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类活动皆受制于人类复数性这一基本事实：栖居地球的并非单一之人，而是以多元形态共存的众生。然而，唯有行动与言说特别与如下事实有关：生存始终意味着在人群中生活，与那些与我平等者共处。因此，当我将自己嵌入世界时，那是一个已有他者在场的世界。行动与言说之所以紧密相连，是因为那原初且专属于人类的行动，必须始终回应向每一位新来者提出的问题：“你是谁？”

对“某人是谁”的揭示内嵌于如下事实：无言的行动要么不存在，要么即便存在也无关紧要；没有言说，行动便失去了行动者，行为者唯有同时作为言说者，才能确认自身为行动主体，并宣告正在进行的、已完成或计划中的行为。

但丁在《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第一卷，第十三章）中的表述比我更为精炼：“在每一个行动中，行动者的主要意图……乃是揭示其自身形象。因此，每一个行动者，只要他在行动，就会在行动中感到愉悦；既然一切存在者皆渴望其自身存在，而在行动中行动者的存在以某种方式得以强化，愉悦必然随之而来……因此，除非通过行动使其潜在的自我显现，否则无物能行动。”

诚然，这个“谁”的揭示对行动者本人始终是隐匿的，如同希腊宗教中的守护神，伴随人的一生，总是从背后注视着他，因而仅对那些与他相遇者可见。尽管如此，尽管行动者自身对此无知，行动却极具个人色彩。无名无姓、无“谁”依附的行动毫无意义，而艺术品无论我们是否知晓创作者之名，其意义依然存续。

我提醒你们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无名战士建立的纪念碑。它们见证了寻找一个“谁”、一个可辨识的个体的需求，四年的集体屠杀本应揭示出这个个体。不愿接受战争行为者实为“无人”这一残酷事实，激发了为无名者建立纪念碑的意愿——所有战争未能使其为人所知、从而剥夺了他们人性尊严的人们。

人类共居之处，皆存在一张由无数生者与逝者的言行交织而成的人际关系网络。每一个行为与每一次崭新开端，都坠入既存的关系网络之中，然而又在此处悄然启动新的进程，波及众多他者，甚至超越行动者直接接触的边界。

正是由于这张承载着冲突意志与意图的既存关系网络，行动几乎永远无法抵达预设的目标。同样，正是借由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媒介，行动总会催生故事——无论有意与否，自然程度犹如制作活动产出有形之物。这些故事可被铭刻于文献与纪念碑，可被吟咏于诗歌与史书，亦可熔铸于各类物质载体。

然而，故事本身与这些物化产物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质。相较于人造物向世人诉说创造者的有限信息，故事向我们揭示着主体——每个故事中的“英雄”的真相，并且故事要丰富得多，尽管严格来说故事并非制成品。

虽然每个人都开启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至少是生命故事），但无人能宣称是这个故事的作者或制造者。然而，恰恰在这些故事中，人类生命的真实意义最终得以显现。每个从出生到死亡的个体生命终能以有始有终的故事形态被讲述，这是历史（那部无始无终的宏大叙事）得以存在的前政治与前历史条件。人类生命之所以皆能自成故事，历史之所以最终成为承载无数行动者与言说者却无从辨认作者的人类故事书，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皆是行动的产物。我们最终深陷其中的真实故事既无可见、亦无不可见的创造者，因为它本非被造（made）之物。

人类事务（human affair）的领域缺乏造物主的存在，因此，本质呈现出非凡的脆弱性与不可靠性。由于我们始终在关系网络中行动，每个行为的后果都具有无限延展性——每个行动不仅引发反应，更触发连锁反应；每个进程都成为不可预测的新进程之源。这种无限性无从规避，既不能通过将行动限制于可掌控的有限框架或情境并消除它，亦无法借由将所有相关数据输入巨型计算机获得解决。在最受限的环境中，最微小的行动也蕴含着同等程度的无限性与不可预测性之种子；一个举动、一个姿态、一句话语，便足以颠覆整个星丛（constellation）。在行动领域（与工作领域截然不同），我们确乎永远无法真正知晓自己正在创造什么。

然而，与人类事务的脆弱性和不可靠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动的另一特性，这一特性似乎使其比我们有权设想的任何情况都更为危险。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我们在行动时并不知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们永远无法撤销已行之事。行动进程不仅难以预测，更是不可逆转。没有哪个作者或制造者，能在不喜欢作品或当后果证明为灾难性时，撤销或摧毁已造之物。倘若这种行动特有的韧性（显然与结果的脆弱性相悖）在自身范围内并无某种补救之策，那么这种特性将全然无法承受。

