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必须把狗智立场（cynical position）与斯洛特迪基克所谓的“犬儒主义”（Kynicism）严格区分开来。犬儒主义代表着平民大众、黎民百姓对官方文化的拒绝，而拒绝的方式则是反讽（irony）和讥讽（sar‐casm）：经典的犬儒做法，是以庸常的陈词滥调（everyday banality）对抗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使用的乏味语句（pathetic phrases），反抗它神圣、低沉的语调，并将这种语句和语调提升到荒诞不经的高度，以此揭露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语句下面的自我利益、血腥暴力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因此，这一做法比论辩更实用：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官方命题阐明的情形（situation of its enunciation）对抗官方命题，进而颠覆官方命题；它凡事都拿个人利益说事，例如，当政客号召大家履行为国牺牲的义务时，犬儒主义会揭露说，这位政客正在从别人的牺牲中捞取个人利益。狗智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对这种犬儒式颠覆（kynical subver‐sion）的回应：它看到——也考虑到——掩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ideo‐logical universality）下面的特定利益，看到——也考虑到——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之间的疏离，但它依然寻找理由来保留面具。这种狗智主义坚守的立场并非直接的不道德的立场（direct position of immorality），它更像是为不道德服务的道德。狗智智慧（cynical wisdom）的模型是，把正直、诚实视为最高形式的欺诈，把品行端正视为最高形式的放荡不羁，把真理视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因此，这种狗智主义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变态的“否定之否定”：面对非法敛财，面对暴力抢劫，狗智性反应（cynical reaction）是这样的，它会说，非法敛财不如合法敛财，非法抢劫不如合法抢劫，这样效率更高，还受法律保护。正如布莱希特在《三便士歌剧》（Threepenny Opera）中所言：“与建银行相比，抢银行算得了什么？”

◆ 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就在于，人“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正在做什么”，他们对自己置身其间的社会现实作了虚假再现（false representa‐tion）——扭曲当然是由人置身其间的现实造成的。

◆ 就人的社会行为而言，就人正在做的事情而言，从他们的行为来判断，仿佛货币仅凭借着自己的物质现实（material reality），就成了财富的直接化身。他们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成了恋物癖者（fetishists）。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所误认的，是下列事实：就他们的社会现实而言，就他们的社会行为而论——即以他们的商品交换行为而论，他们受到了恋物癖幻觉（fetishistic illusion）的引导。

◆ “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幻觉并不处于知（knowledge）的一边，而是处于现实一边，处于人的行为一边。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社会现实，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幻觉的引导，受到了恋物癖式倒置（fetishistic inversion）的引导。他们所忽略的，他们所误认的，不是现实，而是幻觉，幻觉正在建构他们的现实，正在结构他们真实的社会行为。他们对事物的真实面目一清二楚，但他们在做事的时候，又仿佛对事物的真实面目一无所知。因此，幻觉是加倍的：幻觉之为幻觉，在于人们对幻觉的忽视，而这样的幻觉正在结构我们与现实之间的真实、有效的联系。这种忽略，这种无意识幻象（un‐conscious illusion），就是可以称为意识形态幻象（ideological fantasy）的东西。

◆ 意识形态不是用来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用来结构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

◆ 我们在“哭灵人”——应聘代我们哭泣的女性——身上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这样，以他人为中介，我们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即痛悼死者的义务；但同时，我们可以把时间花在更为有利可图的事情上，例如，为死者遗产的分配争吵不休。

◆ 在某些假定滑稽或机智的议论过后，你会听到笑声和掌声，这是录制在节目音轨上的声音。我们在此看到的，是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的精确对应物。我们必须在这里寻找“活着的古代”（living Antiquity）。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笑声？第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这样的笑声用来提醒我们，何时当笑。这个答案是相当有趣的，因为它暗示了这样的悖论：开怀大笑事关义务，与自发情感无关。但这个答案是不够充分的，因为通常我们并不笑。唯一正确的答案只能是：隐身于电视机中的大对体（the Other）解除了我们笑的义务，是它在笑，而不是我们在笑。

就这样，在经历了一天的愚蠢劳作后，我们疲倦不堪。这时，即使我们一整夜都无所事事，只是昏昏沉沉地盯着电视，事后，我们也可以说，客观上，通过他人（other）这个中介，我们享受了一段真正美妙的时光。

