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 -- 诗篇(Psalms) -- 第 97 章
　
97:1 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
The LORD reigneth; let the earth rejoice; let the multitude of isles be glad thereof.

97:2 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
Clouds and darkness are round about him: righteousness and judgment are the habitation of his throne.

97:3 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
A fire goeth before him, and burneth up his enemies round about.

97:4 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
His lightnings enlightened the world: the earth saw, and trembled.

97:5 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
The hills melted like wax at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at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of the whole earth.

97:6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
The heavens declare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 people see his glory.

97:7 愿一切事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哪，你们都当拜他。
Confounded be all they that serve graven images, that boast themselves of idols: worship him, all ye gods.

97:8 耶和华阿，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城邑（原文作女子），也都快乐。
Zion heard, and was glad; and the daughters of Judah rejoiced because of thy judgments, O LORD.

97:9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
For thou, LORD, art high above all the earth: thou art exalted far above all gods.

97:10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Ye that love the LORD, hate evil: he preserveth the souls of his saints; he delivereth them out of the hand of the wicked.

97:11 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
Light is sown for the righteous, and gladness for the upright in heart.

97:12 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记念的圣名。
Rejoice in the LORD, ye righteous; and give thanks at the remembrance of his holiness.

Bassem Dahdouh，1964年生，叙利亚画家

皮埃尔·布尔迪厄：《反思国家：官僚场域的起源与结构》（1991）

想要思考“国家”（state），就要冒着被国家的思维影响甚至吞噬的风险，也就是用国家创造并由国家保障的思维范畴去理解国家，从而看不到国家最深层的真相。这个命题听起来或许抽象甚至武断，但在论证的最后，带着经过分析得来的理解回到这个起点，便会更容易接受它。我们会发现，国家的一大权力就在于生产并强制推行（尤其通过教育系统）那些我们下意识地用来理解社会世界一切事物的思维范畴——包括对国家本身的理解。

为了让分析更直观，也为了揭示我们总是被那个自以为在思考的国家所“思考”的危险，我想引用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在《古老的大师：一出喜剧》（Alte Meister Komödie）中的一段话：

学校就是国家的学校，年轻人在那里被塑造成国家的人，也就成了国家的爪牙。上学的路通往国家，而国家毁灭人性，所以这条路通往毁灭人性的机构……国家强迫我，像强迫所有人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向国家屈服，把我变成一个国家的人，一个被规范、登记、训练、完成、扭曲、压抑的国家人，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们看见的人，只是国家的人，如我们所言，是国家的仆人，一生为国家服务，也就一生为反自然服务。”

托马斯·伯恩哈德的独特修辞风格是一种带有过度夸张与咒骂的修辞，非常契合我的本意——对国家及其思维进行某种极端的怀疑。毕竟，谈到国家，对它的怀疑永远都不嫌多。

文学的夸张手法总有因过度而虚化自身的风险，但我们仍应认真对待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观点。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思考一个“通过那些试图思考它的人来思考自身”的国家（如黑格尔或涂尔干），就必须努力质疑那些嵌入现实和分析者思想中的所有预设和预构。

为了说明这种与国家思维决裂的困难与必要——这种思维存在于我们最深层次的思维中——我们可以分析最近在“海湾战争”期间法国围绕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话题展开的争论：正字法（orthography，拼写规则）。

正确拼写由法律（也就是由国家）界定并保障为“正常”，它是一个社会技术物（social artifact），仅能在逻辑甚至语言学的理由上找到不完全的依据。它是规范化（normalization）与编码化（codification）的产物，非常像国家同时在社会生活场域进行的其他工作。当国家或其代表在某一时刻进行正字法改革（如一个世纪前那样），通过法令撤销曾经通过法令确立的规则时，这会立刻引发大量依赖“书写”维持地位的人（既指常规意义上的书写，也包括作家赋予的意义）的愤怒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正字法正统的捍卫者们总是以“自然拼写”为名发动动员，并认为这种拼写在精神结构与客观结构之间完美契合，带来满足感具有内在的美学价值——通过教授正确拼写在头脑中被社会建构的精神形式与正确拼写的词语所指的现实之间的契合。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完全掌握拼写并被拼写“掌控”的人来说，“nénuphar”（睡莲）一词中完全不合规则的“ph”已然属于这种花，乃至他们真心实意援引“自然”与“天然”来批评国家试图通过减少拼写的任意性进行的干预，但这种拼写本身显然是国家早先任意干预的产物。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国家所作的选择完全铭刻在现实和人们的头脑中，使得那些最初被排除的选项变得完全无法想象了（比如无法想象一个类似家庭供暖系统的家庭电力生产系统）。因此，对学校课程、特别是各学科时间表所作的轻微调整，总是会遭遇极大的抵抗，这不仅是因为强大的职业利益（教师群体的利益）依附于既定的学术秩序。更重要的是，这涉及文化事务，尤其是与文化相关的社会分化与等级，这些分化与等级正是通过国家的行为而被建构出来。国家通过在事物和思维中建立它们，使文化的任意性具备了天然的表象。

