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不仅是一种有形的商品，更是一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权力、欲望与表征的配置。作为这样的配置，色情既反映了，也塑造了具有全球尺度的更广泛历史进程。尤其是，色情媒介商品的出现，对于一种以“自然的”普遍性性与欲望为定义的现代主体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修订版) 》斯拉沃热·齐泽克

黑话基础太孱弱尤其拉康话语不行，没看懂，但坚持看完了遂打卡

新版前言：观念的便秘

◆ 一个学科身处危机之时，要么致力于洗心革面，要么在其基本框架内补充其论点。在其基本框架内补充其论点，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程序称为“托勒密化”。之所以称之为托勒密化，是因为，一旦大量涌入的数据与托勒密的地心说天文学发生抵触，他的党羽就会引入额外的说辞，对异常现象作出解释。但是，不引入额外的说辞，不改变微小的前提，而是彻底转换基本框架，这时，真正的“哥白尼式”革命就会降临。所以，每当面对自诩的“科学革命”，我们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真正的哥白尼式革命，还是只是陈旧范式的托勒密化？

◆ 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在观察某物时，在它身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仿佛中邪一般，一味关注经验细节之财富，如此经验细节之财富阻止我们对概念决断进行清晰的领悟，而如此清晰的领悟则构成了该物的核心。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如何把握决断的多重性（multiplicity of determinations），而在于如何从这些决断中提取精华，在于如何约束我们的凝视，使之仅仅把握概念决断。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的概括至为精确：将某物化约为符指化的“一元属性”（signifying“unary feature”），就是将现实性（actuality）减化为可能性（possibility）。这话是在柏拉图的意义上说的。在柏拉图那里，某物之概念——理念——总是将某个道义维度（deontological dimen‐‐sion）赋予该物，总是指定：为了使之充分实现自身，该物应该成为怎样之物。职是之故，“潜在性”（potentiality）并不只是以众多的经验之物（empirical things）实现自身的某物的本质的称谓，如椅子之理念即某种潜在性，该潜在性以经验的椅子（empirical chairs）实现了自己。某物的众多的实际属性（actual properties），不仅被化约成了该物的“真正现实”（true reality）之内核，更重要的是，符指化的化约（signifying re‐duction）强调或凸显了事物的内在潜力（inner potential）。在称某人为“我的老师”时，我实际上勾勒出了“我期待着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这一视域。在把某物称为“椅子”时，我特别强调，我以后会以何种方式使用它。

在透过语言这面镜子观察周围的世界时，我是通过隐藏在语言中的众多潜在性之镜（lenses of the potentialities）领悟周围世界的现实性（actuality）的。这样说意味着，潜在性（potentiality）就是“照此”显现出来的，它只是通过语言实现了潜在性：正是对某物的称谓，展示（“设置”）了它的潜力。

◆ 黑格尔写道：如果某人要做什么，完成什么，达到某个目的，那么这个行为必须以事物自身的样子为根基，以该事物之概念、行为和举止为根基。如果我吃苹果，那我就毁灭了它的有机的自我同一性（organic self‐identity），把它同化于我。我能这样做，有一个前提：在我拿到这个苹果之前，就其本性而言，这个苹果已经事先拥有了决断（de‐termination）——屈从于被毁灭，本身具有与我的消化器官一致的同质性（homogeneity）。这样我才能使它与我保持同质。

◆ 在艺术的发展中，主体性（subjectivity）不再需要以视觉中介（vis‐ual medium）为其主要表现方式。也就是说，因为重心已经转向能够较为直接地呈现主体内心生活的诗歌，自然环境（natural environs）已从表现主体性这一重负下“释放”出来，因而获得了自由，能够独立地张扬自己。

◆ 与康德相反，在黑格尔看来，在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这个层面上，正在进行认知的主体彻底被动化了：他不再干预认知对象，他只是记录认知对象的自我分化／自我决断（self‐differentiation／self‐determination）这一内在运动。或者用更具当代感的话说，主体只是记录认知对象的自动创生的自我组织（autopoietic self‐organization）这一内在运动。所以，即使在最激进的层面上，主体也不是这个过程的能动者（agent）：能动者是知识体系，知识体系“自动”配置自己，无需外在的推动或激励。

