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在场的时空分离性。在互联网新媒体社交平台上，人们既可以进行实时互动，又可以通过调整信息传递的节奏来改变互动的时空分布。它使得各类行动者（例如“群主”“骨干”“潜水者”“协调者”）在剧场中既可以对自己的言行深思熟虑，又可以通过沉默、拖延、话题组织等各类方法让持久的社交空间变得更具有戈夫曼所说的“表演性”，并形成戈夫曼所强调的剧场角色身份的难度差异（Goffman，1959:37），进而加剧观念对峙和分裂。

其次是在场的时空延续性。在互联网新媒体社交平台上，社交互动会随着“群”的存在而持续不断，它使得行动者在观念表演的过程中始终面对观念历史一致性的压力。由于大量的交流通过文字和信息转发进行，而前台的文字必须为文字书写者的后台观念一致性背书，也即戈夫曼所谓的追求“理想化”的姿态，“当一个人进行表演时，他就暗中要求观察者对他形成的印象保持一种认真的态度。观察者被要求去相信表演者表达出来的特点品质，也相信他的行动会取得其所宣称的结果，相信总体上看到的就是事实”（Goffman，1959：17）。因此表演者也即媒体平台成员的观念应始终如一，否则或失去面子，或被理解为心口不一，无法被信任，而信任是戈夫曼提出的表演行为的前提与核心。基于这一原因，社交媒体中人们所表演出的观念执着和对峙甚至比真实生活中更为激烈和持久。

2. 剧场的关系“陷阱”：“强义务”在场尽管互联网新媒体带来了“信息茧房”的负压，但如果人们随时可以从互联网新媒体平台构建的剧场中抽离，即及时结束观念的极化与对峙，那么信息的自选择就不会成为催生分裂的长久动力。但问题在于，从互联网新媒体平台抽身而退并不容易实现。关系强度实际是多面向的，除了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工具性价值，还与大量的社会义务有关联（边燕杰，2004）。这种义务形成了中国网络社交媒体的两个关系特征，使得人们形成一种“强义务”在场，难以抽身，从而加强了对立的观念，甚至内化形成了一种虚拟空间的自我构建和生存方式。

第一个特征是陌生人的快速强关系。即便是素未谋面的人，例如“博主”和“粉丝”，或同一个“群”内的成员，在公开场合的社会关联一旦建立起来，就因信息互动的持续性和全天候而形成强关系，而不需要现实生活中长期的互动培育（李阳，2014；靖鸣等，2014）。这种快速强关系的主体是互联网空间中的网络身份而不是现实身份，但同样附带大量的义务和面子等关系因素（例如在“微信”中被邀请进入成员彼此不甚熟悉的“群”）。选择弱化甚至退出，例如注销“微博”账号、“粉”转“黑”、“微信”退“群”、“拉黑”等行为，都会影响到网络身份的彼此维系、评判和自我认同。

第二个特征是熟人的退出压力。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学校，熟人之间为避免观念不合导致的尴尬，或避免互动，或减少碰面的频率。这种回避行为可以通过时间、空间的巧妙组合而无须公开宣布。但在社交媒体上，在知晓彼此身份的情况下长期“潜水”拒绝互动，很快就会面临同侪压力。“拉黑”甚至退“群”更是一种艰难的决定。这些举动会被解读为对熟人特别是“群主”或邀约者的友谊和信任的背叛，对人与人之间在社交媒体平台同气相求的义务的背离。因此，当熟人在社交媒体中有了观念不合，退场抽身异常艰难。实际上，学者发现“微信”“微博”具有连接、黏合和维持社会资本的功能（赵曙光，2014）。

3.剧场中观念对峙的内化和强化：平台“规训”显然，强化表演的时空特征和强关系在场的人际关系构建与维护，会使得“关系剧场”中的主体不得不长期坚持自我观念并加以巩固维护，并进一步形成互联网新媒体的平台“规训”。尽管社交媒体平台和福柯提出的形成“规训”空间的监狱、医院、军营、工厂、修道院和学校不同（Foucault，1977），但几乎所有的互联网新媒体平台都具有“全景敞视”（panopticism）的特征：在社交平台中，人们获得了福柯所谓的“个体的人人相互监督与同时工作的可能性”（Foucault，1977:147;王晴锋，2019）。福柯论及的社群空间的具体“规训”方法包括“分配艺术”（the art of distributions）、“活动控制”（control of activity）、“创始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geneses）和“力量的编构”（composition of forces）四个方面（Foucault, 1977）。