从不可逆性困境中可能的救赎之道在于宽恕（forgiving）的能力，而对不可预测性的补救则蕴含于立约与守约的能力之中。这两种补救相辅相成：宽恕关乎过去，旨在解除既往行为之束缚；通过承诺约束自我，则是在未来不确定性的汪洋中构筑安全岛屿，若无此举，人际关系中不仅无法维系连续性，更遑论任何形式的持久性。若无法获得宽恕，从我们行为后果中解脱，我们的行动能力将仿佛被禁锢于单一行为之中，永无复原之机。我们将永远沦为行为后果的牺牲品，恰似缺乏破解咒语魔法的巫师学徒。

若无承诺履行的约束，我们将永远无法获得构成可被讲述故事之人所需的身份与连续性。我们每个人都将注定无助地在自身孤独心灵的黑暗中漫无目的地游荡，陷入变幻莫测的情绪、矛盾与模糊之中。（这种通过承诺约束自我实现的主观身份，必须与我在讨论工作时提及的、源于面对世界同一性而产生的“客观”身份——与对象相关的身份区分开来。）就此而言，宽恕与立约犹如内置于启动新进程且使之持续进行的能力中的调控机制。

若无行动，若无开启新事物从而彰显每个新生儿降临世间所携之新开端的能力，人类自出生至死亡的生命历程将注定陷入无可救赎的绝境。生命本身朝向死亡的奔流，必将裹挟一切人性之物走向衰败与湮灭。行动因其完全不确定性，犹如永恒的警示：人类虽终有一死，却非为死亡而生，而是为肇始新事物而生。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为使开端存在，人类被创造。”（Initium ut esset homo creatus est）随着人类的创造，开端的法则降临世间，这自然不过是换种方式言说着：随着人类的创造，自由的法则显现在大地之上。

在湖底，进行着物理法则的微型游戏，就在树叶的腐烂过程中，就在结冰车辙的蛛网形式里。于是，森林里池塘的表面反射了水中树枝的图画。这是因为树枝将冬季阳光的那点温暖几乎折射到了冰下，因此以水印的形式勾勒出它们在水下的存在。谁能梦想到如此巧妙的效果？由于水被冰覆盖着所起的作用，声音就传不出去，冰的振动以一种长长的尖叫声，波动着一直传到对岸。这几乎是动物撕破天空的那种效果。破裂的冰块传播着它那痛苦的波动。四周的树木被龙卷风撕裂。树木好像也在吼叫：痛苦通过动物界的痛苦传到了植物界。但是大雪用它的寂静将它们覆盖。所有树木都倒向一个方向，好像是要流向一条河。森林被一股疯狂的气流毁坏，就在黎明之前。没有人在那里听到成千上万的树木折断的声音，看着它们一批压一批地倒下。陨石的灾难，就像落在了一群野兽身上——这恰似森林通过刮风进行的自杀。

一夜纵酒狂欢，苏丁①在一个朋友的背上刺了一幅画。当时他还没有名气。二十年后，这位朋友成了流浪汉，他在经过巴黎左岸的一个画廊时，里面正在展出苏丁鼎盛时期的作品。他走进画廊，并脱下衣服。一个富人将流浪汉买下，让他在蓝色海岸的别墅里光着上身来回展示。那个流浪汉后来老了，死了。或许是被人谋杀了？此后，人们看到展出了苏丁的一张奇特颗粒的绘画，不太像是网格版，但却是货真价实的。

①柴姆·苏丁（Chaim Soutine，1894—1943），俄罗斯著名画家。出生于立陶宛，后来到法国巴黎学习绘画。他的作品类似表现主义，比野兽派更热烈。作品有《剥皮的牛》、《拔毛的鸡》、《雨后放学》、《女佣》等。

1984年4月
对于一个如此灿烂的春天，人们能做什么呢？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平衡这种光芒的四射，这种生命的热量？没有什么能与其相称，即使是色情的陶醉也不能（因为色情说到底并不是自然的，而且我们并不了解动物的发情期，即动物那季节性的性情迸发)。做爱，骑车，写字？这一切在春天的爆发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唯一可以回应它的东西：一种彻底的牺牲，死亡，一种心灵与躯体的投降。这不是夏季的昏厥，而是初产期的祭品，生命凋谢的英雄气概，在今后的年龄段和季节的进程中，永远都不会出现这种同样的生命。