◆ 不过，这种全然的被动性同时又涉及最大的主动性：如果主体作为干预认知对象的能动者要“抹除”自己的具体内容，要把自己显现为中立的中介（neutral medium），要使自己成为知识体系自我配置的场所（site of the System’s self‐deployment），那他就必须作最艰辛的努力。

◆ 主体自由的至高时刻（the supreme moment of the subject’s freedom）就是要释放其对象，让对象随心所欲地配置自己。“理念的绝对自由在于，它决心使自己自由地走出其具体性那一时刻（themomentofitsparticularity）。”

◆ 还要特别注意“构成”一词包含的悖论性意涵。比如，“构成性牺牲”（constitutive sacrifice）是指通过牺牲而成为某物，而不是化为乌有。“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此乃自然死亡，即“非构成性死亡”；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此乃自然死亡之逆转，即“构成性死亡”，因为他人虽已死，但精神长存，或者说，若想长存，就必须死去，“只有死去的父亲，才是好父亲”。比如，“构成性例外”（constitutive exception），某个规则的有效性并不因为存在例外而受损，反而因为存在着例外才能成立，才更为“普遍有效”，这样的例外，就是“构成性例外”。比如，主体是通过意识形态误认构成的，因为倘若没有误认，就没有主体，正是误认造就了主体，这样的误认包含着“瞒”和“骗”的因素，不“瞒”不“骗”就没有主体，所以说，“瞒”和“骗”固然可恶，却又是“必要的可恶”。


引论

◆ 在福柯那里，我们拥有的是对普遍主义伦理学的反抗。对普遍主义伦理学的反抗导致了伦理学的某种美学化：每个主体都必须在没有普遍法则支撑的情形下，建立自己的自我掌控模式（model of self‐mas‐tery）；他必须协调自身内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抗——就是说，要把自己当成主体发明出来，生产出来，找到自己特定的生存艺术。福柯之所以痴迷于边缘生活方式，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又建构了自己特定的主体性模式（mode of subjectivity），即施虐受虐的同性恋世界，原因也在这里。

◆ 我们必须同时彻底承认，意识形态误认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某种幻觉视为我们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视为我们扮演历史进程能动者（agent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这一角色的前提条件来接受。从这个角度看，主体是通过某种误认构成的。通过意识形态的询唤这一过程，主体作为接受者，在意识形态事业（ideological cause）的呼唤中“认出”了自己。意识形态询唤这一过程必定暗含着某种短路③，暗含着那种“我已在那儿”的幻觉。

◆ 拉康有一个著名的格言：涉及欲望不让步（ne pas céder sur son desir）。⑥拉康此语旨在强调，我们千万不要取消下列两者间的距离：其一是实在界（the Re‐al），其二是实在界的符号化。实在界的每一次符号化都会产生剩余（surplus），正是这种剩余充当着欲望的客体成因（object‐cause of de‐sire）。

◆ 关于“fetishism”，大陆传统上译为“拜物教”，港台多译为“恋物癖”。大陆的翻译着眼于政治经济学，港台的翻译注目于精神分析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任何商品都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有的消费者完全不顾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一味注重其交换价值，形成了“交换价值的自治”（autonomy of exchange value），即阿多诺在《否定性的辩证》（Negative Dialectics）中所谓的“客观主体”（objective subject）。这就是所谓的“拜物教”。但精神分析理论理解的“fetishism”与此不同：在弗洛伊德那里，被崇拜的物神（fetish）基本上是阳物的替代品；在拉康那里，人的主体性建立于镜像阶段之前，这个阶段任何不健全的发展，都可能使婴儿摆脱自我，而依恋某一物品，因而形成恋物癖。克里斯蒂娃（Kristeva）在《诗语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第62—67页中，对此有一番精辟的解释，可参见之。鉴于这个概念在本书中更多地被置于拉康的精神分析这一语境之下，故译为“商品恋物癖”。