和以上这些方法相比，媒体平台的“规训”只会更为精妙和细腻。首先来看虚拟空间的分配。尽管媒体空间并不对应大型公共建筑的内部单元房间，但是在“微信”上，仍然可通过相互设置对方的查阅权限和建“群”等方式来形成各类私密、半私密或公开的前台。在这种强制序列中，参与者按照“群主”、实名参与者、非实名参与者、参与话题的积极性甚至观念的差异序列等在网络空间中获得定位。其次，再来看话题节奏的控制。尽管在“微信”平台上的活动并不需要制定时间表，但它完全可以实现福柯总结出的“规训”三部曲：对活动节奏的安排，对日常事务的强制确定和周期调节，让个体在生产（话语）过程中被形塑为“规训”客体 (Foucault，1977: 151-154)。例如，在“微信”上，午饭后和晚饭后的闲暇时间往往是“群主”和“骨干”参与者提出各种讨论的集中时段，当“群”中沉默过久后，“群主”和“骨干”成员会主动增设话题。此外，朋友圈中的“点赞”或沉默的持续性，以及对方重要性所导致的“点赞”方式差异形成的周期性等，都构成了非常好的例证。再次，从创生活动的时间组织来看。“微信”平台能够如同监狱组织放风、学校组织体操一样，通过定期不定期相结合的发“红包”、统一“点赞”等近乎全员参与的形式，以连续活动的序列化让个人的时间变成一种集体的、连续整合的线性时间，并指向一个稳定的活动终点（Foucualt, 1977: 160）。最后来看力量的编构。经过这样的“规训”，在“微信”群中，个体成为福柯所谓的经过精确命令系统的力量组合所能摆布、移动和构建的要素（Foucault, 1977: 166-167）。例如，“微信”群中看似没有公开发布的纪律，但实际上在冒犯性的语言或转帖后，“群主”或“骨干”参与者会通过措施加以微妙的控制惩罚，从轻微的尴尬“表情包”、转移话题，到劝解、语言劝诫、删除甚至“踢出群”和“拉黑”。这一过程使得社交平台上的所有人实质上都处于一种永远可见的福柯引述的“完美圆形监狱”状态。这种永恒的可见性和牢笼中人的无意识和有意识形成了当代社会用日常生活的细节定义权力的可能性（Foucault，1977：205）。

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对峙性观念的此起彼伏，让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上的时间和空间获得了线性的方向和话语活动的意义，也让“群主”“博主”“up主”“骨干”和“潜水”者各自获得了自己的社会空间位置，并为维持这种意义而乐此不疲。也因此，观念的“割席”“群内”的“区隔”，实际上已从人际交往中的观念碰撞，内化和升华为一种经过惯习化后的个体“时空分离”的自我存在载体，是自我建构的定期与不定期组合的生活洗礼方式。如同戈夫曼所说，“要成为一类人，不仅仅需要拥有此类人所必需的特质，还要让自己符合社会群体对这类人所认定赋予的行为和外表标准”（Goffman,1959:25）。尽管所有人都意识到对方观念的异质性，但每个人的异质性细节恰恰构成了“群”中的自我，并必须通过观念“割席”而维持下去。这个时候，制造区隔和协调观念分裂一样，都成为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上人的存在的特征。人们在异见中争论，但也在异见中达成社会结构的彼此判定。因此，社会结构形成观念、行动的舞台和序曲，同时又被观念和行动所结构化与定义。“群内区隔”遂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熵增式的均衡——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在自我的牢笼中不可避免地朝观念对峙的方向走去。

尽管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群内区隔”尚未全面、实质性地影响现实社会互动，但如果不加引导纾解，确实可能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消极的后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体心态的极端化。在社会网络形成和维护的过程中，人们习惯于获得同质性的信息相互反馈。观念对峙很快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群体中对持有对峙观念的人形成一种简单化和极端化的失望甚至敌视、鄙视的态度。“微信”中的“拉黑”就是典型的行为。

第二，社会撕裂的弥散化。互联网上的个体极端化心态不但会在虚拟空间中不断蔓延，而且会向现实社会互动中延伸。当这些撕裂的甚至意气用事的意见充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一方面会让互联网公共话语出现裂痕，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现实社会中思潮的高度情绪化和对立公开化。

第三，交往结构的封闭化。观念分裂，特别是线下的“群内区隔”会对中国传统由家庭、亲属、朋友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造成一定的改变。新的“差序格局”将是混合关系网络和观念同质性的梯次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关系强度不再只取决于血缘和传统社会单元所定义的社会关联，而是同时受到彼此观念接近程度的影响。在关系的束缚下，“道不同不与为谋”式的自我隔离可能在一定时段内出现。这样一来，观念“割席”将会使社会交往结构进一步封闭化。

第四，意识形态的隐喻化。观念之争的背后潜藏着意识形态的倾向和潜移默化。互联网空间中观念的多元化和差异化是一个健康社会和健康互联网空间文化繁荣与百花齐放的表现。但如果观念形成强烈的难以兼容的对峙、分裂甚至缠斗，此时的“群内区隔”就会成为社会治理特别是互联网治理的暗面，需要决策者和治理者提出坚定宽厚的主流声音，让网络上无谓的争论减弱，让触及治理根基的互联网话语具有明确的导向。

蒂姆·英格尔德：《在物质万物的汇聚阴影中》（2020）

无论如何表述，无论是“物质性的连接”（connecting materialities）还是“物质的连接性”（material connectivities），问题的本质归结为：使事物相连接意味着什么？

“连接”（join）本是个简单日常的动词，或许正因如此，它在学界始终未受过多关注。然而，物质世界唯有凭借事物的相互连接才得以呈现出某种连贯性（coherence）。这一世界唯有具备连贯性方能为人栖居。

在描述连接的词汇与被连接的事物背后，似乎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对立。要理解这一点，请取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画上若干个点。再用尺子在每对点之间画上线条，构成一个网络。这些点此刻便相互连通起来。但请假设每个点都开始运动，当你的手移动铅笔时，笔尖会划出一条线。那么，你该如何连接这些线条？不妨将它们视作丝线。如同丝线一般，你可以将它们聚集起来，打成一个结或搓成一束，中间紧紧捆扎，两端则松散地向四面八方四散展开。