激进的怀疑

要真正思考一个国家——这个仍然通过那些试图思考它的人来思考自身的国家——就必须彻底质疑嵌入现实和分析者思维中的所有预设。

国家的力量在象征性生产（symbolic production）中最为明显。国家的官僚机构及其代表是“社会问题”的主要制造者，社会科学在接过这些问题并将其定义为“社会学”问题时，常常只是默认它们、确认它们。（想证明这一点，请统计不同时期和国家中关于贫困、移民、教育失败等问题的研究数量，这些问题往往被科学语言重新表述。）

关于国家的理论颇具吸引力，如黑格尔的观点，这恰能说明官僚思想者（penseur fonctionnaire）的思维被官方表述浸透。这些理论将官僚机构描述为一个“普遍群体”，拥有对普遍利益的直觉和意志。要么像涂尔干那样，将官僚机构视为负责实现公共利益的理性工具，是“反思的器官”。

问题的特殊难点在于，大多数关于国家的研究，表面上看是在分析国家，实际上却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的建构，即国家本身的存在。尤其是那些法律著作，它们在国家建设和巩固阶段，不仅是对国家知识的理论贡献，更是旨在通过特定的政治策略推动一种关于国家的特定视角。这种视角契合著作的生产者在新兴官僚场域中的地位、利益和价值（即便是剑桥学派等最优秀的历史研究，往往也会忽略这一点）。

从社会科学诞生伊始，它本身就是国家建构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建构不仅包括对国家的表述，也构成了国家自身现实的一部分。关于官僚机构的所有问题，如中立性和无功利性，同样适用于社会学——甚至更复杂，因为这里还涉及社会学如何保持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因此，研究社会科学的历史，就是揭示社会科学与其诞生的社会史之间的无意识联系（这些联系体现在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和概念等方面）。

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发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区别于“君主顾问”的政治哲学）与社会斗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直接表达这些运动或理论，而是回应这些斗争提出的问题。社会科学的最早倡导者往往是慈善家和改革者，他们是统治阶层中具有启蒙意识的先锋，期望“社会经济学”（作为政治科学的辅助学科）能为“社会问题”，特别是那些由“有问题的人”或“有问题的群体”引发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比较研究表明，解释这些学科在历史和不同国家之间差异的模型，需要考虑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对社会知识需求的形式，这取决于国家官僚机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比如凯恩斯主义或自由主义）。因此，强烈的国家需求可能为一种相对独立于经济力量的社会科学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但这种科学会高度依赖国家。第二个因素是教育系统和科学场域相对于支配性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需要社会运动和对既定权力的批判有足够的力量，同时也需要社会科学家与这些运动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科学只有通过增加对国家的依赖，才能减少社会需求的压力。减少这种压力是迈向科学化的重要条件。然而，这也使社会科学面临失去独立性的风险，除非它们准备好利用国家赋予的（相对）自由来反过来质疑国家本身。

国家的起源：一个集中的过程

为了提前总结分析结果，我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的著名公式稍作变通，可以说国家是一个“X”（尚需定义）。国家成功地在特定领土及其全部人口范围内垄断了合法使用身体和象征性暴力的权力。
国家之所以能施加象征性暴力，是因为它同时体现于客观和主观之中。客观上，它表现为具体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主观上，它体现为精神结构、感知和思维的范畴。通过在社会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结构中实现自身，这个已经建制化的机构让我们忽视了它是通过一系列漫长的建制行动才形成的东西，因此看起来像是自然而然的存在。

