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文的论述中，我将试图说明，这二者始终如影随形，如同事物与影子一般。我将这个对立面称为汇聚体。唯有将二者（装配体与汇聚体）结合起来，将“agencement”的光明面与幽暗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事物。我们不仅要理解它们的排列方式，更理解它们如何生成、存续一段时日，而后消逝。

汇聚体

让我们回到贝内特对装配体的定义——“不可总体化的总和”。“总和”（sum）意味着什么？当然，它指的是将事物相加。这个词本身蕴含着分离与衔接的双重意味：要将事物相加，必先使其彼此分离、成为离散的存在，这是它们外在联结的前提。

在简单的算术中，加法由加号表示。“加号”正是衔接的符号。因此，装配体的公式可表示为 E₁+E₂+E₃+……，其中每个E代表一个离散元素。在这一公式中，元素的本质可能完全异质，但所有加号都可互换，彼此并无差别。

不过，不妨做一个实验：我们倒置这一公式，将每个元素隐藏在相同的符号之后，同时突出衔接本身。那么，加号背后隐藏着什么？显然是“添加”的劳作。因为石块不会自行相加、堆砌成墙。在砌墙者的实践中，每一块石头的添加都意味着从采石场挑选、搬运，再将它抬放到位。这一过程并未就此结束。石块落下时的重量会使周围其他石块倾斜，直至达成新的平衡。当砌墙者继续添砖加瓦时，我们刚刚放置的这块石头也可能随之倾斜。砌墙者在劳作，石块同样在“劳作”。它们唯有在相互影响中才会产生这些作用。

正是关乎实践的生产性操作将砌墙者卷入与石块的艰辛互动，也使石块自身陷入有力的协同作用。这种操作潜藏在我们最初提出的装配体公式的加号背后。

在砌墙过程中，一块接一块地添加石块，这样的操作接连不断，每一次都与前一次有所不同。没有两块石块完全相同，它们的添加操作也各不相同。因此，正如每个装配体都是元素连续但不可总体化的总和（尽管具有偶然性）而得以维系，它必然还伴随着另一个序列——由求和过程中涉及的各项操作构成的序列。

或许我们应当这样书写这个序列：O₁+O₂+O₃+……，其中每个O代表一项不同的操作。第二个公式中的每一项操作都对应着第一个公式中的一个加号。如此一来，墙体不再呈现为石块的总和，而是呈现为将石块置于此处的一系列操作序列。这相当于伟大的技术人类学家安德烈·列维-古汉（André Leroi-Gourhan）所说的“操作链”（chaîne opératoire）。

既然没有砌墙的劳作就没有墙体，没有墙体的物质构成也没有砌墙这一行为，我们何不将两个序列简单合并，将第二个序列中的每一项操作插入第一个序列中连续的每对元素之间，即E₁ O₁ E₂ O₂ E₃ O₃……，从而构建出一个装配体，其中元素与操作成为交替出现的组成部分，共同存在于这一混合体之中。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两个序列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操作无法被理解为如串在绳子上的珠子般前后衔接的离散片段，而更像是连续编织物中那些汇聚与分叉的丝线。

在实践中，我们根本无法明确任何一项操作的起止点。以墙体为例，我们至少可以将某块石块的添加操作追溯至采石作业，正是采石将这块石块及其他所有石块从大地母体中剥离，甚至可以进一步追溯至基岩的地质沉积过程。

同样，我们也可以将这一操作向前延伸。只要墙体屹立不倒，这块石块就会持续与相邻石块进行调适。即便墙体坍塌，它也会逐渐回归大地，这一过程同样是操作的延续。每一块石块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到场”故事，砌墙者也是如此。在砌墙者的体验中，石块并非一个封闭的自在实体。

在一段时期内，砌墙者的故事与石块的故事交织并行、相互缠绕，正如石块之间的故事一般。从它们被从采石场岩壁上凿取，到在墙体中再度聚合，乃至之后的种种变化，始终紧密相连。简言之，它们的关系并非装配体元素那般具有叠加性，而更像是编织物中的丝线，呈现出交织性的复杂状态。

从词源上讲，“complicate”意为“折叠在一起”，我此处正是取用字面含义。事实上，拉丁语早已蕴含了我想要强调的这一区别，我们诸多表示“连接”的词汇皆源于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两组可交替使用的前缀：ad-（及其变体形式，后缀辅音会重复后续音节的起始辅音，例如“apply”中的ap-、“attend”中的at-、“aggregate”中的ag-）与con-（及其变体形式，如“comply”中的com-、“cohere”中的co-）。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成对的对立概念，不仅包括“邻接”（adjoin）与“联结”（conjoin），还包括“附着”（adhere）与“连贯”（cohere）、“接纳”（admit）与“投入”（commit）、“应用”（apply）与“遵从”（comply）、“吸引”（attract）与“收缩”（contract）、“专注”（attend）与“抗争”（contend）、“归因”（attribute）与“贡献”（contribute）、“聚集”（aggregate）与“集结”（congregate）。所有这些对立背后都潜藏着“在场性”（at-ness）与“共在性”（with-ness）的根本区别，甚至可能是空间与时间的区别。例如，“在手之物”（things at hand）此刻正与你同在，处于你能够触及、它们也能向你靠近的空间或语境邻近性中。