你可以说，这些线条彼此联结，形成一个联结中心（nexus）。由此我们有了“网络”（network）与“联结中心”两个概念。有趣的是，二者均源自拉丁语动词nectere（意为“捆绑”），“必然性”（necessity）一词亦源于此。因此，“必然性”本身也蕴含着“连接”的意味。但这究竟是“预先设定的必然性”，万物皆已被连接就绪？还是“约束性的必然性”，事物被紧密捆绑，以至于每一个事物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都会与其他事物的命运休戚与共？

这关乎“连接为整体”（joining up），还是“彼此联结”（joining with）？在下文中，我将试图说明，“up”与“with”代表的这一对立为我们提供了两种理解“连接”的不同路径，它们分别建立在“存在论”（ontologies of being）与“生成论”（ontologies of becoming）的前提之上。

在“存在”的世界中，万物仿佛已从生成过程中沉淀成型。万物是离散的部分或实体，可供连接。当代理论家从不吝啬使用冗长复杂的词汇，即便简单的词语本就足够。他们喜欢将这种连接称为“衔接”，并将或多或少具有偶然性的、网络化的结果称为“装配体”（assemblages）。

在“生成”的世界中，关注点则转向物质生成过程本身，关注这些过程如何协同推进。对于这种协同推进或“彼此联结”，我使用“呼应”（correspondence）这一术语。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联结中心，我愿称之为“汇聚体”（gathering）。

因此，衔接与呼应相对，装配体与汇聚体相对。我并非主张“连接”仅属于其中一种而非另一种，并非仅关乎“连接为整体”而非“彼此联结”，反之亦然。但我认为，承认二者的差异是理解这两种连接原则如何相互调和、共同构建出一个世界的关键第一步。这个世界表面上充斥着实体及其连接，然而其中一切事物都需要时间来构建或生长，而且无论是实体还是连接似乎都无法永恒存续。

装配体

如今，“装配体”的理念极为盛行，已然成为每一位致力于理论研究的学者必备的理论工具。这一术语已然演变为某种万能术语，指代任何因环境因素而偶然聚合的各类事物集合。似乎任何事物和一切存在都可被称为装配体。

政治理论家简·贝内特（Jane Bennet）就此写道：“装配体是由各类异质元素构成的临时组合。”这一理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看似在两种极端观点之间提供了一种折中方案：一种极端认为，相关元素一旦成为某个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便会牺牲曾经拥有的个体性或自主性；另一种极端则认为，元素之间的联结对每个元素毫无影响，既不会限制、也不会促成每个元素各自能够发挥的能力。

而在装配体中，元素的联结固然会影响行动能力，却依然保留着脱离现有联结、与其他事物重新组合的自主性。因此，装配体既非一个已将部分完全融入自身的整体，也非最终可还原为部分的集合。在装配体中，异质事物被叠加在一起，但正如贝内特所言，装配体是“不可总体化的总和”，你可以持续添加元素，也可以移除某些事物，但由于每一种组合都取决于具体事件的偶然性，因此不存在最终的定论。

在社会理论中，哲学家曼努埃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是装配体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关联元素之间关系的外在性。这些元素或许会相互附着、聚集，或组合成愈发复杂的构成体（compositions），但这些构成体同样会轻易解体，随后元素以新的排列组合方式重构。

然而，无论呈现何种构型，元素之间始终彼此陌生，沿着相邻关系形成拼贴式的并置。本质上（其实并非如此），这些元素的存在独立于它们的关联之外，且不会因关联而发生改变。若非如此，假如它们进入内在关系之中，便会直接牺牲自身曾经拥有的个体性，融入由融合形成的、不可还原的异质新实体，正如合金由贱金属熔合而成。

简言之，装配体否认实体能够在保持自身本真的同时建立内在关系。因此，世间万物从根本上皆以自身为存在依据，我们也应从自身本质出发去审视它们，而非仅仅将其视为人类意图与目的的替身或载体。这正是如今被许多人称为“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的理论基石。这一名称略带夸张，实际上指代的是一系列方法集合，它们的共同之处仅在于决心认真对待物质性事物。“装配体”正是这一理论的核心。

表面上看，“布置事物”与“组装事物”之间或许并无太大差别，对这一译法吹毛求疵似乎有些小题大做。然而，从哲学层面而言，其中涉及的内涵远比表面所见更为深远。这正是我开篇提出的核心问题：使事物相连接意味着什么？在物质世界中，连接究竟是什么？

这正是德勒兹与瓜塔里汇编于《千高原》（Mille plateaux）一书中的宏大沉思的核心问题。这部著作奠定了新物质主义思想的诸多哲学基础。

正是在这部著作的英译过程中（哲学家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agencement”被译为“装配体”（assemblage）。尽管德勒兹与瓜塔里反复提及这一术语，但试图厘清含义的读者恐怕会感到失望。不过，在另一部著作中，他们提供了一个对比，或许能帮助我们深入思考这一问题。

这是拼图游戏的碎片与石墙的石块之间的对比。拼图的每一块都经过精确预切割，以便与其他所有碎片无缝契合，最终构成一个完整布局。一旦拼图完成，每一块碎片的原有属性便不复存在。它不再是一块轮廓不规则的奇特硬纸片，而仅作为整体布局的一部分而存在。与之不同，砌墙者就地取用石块，边砌边即兴调整布局。即便墙体完工，每一块石头依然保留着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墙体这个整体是由碎片构成的多元体（multiplicity），它的连贯性完全依赖于石块之间自发形成的契合状态，而这种状态无从预测。对德勒兹与瓜塔里而言，这堵墙便是一个“agencement”。