正因如此，重建国家的生成过程是打破这种“自然化”迷思最有力的方法。通过回溯早期的冲突与对抗，回溯那些曾被排除的选项，我们可以重新看到事情本可以（也仍然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通过这样的实践性“乌托邦”，我们可以质疑众多选项中最终被实现的那一个。我摒弃对本质分析的迷恋，同时不放弃揭示某些不变规律的目标。我希望能勾勒出一个国家生成的模型，用以系统地解释导致我们称之为“国家”的这个“X”被建制化的历史逻辑。这样的任务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不可能完成，因为它需要平衡“理论构建的严谨性”和“面对大量历史研究积累的数据的必要服从性”。

为了说明这一任务的复杂性，我引用了历史学家理查德·邦尼（Richard Bonney）的观点。他因为局限于自己专业领域，只能部分触及这个问题。他写道：

历史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往往是边缘地带，比如不同学科之间的交界处。以政府研究为例，这需要掌握政府理论（政治思想史）、政府实践（制度史）和政府人员（社会史）。然而，能够在这些领域之间自由切换的历史学家少之又少……此外，还有其他需要研究的边缘领域，比如现代早期的战争技术。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足够了解，就很难评估一个政府在某场战役中付出的后勤努力。然而，这些技术问题不能仅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历史角度去研究。军事历史学家也必须是研究政府的历史学家。同样，在公共财政和税收历史的研究中，仍有许多未知领域。在这里，研究者不仅要是财政历史学家，还必须同时是政府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幸的是，这一任务因历史学的分科而变得更加困难，每个子领域都有自己的专家，且某些领域被认为‘时髦’，而另一些则被冷落。

国家是各种资本形式集中过程的最终成果，包括物质力量或强制工具的资本（如军队、警察）、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更确切地说是信息资本）以及象征资本。正是这种资本的集中，使国家成为“元资本”（meta-capital）的持有者，从而获得对其他资本形式及其持有者的支配权。

各种资本形式的集中与相应场域的构建同步进行，这确实促成了一种特定的、真正属于国家的资本形式的出现，“国家资本”（capital étatique）。这种国家资本使得国家能够在不同的场域和各种具体资本形式之间行使权力，尤其能够影响它们之间的转化率（从而影响持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因此，国家的构建与权力场域的构建同步进行。权力场域是一个博弈空间，其中不同资本形式的持有者为争夺对国家的支配权（对国家资本的支配权）而竞争，而这种国家资本赋予了他们对不同资本形式及其再生产（特别是通过教育系统实现的再生产）的控制能力。

尽管资本集中过程的不同维度（如武装力量、税收、法律等）彼此相互依存，但为了便于阐述和分析，我将逐一加以探讨。

1. 物质力量资本

从将国家视为单纯强制（coercion）工具的马克思主义模型，到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再到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论述，大多数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都着重强调了物质力量资本的集中化。

所谓强制力量（军队和警察）的集中化，指维护秩序的机构逐渐从普通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身体暴力只能由一个专门的、集中化的、纪律严明的群体来行使，这些群体被明确授权，并被社会公视作合法的暴力执行者。同时，职业化的军队逐渐取代了封建军队，直接威胁了贵族对战争职能的垄断地位。

在这一点上，埃利亚斯的学术贡献值得肯定。他基于韦伯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国家逐步确立暴力垄断权的深远影响，指出国家通过剥夺国内竞争对手使用暴力工具及权力，推动了“文明化进程”（civilizing process）的形成，这是现代社会的重要一环。

新兴的国家需要在两个方面确立自己的物质力量。对外，通过与其他国家（或潜在国家）的战争争夺土地，逐步形成强大的军队；对内，通过与国内的竞争势力（如诸侯和领主）乃至底层社会的抵抗斗争，巩固自己的权力。随着时间推移，武装力量逐渐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另一部分则用于维护国家内部的秩序，也就是警治力量。

2. 经济资本

物质力量资本的集中化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的财政体系，而财政体系的形成又离不开经济空间的统一（国家市场的形成）。

君主制国家征收的税赋适用于所有臣民，而非像封建税制那样，仅对依附者征税，并允许他们对其下属再征税。12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国家税收制度伴随战争开支的增长而逐步发展。最初以领土防御的需求为由，逐次征税，最终逐渐确立了税收的“强制性”和“常规性”。这种税收不再限于临时性，而是由国王定期安排，并直接或间接适用于“所有社会阶层”。