◆ 要从这个社会场域（social field）得出的教益首先是，信仰远非“隐秘的”、纯粹的心理状态，它早已物化（materialized）在我们有效的社会行为中。信仰支撑着幻象，而幻象调控社会现实。且以卡夫卡为例：人们通常说，在卡夫卡小说的“非理性”宇宙中，他为现代官僚体制和现代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命运，提供了“夸张的”、“幻象的”、“主观上被扭曲了的”表现方式。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事实：正是这样的“夸张”阐明了这样的幻象，即调控“有效”、“真实”的官僚体制的力比多机能（libidinal functioning）的幻象。

◆ 帕斯卡尔为无意识提供了拉康式的定义：无意识即“下意识地引导着心灵”的“自动机”（自动机即死亡的、无意义的字符）。律令的字符（character of the Law）是无意义的，却又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ly）。由此可知，我们必须服从律令，这倒不是因为它公正、优秀，甚至有益于人，而是因为它是律令。我们必须服从律令，因为它是律令，这个同义反复展现了律令权威（Law’s authority）的恶性循环，展示了下列事实——律令权威的最终根基源于它的阐明过程（process of enunciation）：习俗就是全部的公平，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它已为人接受。那就是习俗权威的神秘根基。任何人，只要想把它带回到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那里，都会毁灭它。(36)因而，唯一真实的“服从”只是“外在”的服从。出于信念的服从不是真正的服从，因为这样的服从已经经过了我们的主体性（our subjec‐tivity）的“调停”。这就是说，出于信念而服从时，我们并没有真正服从权威，而只是紧跟我们的判断力。我们的判断力告诉我们，只要权威是好的、明智的、仁慈的，它就值得服从。这种倒置不仅适用于我们与“外在”社会权威的关系，而且适用于我们对信仰这一内在权威的服从。

◆ 被“压抑”了的，不是律令的卑微出身，而正是下列事实：律令为人接受，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它的权威是“没有真理”（without truth）的。驱使人们相信可以在律令中发现真理的，是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幻觉（structural illusion）。该结构性幻觉精确地描述了移情（transference）的机制：移情就是假定存在着真理，就是假定，在愚蠢的、创伤性的、缺乏一致性的律令事实（fact of the Law）后面，存在着意义（Meaning）。换言之，“移情”是对信仰的恶性循环（viciouscircle of belief）的命名：我们为什么相信某人或某事？我们相信某人或某事的理由何在？这理由只能令那些已经相信的人心服口服。

◆ 帕斯卡尔的最终答案是：摒弃理性的论证，投身于意识形态仪式（i‐deological ritual），通过重复那无意义的姿势使自己变得麻木，假装你已经相信了什么，到那时，你就会真的相信什么。这就是实现意识形态皈依（ideological conversion）的步骤。这步骤不仅限于天主教，而有普遍的应用区域。

◆ 帕斯卡尔的“习俗”与索然无味的行为主义智慧（“你的实际行动决定你的信仰的内容”）区别开来的，是信仰前的信仰（belief before be‐lief）的悖论性身份：主体先是遵奉一种习俗，然后相信了什么，但又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最终的皈依（final conversion）只是一种形式行为（forma lact），我们通过这种形式行为认识到，自己真的已经相信了什么。换言之，行为主义者对帕斯卡尔所谓“习俗”的解读所遗漏了的，是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外在的习俗是物质支撑物，它总在支撑着主体的无意识。

◆ 符号机器（symbolic machine）的外在性——“自动机”（au‐tomaton）——并非仅仅是外在的，它同时是这样一个场所，我们内在的、最“真挚”和“隐秘”的信仰的命运在那里预演，在那里被预先决定。当我们使自己屈从于宗教仪式这部机器（machine of a religious ritu‐al）时，我们就已经相信了什么，但又对此一无所知；我们的信仰已经物化在外在仪式之中；换言之，我们已经无意识地相信着什么（believe un‐consciously），因为只有从符号机器的这一外在品性出发，我们才能解释彻底外在性的无意识之身份，即无法投递、无人解读的死信（dead let‐ter）之身份。信仰事关对无人解读、无法领会的信件的顺从。一是隐秘的信仰，一是外在的“机器”，这两者间的短路，就是帕斯卡尔神学（Pascalian theology）最具颠覆性的内核。