可是，如果春天只是一个面具呢？如果所有这种光线，这种无精打采的神情，这种不同往常的高温仅仅是一个面具呢？那么唯一的回应就是戴着面具走向这个掩盖着的自然，用牲畜的饰物遮挡我们的脸，用贞节和对自然性欲陶醉的克制来回应，对这种可疑的光彩夺目保持几分讽刺，在我们的领地里保留几分最高权力——因为就其他方面而言，我们在春天的这几个日子里，永远都比不上光线的奇迹。比不上提前的夏季炎热的奇迹。

虽然留声机并不像人类，但它能像人类主体一样说话。它通过将声音与实际在场的说话者分离，动摇了人类个体性、权威性以及德里达（Derrida）所揭示的“在场”（presence）的最持久标志——声音本身。

留声机以一种既具体又引人入胜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人类感官的分离，这一分离在19世纪已被科学家们在理论层面上探讨过。然而，留声机无法完全消除这种演示带来的焦虑或恐惑（uncanny）。

没有身体的声音传统上被视为神启、恶魔附身或疯狂的标志。当时新兴的招魂术现象（死者的灵魂通过处于恍惚状态的灵媒说话）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神秘主义者将留声机视为一种新的科学启示的进一步证据，在这种启示中，物质世界与灵界将被揭示为一体。

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在她的神秘学经典著作中将爱迪生纳入她新成立的神智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并带着一台留声机前往印度。然而，当留声机可以被视为一种新启示的一部分，它也可能因将声音与人类主体分离、存入机器而引发极大的焦虑。如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现代人类意识重新定义的先驱——意识被视为信息的存储场所，最终可以被检索，这是定义现代性的宏大档案的一个例证，也是感官分离与现代身体规训的结果。

凡尔纳不仅展现了将人类声音记录与动态视觉影像记录结合的愿望，还揭示了留声机和电影共有的核心愿望——在死后保存人类个性，通过机械记录和复制创造一种技术复制品，赋予其一种替代性的不朽，这是被伯奇否定的阶级幻想。

正因这种愿望，托马斯·爱迪生将新发明的留声机提议为“家庭记录”，一种以家庭成员自己的声音记录他们的言论、回忆等的登记册，以及临终者的遗言。”同样，乔治·德梅尼将他的“声像仪”描述为对家庭相册的技术改进，通过增加动态来对抗死亡，他宣称：“如果能照亮这些肖像中真实而多样的表情，这些常常像木乃伊一样僵化的肖像，并留下我们存在的记录，使之像真实的幻象一样复活，那将是多么宝贵。”

作为一种客观的记忆形式，这些记录技术代表了人类对死亡的胜利，是复制的终极目标。然而，技术不朽始终是一种恋物，一种通过从未完全成功的否认来承认缺失的行为——就像拉·斯蒂拉的影像，被戈尔茨男爵无限次重放，最终却被他亲手摧毁。

声音记录与影像记录在面对死亡时有一种类似的矛盾心理。弗朗西斯·巴罗（Francis Barraud）的画作《他主人的声音》（His Master’s Voice，封面）是声音复制最著名的图像之一，它凸显了围绕录音的这种矛盾心理。画中的狗——尼珀（Nipper）坐在人类技术前，它清晰可读的面部表情表达了对“他主人的声音”从机器中传出的认可，同时也对这一现象感到困惑。

这幅视觉图像传达了一种声音的印象。然而，狗的困惑源于声音的可识别性（他主人的声音）与视觉上陌生的机器之间的不匹配，这台机器与他主人的外貌（或气味）不符。因此，尼珀体验到了早期观众在体验声音复制时感受到的不协调感，当时尚未尝试视觉模拟。

这幅画既是声音复制忠实性的寓言（因此被爱迪生的竞争对手留声机公司用作商业商标），也是对现代感官分离及其固有困惑的讽刺描绘。然而，这幅图像中视觉与听觉的分离也与作为纪念痕迹的录音有关。根据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的说法，巴罗的这幅画旨在成为一幅纪念图像。狗识别的主人声音据说是巴罗已故兄弟的录音，他的声音超越了他的尘世存在。这或许为狗的困惑增添了另一层含义——它认出了主人的呼唤，却无法在死亡的界限之外回应。声音与身体分离后依然存在，但这种不朽的乐趣是什么？在不在场的地方说话，又意味着什么？