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维系墙体整体性的关键是元素之间的关系，而非如拼图那般，将每个元素归入所属整体。在后者的分配机制中，每个元素都是该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质上，石块在相互接触中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每一块都依然是本身所是的特定石块。因此，石块之间的关系是外在关系。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德勒兹与瓜塔里对此深信不疑：“多元体由外部界定。”在他们的理论语境中，整合方式因此是“机械的”而非“有机的”，因为机械装置与有机体的根本区别恰恰在于部件之间的相互外在性。

表面上追随他们思想的理论家（如德兰达）也认同这一点。但倘若仅此而已，德勒兹与瓜塔里为何要费心使用“agencement”这样一个生僻的词汇？为何不直接使用“assemblage”？假如他们当初如此行事，无疑会为我们所有人省去诸多麻烦与困惑。

如前所述，“assemblage”一词在法语与英语中都存在，且在两种语言中都可指代在特定语境下邻近存在的事物集合。此外，该词在此意义上的用法（如在古生物学与考古学领域）早已确立。德兰达将装配体定义为“由具有自足性且通过外在关系衔接的部分构成”，贝内特则将它定义为“各类异质元素的临时组合”。我们很难看出这些定义真正增添了什么新内涵。

新物质主义者沉迷某类哲学写作，这类写作以冗长繁复、偏爱随意拼凑各处搜罗的不可通约元素而闻名。这难道只是在用晦涩的新词故弄玄虚吗？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确实如此。因为他们仅截取了“agencement”的一个层面，仿佛这便是全部内涵。结果，在他们描绘的世界中，事物彼此拼凑成各种排列，成为自身涌现效应的能动因，而这个世界里没有生命、没有运动、没有生长，一切都凝固不变。这是一个化石般僵化的世界，唯有以魔法般的方式赋予事物自身生命力才能重获生机。

与此相反，我认为“agencement”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它所展现的外在层面，另一个是它所遮蔽的内在层面。在这个被遮蔽的层面中，流淌着各种力量与能量。在这样的世界里，事物及其属性并非自成一体地涌现，而是被主动催生或创造出来。我相信，“agencement”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实现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的调和，调和装配体及其对立面，反之亦然。

在下文的论述中，我将试图说明，这二者始终如影随形，如同事物与影子一般。我将这个对立面称为汇聚体。唯有将二者（装配体与汇聚体）结合起来，将“agencement”的光明面与幽暗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事物。我们不仅要理解它们的排列方式，更理解它们如何生成、存续一段时日，而后消逝。

汇聚体

让我们回到贝内特对装配体的定义——“不可总体化的总和”。“总和”（sum）意味着什么？当然，它指的是将事物相加。这个词本身蕴含着分离与衔接的双重意味：要将事物相加，必先使其彼此分离、成为离散的存在，这是它们外在联结的前提。

在简单的算术中，加法由加号表示。“加号”正是衔接的符号。因此，装配体的公式可表示为 E₁+E₂+E₃+……，其中每个E代表一个离散元素。在这一公式中，元素的本质可能完全异质，但所有加号都可互换，彼此并无差别。

不过，不妨做一个实验：我们倒置这一公式，将每个元素隐藏在相同的符号之后，同时突出衔接本身。那么，加号背后隐藏着什么？显然是“添加”的劳作。因为石块不会自行相加、堆砌成墙。在砌墙者的实践中，每一块石头的添加都意味着从采石场挑选、搬运，再将它抬放到位。这一过程并未就此结束。石块落下时的重量会使周围其他石块倾斜，直至达成新的平衡。当砌墙者继续添砖加瓦时，我们刚刚放置的这块石头也可能随之倾斜。砌墙者在劳作，石块同样在“劳作”。它们唯有在相互影响中才会产生这些作用。

正是关乎实践的生产性操作将砌墙者卷入与石块的艰辛互动，也使石块自身陷入有力的协同作用。这种操作潜藏在我们最初提出的装配体公式的加号背后。

在砌墙过程中，一块接一块地添加石块，这样的操作接连不断，每一次都与前一次有所不同。没有两块石块完全相同，它们的添加操作也各不相同。因此，正如每个装配体都是元素连续但不可总体化的总和（尽管具有偶然性）而得以维系，它必然还伴随着另一个序列——由求和过程中涉及的各项操作构成的序列。

或许我们应当这样书写这个序列：O₁+O₂+O₃+……，其中每个O代表一项不同的操作。第二个公式中的每一项操作都对应着第一个公式中的一个加号。如此一来，墙体不再呈现为石块的总和，而是呈现为将石块置于此处的一系列操作序列。这相当于伟大的技术人类学家安德烈·列维-古汉（André Leroi-Gourhan）所说的“操作链”（chaîne opératoire）。

既然没有砌墙的劳作就没有墙体，没有墙体的物质构成也没有砌墙这一行为，我们何不将两个序列简单合并，将第二个序列中的每一项操作插入第一个序列中连续的每对元素之间，即E₁ O₁ E₂ O₂ E₃ O₃……，从而构建出一个装配体，其中元素与操作成为交替出现的组成部分，共同存在于这一混合体之中。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两个序列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操作无法被理解为如串在绳子上的珠子般前后衔接的离散片段，而更像是连续编织物中那些汇聚与分叉的丝线。

在实践中，我们根本无法明确任何一项操作的起止点。以墙体为例，我们至少可以将某块石块的添加操作追溯至采石作业，正是采石将这块石块及其他所有石块从大地母体中剥离，甚至可以进一步追溯至基岩的地质沉积过程。