◆ 为了能够继续酣睡，为了保持自己的盲目无知，为了避免面对自己的欲望这一实在界，他从梦乡遁入所谓的现实。我们在此可以重述20世纪60年代的那个老“嬉皮士”格言：对于那些不堪重负的人来说，现实就是梦。“现实”是幻象建构（fantasy‐construction），它使我们能够遮蔽我们的欲望这一实在界（the Real of ourdesire）。(44)〕意识形态的情形与此毫无二致。意识形态不是供我们逃避残酷现实的梦一般的幻觉。就其基本维度而言，它是用来支撑我们的“现实”的幻象—建构（fantasy‐construction）：它是“幻觉”，用来结构我们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并因此遮掩不堪忍受的、实在界的、不可能的内核。拉克劳和穆菲把这样的内核称为“对抗”（antagonism），即无法符号化的、创伤性的社会分工。意识形态的功能不是为我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是社会现实本身，以供我们逃避某个创伤性的、实在界的内核（traumatic，real kernel）。为了解释这一逻辑，让我们再次引证《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 拉康的解说是，这个问题问得很有道理。之所以说问得很有道理，原因有二。第一，这证明，庄子不是一个白痴。拉康对白痴的定义是，白痴是这样的人：相信自己与自己的身份完全一致；无法与自己保持经过辩证性调停的距离（a dialectically mediated distance），好比某个国王相信自己就是国王，把自己当国王（being‐a‐king）视作自己的直接属性，而不是把当国王视作某个主体间关系网络（a network of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他自己就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施加于他的符号性委任（symbolic mandate）。因为相信自己天生就是国王而成了白痴，这方面的例子是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LugwigⅡ of Bavaria），即瓦格纳的庇护人(47)。

◆ 如果这是问题的全部，主体就可以化约为一个空隙（void），化约为一个空位（empty place），在那里，他或她的全部内容都由别人提供，由主体间关系的符号网络（symbolicnetwork of intersubjectiverelations）提供：我天生就是空无（nothingness），我的实证内容就是我在别人眼中的样子。换言之，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那么拉康的最终结论会是主体的彻底异化。人的内容，“他是什么”，将取决于为他提供符号性认同点（points of symbolic identification）、授予他符号性委任（symbolic mandates）的外在符指化网络（signifying net‐work）。但是拉康的基本观点，至少是他的晚期著作中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离开了大对体（the big Other），离开了发挥异化功能的符号网络（alienating symbolic network），主体无法获得内容，无法获得实证一致性（positive consistency）。其他的可能性是由幻象提供的：把主体等同于幻象客体（object of fantasy）。当庄子认为自己是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的蝴蝶时，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蝴蝶是客体，它构成了他的幻象—身份（fantasy‐identity）的框架、中枢。庄子—蝴蝶的关系可以写为S／◇a。在符号性现实（symbolic reality）中，他是庄子；但在他欲望这一实在界中，他是蝴蝶。当蝴蝶，是他在符号网络（symbolic net work）之外的实证存在（positive being）具有的完整一致性。

◆ 剩余价值与剩余快感存在着同源关系：剩余价值是启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成因”（cause），剩余快感是欲望的客体—成因（object‐cause of desire）

二　从征兆到征候

◆ 被压抑物从何处回归？拉康对此问题的回答是悖论性的：“从未来回归”。征兆是无意义的踪迹，其意义不能从隐蔽的、遥远的过去发现和挖掘，而只能回溯性地建构。精神分析制造真理（analysis produces the truth）。也就是说，精神分析提供符指化框架（signifying frame），而符指化框架为征兆提供符号性位置和意义。一旦我们进入符号秩序，过去就总是以历史传统的形式呈现，踪迹的意义是无处寻找的。过去会随着能指网络（signifier’s network）的变化而变化，永不停止。每一次历史断裂，每一个新的主人能指（master‐signifier）的降临，都会回溯性地改变整个传统的意义，都会重构有关过去的叙事（narration of the past），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即新的方式，使过去更具可读性。