通过无偿征税与再分配机制，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经济逻辑。这种逻辑成为将经济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的基础。这一过程最初集中于君主个人身上。税收制度的建立（尽管纳税者对此多有抵抗）与武装力量的发展存在循环因果关系。武装力量既是为了扩展和保卫领土，从而确保税收的征收和缴纳的强制力，也是税收制度得以实施的保障。

税收制度的形成实际是一场国家代理人与臣民之间的内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臣民发现自己的身份主要体现为纳税者（contribuables）。为应对拖欠税款的情况，王室条例规定了四种惩罚手段：财产扣押、债务拘捕（包括监禁）、连带约束（contraintes solidaires）、驻兵强制。由此，税收的合法性问题必然被提了出莱（正如埃利亚斯指出，税收在最初看起来像是一种敲诈）。税收逐渐被理解为向超越国王的某种受益实体（“国家”这个虚构身体）支付的必要贡品。

即便在今天，税务欺诈的存在仍然表明，税收的合法性并未完全被接受。在早期阶段，针对税收的武装抵抗并未被视为对王室法令的不服从，而是被看作一种在道德上正当的行为，是为家庭权利对抗不公正的税制所作的防卫。从王室财库正式签订的税收租赁合同（ferme），到负责地方税收的小分租人（sous-fermier），一整套租赁和再租赁的层级结构提醒人们税收可能存在转移和权力的僭越。这些问题不断被低薪、备受怀疑的小税务官员激化，他们不仅被受害者视为腐败分子，也受到高级官员的怀疑。

将税收制度与该制度的实施者（无论是君主还是国家）区隔开来，这种认知方式在实践中得到支持。这种区隔将不正义和腐败的税务代理人与君主本人剥离开来，认为他们同样欺骗了国王和人民。这种象征性区隔的建立，为税收合法性的集中化奠定了基础。

武装力量和维持运作所需财务资源的集中化，与象征资本（如认同或合法性）的集中化密不可分。这要求负责征税的官员能被公众清楚地辨识，并且他们使用的治理和管理方法（如会计、归档、纠纷裁定、程序性文件、监督等）能够与权力的尊严相匹配。例如，地方行政长官身穿制服，凭借权力象征标志彰显命令的合法性。此外，普通纳税者需要能够辨认守卫的制服、哨岗的标志，辨别税务官员与皇家骑兵、国王侍卫等象征国王权威的群体的区别。

学者们一致认为，官方税收合法性的逐步确立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实际上，广泛的税收征收可能促进了领土的统一。更确切地说，税收构建了“国家”这个统一的实体，使国家在现实和象征层面上都呈现为单一的主权空间。这种“国家意识”可能首先在围绕税收问题而诞生的代表机构成员中形成。这些代表更倾向于同意征税，尤其当他们认为税收服务于国家利益（特别是领土防御）而非君主的私人利益时。随着国家逐渐被视作一个主权之源，垄断了货币铸造权，那么国家的象征价值也变得越来越突出。

3. 信息资本

与统一税制相关的经济资本的集中过程，同时伴随着信息资本的集中化（文化资本是其中一个维度），而信息资本的集中又与文化市场的统一化密切相关。
从很早开始，公共权力就开展了资源状况的调查。例如，早在1194年，就有关于“军需士官”的评估，也有记录了83座城市和皇家修道院在国王召集军队时需提供的马车和武装人员的清单。1221年，一个早期的预算体系和收支登记已初步成型。

国家集中、处理并再分配信息，关键就是进行一种理论上的统一化。从整体的视角出发，以社会的整体为目标，国家声称对所有总体性操作（如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和国民核算）和客观化（如制图，从“高处”对空间的统一表达，或者诉诸更简单的知识积累工具，如档案）负责，同时承担所有的编码操作。这种认知的统一化意味着集中化，并将权力垄断于文职人员和知识分子手中。

文化具有统一的功能。国家统一了所有编码（语言和法律），使所有形式的交流（包括官僚体系的交流，如表格、官方通知等）趋于一致，从而促进文化市场的统一。法律中有按照性别和年龄分类的系统，此外还有官僚程序、教育结构和社会仪式（在日本和英国的案例中尤为显著），据此国家塑造了人们的心理结构，强加了共同的视觉和思维分类原则。这些分类原则之于文明社会的心智（mind），就像莫斯（Marcel Mauss）和涂尔干描述的原始分类法之于“原始心智”。由此，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所谓“民族认同”的建构（传统语言称之为“民族性格”）。