尽管万物皆有自身的故事与独特的时间轨迹，但“at”却横向贯穿这些轨迹。地理学家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贴切地表述说，它标志着“迄今为止诸多故事的同时性”。通过“con-”，我们得以在事物的时间进程中与它们相伴相生，与它们同行、共事，也与它们共患难。再举一例，这正是“联结”（connection）与“吞并”（annexation）的区别所在，同样也是“总集”（compendium）与“补遗”（addendum）的不同之处。

简言之，“con-”并非横向，而是纵向。它关乎融入事物的肌理，与之相伴相生。因此，附着（adherence）是瞬时的，连贯（coherence）则持久；接纳（admission）是允许进入，投入（commission）则是付诸行动；应用（application）是根据情境运用事物，遵从（compliance）则是契合既定惯例；吸引（attraction）是引诱，契约（contract）则是约束；专注（attention）是向事物延伸，而抗争（contention）中我们必须与事物周旋；属性（attribute）是被赋予的，而贡献（contribute）则是参与这一赋予过程；人们聚集（aggregate）起来形成人群，而在集会（congregation）中，他们是为共同举行仪式而汇聚。

此处的核心词是“汇聚”。汇聚之所以超越元素的单纯并置，在于构成部分的生成路径被牵引至一处，且暗含着它们未来发展趋向的初步预期。在汇聚体中，事物并未像在装配体中那样，与那些使其抵达当下状态的运动、生长与生成轨迹相互割裂。

当人们汇聚在集会之中，每个人都承载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并在后续进程中继续延续。当动物集结为兽群，它们并未停止移动，而是协同前行，在地表留下编织般的足迹。收获时节汇聚的作物依然印记着生长的土地与收割者的劳作，也预示着它们将被碾磨、最终转化为面包的历程。玉米秆无论是捆成麦捆，还是铺作屋顶的茅草，都会被平行摆放并在中部捆扎固定。

简言之，砌入墙体的石块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仅将墙体视为装配体，仿佛石块本就彼此相邻，那么它们貌似相互毗连、邻接，却无法真正交融。但当我们将墙体视作汇聚体时，便融入了每一块石块抵达并安身于此的历程。

如我们所见，原则上这些历程可在时间维度上无限延伸，既可以回溯过往，也可以展望未来。你可以从采石场说起：正是在剥离的强力作用下，石块从大地母体中被凿取而出；随后是它被运抵工地、经砌墙者筛选，最终被抬放到位的过程。即便墙体建成，你仍可追问：石块之间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显然，它们的沉降状态从未停止，这绝非瞬时完成的过程，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因天气变化、地壳与基岩的运动而不断调整。在墙体的存续过程中，石块成为地衣和苔藓的栖居之所，它们之间的缝隙为植物扎根、昆虫藏匿提供了空间。对于大型动物而言，墙体不仅是阻碍移动的屏障，更是遮阳避风的庇护所。因此，地衣、苔藓、植物以及各类大小动物都在汇聚体中相互折叠、交织共生，成为彼此故事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在它们之间简单冠以加号。任何故事唯有融入其他故事方能延续，它们之间并非“邻接”，而是“联结”。

呼应

考古学家加文·卢卡斯（Gavin Lucas）坚持认为“装配体的真正含义是事物的汇聚或组装”，我冒昧表示异议。相反，我的论点是，汇聚与组装存在本质差异，正如交织有别于叠加。这并非说二者相互排斥。恰恰相反，汇聚离不开装配，正如阴影离不开投射它的物体。然而，在幽暗的层面上，事物并非从外部附着，而是从内部分化而来。如此理解的汇聚，是我在别处所称的“间隙分化”（interstitial differentiation）过程，它关乎顺着事物的运动或生成肌理，从内部拆分。

借用女性主义理论家、科学哲学家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的表述，这是一种“切分—聚合一体”。巴拉德认为，拆分与交融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纠缠蕴含分化，分化蕴含纠缠。”因此，“agencement”除了有外在排列或装配的显性含义，还潜藏着另一种更隐蔽的内涵——内在分化。尽管略显生硬，但在英语中可表述为“agencing”。这与“行动”（acting）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行动是从一开始就为事物赋予特定方向并贯彻到底，而“agencing”意味着人始终已然身处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从内部探寻事物的发展路径，使之契合自身目的。

哲学家艾琳·曼宁（Erin Manning）明确选择在后一种意义上使“agencement”一词，对她而言，这一概念特指源于她所谓“事件的裂隙”（cleave of the event）中的初始方向性，即事件的内部分裂。这种方向性会为事件的展开赋予特定的扭转或拐点。

在此语境下，具有独特性的是每一个拐点，而非每一个元素。因此，对事物进行“计数”，并非将它们叠加求和，而是与它们相联结，让自身的注意力与事物持续的节律性运动保持一致。正如计数呼吸、心跳或音乐小节，这是在标记时间，而非测量空间。这便是“agencement”的次要含义——间隙分化潜藏于“装配”这一主要含义之下。

“agencement”这一概念之所以极具阐释力，恰恰在于它能够实现视角的转换：从主要含义转向次要含义，从装配体的显性概念转向对立面，也就是汇聚体的隐性概念。需要说明，这里的“对立”并非像摄影底片那样，也非活字版在印页前的镜像文字；相反，它是一种九十度的转向，从横向转为纵向，正如我开篇所举的例子，是连接点与捆扎线之间的差异。因此，构成汇聚体的关系与构成装配体的关系并非截然相反，而是彼此正交。