◆ 如果真像拉康所说的那样，在征兆中，被压抑的内容是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回归的，那么移情——即无意识现实的实现（actualization of thereality of theunconscious）——就必须把我们送进未来，而不是抛入过去。如果“走入过去”（journey into thepast）不是对能指本身的回溯性经历（retroactive working－through）、阐释，还会是什么？“走入过去”是下列事实的幻觉性上演（hallucinatory mise en scéne）：在能指领域，也只在能指领域，我们可以改变过去，我们可以造就过去。只有被纳入能指的共时网（synchronous net of the signifier），只有进入能指的共时网，也就是说，只有在历史记忆的肌理（texture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中被符号化，过去才能存在。这是我们总在“重写历史”的原因。重写历史即把某些因素纳入新的肌理（newtexture），进而赋予这些因素以符号性分量（symbolic weight）。正是这样的阐释，回溯性地决定这些因素“将来成为什么”（will have been）。

◆ 因此，我们不禁在科幻小说的“时间悖论”中，看到了符号过程的基本结构（elementary structure of thesymbolic process）中出现的幻觉性的“实在界的幽灵”（apparition in the Real），即所谓内在的、在里面翻转过来的8字型：一种循环运动，即一个陷阱，我们在那里只能如此前行——我们在移情中“越过”自己，然后在某个我们早已到过的地方看到了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是悖论，是因为，这个多余的迂回，这个追加的陷阱（supplementary snare）——即“越过”自己（“走进未来”），以及对时间方向的逆转（“走入过去”），不只是对发生在所谓现实中的客观过程的主观幻觉或感觉（现实与这些幻觉无关）。那个追加的陷阱，反而是所谓“客观”过程得以成立的内在条件，是所谓“客观”过程的内在构成因素。只有通过这样的额外的迂回，过去，即事物的“客观”状态，才能回溯性地呈现为它总是呈现出来的样子（what it always was）。因此，移情是一种幻觉，但关键在于，我们不能绕开它，直奔真理：真理本身是通过移情特有的幻觉构成的——“真理源自误认”（拉康语）。

◆ 主体面对的场景来自过去，他想改变、插手、干预这一场景；他走入过去，对这一场景进行干预；不是说“他什么也改变不了”，恰恰相反，只有通过他的干预，来自过去的场景才成了它呈现出来的样子：他的干预从一开始就已经纳入了那一场景。主体当初的“幻觉”之所以是“幻觉”，就在于忘了把自己的行为纳入那个场景，也就是说，忽视了“它计算，它被计算，计算的人也被包含于计算中”⑥。这引入了真理与误认／误会（misrecognition／misapprehen‐sion）的关系。据此，真理真的源自误认。

◆ 我们这里关切的时间结构是这样的：它通过主体性（subjectivity）做了调停。主体性之“错误”、“失误”、“过失”、误认，悖论性地出现在真理之前；只是与真理相比，我们才把它们称为“错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真理”只有通过错误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调停，才能成为真理。这正是无意识的“诡计”遵循的逻辑，也是无意识欺骗我们的方式：无意识不是某种超验的、高不可攀的、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的东西，相反，用拉康谈到无意识（Unbewusste）时玩耍的文字游戏说，它是“错误”（une bévue），是某种忽略：我们忽略了，我们的行为已经成为我们正在注视的那个事物的状态的一部分；我们忽略了，我们的错误也是真理的一部分

◆ 真理源自误认。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某个事件已经改变的符号身份（changed symbolic status）：当它第一次发生时，它被体验为偶然性创伤（contingent trauma），体验为某个非符号化实在界（non‐symbolized Real）的入侵；只有通过重复，这一事件的符号必然性（symbolic necessity）才会得到认可，即在符号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是在符号秩序中实现自己的。但和弗洛伊德分析过的摩西（Moses）一样，这种“通过重复被认可”（recognition‐through‐repetition）必定是以犯罪、谋杀行为先决条件的：要在自己的符号必然性中实现自己，即获得权力—头衔，作为肉身之躯的恺撒就必须死去。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这里所谓的“必然性”是符号性的必然性。

