的活动，这些活动维系了社会纽带，却未被赋予货币化的价值，仿佛它们是免费的。这些活动有时被称为“照护”、“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或“附属化”，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人类主体，将人们维系在一起，成为有血有肉的自然存在，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属性，形成他们的生活习性和他们所处文化环境的伦理氛围。

在这个过程中，生育和社会化居于核心地位，此外还包括照顾老年人、维持家庭、建设社区、维系社会合作所需的共同意义、情感倾向和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尽管并非全部）此类活动发生在市场之外，比如家庭、社区、民间组织、非正式网络和学校等公共机构中。其中，只有极少部分以工资劳动的形式存在。

这些非工资化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是工资劳动、剩余价值积累和资本主义运作的必要前提。没有家务劳动、子女养育、教育、情感照护及其他一系列活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所需的新一代劳动力就无法形成，现有劳动力也无法得以补充，社会纽带和共同的理解亦无法维系。社会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不可或缺的背景条件。

然而，至少从工业时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将社会再生产和经济生产分离开来。前者通常与女性相关，后者则多与男性相关。社会再生产被冠以“爱”和“美德”的名义，经济生产则以金钱作为回报。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社会为一种新的、现代的女性从属形式奠定了制度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将再生产劳动从以往女性劳动占据重要地位的广阔社会活动中分割出来，并新建一个“家庭领域”，掩盖了这些劳动的社会意义。在这个以金钱为主要权力媒介的新世界中，再生产劳动的无偿性质使得这一状况更加根深蒂固。从事这类工作的女性在结构上从属于赚取工资的男性——即便她们的工作是工资劳动不可或缺的前提，并且承载了新的、理想化的家庭女性角色的光环。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将社会再生产与经济生产分离，把前者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并掩盖它的意义和价值。但矛盾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却严重依赖这些被否定了价值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这种“分离—依赖—否认”的奇特关系是内在不稳定性的来源。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无法自我维系，必须依赖社会再生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无限积累的追求却威胁到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和过程，而这些正是资本及社会其他部分赖以生存的基础。长期来看，这种状况可能危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社会条件。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结构中的一种固有“社会矛盾”。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经济矛盾，这种社会矛盾同样孕育着危机。不过，这种矛盾并不位于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而是出现在生产与再生产同时分离又连接的边界上。它既非经济内部矛盾，也非家庭内部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基本要素之间的矛盾。

诚然，这种矛盾通常看不见，危机也常常被掩盖。但当资本对扩张性积累的追求脱离社会基础并转向破坏时，这种矛盾就会显现并加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生产的逻辑凌驾于社会再生产的逻辑之上，导致那些维系资本长期积累所需的社会能力（包括家庭和公共领域的能力）受到破坏。通过摧毁自身的生存条件，资本的积累逻辑最终变成了自我吞噬的过程。

历史的实现

这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社会危机的基本结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从来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以特定的历史形式或积累体制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组织历经重大历史变化，这些变化往往源于政治斗争。尤其在危机时期，当社会行动者围绕“经济”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工作”与“家庭”的边界展开斗争时，他们有时能够重新定义这些边界。我称之为“边界斗争”（boundary struggles）。这种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在阶级斗争中同样重要，并且，由此带来的变化标志着时代的转型。从这种强调“变迁”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区分出至少三种社会再生产与经济生产相结合的体制。

第一种是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体制。这一体制将欧洲核心地区的工业剥削与外围殖民地的掠夺结合在一起，却让工人在货币化价值体系之外“自主”完成再生产，国家对此几乎不加干预。同时，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家庭观，将社会再生产定位为女性在私人家庭中的职责。该体制提出了“分离领域”（separate spheres），但大多数人缺乏实现它的条件。

第二种是20世纪的国家管理资本主义体制。这个体制以核心地区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家庭消费主义为基础，同时依靠外围地区持续的殖民和后殖民掠夺作为支撑。它通过国家和企业提供的社会福利，将社会再生产“内部化”。在这个过程中，它修正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分离领域”模式，推广了一种看似更现代的“家庭工资”（family wage）理想，但实际上仍然只有少数家庭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

第三种是当代的全球化金融化资本主义体制。这一体制将制造业迁移到低工资地区，同时大规模吸纳女性进入有偿劳动市场，并推动国家和企业减少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它将照护工作转嫁给家庭和社区，却又削弱了这些主体承担相关职责的能力。结果，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社会再生产呈现出二元化的组织形式。对于支付得起的人，照护工作被商品化；对于支付不起的人，照护工作被私有化。这一切被“双收入家庭”（two-earner family）这一看似更现代的理想掩盖。