接下来我将说明，后者的关系是衔接关系，而前者的关系是呼应关系。

或许我可以从建筑设计理论家拉尔斯·斯普伊布罗克（Lars Spuybroek）的一个小片段说起。他描述道，当他穿行于一片田野时，注意力被几块并排摆放的石头吸引。一株小小的植物依偎在石块之间，已然扎根并茁壮成长。他很喜欢眼前的这番景象。但随即他心生疑问：“这份喜爱究竟是什么？”

显然，这些石块之所以会在这里，存在某种呼应（即便算不上完全契合），因为风与洪水挪动了它们，让它们在地面上翻滚，最终找到一处合适的凹陷处，形成一小簇、一个小小的窝，让植物得以生根发芽并获得庇护。但我这份喜爱又该置于何处？它仅仅存在于我心中，是我主观上欣赏这一景象？还是说……它是一种延伸的呼应（an extended correspondence）？我即刻与石块和植物融为一体，与它们相互契合。

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首先，斯普伊布罗克描述的远不止是贝内特定义的“各类异质元素的临时组合”。我们再次回到这一表述。在装配体的幽暗面，潜藏着风与洪水滚动石块的作用，以及植物的播种与后续发芽过程。如今，这株植物被石块庇护免受那些将石块带到此处的力量的侵袭。这里也描述了汇聚体。其次，斯普伊布罗克即刻发现自己成为参与者。他加入了这个汇聚体，至少在那一刻，这个汇聚体被编织进了他自身的人生历程，足以让他日后能够重述这段经历。第三，“喜爱”在此语境下是这种联结或相互契合的另一种说法。它并非一种对物理现实进行反思的主观心理状态，也非一种被简单纳入这一组合之中的客观感觉。它更像是斯普伊布罗克所称的“呼应”。

从词源上讲，呼应是事物彼此回应的过程。这与意向性或主观性毫无关联，仅指事物在生长、运动与生成过程中（在它们的汇聚之中）具有某种弹性（elasticity）。它们伸展与退让、扩张与收缩、撕裂与被撕裂、刮擦与被刮擦。在这一行动与经历的过程中，它们吸纳了那些与之回应的事物的部分特质。

在斯普伊布罗克的描述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石块之间相互呼应，他也在与石块呼应。他说，在这种关系中流转的是“感受”（feeling）。他不仅能感受到石块，石块在彼此呼应中也能感受到对方。“所有关系都是感受性的关系”，这是斯普伊布罗克断言。他称之为“同情”（sympathy），这与个人心理毫无关系，并非指我们向自身或他人赋予温暖、怜悯等情感。

斯普伊布罗克对那簇依偎着植物的石块的喜爱，也不意味着对它们倾注爱意，甚至不涉及任何审美判断。它仅表示一种源于呼应的契合，一种趋于相似的契合。砌墙者无疑也有同样的感受，尽管他的劳作艰辛且可能伴随着伤痛。同情是事物进入相互生成过程时发生的现象，用斯普伊布罗克的话说，这是“事物在塑造彼此之时产生的感受”。

这一点对我的论证至关重要。即在呼应的同情之中、在彼此的感受之中、在相互交织或折叠之中，事物并非在外部相遇，而是从内部进入生成过程。简言之，呼应关系是内在关系。在这一点上，它们与装配体的衔接关系截然对立。如我们所见，装配体中的事物始终处于彼此之外。

总而言之，装配体的构成关系是外在性的，而汇聚体的构成关系是内在性的。哲学家德兰达认为，内在性只能意味着一件事：部分的自主性丧失，同一性被整体的同一性吞噬。他和追随他思想的新物质主义者完全无法想象，事物既能保持自身独特性，又能在内部彼此联结的观点。在他们的哲学中，内在化意味着层级化，将部分纳入更高阶的关系之中。反之，要消解层级、将一切还原至部分本身的层面，就意味着让它们摆脱被迫融合的压力，重新获得作为全然相互外在的元素所具有的独特性。根据定义，装配体是扁平化的，它回避层级，因此关系是外在性的，它是异质元素不可总体化的总和。

但正如我们所见，汇聚体并非通过任何求和过程产生。不是说元素相加永远无法形成总体，相反，在汇聚体中，元素本身从一开始就不可相加。它们不可相加，是因为它们尚未成型，而始终处于生成过程之中。

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在自身层面上彼此建立关系，以至于对每个元素而言，这些关系都蕴含于自身的构成之中。也就是说，它们构成了一种秩序。借用物理学家戴维·玻姆（David Bohm）的区分，这就是“隐缠序”（implicate order）而非“显析序”（explicate order）。

在显析序中，万物彼此外在，事物仅在外表面发生接触，内在本质不受影响。这正是装配体的秩序。对新物质主义者而言，这是唯一可能存在的秩序。相反，在隐缠序中，每个部分都是所属关系场域的瞬间显现，始终作为该场域的折叠体（enfolding）而生成。

正如玻姆所言，折叠结构并非占据特定的空间区域与时间瞬间，而是贯穿于所有空间与时间之中，相互交织、融合，最终“万物蕴含于万物之中”。在我们的感官体验中，世界或许呈现为块状的事物，坚实、可触且表面稳定，但这些不过是底层“全运动”（holomovement）的显性外壳，万物皆由这一运动生成。

然而，要描述汇聚体的秩序，我想更进一步说明，这种秩序与其说是隐缠的，不如说是交织的。隐缠意味着向内折叠，仿佛左右对折，而交织则蕴含向前折叠的意味，事物顺着自身的生长与运动轨迹纵向盘绕、编织或编结。