◆ 对事件第一次出现的误认，是直接“内在”于其符号必然性的；对事件第一次出现的误认，直接构成了对它的最终认可。第一次谋杀（谋杀恺撒）令人产生了负罪感，正是这样的负罪感，这样的债务，构成这一重复的真正动力。事件重复自身，不是因为存在着与我们的主观倾向无关的、不可抗拒的客观必然性；事件重复自身，是因为我们要偿还自己的符号性债务。换言之，重复预示着律令的降临，预示着父亲之名（Name‐ of ‐the‐Father）的出现。父亲之名取代了被刺身亡的父亲。通过重复，重复自身的事件回溯性地获得了自己的律令。

◆ 奔向未来时，我们像超车一样，自己超过了自己，同时又对过去进行回溯性的修正（retroactive modification），这两者构成了辩证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辩证关系，错误成了真理的内在要素，误认具有了实证的本体论之维。但这种辩证关系有其局限，它被一块石头绊倒，并停留在这块石头上。这块石头当然就是实在界。实在界抵抗符号化：创伤点（traumatic point）总是被遗漏，但它总要回归，尽管我们使用各种不同的策略抵消它，整合它，使它融入符号秩序，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枉然。在拉康讲座的最后阶段，征兆被视为快感的真正内核（a real kernel of enjoyment），征兆作为一种剩余（a surplus）持久存在，并通过各种努力顽强地回归。这些努力包括驯服它，改善它（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改编过的术语指称下列策略的话——驯化作为我们城市的“征兆”的贫民窟），通过解释和将其意义纳入语言（putting‐into‐words its meaning）消解它。

◆ 我们可以说明精神分析过程的两个阶段：阐释征兆——穿越幻象。当我们面对患者的征兆时，我们必须首先阐释征兆，穿透征兆，直抵作为快感内核的根本幻象（fundamental fantasy），而幻象阻塞了阐释的深入进行；然后，我们必须完成至关重要的一步，即穿越幻象，与幻象保持距离，注意幻象构成（fantasy‐formation）是如何遮蔽、填补大对体中的空隙、匮乏和空洞位置的。


第二部分　大对体中的匮乏

◆ 意识形态空间（ideological space）是由未绑定的因素构成的，是由“漂浮的能指”构成的。“漂浮的能指”以“开放”为特点，它完全受制于该能指在它与其他因素结成的链条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说，它的“字面”意涵依赖于它的隐喻性的剩余—意涵（metaphorical surplus‐sig‐nification）。

◆ “缝合”发挥着整合（totalization）的功能。通过整合，意识形态因素的自由漂浮被终止，被固定了。也就是说，通过整合，这些自由漂浮的意识形态因素成了结构化的意义网络（structured network of meaning）的一部分。

◆ 意识形态斗争（ideological struggle）的关键在于，由哪个“纽结点”、“缝合点”把那些自由漂浮的因素整合在一起，把哪个“纽结点”、“缝合点”嵌入它的一系列等价物。

◆ 命名本身回溯性地构成了它的指涉。命名是必然的，但这种必然性是在事后建构起来的，是回溯性地建构起来的，是在我们已经身陷“其中”后建构起来的。

◆ 因为实在界不支持对它自身的直接符号化，因为每次符号化归根结底都是偶然性的，所以，对于既定历史现实的体验要想获得一致性，唯一的方式就是以某个能指为代理（agency），即运用“纯粹”能指。作为基准点（point of reference）来确保某种意识形态体验（ideological expe‐rience）具有一致性和同一性的，不是实物，而是“纯粹”能指。“纯粹”能指把一致性和同一性赋予我们对历史现实的体验。历史现实当然总在被符号化；我们对历史现实的体验总是以不同的符号化模式（modes of symbolization）来调停的。拉康只为这个现象学的普通智慧（phenome‐nological common wisdom）添加了这样一个事实：既定的“意义体验”（experience of meaning）的一致性，意识形态意义领域的视野（horizon of an ideological field of meaning），是由某些“纯粹”的、无意义的“没有所指的能指”支撑着的。