谈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声音记录与电影创作之间的关系，我有如下观点。首先，巴赞是对的：我们必须将电影的发明视为一种更广泛的尝试的一部分，即从多个维度重现和捕捉感官世界，因此不仅包括声音记录，还包括（如伯奇补充的）立体视觉、彩色摄影、全景图和其他设备。

然而，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记录和复制方法并不仅仅等同于巴赞认为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对外部世界的完美复制，也不仅仅是伯奇鄙视的资产阶级幻觉的欺骗。相反，它们表明在面对现实丧失的新威胁时，人们采取了一种恋物式的反应。这种威胁包括19世纪生理学和心理学发展（将人类感官拆解以检查和掌握每个独立的感官线索，例如将视觉与触觉分离，将听觉与视觉分离）。这种人类感官的解体在爱迪生的留声机中得到了体现，它似乎完美地复制了人类的声音，却无需人类身体的存在，将听觉模拟与视觉分离，声音与身体分离。

尽管留声机在商业上失败了，但它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让人们着迷于这种技术对人类主体某一方面的捕捉。然而，人们很快产生了补充视觉对应物的愿望，无论是将留声机嵌入类似自动机的身体项目，还是立即出现的某种平行发明的幻想——这种发明可以“为眼睛实现留声机为耳朵做的事”。爱迪生本人也受到这种平行愿望的驱动。这种为留声机补充视觉的愿望不仅回应了对完美再现的需求或资产阶级对连贯性的渴望，还源于一种深刻的焦虑——意识到技术在复制人类的同时，似乎也在将它分裂，改变人类主体性的本质。

认为技术复制品可以抵御死亡、为大众提供一种可实现的替代性不朽的信念，反映了这里讨论的焦虑——对人类主体最终丧失的恐惧，对技术解决方案不足之处的承认。

拉·斯蒂拉的面容与身影的录制，以及主人声音的保存，仍然停留在一种戏剧性和技术性的把戏层面，注定是无尽的重复，而非辉煌的不朽。电影和留声机的起源源于一种独特的现代控制幻想，以及同样独特的现代经验。尽管这些移动的幻影和无实体的声音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成为我们剧院、教室和家中的常客，但我认为我们尚未完全完成对技术复制品的探索，也未能完全理解在我们这个机械复制图像和声音的现代世界中，我们都像兰波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者”。

上文∶汤姆·冈宁：《为眼睛实现留声机为耳朵做的事》（2001）

Nadia Saikali
1936年生，黎巴嫩画家

医治我们自己的悲伤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就是这种悲伤的同谋。要医治他人的悲伤同样也是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也是悲伤的俘虏。

身体变得越来越重，变得一天比一天稠密，不知不觉地，也几乎不改变重量和外形。身体承载着一个死的重量，并且累加到活人的有效重量上。这就像是身体的伸缩性抛弃了身体，让位给了引力的力量。身体远离了舞蹈，却靠近了质量。它远离了初始的运动，却接近了死亡。

思想在关键的平衡中已经不能坚持多久。必须将它分成碎片，让它处于强烈的怀旧情感和强烈的情感提前之间。

浣溪沙二／唐・后主煜
转烛飘蓬一梦归，欲寻陈迹怅人非，天教心愿与身违。
待月池台空逝水，荫花楼阁漫斜晖，登临不惜更霑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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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和三个直男聊完女权后我吐了

踏莎行・其五元夕／宋・毛滂
拨雪寻春，烧灯续昼。
暗香院落梅开后。
无端夜色欲遮春，天教月上宫桥柳。
花市无尘，朱门如绣。
娇云瑞雾笼星斗。
沉香火冷小妆残，半衾轻梦浓如酒。

总感觉以前摘过还说过喜欢烧灯续昼这个意象

《微尘》自序——陈年喜

同样是打工，性质与心境却有了种种不同，不同之一，就是一颗终日紧绷的心终于松懈了下来，像一只一直高速转动的陀螺，头上突然没有了呼啸的鞭影。更深层的是，中年日暮，身心俱疲，人生至此似乎再无多余念想。

