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么令・次韵和贺方回金陵怀古鄱阳席上作／宋・李纲
长江千里，烟淡水云阔。
歌沉玉树，古寺空有疏钟发。
六代兴亡如梦，苒苒惊时月。
兵戈凌灭。
豪华销尽，几见银蟾自圆缺。
潮落潮生波渺，江树森如发。
谁念迁客归来，老大伤名节。
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
高楼谁设。
倚阑凝望，独立渔翁满江雪。

浪淘沙／宋・陈亮
霞尾卷轻绡。
柳外风摇。
断虹低系碧山腰。
古往今来离别地，烟水迢迢。
归雁下平桥。
目断魂销。
夕阳无限满江皋。
杨柳杏花相对晚，各自无聊。

行香子／宋・曹勋
也爱休官。
也爱清闲。
谢神天、教我愚顽。
眼前万事，都不相干。
访好林峦。
好洞府，好溪山。
日月如盘。
缺又还圆。
自然他、虎踞龙蟠。
河东上下，一撞三关。
看也非悭。
也非易，也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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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我的朋友得了诺贝尔奖”：对话拉斯洛译者余泽民

好有人情味的人物故事，喜欢

踏莎行／宋・蔡伸
佩解江皋，魂消南浦。
人生惟有别离苦。
别时容易见时难，算来却是无情语。
百计留君，留君不住。
留君不住君须去。
望君频问梦中来，免教肠断巫山雨

■《被建构的女性》⭐⭐⭐⭐

框架搭得很好，综述总结得都不错，精辟好理解不水不说太多黑话，就是具体分析文学文本时稍显无聊，不过也是因为我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确实不感兴趣吧
划线等今天下班到家再捡来

句／唐・罗虬
窗前远岫悬生碧，帘外残霞挂熟红。

秋夜／宋・姚勉
明明月影带河流，雁在天边鹤在洲。
四壁蛩催幽梦觉，满囊萤助读书油。
金茎露点三更冷，银汉星移万里秋。
醉倚不堪回首处，双清风月尽淹留。

社会性别是从人类的相互关系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机制、文化范畴，但是，这种由文化所建构而非生物属性所规定的机制，却成为人们划分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的依据，并且长期以来被叙述为人的本真性、根源性的知识。在现代，当宗教神话解体后，人们开始建构新的性别神话来抵抗现代性带来的断裂与迷茫。事实上，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建构，社会性别认同，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一种文化身份认同，它与种族、国家、民族、阶级等身份的认同交织在一起。

与传统社会固定不变的性别认同不同，现代社会的性别认同并不是个人特性，它与变动的社会密切相连，所以，现代的性别认同和性别建构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关系中进行多次的重复才能确立。

女性自我主体的建构也呈现了不同的路径。一方面她们必须不断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男性欲望和要求，压抑自己真实的生命需求和体验，按照时代主流话语的走向与节奏来调节自己的写作，参与对于启蒙、革命、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话语的构建，分享男性的话语权力，争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她们又在小心翼翼地建构女性的叙述权威，不仅凭借母女关、同性之爱等独特题材与意象展现女性经验，而且利用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对抗男权世界对女性的边缘化和客体化，建立女性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身份，摆脱女性的他者、被言说的文化处境，变沉默为有声、变客体为主体。

人的自我主体性是一个现代性的哲学命题，它建立在对西方中世纪所流行的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的挑战与反抗上。西方现代哲学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主体，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从笛卡尔、布莱尼茨到康德、黑格尔，西方现代哲学大都在高扬、推崇、论证人的主体性，对人的理性意识无限肯定，认为“存在着一个自我或内核，像灵魂或本质一样一出生就存在，虽然最终会有不同的可能发展，但在人的一生中会保持不变，由此生发出连续感和自我认知”

西方现代文化史中，对这种抽象的、超验的主体观的质疑与批判与主体性思想理论的建立几乎是同步的，早在 18、19 世纪，大卫·休谟、马克思、G·H·米德都对这种个人主义主体观和唯心主义主体观提出质疑。大卫·休谟否定主体性是个体存在的本质，认为我们所谓的自我只不过是一堆不连贯的感觉而已，是我们的想象赋予他们连续性和恒定性；马克思认为主体并不能完全依照他们的自由意志来行动，他们是由社会来决定的，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使自己成为个体；
G·H·米德认为自我不是给定的，而是作为他或她的社会经历的结果，在个体身上发展起来。现代许多社会学和心理学家都承认存在一个自我，只不过完整的自我的整体和结构与社会紧密相连，人的个体身份是在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真正对以主体性为基础的整个现代西方文化传统进行颠覆和挑战是从尼采开始，尼采宣称主体是一个谎言，主体不是给定的，它是某种添加、发明和投射到已有事物的东西。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和拉康的“镜像阶段”、“他者”学说则从心理学角度对人的主体性提出挑战。弗洛伊德对人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发现，动摇了过去假定主体的和谐性和整体性，而拉康把主体视为“在进行中”，由于它的破碎、不独立，人的自我主体的建立只能借助于“他者”——这个代表了无意识和欲望、语言的存在，一个人只能在“他者”身上认出自己，这就意味着主体是分裂的，总是处于形成之中。