同样，我们也可以将这一操作向前延伸。只要墙体屹立不倒，这块石块就会持续与相邻石块进行调适。即便墙体坍塌，它也会逐渐回归大地，这一过程同样是操作的延续。每一块石块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到场”故事，砌墙者也是如此。在砌墙者的体验中，石块并非一个封闭的自在实体。

在一段时期内，砌墙者的故事与石块的故事交织并行、相互缠绕，正如石块之间的故事一般。从它们被从采石场岩壁上凿取，到在墙体中再度聚合，乃至之后的种种变化，始终紧密相连。简言之，它们的关系并非装配体元素那般具有叠加性，而更像是编织物中的丝线，呈现出交织性的复杂状态。

从词源上讲，“complicate”意为“折叠在一起”，我此处正是取用字面含义。事实上，拉丁语早已蕴含了我想要强调的这一区别，我们诸多表示“连接”的词汇皆源于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两组可交替使用的前缀：ad-（及其变体形式，后缀辅音会重复后续音节的起始辅音，例如“apply”中的ap-、“attend”中的at-、“aggregate”中的ag-）与con-（及其变体形式，如“comply”中的com-、“cohere”中的co-）。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成对的对立概念，不仅包括“邻接”（adjoin）与“联结”（conjoin），还包括“附着”（adhere）与“连贯”（cohere）、“接纳”（admit）与“投入”（commit）、“应用”（apply）与“遵从”（comply）、“吸引”（attract）与“收缩”（contract）、“专注”（attend）与“抗争”（contend）、“归因”（attribute）与“贡献”（contribute）、“聚集”（aggregate）与“集结”（congregate）。所有这些对立背后都潜藏着“在场性”（at-ness）与“共在性”（with-ness）的根本区别，甚至可能是空间与时间的区别。例如，“在手之物”（things at hand）此刻正与你同在，处于你能够触及、它们也能向你靠近的空间或语境邻近性中。

尽管万物皆有自身的故事与独特的时间轨迹，但“at”却横向贯穿这些轨迹。地理学家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贴切地表述说，它标志着“迄今为止诸多故事的同时性”。通过“con-”，我们得以在事物的时间进程中与它们相伴相生，与它们同行、共事，也与它们共患难。再举一例，这正是“联结”（connection）与“吞并”（annexation）的区别所在，同样也是“总集”（compendium）与“补遗”（addendum）的不同之处。

简言之，“con-”并非横向，而是纵向。它关乎融入事物的肌理，与之相伴相生。因此，附着（adherence）是瞬时的，连贯（coherence）则持久；接纳（admission）是允许进入，投入（commission）则是付诸行动；应用（application）是根据情境运用事物，遵从（compliance）则是契合既定惯例；吸引（attraction）是引诱，契约（contract）则是约束；专注（attention）是向事物延伸，而抗争（contention）中我们必须与事物周旋；属性（attribute）是被赋予的，而贡献（contribute）则是参与这一赋予过程；人们聚集（aggregate）起来形成人群，而在集会（congregation）中，他们是为共同举行仪式而汇聚。

此处的核心词是“汇聚”。汇聚之所以超越元素的单纯并置，在于构成部分的生成路径被牵引至一处，且暗含着它们未来发展趋向的初步预期。在汇聚体中，事物并未像在装配体中那样，与那些使其抵达当下状态的运动、生长与生成轨迹相互割裂。

当人们汇聚在集会之中，每个人都承载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并在后续进程中继续延续。当动物集结为兽群，它们并未停止移动，而是协同前行，在地表留下编织般的足迹。收获时节汇聚的作物依然印记着生长的土地与收割者的劳作，也预示着它们将被碾磨、最终转化为面包的历程。玉米秆无论是捆成麦捆，还是铺作屋顶的茅草，都会被平行摆放并在中部捆扎固定。

简言之，砌入墙体的石块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仅将墙体视为装配体，仿佛石块本就彼此相邻，那么它们貌似相互毗连、邻接，却无法真正交融。但当我们将墙体视作汇聚体时，便融入了每一块石块抵达并安身于此的历程。

如我们所见，原则上这些历程可在时间维度上无限延伸，既可以回溯过往，也可以展望未来。你可以从采石场说起：正是在剥离的强力作用下，石块从大地母体中被凿取而出；随后是它被运抵工地、经砌墙者筛选，最终被抬放到位的过程。即便墙体建成，你仍可追问：石块之间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显然，它们的沉降状态从未停止，这绝非瞬时完成的过程，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因天气变化、地壳与基岩的运动而不断调整。在墙体的存续过程中，石块成为地衣和苔藓的栖居之所，它们之间的缝隙为植物扎根、昆虫藏匿提供了空间。对于大型动物而言，墙体不仅是阻碍移动的屏障，更是遮阳避风的庇护所。因此，地衣、苔藓、植物以及各类大小动物都在汇聚体中相互折叠、交织共生，成为彼此故事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在它们之间简单冠以加号。任何故事唯有融入其他故事方能延续，它们之间并非“邻接”，而是“联结”。

呼应

考古学家加文·卢卡斯（Gavin Lucas）坚持认为“装配体的真正含义是事物的汇聚或组装”，我冒昧表示异议。相反，我的论点是，汇聚与组装存在本质差异，正如交织有别于叠加。这并非说二者相互排斥。恰恰相反，汇聚离不开装配，正如阴影离不开投射它的物体。然而，在幽暗的层面上，事物并非从外部附着，而是从内部分化而来。如此理解的汇聚，是我在别处所称的“间隙分化”（interstitial differentiation）过程，它关乎顺着事物的运动或生成肌理，从内部拆分。