◆ “犬儒主义”一词而三义：（1）指古希腊由犬儒（Cynic）践行的哲学主张，后形成流派，世称犬儒派（Cynics）。它否定社会与文明，倡导回归自然，主张清心寡欲，鄙弃荣华富贵。（2）西方进入19世纪后，“犬儒主义”摇身一变，成为某种特定的人生态度或心理状态，其特点是对人类、文化和制度采取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对之冷嘲热讽，表现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厌倦尘世的样子。用齐泽克的话说，这时的“犬儒主义代表着平民大众、黎民百姓对官方文化的拒绝，而拒绝的方式则是反讽（irony）和讥讽（sarcasm）：经典的犬儒做法，是以庸常的陈词滥调（everyday banality）对抗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使用的乏味语句（pathetic phrases），反抗它神圣、低沉的语调，并将这种语句和语调提升到荒诞不经的高度，以此揭露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语句下面的自我利益、血腥暴力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例如，当政客号召大家履行为国牺牲的义务时，犬儒主义会揭露说，这位政客正在从别人的牺牲中捞取个人利益。”（3）第三种意义的犬儒主义恰恰是对第二种犬儒主义的“否定”：它对“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语句下面的自我利益、血腥暴力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一清二楚，但依然找理由为这种现象进行辩解：在高贵意识形态语句下面固然有自我利益、血腥暴力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在“低贱”意识形态语句下面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面具来遮掩那些肮脏的东西，总比赤裸裸的肮脏强吧？伪君子固然不好，总比真小人强吧？这时的犬儒主义不仅与古希腊的犬儒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与19世纪以来的犬儒主义态度南辕北辙，译为犬儒主义，容易造成理解的混乱，无奈之下，译为“狗智主义”。犬儒者，“犬仁”也，因为儒家以“仁”为本；狗智者，重“智”轻“仁”。故译为“狗智主义”，尚能说得过去。齐泽克意识到了犬儒主义与狗智主义的区别，但在概念上，还是使用同一个术语。——译者注

第一部分　征兆

◆ 商品的本性就是由有效的交换行为暗示出来的公设（postulate）。

◆ 货币不是由经验的、物质的材料制成的，而是由崇高的材料（sublime material）制成的，是由另一种“不可毁灭和不可改变的”、只生不灭的物质制成的。制作货币的这种物质，俨然萨德⒀笔下的受难者的躯体。萨德笔下的受难者的躯体能够忍受一切磨难，能够毫发无损地死里逃生。

◆ 这样说的前提是，我们没有忘记，这个崇高躯体（sublime body）的假想性存在（postulated existence）是怎样依赖符号秩序（symbolic order）的：既不可磨损又无法撕破的、坚不可摧的“躯体之内的躯体”，总是由某个符号性权威（symbolic authority）的担保来维持的：

◆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只有先在另一个人身上折射自己，也就是说，只有另一个人为自我（ego）提供反映自我的一致性的形象，自我才能获得它自己的自我—身份（self‐i‐dentity）。

◆ 极权主义源于对官方词语的教条依附（dogmatic attach‐ment）：缺乏笑声，没有采取讽刺的超然态度（ironic detachment）。对于善的过度担当，本身会成为最大的恶：真正的恶，是任何种类的狂热教条主义，特别是在至善（supreme Good）名义下实施的狂热教条主义。

◆ 这个论点已经成为启蒙版的宗教信仰（enlightened version of reli‐giousbelief）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过于迷恋善，迷恋对世俗的憎恨，那我们对善的迷恋会转化为恶的力量，即一种形式的毁灭性仇恨（destructive hatred）：只要不对我们的善的观念（idea of Good）作出回应，即可报之以毁灭性仇恨。真正的恶是纯真的凝视（innocent gaze）。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恶，纯真的凝视什么也看不到