因此，在每一种体制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再生产条件都体现为不同的制度形式，并反映了不同的规范秩序——先是“分离领域”，然后是“家庭工资”，如今则是“双收入家庭”。同样，在每一种体制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并通过不同的危机现象表现出来。此外，每一种体制中的社会矛盾都引发了不同形式的社会斗争——既包括阶级斗争，也包括边界斗争，而这些斗争又与其他解放斗争交织在一起，比如女性解放、奴隶解放和被殖民人民的解放斗争。

家庭主妇化

先来看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生产和再生产的需求之间有直接矛盾。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早期制造业中心，工业资本家将妇女和儿童拉进工厂和矿井，贪图他们廉价且“听话”的劳动力。这些工人薪酬微薄，工作时间长，条件恶劣，象征着资本无视生产力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和能力。

结果，两个层面引发了危机。一方面，贫困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再生产濒临崩溃，维持和恢复能力被压榨到极限；另一方面，中产阶级掀起了道德恐慌，他们对所谓“家庭瓦解”和无产阶级女性的“去性别化”深感不安。

情况严重到连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批评者都误以为这种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态。他们认为，随着工人阶级家庭被摧毁，资本主义也在消除女性受压迫的根源。然而，实际情况恰好相反。随着时间推移，资本主义社会找到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它创造出现代意义上更狭隘的“家庭”，重新强化性别差异的意义，并将男性统治现代化。

为了进行调整，欧洲核心地区开始“保护性立法”，目的是通过限制对妇女和儿童的工厂劳动剥削来稳定社会再生产。这项“解决方案”由中产阶级改革者与新一代工人组织推动，体现了多种动机的交织。一方面，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言，它试图捍卫“社会”免受“经济”侵害；另一方面，也希望缓解对“性别平等”的担忧。然而，这些动机还夹杂着另一目标——维护男性对女性和儿童的权威，尤其是在家庭内部。因此，保障社会再生产的斗争必然与维护男性统治的诉求纠缠在一起。

政策有了效果，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社会矛盾（尽管奴隶制和殖民掠夺让这一矛盾在欧洲外围地区更加激化）。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认为，“家庭主妇化”（housewifization）是殖民化的另一面。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出一种新的性别观念，强调“分离领域”，将女性塑造成“家中的天使”，为动荡的经济创造稳定的支撑。家庭是“避风港”，环绕着“冷酷世界”生产领域的残酷竞争。只要两者各守其职，相辅相成，潜在的冲突就能被掩盖。

但这种“解决方案”并不稳固。当工资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拥挤的贫民窟剥夺隐私并危害健康、就业机会因破产、市场崩溃和金融危机而剧烈波动时，保护性立法根本无法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工人们也对现状不满，他们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组织工会、发动罢工，甚至加入工人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日益激化且广泛的阶级冲突中，资本主义的未来显得前景黯淡。

分离领域的模式也充满问题。贫困、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的女性难以符合维多利亚式的家庭观。保护性立法减少了直接剥削，却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或补偿。即使是那些符合维多利亚理想的中产女性，也往往对自身处境不满。她们虽然享有物质上的舒适与道德上的声望，但也不得不面对法律上的从属地位和制度化的依附关系。无论是贫困女性还是中产女性，这一“解决方案”都以牺牲女性利益为代价，并导致女性之间的对立。例如，谈到19世纪的卖淫时，中产女性的慈善关怀常常与贫困女性的生计需求相冲突。

在欧洲的外围地区，情况更加糟糕。殖民主义对被征服人口的掠夺性破坏，使得分离领域和社会保护毫无立足之地。宗主国不仅没有保护原住民的社会再生产关系，反而积极瓦解。农民社区被掠夺殆尽。为了提供廉价的食品、纺织品、矿石和能源，这些资源成为宗主国工业工人剥削盈利的基础。

同时，在美洲，奴隶女性的生育能力被种植园主直接用来服务于利润计算。奴隶家庭经常因成员被卖给不同主人而四分五裂。原住民儿童被强行带离社区，送进传教学校，接受同化的强制教育。原住民的“落后、父权”的亲属关系正好为殖民者提供了借口。在此背景下，殖民地的白人女性也找到了一席之地，呼吁“白人男性拯救有色女性免受有色男性的压迫”。

在欧洲核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的不同情境中，女性主义运动都面临艰难抉择。她们反对夫权制和分离领域，要求选举权、拒绝性行为的权利、拥有财产、签订合同、从事职业、掌控自己的工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似乎更看重“男性化”的自治追求，而非“女性化”的照护理想。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基本一致，认为女性涉足工资劳动是解放的途径，因此也偏向与“生产”相关的“男性”价值，而非“再生产”相关的“女性”价值。尽管这些性别化的观念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也蕴含着一种深刻的直觉——尽管资本主义侵蚀了传统亲属关系，带来了新的压迫形式，但其中也蕴含着解放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