罗马作家卢克莱修（Lucretius）对这种理念不会陌生。在他的《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中，世界被描绘为一股下落粒子的洪流，这些粒子略微偏离垂直轨迹，引发一连串漩涡。德勒兹的《褶子》（The Fold）论述了莱布尼茨与巴洛克，这是对物质的描述，背后也潜藏着同样的意象：物质是漩涡之中嵌套着漩涡的漩涡群，形成一种“无限多孔、海绵状或多孔穴的结构……洞穴之中无尽包含着其他洞穴”。

这是物质在存续过程中自我折叠的状态。在此过程中，物质不断溢出任何形式的外壳。在我们的感官体验中，它似乎暂时被这些外壳包裹或滞留。这种无限性并非源于事物永远无法相加求和，也非源于它们能以层出不穷的排列组合重新计算总和，而是因为物质本身在叠加的过程中便从缝隙中滑脱。

因此，在由偶然装配而成的事物所构成的物质世界幽暗面，存在着一个由质料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并非被创造出来，而是永恒处于生成之中，通过具体存在的呼应不断自我超越。用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创造的术语来说，它“汇聚生成”。叠加或许能创造出新的排列，或如贝内特所言“不断变化的效应组合”，但它无法催生出任何此前未曾存在的事物。汇聚生成则持续不断地造就一个世界，也正因如此，才会有可供叠加的实体存在。

汇聚生成（Concrescence）

因此，装配体通过外部物质的累积而形成，汇聚体则是通过从内部的汇聚生成而形成。前者构想了一个不连续的物质世界，一个块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增长只能通过添加外在物质实现；后者则与前者交织，构想的是一个连续流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事物通过构成质料的内在扰动，既生长又衰败，既成型又消散。

考古学家比约纳尔·奥尔森（Bjørnar Olsen）认为，物质的块状性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奥尔森写道：“事物具体且具有稳定性。”然而，在汇聚生成的世界中并非如此。事物既非块状也非稳定，而是盘绕纠结，易于弯曲、变形与坍塌。

人们或许会将这两个世界分别视为固态和液态。但传统观点认为，固态、液态与气态指物质的不同状态，而非所有物质的根本属性。主流物理科学默认物质具有粒子性，并根据分子层面联结的紧密或松散程度来区分固态、液态与气态。

然而，我所说的“流动”（flux）指一种有别于粒子性的物质属性，因为流动的世界“充满质料”（matter-full），而非“充满物质”（full of matter）——它是一个“充实体”（plenum），而非“真空悬浮体”（suspension in a vacuum）。它的异质性并非源于粒子元素通过多重复合形成日益多样复杂的构型，而是源于海绵状质料的折叠与褶皱。在这样的世界中，传统意义上的固/液之分不复存在。一切事物都是“固液态”（solid-fluid）。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能体现这种固液态属性的材料莫过于19世纪在英语圈中得名“混凝土”（concrete）的物质。混凝土是由液态转化为固态的材料，蕴含着自身消解的种子。使混凝土硬化的胶结反应会同时产生一种吸湿性凝胶作为副产品。如果不加抑制，这种凝胶最终会导致材料从内部渗漏、崩解。

卢卡斯（Lucas）阐释道，混凝土根本算不上一种固定物质，而更应被视为一个过程：“它是……一种随时间改变自身性质的材料。”简言之，混凝土就是汇聚生成（concrescence）。混凝土的成分包括水、骨料（aggregate）与水泥。顾名思义，骨料的秩序是显析性的。根据词典定义，骨料是“由众多单元或粒子结合形成的物体，是一种装配体”。

混凝土中的骨料通常由砂和砾石混合而成。但水泥在与水混合后，会起到粘结剂的胶合作用，它渗入骨料粒子间的缝隙，形成连续且交织的网状结构。骨料以装配体的形式存在，水泥则履行着汇聚的功能。混凝土融合了事物及其阴影——装配体与汇聚体。混凝土的“影子生命”甚至在词源上有所体现，它的德语名称为Beton（法语为béton），该词与另一种有机来源的粘结剂沥青（bitumen或pitch）相关。

斯普伊布罗克指出，在块状物的幽暗面潜藏着“袋子”。这是一个具有褶皱或空腔的容积体，无数丝线汇聚其中，这些丝线渗透物质本体并赋予连贯性。因此，一团混凝土既是块状的，也是袋状的。

尽管这团块可能有限，但其中捆扎的丝线轨迹却可无限延伸至其外，流入流出，松散的末端与其他丝线缠绕或打结，形成连续的编织物或网状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物质既呈块状又具编织性，既是镶嵌画也是织物。块状赋予实体性，编织赋予连贯性。

以一堵普通砖墙为例。砌墙者用泥铲在每块砖的底部和侧面涂抹一层砂浆，然后将砖按压到位，刮去多余砂浆，使每块砖与上下左右相邻的砖块之间都留下均匀的灰缝。一块接一块地砌砖，砌墙者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砂浆则通过粘结功能接续砌墙者的工作。他的劳作留下的不仅是砖块的装配体，还有一层连续且复杂折叠的砂浆网状结构。这一汇聚体填充了灰缝，不仅使相邻砖块相互附着，也让墙体作为整体得以维系。

那么，我们应当将墙体视为以砂浆为粘结剂的砖块装配体，还是视为砖块点缀其间的砂浆汇聚体？是砂浆填充了砖块之间的缝隙，还是砖块填充了砂浆的缝隙？

再举一例，假设你正用一套零件组装模型，零件需通过胶水粘合。这个模型是装配体还是汇聚体？如果视为装配体，胶水的归属便不甚明确，它不能仅仅被视为另一个部件。胶水最初无形且流动，暴露于空气后固化，渗入零件间不够契合的缝隙与裂口，编织出自身的网状结构。这正是装配体的对立面。