◆ 首先，认为迷恋善或狂热地献身善会变成恶，这种看法遮盖了相反的经验，这更加令人不安：对于恶的热诚的、狂热的依附，是如何获得不为我们的自私自利（egoistical interests）所左右的伦理立场（ethical position）这一身份的？只要想想莫扎特的歌剧《唐璜》（Don Giovanni）的结尾就可以了。在那里，唐璜面临着如下选择：认罪，就能得到救赎；一意孤行，必将万劫不复。从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的视角看，正确的做法是放弃过去，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固守罪恶，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将死无葬身之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最终选择了恶，他获得了伦理英雄（ethical hero）的身份，也就是说，他成了这样的人：接受“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这一根本原则的引导，不为快乐和功利所左右。

◆ 意识形态的这一概念，暗示了某种基本的、创构性的质朴（constitutive na6veté）。它是对自己的预设（presupposition）的误认，它是对自己得以成立的有效条件（effec‐tive conditions）的误认，它是下列两者间的距离与歧异：一是所谓的社会现实，一是我们对所谓社会现实所作的扭曲了的再现（distorted repre‐sentation），我们对所谓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

◆ 这也是可以把如此“质朴意识”（naive consciousness）提交给意识形态批判程序的原因。意识形态批判程序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引导质朴的意识形态意识（naiv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前行，一直到它认识到自己得以成立的有效条件，认识到它正在扭曲的社会现实，并通过这种行为消解自己。在更为复杂版本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比如在法兰克福派确立的版本中，这不仅仅是按事物（即社会现实）“本来的样子”看待它的问题，不仅仅是摒弃意识形态的变形景观（distorting spectacles of ideology）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明白，离开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现实就无法再生产自身。面具不仅正在掩藏事物的真实状态，意识形态的扭曲已经成为事物的本质。

◆ 我们必须把狗智立场（cynical position）与斯洛特迪基克所谓的“犬儒主义”（Kynicism）严格区分开来。犬儒主义代表着平民大众、黎民百姓对官方文化的拒绝，而拒绝的方式则是反讽（irony）和讥讽（sar‐casm）：经典的犬儒做法，是以庸常的陈词滥调（everyday banality）对抗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使用的乏味语句（pathetic phrases），反抗它神圣、低沉的语调，并将这种语句和语调提升到荒诞不经的高度，以此揭露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语句下面的自我利益、血腥暴力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因此，这一做法比论辩更实用：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官方命题阐明的情形（situation of its enunciation）对抗官方命题，进而颠覆官方命题；它凡事都拿个人利益说事，例如，当政客号召大家履行为国牺牲的义务时，犬儒主义会揭露说，这位政客正在从别人的牺牲中捞取个人利益。狗智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对这种犬儒式颠覆（kynical subver‐sion）的回应：它看到——也考虑到——掩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ideo‐logical universality）下面的特定利益，看到——也考虑到——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之间的疏离，但它依然寻找理由来保留面具。这种狗智主义坚守的立场并非直接的不道德的立场（direct position of immorality），它更像是为不道德服务的道德。狗智智慧（cynical wisdom）的模型是，把正直、诚实视为最高形式的欺诈，把品行端正视为最高形式的放荡不羁，把真理视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因此，这种狗智主义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变态的“否定之否定”：面对非法敛财，面对暴力抢劫，狗智性反应（cynical reaction）是这样的，它会说，非法敛财不如合法敛财，非法抢劫不如合法抢劫，这样效率更高，还受法律保护。正如布莱希特在《三便士歌剧》（Threepenny Opera）中所言：“与建银行相比，抢银行算得了什么？”

◆ 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就在于，人“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正在做什么”，他们对自己置身其间的社会现实作了虚假再现（false representa‐tion）——扭曲当然是由人置身其间的现实造成的。

◆ 就人的社会行为而言，就人正在做的事情而言，从他们的行为来判断，仿佛货币仅凭借着自己的物质现实（material reality），就成了财富的直接化身。他们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成了恋物癖者（fetishists）。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所误认的，是下列事实：就他们的社会现实而言，就他们的社会行为而论——即以他们的商品交换行为而论，他们受到了恋物癖幻觉（fetishistic illusion）的引导。