借用女性主义理论家、科学哲学家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的表述，这是一种“切分—聚合一体”。巴拉德认为，拆分与交融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纠缠蕴含分化，分化蕴含纠缠。”因此，“agencement”除了有外在排列或装配的显性含义，还潜藏着另一种更隐蔽的内涵——内在分化。尽管略显生硬，但在英语中可表述为“agencing”。这与“行动”（acting）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行动是从一开始就为事物赋予特定方向并贯彻到底，而“agencing”意味着人始终已然身处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从内部探寻事物的发展路径，使之契合自身目的。

哲学家艾琳·曼宁（Erin Manning）明确选择在后一种意义上使“agencement”一词，对她而言，这一概念特指源于她所谓“事件的裂隙”（cleave of the event）中的初始方向性，即事件的内部分裂。这种方向性会为事件的展开赋予特定的扭转或拐点。

在此语境下，具有独特性的是每一个拐点，而非每一个元素。因此，对事物进行“计数”，并非将它们叠加求和，而是与它们相联结，让自身的注意力与事物持续的节律性运动保持一致。正如计数呼吸、心跳或音乐小节，这是在标记时间，而非测量空间。这便是“agencement”的次要含义——间隙分化潜藏于“装配”这一主要含义之下。

“agencement”这一概念之所以极具阐释力，恰恰在于它能够实现视角的转换：从主要含义转向次要含义，从装配体的显性概念转向对立面，也就是汇聚体的隐性概念。需要说明，这里的“对立”并非像摄影底片那样，也非活字版在印页前的镜像文字；相反，它是一种九十度的转向，从横向转为纵向，正如我开篇所举的例子，是连接点与捆扎线之间的差异。因此，构成汇聚体的关系与构成装配体的关系并非截然相反，而是彼此正交。

接下来我将说明，后者的关系是衔接关系，而前者的关系是呼应关系。

或许我可以从建筑设计理论家拉尔斯·斯普伊布罗克（Lars Spuybroek）的一个小片段说起。他描述道，当他穿行于一片田野时，注意力被几块并排摆放的石头吸引。一株小小的植物依偎在石块之间，已然扎根并茁壮成长。他很喜欢眼前的这番景象。但随即他心生疑问：“这份喜爱究竟是什么？”

显然，这些石块之所以会在这里，存在某种呼应（即便算不上完全契合），因为风与洪水挪动了它们，让它们在地面上翻滚，最终找到一处合适的凹陷处，形成一小簇、一个小小的窝，让植物得以生根发芽并获得庇护。但我这份喜爱又该置于何处？它仅仅存在于我心中，是我主观上欣赏这一景象？还是说……它是一种延伸的呼应（an extended correspondence）？我即刻与石块和植物融为一体，与它们相互契合。

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首先，斯普伊布罗克描述的远不止是贝内特定义的“各类异质元素的临时组合”。我们再次回到这一表述。在装配体的幽暗面，潜藏着风与洪水滚动石块的作用，以及植物的播种与后续发芽过程。如今，这株植物被石块庇护免受那些将石块带到此处的力量的侵袭。这里也描述了汇聚体。其次，斯普伊布罗克即刻发现自己成为参与者。他加入了这个汇聚体，至少在那一刻，这个汇聚体被编织进了他自身的人生历程，足以让他日后能够重述这段经历。第三，“喜爱”在此语境下是这种联结或相互契合的另一种说法。它并非一种对物理现实进行反思的主观心理状态，也非一种被简单纳入这一组合之中的客观感觉。它更像是斯普伊布罗克所称的“呼应”。

从词源上讲，呼应是事物彼此回应的过程。这与意向性或主观性毫无关联，仅指事物在生长、运动与生成过程中（在它们的汇聚之中）具有某种弹性（elasticity）。它们伸展与退让、扩张与收缩、撕裂与被撕裂、刮擦与被刮擦。在这一行动与经历的过程中，它们吸纳了那些与之回应的事物的部分特质。

在斯普伊布罗克的描述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石块之间相互呼应，他也在与石块呼应。他说，在这种关系中流转的是“感受”（feeling）。他不仅能感受到石块，石块在彼此呼应中也能感受到对方。“所有关系都是感受性的关系”，这是斯普伊布罗克断言。他称之为“同情”（sympathy），这与个人心理毫无关系，并非指我们向自身或他人赋予温暖、怜悯等情感。

斯普伊布罗克对那簇依偎着植物的石块的喜爱，也不意味着对它们倾注爱意，甚至不涉及任何审美判断。它仅表示一种源于呼应的契合，一种趋于相似的契合。砌墙者无疑也有同样的感受，尽管他的劳作艰辛且可能伴随着伤痛。同情是事物进入相互生成过程时发生的现象，用斯普伊布罗克的话说，这是“事物在塑造彼此之时产生的感受”。

这一点对我的论证至关重要。即在呼应的同情之中、在彼此的感受之中、在相互交织或折叠之中，事物并非在外部相遇，而是从内部进入生成过程。简言之，呼应关系是内在关系。在这一点上，它们与装配体的衔接关系截然对立。如我们所见，装配体中的事物始终处于彼此之外。