学校系统普遍强制推广和灌输（在权力范围内）被建构为合法的国家文化，诉诸历史教学（尤其是文学史），奠定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宗教”的基础，确立了民族自我形象的核心假设。

德里克·赛耶（Derek Sayer）和菲利普·科里根（Philip Corrigan）的研究表明，英格兰人在社会阶级之外广泛地参与到一种双重特殊的文化崇拜中，这种文化既是资产阶级的，也是民族的。例如，“英格兰性”的神话将英格兰人定义为一种不可言喻且无法模仿的品质的集合，包括“理性”、“温和”、“务实”、“反意识形态”、“有点怪怪的”、“特立独行”。这种现象在英格兰表现尤为显著。英格兰延续了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如司法仪式或王室崇拜）。

在日本，民族文化的发明直接与国家的建立密切相关。在法国，文化的民族主义维度则隐藏在普遍主义的外壳下。法国人喜欢将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吸纳视为通向普遍性的途径，这种偏好奠定了共和主义传统中强硬的整合性视角（由普遍革命的奠基神话滋养），并衍生出非常复杂的普遍主义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形式。

文化和语言的统一化伴随着对支配语言和文化的合法化，也伴随着对其他语言的排斥（被贬为方言或地方土语）。当某种特定文化或语言上升为普遍性时，其余文化和语言便被降格为特定性。更重要的是，当官方开始推广确立的普遍要求时，实现这些要求的手段并没有被普遍化，这导致少数人对普遍性的垄断，而其他人则被剥夺了参与的权利，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完整的人性。

4. 象征资本

象征资本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权威资本。一切迹象都表明，象征资本的集中是国家生成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条件，至少是其他形式集中化得以持续的必要伴随因素。然而，这种资本却被现有一切国家生成理论忽视。象征资本指一种被社会行动者感知并赋予价值的属性（无论是物质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还是社会资本）。这种感知源于社会行动者拥有的感知范畴，这些范畴使他们能够理解并承认这些属性的价值。

（例如，在地中海社会中，荣誉的概念就是象征资本的典型形式。它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声望，也就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又基于一套共同的信念，使人们能够感知并欣赏某些行为模式为“有荣誉”或“无荣誉”）。

更具体地说，象征资本是任何一种资本形式通过感知范畴被认知时所呈现的形式。这些感知范畴则是该资本分布结构中分裂或对立关系的内化产物。因此，国家是掌握强制力和灌输能力的主体，它成为象征性权力集中和施展的首要场所。

法律资本的特殊情境

法律资本是象征资本的一种客观化和法典化形式。法律资本的集中化过程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与军事资本和财政资本的集中化路径不同。12世纪到13世纪的欧洲，多种法律体系并存。一方面，有教会的司法辖区，比如基督教法庭；另一方面，有世俗的司法辖区，包括王室司法、领主司法，以及城市、行会和商贸的司法权。

领主（作为法官）的司法权仅限于封臣和居住在领地内的人（贵族封臣），非贵族的自由人和农奴则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起初，国王的司法权仅覆盖王室领地，只能处理涉及直属封臣及其封地居民的案件。但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指出，王室司法逐渐“渗透”到整个社会。这一过程既非出于某种明确意图，也不是计划的结果，更不因受益者（包括国王与法学家）之间的共谋而发生，但这种集中化趋势却始终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

这一集中过程始于1190年的《腓力·奥古斯都遗嘱》（Ordonnance-Testament）中提到的治安官和巡回法官。这些高级王室官员主持正式审判并监督治安官的工作。到路易九世时，不同的官僚机构逐渐成型，例如国务委员会、会计法院和司法法院，后者最终发展为议会。通过上诉程序，这一由律师组成的常设机构成为司法权逐步集中到国王手中的重要工具。

王室司法逐渐接管了原本由领主或教会法庭处理的大部分刑事案件。“王室案件”，也就是那些涉及王权利益的案件（如叛国罪、伪造货币、篡改印章等），逐渐被划归王室巡回法官专属管辖。