此外，胶水的作用机制是渗入与它接触的表面。在我们眼中坚实块状的材料，在胶水看来并非如此。在分子层面，胶水面对的是海绵般多孔的表面。普通粘合剂含有长蛋白质链，这些链条通过材料的孔隙渗透其中，并与分子结合。胶水的作用是从内部联结材料，将原本的显析序转化为交织序。它将外表面转化为内在褶皱，将块状物转化为袋状结构。正因如此，组装物才具有连贯性。

但如果没有粘结剂呢？是时候回到干石墙的例子了。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德勒兹再次以墙体为例，阐释世界是拼凑物（patchwork），一个由契合度不高的元素构成的装配体：“它甚至算不上拼图，拼图的碎片拼接后会构成一个整体，而这堵墙是由松散、未砌合的石块组成，其中每个元素自身都有价值，与其他元素的关系中也有价值。真理始终带着‘锯齿状边缘’——孤立且浮动的关系、岛屿与海峡、固定点与蜿蜒线。”

这样一件由碎片拼凑而成的东西如何能抵御时间的侵蚀而屹立不倒？它的强度与韧性源自何处？显然并非源于石块的坚实性，因为即便材料再坚硬，建造拙劣的干石墙稍受扰动便会坍塌。强度实则存在于石块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将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石块置于另一块之上，它至少会通过三个接触点保持稳定。石块间的压力集中在接触点，并扩散至整块石块。在材料的挤压过程中，每块石块都将自身与其他石块的关系纳入自身。墙体的强度正存在于石块间彼此感受的最终交织之中，这是它们的同情与呼应。这堵墙其实是自我粘结的。

在关于装配体的论述中，德兰达区分了属性（properties）与效能（capacities）。他认为，装配体的各个部分自身具有属性，但仅在与可能发生互动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中才具有效能。将一块石头从地面拾起并砌入墙中，它还是那块石头，具有相同的属性，但在墙中与其他石头关联时，它便获得了诸如阻碍移动或提供庇护的效能。

属性是既定的，效能是涌现的。这话或许说起来容易，却回避了一个问题：效能源自何处？在理论家的著作中，“涌现”往往成为一种掩饰，通过循环逻辑回避问题，将被认为是产生涌现效应的能动因反过来解读为涌现效应本身。

于是，石块成了自身效应的成因。新物质主义者观察着墙体及其对周围环境的显著影响，惊呼道：“看！这堵墙多么有力地证明了石块的集体非人类能动性！”但建造者们去哪儿了？这堵墙难道不正是他们艰辛不懈劳作的见证吗？毕竟，石块之所以能相互承重，只是因为建造者将它们置于此处。是他们从采石场搬运石块，然后抬放到位。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石块的呼应会逐渐让位于石块之间的相互呼应。因此，墙体涌现出重量感，根源在于建造者费力的抬举。如果墙体是一个装配体，那么重量感与抬举动作就是一体两面的，装配体与汇聚体也是这样。所以，下次当你驻足欣赏一堵墙时，请想一想那些建造它的人，他们幽灵般的存在依然潜藏在石块间日益幽深的阴影缝隙之中。

蒂姆·英格尔德：《梦见龙：论现实生活的想象力》（2013）

培根痛斥传统的认知方式，认为这种方式始终将世界的现实（reality）与人类头脑中的构想（configurations）混为一谈。培根认为，假如人类的心灵能像一面完美的镜子清澈平整，它才能“反射事物的真实光芒”。但事实并非如此。

心灵由于先天与后天的缺陷、本能与灌输而碎裂变形，会扭曲通过感官投射到心灵表面的影像。假如自行其是，就无法指望心灵如实呈现事物的本真面貌。培根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是诉诸事实：
那些不渴求猜测与臆断、而渴求发现与认知的人，那些不打算构想属于自己的模拟虚幻世界、而决心审视并剖析这个世界本身本质的人，凡事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培根的言论无疑与当代产生共鸣。如今的科学依然将自身合法性建立在数据之上。这些数据被反复检验，通过排除错误来永无止境地追求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科学、心理学与人类学也紧随这项事业的步伐。也就是说，它们共同促成了培根的区分：一边是培根所谓“世界本身”（world itself），唯有通过系统的科学研究才能发现的自然现实；另一边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构想的各类想象世界，而由于不了解科学及其方法，他们将这些想象世界误以为是现实。

人类学家忙于比较和分析这些想象世界，心理学家则声称要研究那些被认为具有普遍性、支配想象世界构建的机制。所有人都认同，现实领域与想象领域绝对不能混淆。科学的权威恰恰基于一种主张，它要揭开想象力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虚构之物”的面纱，揭示事物的真实面貌。当然，人们既可以研究虚构之物，也可以研究事实，从而提供许多人类学家至今称之为“主位”（emic）而非“客位”（etic）的描述。但将二者混为一谈，只会使我们的判断被错误和幻象蒙蔽。正如培根所言：“我们竟将自己想象中的梦境当作世界的范本加以宣扬。”

培根的训诫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圭臬。我在本文中指出，这种圭臬给人类生活与栖居带来了致命后果，它使想象力脱离尘世的锚点，如同海市蜃楼般漂浮在我们物质生活踏行的道路之上。当我们的希望与梦想弥漫在虚幻的“以太”之中，生活本身便显得苍白无力。丧失了创造冲动的生活不再让人产生惊奇与赞叹之感。