◆ “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幻觉并不处于知（knowledge）的一边，而是处于现实一边，处于人的行为一边。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社会现实，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幻觉的引导，受到了恋物癖式倒置（fetishistic inversion）的引导。他们所忽略的，他们所误认的，不是现实，而是幻觉，幻觉正在建构他们的现实，正在结构他们真实的社会行为。他们对事物的真实面目一清二楚，但他们在做事的时候，又仿佛对事物的真实面目一无所知。因此，幻觉是加倍的：幻觉之为幻觉，在于人们对幻觉的忽视，而这样的幻觉正在结构我们与现实之间的真实、有效的联系。这种忽略，这种无意识幻象（un‐conscious illusion），就是可以称为意识形态幻象（ideological fantasy）的东西。

◆ 意识形态不是用来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用来结构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

◆ 我们在“哭灵人”——应聘代我们哭泣的女性——身上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这样，以他人为中介，我们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即痛悼死者的义务；但同时，我们可以把时间花在更为有利可图的事情上，例如，为死者遗产的分配争吵不休。

◆ 在某些假定滑稽或机智的议论过后，你会听到笑声和掌声，这是录制在节目音轨上的声音。我们在此看到的，是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的精确对应物。我们必须在这里寻找“活着的古代”（living Antiquity）。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笑声？第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这样的笑声用来提醒我们，何时当笑。这个答案是相当有趣的，因为它暗示了这样的悖论：开怀大笑事关义务，与自发情感无关。但这个答案是不够充分的，因为通常我们并不笑。唯一正确的答案只能是：隐身于电视机中的大对体（the Other）解除了我们笑的义务，是它在笑，而不是我们在笑。

就这样，在经历了一天的愚蠢劳作后，我们疲倦不堪。这时，即使我们一整夜都无所事事，只是昏昏沉沉地盯着电视，事后，我们也可以说，客观上，通过他人（other）这个中介，我们享受了一段真正美妙的时光。

◆ 要从这个社会场域（social field）得出的教益首先是，信仰远非“隐秘的”、纯粹的心理状态，它早已物化（materialized）在我们有效的社会行为中。信仰支撑着幻象，而幻象调控社会现实。且以卡夫卡为例：人们通常说，在卡夫卡小说的“非理性”宇宙中，他为现代官僚体制和现代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命运，提供了“夸张的”、“幻象的”、“主观上被扭曲了的”表现方式。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事实：正是这样的“夸张”阐明了这样的幻象，即调控“有效”、“真实”的官僚体制的力比多机能（libidinal functioning）的幻象。

◆ 帕斯卡尔为无意识提供了拉康式的定义：无意识即“下意识地引导着心灵”的“自动机”（自动机即死亡的、无意义的字符）。律令的字符（character of the Law）是无意义的，却又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ly）。由此可知，我们必须服从律令，这倒不是因为它公正、优秀，甚至有益于人，而是因为它是律令。我们必须服从律令，因为它是律令，这个同义反复展现了律令权威（Law’s authority）的恶性循环，展示了下列事实——律令权威的最终根基源于它的阐明过程（process of enunciation）：习俗就是全部的公平，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它已为人接受。那就是习俗权威的神秘根基。任何人，只要想把它带回到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那里，都会毁灭它。(36)因而，唯一真实的“服从”只是“外在”的服从。出于信念的服从不是真正的服从，因为这样的服从已经经过了我们的主体性（our subjec‐tivity）的“调停”。这就是说，出于信念而服从时，我们并没有真正服从权威，而只是紧跟我们的判断力。我们的判断力告诉我们，只要权威是好的、明智的、仁慈的，它就值得服从。这种倒置不仅适用于我们与“外在”社会权威的关系，而且适用于我们对信仰这一内在权威的服从。