尔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又发起了对主体性的最强大的批判攻势。结构主义不仅否认主体是创造者，而且认为是外部结构的产物。德里达颠覆解构了主体性的基础理论二元对立命题，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人所谓的自我连续性只是一种由于生活需要所维持的幻觉，是外部世界在内心的投影，并不是确切无疑的客观经验。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则从权力话语层面消解主体性，认为主体不是起因，而是建构的，人的身份和特点都是权力关系对人的身体施加作用的结果，主体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和产物。

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则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对主体性的影响更推进一步，认为无意识也是意识形态性的，人的所谓本质自我是一种虚构，占据它的位置的是拥有社会生产身份的社会存在，人类是依照我们所接受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身份，从而成为一个主体，主体由文化赋予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主体性作了最后的清洗，他们认为主体只能出现在话语中，在后现代社会主体不仅没有固定或永久的身份，而且这些变化、流动的身份缺乏一个连贯或整合的自我，缺少统一性。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关于女性话语的解释存在分歧，但是，她们大都同意女性话语的建构与表达必须建立在女性各种生命经验、生活经历、心灵感受的真实再现与表现上。

主流/国家意识形态与人的性别角色和身份之间存在着召唤和期待的关系，现代性别认同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的国家理论中指出，国家意识形态把人召唤为一个个“主体”，人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召唤中成为他心目中的主体，这种来自意识形态的召唤使得个体通过“臣服”成为想象主体。

当悬顶之剑终于落下，个人生存危机与民族危亡完全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说民族身份焦虑压倒个人身份焦虑的时候，“祖国——母亲”的修辞话语奏响在中国文学叙述中，“时代女性”集体退场，在民族战争中，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各个阶层（知识女性、劳动妇女、风尘女子等）中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坚韧不屈、宽宏大量的女性都被大量制造、叙述，她们成为人们凸现民族身份、增加民族凝聚力和对外反抗力的符码，弱者/女性/母亲的受辱和反抗成为鼓舞男性斗志的力量源泉

历史是已逝的过去，不言的存在，具有一维性和不可回溯性。作为本体意义的历史只是一堆模糊不清、凌乱散漫的历史遗留物，它的完整性和客观性无法自我呈现。不论是以还原历史、逼近真相为宗旨的历史研究，还是以虚拟想象为特征的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都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性的话语叙述。它是叙述者在时代话语的规约之下，按照自己对现实及未来的想象与期待，对包括文本符号在内的历史遗留物的挖掘、整理、分析、阐释。叙述者运用各种修辞手法，通过“压抑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对杂乱无序的历史史料进行剪裁、加工，最后编排组织成为一个完整的叙事性故事，从而阐发个人/集体、民间/庙堂等对世界及其结构和进程的体验、思考和设想。基于历史叙述巨大的现实功用，从古到今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历史叙述的掌控和管理。统治者将历史叙述作为建构意识形态、推行政治理念、巩固伦理秩序的有力工具，而文人士子也将历史叙述作为指示现实、寄寓人生的场域，从而形成了中国强大的史官文化。

对有关女性历史人物、神话传说、文学名著的挖掘与改写成为现代文学中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女性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依据不同的现实与人生需求被整合的符码，不断地被重写、被创造。她们以及她们的故事，既承载着叙述者与其性别集团等有关的集体想象与集体记忆，又凝结着具体时代语境中的个人化的体验与追求。

“民族主义似乎是一种深刻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它将主体位置赋予到男人身上，促使他们为领土、所有权，以及宰制的权利而战。”在这种男性霸权意识形态统治之下，哪里是女性的“家乡”？哪里是女性的“国家”、“民族”？从某种意义说，对一直被视为他者、附属品、客体的女性而言，作为寄托女性主体欲望、可以回归的“家乡”是不存在的。男性的人生旅程是为了最终的还乡，而女性的旅程更远。

你知道吗？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重的！而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
——萧红

无私不仅意味着高尚，还意味着死亡。一种没有故事的生活，象歌德的那位玛甘泪的生活，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生活中的死亡，“忏悔祈祷般纯洁”的理想最终唤激的是两种归宿——天国和墓穴。
——桑德拉·M·吉尔伯特、苏珊·古尔巴

萧红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得出了与西方女性主义者相近的结论。萧红意识到这些父权制命名的女性美德并不真实，一方面它们是女性面对男性在身体、观念、经济力量的限制与控制，而不得不自我否定、承认男性的权威、牺牲自己的利益以适应社会规定的女性角色模式的结果；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形之下，自我牺牲也是女性为了维护自我生存无可奈何而采取的行动。

青年女性王佳芝并没有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而获得了清醒的人生主体意识，以身救国对她来说只不过是对一种流行已久的陈腐话语的盲目的模仿，她“沉迷于自己的绝佳的表演，她既没有自己真正的话语，也看不清自己的真相，她以自己的‘在场’说明了她的‘缺席’，因此她的死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