与此同时，法学家构建了一种上诉理论，将整个王国的司法体系置于国王的权威之下。与此前封建法庭拥有完全主权不同，受害者若认为领主裁定的判决违背当地习俗，可以向国王提出恳请。这一程序逐渐演变为正式的上诉制度。随着封建法庭自任法官的逐步退出，专业法学家开始担任司法官员，上诉按照权力等级逐级进行——可以从低级领主上诉到高级领主，再从公爵或伯爵上诉到国王，但不得越级直接向国王上诉。

法学家们凭借独特的利益（这种利益被看作是“普遍利益”的典范）提出了国王代表公共利益、为所有人提供安全与正义的理论。借助这些理论，王室逐步限制了封建司法的权限（也用类似的办法限制教会司法，比如削弱教会的庇护权）。法律资本的集中化伴随着分化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场域。

司法体系日渐组织化、分层化。治安官成为普通案件的常任法官。巡回法官和总管逐渐转为常驻，并由副手协助工作。这些副手后来成为不可撤职的司法官员，逐步取代巡回法官，后者的职能逐渐转向象征性角色。14世纪时，公共检察机构开始出现，负责代表官方提起诉讼。国王的检察官以其名义行事，逐步发展为国家公务员。

1670年的法令标志着这一集中化过程的完成，将领主和教会司法的权力进一步移交给王室司法。法令确认了这一演变的成果。犯罪发生地的司法管辖权成为通行规则，王室法官的优先权得以明确。法令还详细列举了王室案件，取消了教会和地方的特权，明确规定上诉法官必须为王室法官。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基于特定区域权限的司法管理取代了此前基于个人地位的法定权力。

之后，“法律-官僚体系”的建设与法学家群体的形成并行发展。萨拉·汉利（Sarah Hanley）指出，这一过程体现了“家庭-国家契约”。这种契约是国家与法学家群体之间达成的合作协议，这一群体通过严格控制自身再生产，逐步形成了独立的职业身份。这一契约不仅确立了家庭模式的社会经济权威，也深刻影响了国家政治权力的塑造方式。

从荣誉到“晋升体系”（Cursus Honorum）

法律资本的集中化是象征资本各种形式集中化的重要一环。这种资本构成了国家权力持有者的特殊权威基础，尤其是一种极具神秘性的权力——任命权。例如，国王试图控制所有涉及“绅士”的荣誉。他努力掌控教会特权、骑士团、军事和宫廷职务的分配，甚至控制贵族头衔的授予。通过这些做法，任命权逐渐集中于中央权威之手。

基尔南（V.G. Kiernan）提到阿拉贡贵族，他们自称“天然贵族”（ricoshombres de natura），凭借血统或出生成为绅士，与通过国王授予获得贵族身份的人形成对比。这种区分在贵族内部或贵族与王权之间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具有深远意义。

两种获得贵族身份的方式泾渭分明。“天然贵族”依靠世袭和公众认可（既包括其他贵族，也包括普通民众的认可）；“法律贵族”则是通过国王授封获得身份。这两种形式长期共存。阿尔莱特·乔安娜（Arlette Joanna）指出，随着授封权逐渐集中到国王手中，那种依靠同辈认可、挑战或英勇行为维护的荣誉，逐渐被国家授予的荣誉取代。这种国家授予的荣誉就像信用货币，在国家控制的各类市场中具有价值和流通性。

国王集中了越来越多的象征资本（穆尼耶称之为“忠诚”），职务和荣誉奖励的能力也不断增强。过去，贵族的象征资本（荣誉、声望）依赖社会默契，这种默契建立在一种或多或少被意识到的社会共识之上。如今，这种资本被逐渐转化为某种准官僚化的法律形式，通过法令和裁定记录着这一新共识。

例如，路易十四和科尔贝（Colbert）发起的“贵族身份大调查”反映了这种趋势。1666年3月22日的法令要求创建一份登记册，记录“真正绅士的名字、姓氏、住所及徽章”。督察官审查贵族头衔，国王骑士团的系谱学家和纹章法官则争论真正贵族的定义。对于那些因文化资本而获得地位的“法袍贵族”，他们的身份逻辑更接近基于教育资质的国家授任体系和“晋升体系”。

简言之，这标志着象征资本从依赖集体认可的分散形式，转变为由国家授权并保障的客观化形式——官僚化的象征资本。这个过程的典型例子是奢侈品法律的制定。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些法律规范了贵族与平民之间，尤其是不同贵族等级之间象征性表达的使用（如服饰）。国家限制金、银、丝绸等材料的使用，一方面保护了贵族的特权不被平民僭越，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国家对贵族内部等级的掌控。