我们接受了科学知识权威的主导地位，受到这种社会价值熏陶。就此而言，将现实生活与想象力划分为事实与寓言这两个相互排斥的领域已然根深蒂固、不容置喙。在我们看来，问题在于如何让二者达成某种调和。在知识体系中，探索事物的真正本质已成为理性科学的专属特权，我们该如何为艺术、文学、宗教，或是原住民的信仰与实践留出空间？

我们允许想象力在身边继续存在，容忍幻想，难道是因为在这个已然不再令人着迷的世界里，需要一种补偿性的魅惑渴望？我们将它视为创造力的象征、文明的标志，是出于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还是仅仅为了自身的娱乐？这类问题普遍存在，但我们在提出这些问题时，却忽略了一点：在我们的经验中，要将我们在世生活的现实和我们栖居的这个世界的现实与想象力的沉思思潮分割开来是何等困难。我们先不探究如何使想象中的梦境与世界模式相协调，而是看如何将它们区分开来。

历史上，这种分离过程缓慢而痛苦。它发生在宗教改革的动荡与早期现代科学的动荡开端之际。与同时代的伽利略一道，培根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如今，这一历史进程在每个学童的教育中得以重演，他们被教导要怀疑感官、重视理智而非直觉，并将想象力视为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非动力。

……

虚构的生物并不会引起恐慌，这些生物与噩梦一同被隔离在一个由幻象与错觉构成的领域，这个领域与现实生活的范畴被严格划分开来。当有人从被怪物吞噬的恐惧中惊醒时，我们会用安慰的话语让他平静下来：“别担心，那只是个梦。”如此一来，醒来时，暂时受到质疑的事实与幻象之间的界限马上得以恢复。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下面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来自额我略一世（Gregory the Great）公元594年撰写的《努西亚的圣本笃生平》（Life of St Benedict of Nursia）。故事讲述了一位僧侣遇到龙的经历。这位僧侣心神不宁，他心思飘忽不定，迫切想要逃离修道院的幽闭环境。最终，可敬的本笃神父对他的抱怨忍无可忍，下令让他离开。然而，他刚踏出修道院的范围，就发现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龙挡住了去路。他确信龙即将把自己吞噬，吓得浑身发抖，向兄弟们呼救。兄弟们闻讯赶来，但没有一个人能看见那条龙。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这位颤抖的叛逆同伴带回了修道院。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误入歧途，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了。故事结尾写道，正是由于本笃的祈祷，这位僧侣“才看见了那条他此前一直追随却未曾看见的龙

风流子／宋・周邦彦
枫林凋晚叶，关河迥，楚客惨将归。
望一川暝霭，雁声哀怨；半规凉月，人影参差。
酒醒后，泪花销凤蜡，风幕卷金泥。
砧杵韵高，唤回残梦；绮罗香减，牵起馀悲。
亭皋分襟地，难拚处，偏是掩面牵衣。
何况怨怀长结，重见无期。
想寄恨书中，银钩空满；断肠声里，玉箸还垂。
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

恐惧的形态The Shape of Fear

或许这个警示故事中的僧侣只是在做噩梦。然而，中世纪的人们在意识到自己遭遇龙及其他怪物的经历不过是一场梦时，并不会像现代人那样轻易感到安心。他们并非轻信龙的存在。这里的“存在”是现代人断言龙不存在时援引的特定意义上的存在。

故事中的僧侣并非直面某种我们现代人凭借具有科学依据的事后认知能够辨识为某类爬行动物的生物。要知道，前来营救他的兄弟们并没有看到龙。但他们确实看到了僧侣在颤抖，无疑也看到了他脸上刻着的恐惧神情。然而，当僧侣呼喊着要从龙口逃生时，兄弟们立刻理解了他的困境。他们并未像现代精神病学家对待从精神病院逃出的疯子胡言乱语那样，将他的呼喊视为一颗狂热且不安的心灵幻觉，仿佛是药物引发的。相反，他们从龙的幻象中马上认出了僧侣原本难以言表的躁动形态，并不顾自身安危，从情感上切实地回应了他的痛苦。彼时的僧侣即将被恐惧吞噬，已然感受到自我崩溃的征兆。龙并非恐惧的客观原因，而是恐惧本身的形态。

对于修道院团体的修士们而言，恐惧的形态众人皆知。恐惧的形态通过严格的身心训练反复灌输给修士。在这种训练中，龙和其他同样可怖怪物的故事与图像有特殊的用途，和我们今天不同。我们今天将所有可能令人恐惧的事物归入虚构领域，从而营造一个安全无忧的舒适区；他们则是为了在见习修士心中植入恐惧，让他们能够体验恐惧、辨识恐惧的表现形式，并通过一套严格的身心训练规程战胜恐惧。

龙是人类一种基本情感的显性形态。龙是“知晓”恐惧这一体验的可感知化身。因此，在中世纪本体论中，龙的存在方式与恐惧的存在方式别无二致。它并非外在威胁，而是根植于受难者自身存在核心的一种折磨。正因如此，龙与修士脸上的神情、声音中的急切一样真实。但与后者不同的是，除了身处恐惧之中的人，旁人既无法看见也无法听见它。这便是为何营救僧侣的修士们自己并未看到龙。他们的动机很可能是同情（compassion）。用当时的说法，这种情感或许会让他们联想到一位散发着光芒的圣徒形象。