◆ 在曲线图的这个基本层面上，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性是：主体意图的矢量（vector of the subjective intention）沿着相反的方向，向后缝合能指链的矢量（vector of the signifier’s chain）：它在某一点上步出了能指链，而这一点在它刺穿能指链的另一点之前。拉康强调的重点是，相对于能指而言，意涵效应（effect of signification）具有回溯性；相对于能指链的行进而言，意涵效应处于所指之后。这表明，意义效应（effect of mean‐ing）总是在事后（a près coup）逆向产生的。那些依然处于“漂浮”状态的能指，那些意涵尚未得到固定的能指，一个跟着一个，依次行进。在某个点上，更确切些说，在意图刺穿、横越能指链的那个点上，某个能指回溯性地固定了能指链的意义，把意义绑在了能指上，中止了意义的滑动。想充分把握这一点，只需记住前面提及的意识形态“缝合”的例子：在意识形态的空间中，漂浮着“自由”、“国家”、“正义”、“和平”之类的能指，它们构成的能指链是由某个主人能指（“共产主义”）来补充的，主人能指回溯性地决定这些能指（“共产主义的”）的意义：只有超越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自由”才是有效的，资产阶级的形式自由只是奴役制的一种形式；“国家”只是工具，只是统治阶级以之保证自己实施统治的条件；市场交易不可能是“公正和平等”的，因为劳动和资本的等价交换意味着剥削；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固有之物；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带来持久的“和平”；等等。当然，自由—民主的“缝合”制造出来的意义肯定大不相同；保守主义的“缝合”制造出来的意义与前面两种意义大相径庭。

◆ 这就是拉康对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基本看法：我们所拥有的不是线性的、固有的、必然的进程（根据这一进程，意义是从某个初始内核逐渐展开的），而是意义的回溯性生产这个绝对偶然性的过程。也就是说，意义的产生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内在的、必然的进程，意义不是自某个初始内核（initialkernel）逐渐展开的；意义是回溯性产生的，其产生的过程具有强烈的偶然性。

◆ 2026/01/04发表想法

一些太爱自怨自艾的人

原文：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obsessional neurotic）那里，这两者间的鸿沟最大：在“构成性”的、想象性的、现象性的层面上，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当然陷入了他的强迫行为的受虐狂逻辑（masochistic logic），他羞辱自己，阻止自己成功，促成自己失败，如此等等；但至关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如何确定那个恶毒的、超我的凝视的位置？正是为了这个凝视，他才羞辱自己，他才能从强迫性地促成的失败中获得快乐。这一鸿沟还可以以黑格尔的那对范畴——“为他人”（for‐ the ‐o the r）／“为自己”（for‐itself）——得到最佳的说明：癔症性神经官能症患者（hysteri‐cal neurotic）把自己体验为他人，为他人而演戏。他的想象性认同就是他的“为他人的存在”（being‐for‐ the ‐o the r）。精神分析必须实现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引导他意识到，他在为他人演戏时，这个他人正是他自己，他的“为他人的存在”正是他的“为自己的存在”（being‐for‐him‐self），因为他已经符号性地认同了那个他为之演戏的凝视。

◆ 幻象是建构（construction），是想象性场景（imaginary scenario），主体以之填平大对体欲望（desire of the Other）的空白、缺口。“大对体想要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幻象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因而能使我们躲避不堪忍受的僵局（unbearable deadlock）。在那不堪不忍受的僵局中，大对体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些什么，但是我们无法把大对体的这个欲望转化为实证的询唤（positive interpellation），转化为可供我们认同的委任。

◆ 正如拉康所言，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是对大对体的欲望所作的阐释：爱的回答是，“我是你身上缺乏的东西，我要以我对你的奉献，以我为你作出的牺牲，把你填平，使你完整。”因此，爱的运作（operation of love）是双重的：主体把自己当作用以填充大对体中的匮乏的客体，提交给大对体，这不仅满足了大对体的欲求，而且消除了主体自己的匮乏。爱的欺骗性表现在，两个匮乏的重叠，通过彼此相互的满足，消除了匮乏。

◆ 幻象的寻常定义——“代表着欲望实现的假想场景”——多少有些误导性，至少含混不清：在幻象—场景（fantasy‐scene）中，不是实现欲望、“满足”欲望，而是建构欲望（为欲望提供客体等）——我们通过幻象学着“如何去欲望”。