大领主自主分配荣誉的权力逐渐衰弱。国王将职务从奖励转变为责任，获得了垄断授封权和任命权。这些职位形成了一种官僚职业晋升的梯级结构，预示着“晋升体系”的制度化。任命和罢免高级国家官员的权力由此逐步确立。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认为，国家成为“荣誉、职务和特权的源泉”，它授予荣誉，封授“骑士”和“准男爵”，创立新的骑士团，赋予礼仪上的优先权，并任命贵族和重要公共职务的持有人。

任命本身是一种神秘的行为，逻辑类似于莫斯描述的“魔法”（magic）。巫师利用魔法世界积累的信仰资本，共和国总统签署任命法令，医生签署（病假、伤残等）证明，都是在动员整个官僚网络通过认可关系积累的象征资本。

那么，谁来证明这些证明的有效性？是签署授权证明的人。但又是谁认证了这个授权？我们陷入无限递归，而最终“必须止步”，这正是中世纪神学家所说的“国家”。国家，就是这条长链的最后（也是最初）环节。

国家保证所有权威行为的合法性。这些行为既是任意的，又因未被意识到任意性而被接受（奥斯汀称之为“合法僭越行为”）。国家元首之所以被称为元首，不仅是因为他声称如此，更因为他被认可有资格这样做。

无论是法官的判决，教授的评分，官方注册程序，认证报告，还是法律效力文件（如出生、婚姻、死亡证明），以及公共通知（如法官、公证人、执行官或民事官员按照程序正式执行的通知），这些行为都体现了官方任命逻辑，确立社会身份（如公民、合法居民、选民、纳税人、父母、财产所有者）及合法的团体或联合（如家庭、协会、工会、政党等）。通过权威地声明某人或某物的真实身份（基于社会合法定义），国家展现了一种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通过仪式性行为（如纪念活动或学术认可）赋予个体永恒性。黑格尔曾经说过，我们可以说：“国家的判断就是最终的判断。”

国家的心智

要真正理解国家权力的特质，理解国家特有的象征性效力（symbolic efficacy），我们必须如我早前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那样，将通常被视为不相容的智识传统（intellectual tradition）整合进同一个解释模型。

首先，有必要超越社会世界的两种对立视角，一种是将社会关系视为物理力量关系的“物理主义”（physicalist）视角，另一种是将社会关系描绘为符号力量、意义关系或沟通关系的“控制论”（cybernetic）视角、符号逻辑（semiological）视角。

最暴力的力量关系也是象征性关系。服从和顺从的行为本质上是认知行为，而认知行为必然涉及认知结构、感知形式与分类原则，涉及构建与区分的规则。
社会行动者通过认知结构构建社会世界，这些认知结构不仅适用于世界的各种事物，尤其适用于社会结构（卡西尔称这些分类原则为“象征形式”，涂尔干则称其为“分类形式”，两者在不同的理论传统中表述了相同的概念）。

这些建构性的结构是历史性构成的形式，因此在索绪尔（Saussure）意义上是任意的，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莱布尼茨（Leibniz）所说的“源自制度”（ex instituto）。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追溯它们的社会生成过程。

如果我们将涂尔干的假设推而广之——“原始人”应用于世界的“分类形式”是群体结构内化的产物，那么我们也可以尝试在国家行为中寻找这些认知结构的基础。

我们可以认为，在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国家有能力在特定领土范围内以普遍化的方式强加和灌输一种nomos（源自希腊语nemo，意为分享、划分、构成分隔的部分），灌输一种共同的视角与分类原则，灌输相同或类似的认知和评价结构。因此，国家成为“逻辑一致性”和“道德一致性”的基础（涂尔干的术语），是一种对世界意义的默契的、前反思的共识，这种共识构成了对世界的“常识化”经验（现象学家尝试揭示这种经验，民族方法学家试图描述它，但他们都没有质疑社会现实的构建原则和国家在这些原则构建中的作用，因此他们并未能充分解释这种经验）。

在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共同的视角与分类原则（如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通过社会生活在空间与时间上进行整体组织，尤其诉诸那些确立特定差异的仪式行为（如通过仪式将被纳入者与未被纳入者区别开来），深深植入人们的心智或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