在修道院的想象中，圣徒与龙都由见习修士接受教导时接触到的文本片段与图像拼凑而成。就此而言，借用历史学家玛丽·卡拉瑟斯（Mary Carruthers）的贴切术语，它们都是“虚构构念”（figmented）。但这些想象中的虚构构念绝非被隔离在“现实生活”之外的独立领域，对中世纪思想家而言，它们是人类本能体验的外在形式，存续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断裂空间之中。

故事中的僧侣正被这两者撕扯。额我略一世在故事结尾加入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转折，他叙述道，一直以来，这位僧侣都在追随那条龙，却从未真正看见它。仿佛他一直在梦游。当他踏出修道院的那一刻，发生了一种迷失方向的状况，就像一个人突然陷入未知环境时会遭遇的那样。这是一次猛然惊醒。他惊慌失措。就在那一刻，龙猛然出现在他眼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因此，故事总结道，本笃将他逐出修道院其实是帮了他一个大忙，因为这让他得以看见，并因此知晓那条他原本盲目追随的龙。这段叙事清晰呈现出，对于修道院传统的作者而言，认知依赖于视觉，二者均沿着移动轨迹展开。卡拉瑟斯解释道，要理解他们的意思，我们必须“从路径或‘道路’的角度”理解认知。中世纪的思想家是旅人，他们会在脑海中从一个地方穿行到另一个地方，边走边梳理思绪。

梦与现实Dreams and Reality

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回到“穿行”的问题。在此期间，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据说，在加拿大北部的原住民猎手与捕兽者奥吉布瓦人（Ojibwa）那里，存在一种鸟，它掠过天空时发出的声响犹如一声惊雷。极少有人见过它，而见过它的人被认为拥有非凡的、启示般的洞察力。

人类学家A·欧文·哈洛韦尔（A. Irving Hallowell）记载，有一个12岁左右的男孩就是如此。哈洛韦尔叙述道，在一场猛烈的雷暴中，男孩跑出帐篷，看见一只奇怪的鸟躺在岩石上。他跑回去叫父母，但等他们赶到时，鸟已经消失了。男孩确信那是“皮内西”（pinési）——雷鸟（Thunder Bird），但长辈们并不信服。

直到一位曾梦见过这种鸟的人证实了男孩的描述，事情才得以确认，男孩的说法也被接受。显然，“皮内西”绝非普通的鸟，正如龙绝非普通的爬行动物。雷声让人感受到它的存在，雷鸟也让人感受到它的存在。雷鸟并非自然界的一个“物”，更根本地，它是一种经验现象（phenomenal experience）。它是一种声响的化身形态，这种声响在大气中回荡，震撼所有聆听者的意识。

就像僧侣的兄弟们冲出去时并未看到龙一样，男孩的父母自己也未曾亲眼目睹“皮内西”，但它是一种强烈的听觉体验，具有约定俗成的形态，父母熟悉它。雷鸟或许是想象中的虚构构念，但这种想象力已然浸透了完整的现象经验。

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曾有过精辟论述：我们梦中的鸟、栖居于诗意想象领域的鸟，并非血肉之躯的生灵，而是由空气与运动构成的存在，做梦者自身在其中被托起、被裹挟前行。巴什拉称，这种鸟“是风暴的动态核心”，身躯为风，气息为暴，双翼为天空。要让它以寻常鸟类的形态显现，做梦者必须“重返白昼”，但这幻象只能转瞬即逝，因为当看见与梦境之间的日常界限得以恢复时，重返白昼的过程本身便会让它黯然消逝。

巴什拉的论述素材源自西方文学，尤其是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幻象作品，但奥吉布瓦人想必能马上理解这一观点。血肉之躯的鸟不过是梦里风暴中“真实之鸟”的显现，没有后者，前者便无从存在。

同样，额我略一世笔下那只可怖的龙是觉醒瞬间、自我意识萌生之时包裹着主体炽热恐惧的形态。因此，在上述事例中，男孩的观察通过一场梦得以证实，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巴什拉所言，衍生方向是“从精神到有形存在”，前者赋予后者生命力。假如培根知晓此事，肯定深感震惊。对我们现代人而言，衍生方向恰恰相反：要求梦境通过观察得以证实，而非相反，才更为常见，也无疑更易被接受。

举个有名的例子，化学家弗里德里希·凯库勒（Friedrich August Kekulé）发现苯分子结构的故事。该分子由六个碳原子构成的环组成。根据凯库勒本人的叙述（这一叙述公认带有回溯性，且可能经过美化），这件事发生在1865年的一个夜晚，当时他正在比利时城市根特停留。他在书房熬夜，忙着编写一本教科书。由于进展甚微，他便把椅子转向炉火，打了个盹。在遐想中，原子在他眼前嬉戏，以蛇一般的动作缠绕、扭动。
看啊！那是什么？一条蛇抓住了自己的尾巴，那个形态在我眼前嘲讽般地旋转。仿佛一道闪电般，我惊醒过来…… 我用了余下的整个夜晚推敲出这一假说的结果。

无论凯库勒在惊醒那一刻的感受如何，我们可以确定，当那道将他从沉睡中撼动的灵光熄灭后，他梦中那只旋转的蛇便不再是视觉幻象，而化作了抽象的思维符号，一种“便于思考的工具”。这符号对解读特定现实的结构格外贴切。因此，蛇与苯环明确分属想象力与现实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本体论两侧。正是这一划分，使得前者能够隐喻性地代表后者。蛇与环的契合非但没有打破这一划分，反而强化了它。