然而，往事并不如烟，在异乡孤独的晨昏，在生活转动的一个又一个间隙，我总是常常回望那些或平淡或惊心动魄的过去，回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风雨、朋友与亲人。那些烟云般的往事，那些烟云里升腾跌宕的人影，在我醒来与睡去的光影里交织、缠绕，无论我怎样努力去忘却，它们都已深深镶嵌于我生命当中。有一天，我突然想，我该用笔去记录下它们。

大半生的漂泊与动荡，山南漠北，地下地上，一个人独对荒野与夕阳，我早成失语之人。然而，没有哪次写作可以像写下书中的这些文字这般欢畅，不需构思，不需琢磨，它们像爆破发生时飞散起来的石头和声波，碰撞飞舞，铺天盖地，完全将我湮没了。世事风尘，当这些尘埃再次升腾弥漫开来时，它已改变了当初的色谱与成分。记忆具有变异性、欺骗性，我需要努力地去把握，去最大程度地识辨和还原，与细节争辩，与时间对峙，如临深渊。这些文字间，少有喧声与跌宕，少有悲喜与歌哭，只有硝烟散去后的沉默、飘荡、无迹。同时，它也打开了另一条通道、另一扇门，有形的、无形的。

世界是什么样子？生活是什么样子？我的感觉里，除了绵长、无处不在的风，其余都是尘埃，我们在其中奔突，努力站稳，但更多的时候是东倒西歪，身不由己。祖先是，我们是，子孙们也将是。这些文字里，我努力记录下了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一本生命的书，也是死亡的书，归根到底，是一本生活的书。世界永远存在A面与B面，尘埃飘荡，有时落在这面，有时落在那面。

两年后的今天，开始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值六月，骄阳与雨水在天，峡河在窗外的山脚下静静西流。世上之物，唯有流水是最真实的，它的渺小与盛大，一泻千里与涓涓无形，信马由缰与身不由己，它的黑夜与白昼，来路与去处，不能伪饰。

生命是另一条水流，欣与悲，真与伪，困顿与得意，跌宕与奔流，对事物的追赶与赋形，也是真实的，有河床和风物做证。

>>Po.99255

温迪·布朗：《抵抗左派忧郁症》（1999）

……，本文无法穷尽这一问题的所有维度，但希望聚焦于其中一个面向——数十年前瓦尔特·本雅明谓之“左派忧郁症”（left melancholy）的精神症候。如读者所知，本雅明从未在价值判断或性格层面否定悲伤（sadness）本身的意义，也不排斥从失落的冥思中获得见解。本雅明对倦怠（acedia）、哀愁与悼念在政治文化实践中的生产性价值有着深刻体认。在对波德莱尔的研究中，忧郁更被视作某种创造力的源泉。

然而，“左派忧郁症”的诊断标签被本雅明用来指称那些革命庸才，他们最终执着于某种特定的政治分析或理想（甚至耽溺于这种理想的挫败），而不是把握当下激进变革的潜力。本雅明谈到“当下时间”（the time of the Now）的辩证历史具有的政治价值。左派忧郁症不仅意味着拒绝直面当下的特殊性，无力以扬弃“空洞时间”（empty time）或“进步”史观的方式理解历史，它更昭示着某种对过往政治依附与身份的自恋式固着，这种固着已逾越了对当下政治动员、联盟或转型的任何实质性投入。

忧郁症的反讽正在于此。对哀恸对象的依恋凌驾于任何摆脱伤痛、活在当下、卸下重负的欲望之上。正是这种特质使忧郁症成为一种持存状态，它是一种欲望结构，而非面对死亡或丧失的短暂应激反应。在弗洛伊德1917年关于忧郁症的思考中，他揭示了该症候的第二重独特性。相较于哀悼，忧郁症意味着“某种更趋理想化的丧失。对象或许并未真正消逝，而是作为爱欲客体失落了”。此外，弗洛伊德指出忧郁主体往往无法确知“所爱、所失”为何：“这表明忧郁症与某种从意识中抽离的客体丧失相关，这与哀悼形成鲜明对照，后者不涉及任何无意识层面的丧失。”

诱发忧郁症的丧失往往不可言说且无从言说。最终，弗洛伊德认识到了自我贬抑、深陷绝望甚至萌生自杀念头的忧郁主体，实则将对昔日爱欲客体（因无法达致理想化标准而遭责难）的怨怼转向自身。由此，在忧郁的创痛中，既维系着对客体的爱恋与理想化投射，又体验着这种爱恋的彻底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