总而言之，装配体的构成关系是外在性的，而汇聚体的构成关系是内在性的。哲学家德兰达认为，内在性只能意味着一件事：部分的自主性丧失，同一性被整体的同一性吞噬。他和追随他思想的新物质主义者完全无法想象，事物既能保持自身独特性，又能在内部彼此联结的观点。在他们的哲学中，内在化意味着层级化，将部分纳入更高阶的关系之中。反之，要消解层级、将一切还原至部分本身的层面，就意味着让它们摆脱被迫融合的压力，重新获得作为全然相互外在的元素所具有的独特性。根据定义，装配体是扁平化的，它回避层级，因此关系是外在性的，它是异质元素不可总体化的总和。

但正如我们所见，汇聚体并非通过任何求和过程产生。不是说元素相加永远无法形成总体，相反，在汇聚体中，元素本身从一开始就不可相加。它们不可相加，是因为它们尚未成型，而始终处于生成过程之中。

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在自身层面上彼此建立关系，以至于对每个元素而言，这些关系都蕴含于自身的构成之中。也就是说，它们构成了一种秩序。借用物理学家戴维·玻姆（David Bohm）的区分，这就是“隐缠序”（implicate order）而非“显析序”（explicate order）。

在显析序中，万物彼此外在，事物仅在外表面发生接触，内在本质不受影响。这正是装配体的秩序。对新物质主义者而言，这是唯一可能存在的秩序。相反，在隐缠序中，每个部分都是所属关系场域的瞬间显现，始终作为该场域的折叠体（enfolding）而生成。

正如玻姆所言，折叠结构并非占据特定的空间区域与时间瞬间，而是贯穿于所有空间与时间之中，相互交织、融合，最终“万物蕴含于万物之中”。在我们的感官体验中，世界或许呈现为块状的事物，坚实、可触且表面稳定，但这些不过是底层“全运动”（holomovement）的显性外壳，万物皆由这一运动生成。

然而，要描述汇聚体的秩序，我想更进一步说明，这种秩序与其说是隐缠的，不如说是交织的。隐缠意味着向内折叠，仿佛左右对折，而交织则蕴含向前折叠的意味，事物顺着自身的生长与运动轨迹纵向盘绕、编织或编结。

罗马作家卢克莱修（Lucretius）对这种理念不会陌生。在他的《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中，世界被描绘为一股下落粒子的洪流，这些粒子略微偏离垂直轨迹，引发一连串漩涡。德勒兹的《褶子》（The Fold）论述了莱布尼茨与巴洛克，这是对物质的描述，背后也潜藏着同样的意象：物质是漩涡之中嵌套着漩涡的漩涡群，形成一种“无限多孔、海绵状或多孔穴的结构……洞穴之中无尽包含着其他洞穴”。

这是物质在存续过程中自我折叠的状态。在此过程中，物质不断溢出任何形式的外壳。在我们的感官体验中，它似乎暂时被这些外壳包裹或滞留。这种无限性并非源于事物永远无法相加求和，也非源于它们能以层出不穷的排列组合重新计算总和，而是因为物质本身在叠加的过程中便从缝隙中滑脱。

因此，在由偶然装配而成的事物所构成的物质世界幽暗面，存在着一个由质料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并非被创造出来，而是永恒处于生成之中，通过具体存在的呼应不断自我超越。用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创造的术语来说，它“汇聚生成”。叠加或许能创造出新的排列，或如贝内特所言“不断变化的效应组合”，但它无法催生出任何此前未曾存在的事物。汇聚生成则持续不断地造就一个世界，也正因如此，才会有可供叠加的实体存在。

汇聚生成（Concrescence）

因此，装配体通过外部物质的累积而形成，汇聚体则是通过从内部的汇聚生成而形成。前者构想了一个不连续的物质世界，一个块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增长只能通过添加外在物质实现；后者则与前者交织，构想的是一个连续流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事物通过构成质料的内在扰动，既生长又衰败，既成型又消散。

考古学家比约纳尔·奥尔森（Bjørnar Olsen）认为，物质的块状性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奥尔森写道：“事物具体且具有稳定性。”然而，在汇聚生成的世界中并非如此。事物既非块状也非稳定，而是盘绕纠结，易于弯曲、变形与坍塌。

人们或许会将这两个世界分别视为固态和液态。但传统观点认为，固态、液态与气态指物质的不同状态，而非所有物质的根本属性。主流物理科学默认物质具有粒子性，并根据分子层面联结的紧密或松散程度来区分固态、液态与气态。

然而，我所说的“流动”（flux）指一种有别于粒子性的物质属性，因为流动的世界“充满质料”（matter-full），而非“充满物质”（full of matter）——它是一个“充实体”（plenum），而非“真空悬浮体”（suspension in a vacuum）。它的异质性并非源于粒子元素通过多重复合形成日益多样复杂的构型，而是源于海绵状质料的折叠与褶皱。在这样的世界中，传统意义上的固/液之分不复存在。一切事物都是“固液态”（solid-fluid）。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能体现这种固液态属性的材料莫过于19世纪在英语圈中得名“混凝土”（concrete）的物质。混凝土是由液态转化为固态的材料，蕴含着自身消解的种子。使混凝土硬化的胶结反应会同时产生一种吸湿性凝胶作为副产品。如果不加抑制，这种凝胶最终会导致材料从内部渗漏、崩解。

卢卡斯（Lucas）阐释道，混凝土根本算不上一种固定物质，而更应被视为一个过程：“它是……一种随时间改变自身性质的材料。”简言之，混凝土就是汇聚生成（concrescence）。混凝土的成分包括水、骨料（aggregate）与水泥。顾名思义，骨料的秩序是显析性的。根据词典定义，骨料是“由众多单元或粒子结合形成的物体，是一种装配体”。