然而，除非经过经验检验，否则由梦境引发的猜想不过是空想。凯库勒正是本着这一精神继续告诫听众：“先生们，让我们学会做梦吧，或许这样我们就能发现真理……但请注意，在我们的梦境经过清醒理智的检验之前，切勿将其公之于众。”

后续的实验室实验证明凯库勒的假说基本正确，该假说进而成为新兴有机化学领域的基石。但梦境本身并非如此。在白昼的光芒中，梦境消逝于遗忘。因此，科学承认想象力具有猜想的力量，是“跳出固有框架”思考的能力，但这以将想象力逐出由它揭示的现实本身为代价。

相比之下，奥吉布瓦人的情况恰恰相反。对他们来说，事物的真理不仅通过个人梦境体验被发现，也通过梦境得到检验。这正是男孩对“皮内西”的目击能够被长辈梦境证实的原因。在这种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栖息于“奥吉布瓦宇宙”中的强大超人类存在（包括雷鸟）并非类比性的工具，而是重要的对话者。这个宇宙是多语言共存的，是各种声音的混合体，不同的存在以各自的语言宣告自身的存在、让人感受到它们的在场，并产生影响。作为奥吉布瓦人生活，你必须契合这些声音，聆听并回应它们所传递的信息。

哈洛韦尔记载的另一个雷鸟故事，这个故事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一个暴风雨的午后，讲述这个故事的线人正和一位老人及其妻子坐在帐篷里。雷声隆隆作响。老人立刻转向妻子问道：“你听到它说的话了吗？”妻子回答：“没有，我没太听清。”

哈洛韦尔在评论这段对话时指出，老人“对这声声响的反应就如同面对一个他听不懂话语的人类时的反应”。这并非简单的翻译失败。情况并非是雷鸟有话要对老人说，而老人因未能熟练掌握“鸟类语言”而未能理解。哈洛韦尔观察到：“总的来说，奥吉布瓦人并非每次遇到雷暴时都会调整自身以接收信息。”事实证明，这位老人在年轻时，曾通过青春期禁食仪式的梦境结识了雷鸟，并在此后与“皮内西”建立了密切的指导关系。

在这种关系的语境下，聆听并回应雷声无关翻译，而关乎共情（empathy），建立情感与情绪的共鸣。简言之，这是向他者的存在敞开心扉。这种敞开心扉首要发生在梦境之中，在那里，清醒生活中环绕自我的边界得以消解。

这种敞开心扉的状态是凯库勒这样清醒的科学家连想都无法想象的。对他而言，通往真知的道路不在于与超人类世界的存在展开对话，而在于对已然沉淀其中的事实进行精确且字面意义上的解读。

凯库勒认为：“那些愿意追随先驱者足迹的研究者必须留意每一个脚印、每一根弯折的树枝、每一片落叶。然后，站在前人抵达的最远之处，他便能轻易察觉，后续的开拓者在哪里才能找到坚实的立足之地。”正如培根所言，目标是书写“造物主足迹的真实图景”。这图景已然镌刻在祂的造物之中。核心在于揭开自然的奥秘，但这些奥秘无法通过直接的感官感知或情感投入来发现，自然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吐露它们。

自然哲学家并非让非人类生物自行发声、倾听它们的言说，而是必须通过近乎折磨的手段去窥探它们隐藏的运作机制：“扭转狮子的尾巴”，直到它被迫嘶吼。培根在未完成的《伟大的复兴》第二部分《新工具论》（Novum organum）中写道：“在强制干预之下，自然的奥秘比它自由运行时更易显露。”

伽利略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自然“丝毫不在乎深奥的原理与运作方式是否能被人类理解”。她已背弃了人类。1623年，伽利略的著作《试金者》（The Assayer）中有一段如今广为流传的文字，将自然宇宙比作一本“宏大的书”。这本书人人可得，但没有相关语言与符号的知识便无从解读。伽利略认为，这种语言是数学，而符号是“三角形、圆形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人类连一个词都无法理解”。对伽利略而言，三角形与圆形是理性思维的符号；对凯库勒来说，蛇环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论言辞与造物Of Words and Works

宇宙（或自然）之书的理念由来已久，在中世纪学者中广为流传，正如后来在现代科学兴起时那般盛行。宗教史学家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ison）将这个理念追溯至12世纪，来自若干同期教会的文献，其中包括巴黎哲学家、神学家圣维克多的休格（Hugh of St Victor），他在著作《论三日》（De tribus diebus）中宣称：“整个可感世界宛如一部由上帝之手撰写的书”。

这个理念本质上基于上帝的言辞（verbum Dei），体现于经文的编撰，与上帝的造物（works of God）之间是同构关系，后者体现于世界及其生灵的创造。核心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读懂这两本对偶之书？”

由此，我们可重返中世纪的修士们。如前所述，对他们而言，阅读礼仪文本的冥想实践是一场穿行之旅。他们一再将文本比作一片领域，自己如同追踪猎物的猎手般穿行其间，在旅途的路径上汲取（或称“吸纳”）的事物，或是见证的事件。

拉丁语中，表达这种“汲取”或“吸纳”的词是tractare，英语中的“treatise”（意为“书面著作”）就来自这个词。在穿行过程中，他们在途中邂逅的人物故事镌刻于书页之上，人们会向他们言说智慧，指引他们，修士们则倾听这些话语并从中学习。这些话语被称为voces paginarum，意思是“书页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