◆ “意识形态批判”必须把极权主义凝视（totalitarian gaze）所固守的因果链（linking of causality）颠倒过来：“犹太人”绝非社会对抗的实证成因（positive cause），它只是某种阻塞的化身（embodiment of a certain blockage），是下列不可能性之化身（embodiment of the impossi‐bility）——这种不可能性阻止社会获得其充分一致性（full identity），阻止社会成为封闭的、同质性的整体。“犹太人”绝非社会否定性（social negativity）的实证成因，而是一个点位（point），在这个点位上，社会否定性采取了实证性存在（positive existence）的形式。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程序的另一个公式作出说明，以补充上面提到的那个公式：在既定的意识形态大厦内，发现那个代表该意识形态自身的不可能性的因素。社会被阻止获得其完整身份，不是因为犹太人的缘故：社会被阻止获得其充分一致性的，是社会自身的对抗性（antag‐onistic nature），是社会自身的内在阻塞（immanent blockage），它把这种内在否定性（internal negativity）“投射”到“犹太人”形象上。换言之，从符号界（the Symbolic）中排除出去的事物，从社团主义的社会—符号秩序（socio‐symbolic order）这一框架内排除出去的东西，以对“犹太人”的妄想狂建构（paranoid construction）的形式，在实在界中回归了。

四　你只能死两次

◆ 刺激我们得到“第二次死亡”这一观念的是萨德。萨德认为存在着一种根本的、绝对的罪恶，它释放了大自然的创造力量。萨德的这种看法是蒲柏（Pope）就萨德的《朱丽叶》④的第五卷发表长篇大论时阐述出来。萨德的罪恶观暗示了两种死亡的区分：一种是自然死亡，它是生生死死的自然循环的一部分，是自然持续转化的一部分；一种是绝对死亡（absolute death），它是自然循环自身的毁灭和根除，因而把自然从其自身的规律中解放出来，使自然不再受自然规律的束缚，为无中生有地（exnihilo）创造新生命铺平道路。可以把在两种死亡之间所作的区分，与由下列事实揭示出来的萨德式幻象（Sadeianfantasy）联系起来：在他的作品中，受难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坚不可摧的：她可以被无休止地蹂躏，但最后总能死里逃生；她可以忍受任何酷刑，并保持美丽端庄。仿佛在她的自然躯体（生死循环的一部分）之上或之外，在她的自然死亡之上或之外，她还拥有另外一个躯体，一个由其他实体铸成的躯体，一个被排除在生命循环之外的躯体。一言以蔽之，一个崇高的躯体（sublime body）。

◆ 被压抑物的回归、“征兆”是过去失败了的革命努力，它被遗忘，被排除在处于统治地位的历史传统框架，而现实的革命形势表现出一种企图，它要“暴露”征兆，“拯救”——即在符号界中实现——这些过去失败了的努力。这些努力只有通过自身的重复，才能成为“将要成为的那个事物”。到那时，这些失败了的努力就会回溯性地成为它们已经成为的事物。

◆ 在极权世界里，通过分析诸如“全体人民支持党”之类的短语，可以极为轻易地发现“人民”发挥的悖论性功能。这一命题无法证伪，因为在对事实进行观察之后，我们看到了人民的循环性定义：在斯大林主义的世界里，“支持党的统治”是由“人民”一词“严格指定”的——归根结底，在所有的世界里，这是在所有的世界里用来界定人民的唯一特征。这是人民的真正成员只是那些支持党的统治的人的原因：那些不利于党的统治的人，会被自动排除在人民之外；他们会成为“人民之敌”。我们在此得到的，比那个著名的笑话更残酷：“我跟未婚妻约会，她从来不失约，因为一旦失约，她就不再是我的未婚妻了。”人民总在支持党，因为党的成员一旦反对党的统治，他就会自动把自己从人民中排除出去。

◆ 因为人民无法直接统治自己，权力的位置就必须永远是空位；任何人占据这个位置，都只能是暂时的占据，都只是作为代理来占据，作为对实在界—不可能的君主（real‐impossiblesovereign）的替代者来占据。

◆ 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1924—2010），法国政治理论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的“极权主义”理论最为著名。在他看来，极权主义彻底废除了国家与社会的区分，政治权力支配所有的人类关系，并创造了权力的等级制：一部分人发号施令，一部分人俯首听命。极权主义统治关闭了所有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极权主义否定社会内部分工原则，肯定整体性的优先性，使每个社会组织臣服国家。斯大林主义之为斯大林主义，就在于它把人民等同于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等同于党，把党等同于党的领袖，把党的领袖等同于自我意志（Egocrate）。极权主义国家总是要进行社会动员，与真正的或假想的敌人斗争。