混凝土中的骨料通常由砂和砾石混合而成。但水泥在与水混合后，会起到粘结剂的胶合作用，它渗入骨料粒子间的缝隙，形成连续且交织的网状结构。骨料以装配体的形式存在，水泥则履行着汇聚的功能。混凝土融合了事物及其阴影——装配体与汇聚体。混凝土的“影子生命”甚至在词源上有所体现，它的德语名称为Beton（法语为béton），该词与另一种有机来源的粘结剂沥青（bitumen或pitch）相关。

斯普伊布罗克指出，在块状物的幽暗面潜藏着“袋子”。这是一个具有褶皱或空腔的容积体，无数丝线汇聚其中，这些丝线渗透物质本体并赋予连贯性。因此，一团混凝土既是块状的，也是袋状的。

尽管这团块可能有限，但其中捆扎的丝线轨迹却可无限延伸至其外，流入流出，松散的末端与其他丝线缠绕或打结，形成连续的编织物或网状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物质既呈块状又具编织性，既是镶嵌画也是织物。块状赋予实体性，编织赋予连贯性。

以一堵普通砖墙为例。砌墙者用泥铲在每块砖的底部和侧面涂抹一层砂浆，然后将砖按压到位，刮去多余砂浆，使每块砖与上下左右相邻的砖块之间都留下均匀的灰缝。一块接一块地砌砖，砌墙者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砂浆则通过粘结功能接续砌墙者的工作。他的劳作留下的不仅是砖块的装配体，还有一层连续且复杂折叠的砂浆网状结构。这一汇聚体填充了灰缝，不仅使相邻砖块相互附着，也让墙体作为整体得以维系。

那么，我们应当将墙体视为以砂浆为粘结剂的砖块装配体，还是视为砖块点缀其间的砂浆汇聚体？是砂浆填充了砖块之间的缝隙，还是砖块填充了砂浆的缝隙？

再举一例，假设你正用一套零件组装模型，零件需通过胶水粘合。这个模型是装配体还是汇聚体？如果视为装配体，胶水的归属便不甚明确，它不能仅仅被视为另一个部件。胶水最初无形且流动，暴露于空气后固化，渗入零件间不够契合的缝隙与裂口，编织出自身的网状结构。这正是装配体的对立面。

此外，胶水的作用机制是渗入与它接触的表面。在我们眼中坚实块状的材料，在胶水看来并非如此。在分子层面，胶水面对的是海绵般多孔的表面。普通粘合剂含有长蛋白质链，这些链条通过材料的孔隙渗透其中，并与分子结合。胶水的作用是从内部联结材料，将原本的显析序转化为交织序。它将外表面转化为内在褶皱，将块状物转化为袋状结构。正因如此，组装物才具有连贯性。

但如果没有粘结剂呢？是时候回到干石墙的例子了。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德勒兹再次以墙体为例，阐释世界是拼凑物（patchwork），一个由契合度不高的元素构成的装配体：“它甚至算不上拼图，拼图的碎片拼接后会构成一个整体，而这堵墙是由松散、未砌合的石块组成，其中每个元素自身都有价值，与其他元素的关系中也有价值。真理始终带着‘锯齿状边缘’——孤立且浮动的关系、岛屿与海峡、固定点与蜿蜒线。”

这样一件由碎片拼凑而成的东西如何能抵御时间的侵蚀而屹立不倒？它的强度与韧性源自何处？显然并非源于石块的坚实性，因为即便材料再坚硬，建造拙劣的干石墙稍受扰动便会坍塌。强度实则存在于石块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将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石块置于另一块之上，它至少会通过三个接触点保持稳定。石块间的压力集中在接触点，并扩散至整块石块。在材料的挤压过程中，每块石块都将自身与其他石块的关系纳入自身。墙体的强度正存在于石块间彼此感受的最终交织之中，这是它们的同情与呼应。这堵墙其实是自我粘结的。

在关于装配体的论述中，德兰达区分了属性（properties）与效能（capacities）。他认为，装配体的各个部分自身具有属性，但仅在与可能发生互动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中才具有效能。将一块石头从地面拾起并砌入墙中，它还是那块石头，具有相同的属性，但在墙中与其他石头关联时，它便获得了诸如阻碍移动或提供庇护的效能。

属性是既定的，效能是涌现的。这话或许说起来容易，却回避了一个问题：效能源自何处？在理论家的著作中，“涌现”往往成为一种掩饰，通过循环逻辑回避问题，将被认为是产生涌现效应的能动因反过来解读为涌现效应本身。

于是，石块成了自身效应的成因。新物质主义者观察着墙体及其对周围环境的显著影响，惊呼道：“看！这堵墙多么有力地证明了石块的集体非人类能动性！”但建造者们去哪儿了？这堵墙难道不正是他们艰辛不懈劳作的见证吗？毕竟，石块之所以能相互承重，只是因为建造者将它们置于此处。是他们从采石场搬运石块，然后抬放到位。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石块的呼应会逐渐让位于石块之间的相互呼应。因此，墙体涌现出重量感，根源在于建造者费力的抬举。如果墙体是一个装配体，那么重量感与抬举动作就是一体两面的，装配体与汇聚体也是这样。所以，下次当你驻足欣赏一堵墙时，请想一想那些建造它的人，他们幽灵般的存在依然潜藏在石块间日益幽深的阴影缝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