第三部分　主体

◆ 爱的悖论就在于，它是自由的选择，却从来没有实现过：它总是已经作出的选择。到了某个时刻，我只能回溯性地说，我已经作出选择。

◆ 它绝不无关紧要，绝对不是纯粹的缺席：这里至关重要的正是它的在场，即现实碎片的物质性在场（material presence）。它是残余，是残迹，无法把它化约为符号结构所特有的形式关系网络（network of formal relations）。不过有点自相矛盾的是，它同时还是使形式结构生效的积极条件。我们可以把这种客体定义为在主体之间流通的交换客体。基于主体间的符号性关系，这种客体发挥着某种抵押品、抵押物的作用。

◆ 应该以辩证性反思的方式（in a dialectically reflexive way）设想表象与真相的关系：最彻底的幻觉（most radical illusion）之为最彻底的幻觉，并不在于把其实是纯粹的欺骗性幻觉之类的事物当作真相来接受，当作“自在之物”来接受，而在于拒绝承认真相的存在，也就是说，即使真理已经现身，还在假装我们依然面对虚构的表象（fictitious ap‐pearance）。

◆ 我们现在可能明白了，当拉康说“真理具有虚构的结构（structure of a fiction）”时，他究竟是针对什么而言的。这显然来自拉康的四种话语的母体（matrix）：“真相”是个空位（empty place），当［符号性地结构起来的知晓（symbolically structured knowledge）的］某个“虚构”片断相当偶然地占据了这个空位时，“真理的效果”（effect of Truth）就会形成


译者后记

◆ 马丁·海德格尔，按现有纪录，只开过一次玩笑，是讽刺拉康的。他说拉康是需要精神病医师的精神病医师。

◆ 快感（enjoyment）不是快乐（pleas‐ure），因为严格说来，快感是剩余快感（surplus enjoyment），因为它能不断释放快感，不断制造快感的“剩余”。快感是伴随着不安和不适的怪异迷恋，因而是“痛”中之“快”，常常引导人类违背自己的私利。尽管人通常意识不到快感的存在，但所有的政治都依赖快感，都操纵快感。

◆ 齐泽克并不满足于前人的成就，对超我作了革命性的阐释。超我不再只是发布禁令的动能，它还是原乐（jouissance）之源泉。原乐是快感，但它又是过度的快感，是令人痛苦的快感。原乐并不直接源于超我，而是源于对超我的逾越，对超我禁令的违反。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而言，原乐都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对机构权威的隐秘补充，是“律令的淫荡面”（obscene underside of the law）。在诸如体育比赛和饮酒作乐之类的文化实践中，对原乐的体验可以使人远离道德法令，如此一来，仿佛人们服从道德法令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对道德法令的有限逾越不仅没有削弱道德律令的合法性，反而强化了道德律令的合法性。

古风二／唐・李白
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
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
䗖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晖。
浮云隔两曜，万象昏阴霏。
萧萧长门宫，昔是今已非。
桂蠹花不实，天霜下严威。
沈叹终永夕，感我涕沾衣。

尝有一僧忽忆䭔吃，即于寺外作得数十个䭔，买得一瓶蜜，于房中私食。食讫，残䭔留钵盂中，蜜瓶送床脚下，语弟子云：「好看我䭔，勿使欠少，床底瓶中，是极毒药，吃即杀人。」此僧即出。弟子待僧去后，即取瓶泻蜜，揾䭔食之，唯残两个。僧来即索所留䭔蜜，见䭔唯有两颗，蜜又吃尽，即大嗔云：「何意吃我䭔蜜？」弟子云：「和尚去后，闻此䭔香，实忍馋不得，遂即取吃。畏和尚来嗔，即服瓶中毒药，望得即死，不谓至今平安。」僧大嗔曰：「作物生，即吃尽我尔许䭔。」弟子即以手于钵盂中取两个残䭔，向口连食，报云：「只做如此吃即尽。」此僧下床大叫，弟子因即走去。(《启颜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