◆ 被“压抑”了的，不是律令的卑微出身，而正是下列事实：律令为人接受，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它的权威是“没有真理”（without truth）的。驱使人们相信可以在律令中发现真理的，是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幻觉（structural illusion）。该结构性幻觉精确地描述了移情（transference）的机制：移情就是假定存在着真理，就是假定，在愚蠢的、创伤性的、缺乏一致性的律令事实（fact of the Law）后面，存在着意义（Meaning）。换言之，“移情”是对信仰的恶性循环（viciouscircle of belief）的命名：我们为什么相信某人或某事？我们相信某人或某事的理由何在？这理由只能令那些已经相信的人心服口服。

◆ 帕斯卡尔的最终答案是：摒弃理性的论证，投身于意识形态仪式（i‐deological ritual），通过重复那无意义的姿势使自己变得麻木，假装你已经相信了什么，到那时，你就会真的相信什么。这就是实现意识形态皈依（ideological conversion）的步骤。这步骤不仅限于天主教，而有普遍的应用区域。

◆ 帕斯卡尔的“习俗”与索然无味的行为主义智慧（“你的实际行动决定你的信仰的内容”）区别开来的，是信仰前的信仰（belief before be‐lief）的悖论性身份：主体先是遵奉一种习俗，然后相信了什么，但又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最终的皈依（final conversion）只是一种形式行为（forma lact），我们通过这种形式行为认识到，自己真的已经相信了什么。换言之，行为主义者对帕斯卡尔所谓“习俗”的解读所遗漏了的，是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外在的习俗是物质支撑物，它总在支撑着主体的无意识。

◆ 符号机器（symbolic machine）的外在性——“自动机”（au‐tomaton）——并非仅仅是外在的，它同时是这样一个场所，我们内在的、最“真挚”和“隐秘”的信仰的命运在那里预演，在那里被预先决定。当我们使自己屈从于宗教仪式这部机器（machine of a religious ritu‐al）时，我们就已经相信了什么，但又对此一无所知；我们的信仰已经物化在外在仪式之中；换言之，我们已经无意识地相信着什么（believe un‐consciously），因为只有从符号机器的这一外在品性出发，我们才能解释彻底外在性的无意识之身份，即无法投递、无人解读的死信（dead let‐ter）之身份。信仰事关对无人解读、无法领会的信件的顺从。一是隐秘的信仰，一是外在的“机器”，这两者间的短路，就是帕斯卡尔神学（Pascalian theology）最具颠覆性的内核。

◆ 为了能够继续酣睡，为了保持自己的盲目无知，为了避免面对自己的欲望这一实在界，他从梦乡遁入所谓的现实。我们在此可以重述20世纪60年代的那个老“嬉皮士”格言：对于那些不堪重负的人来说，现实就是梦。“现实”是幻象建构（fantasy‐construction），它使我们能够遮蔽我们的欲望这一实在界（the Real of ourdesire）。(44)〕意识形态的情形与此毫无二致。意识形态不是供我们逃避残酷现实的梦一般的幻觉。就其基本维度而言，它是用来支撑我们的“现实”的幻象—建构（fantasy‐construction）：它是“幻觉”，用来结构我们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并因此遮掩不堪忍受的、实在界的、不可能的内核。拉克劳和穆菲把这样的内核称为“对抗”（antagonism），即无法符号化的、创伤性的社会分工。意识形态的功能不是为我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是社会现实本身，以供我们逃避某个创伤性的、实在界的内核（traumatic，real kernel）。为了解释这一逻辑，让我们再次引证《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 拉康的解说是，这个问题问得很有道理。之所以说问得很有道理，原因有二。第一，这证明，庄子不是一个白痴。拉康对白痴的定义是，白痴是这样的人：相信自己与自己的身份完全一致；无法与自己保持经过辩证性调停的距离（a dialectically mediated distance），好比某个国王相信自己就是国王，把自己当国王（being‐a‐king）视作自己的直接属性，而不是把当国王视作某个主体间关系网络（a network of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他自己就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施加于他的符号性委任（symbolic mandate）。因为相信自己天生就是国王而成了白痴，这方面的例子是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LugwigⅡ of Bavaria），即瓦格纳的庇护人(47)。

◆ 如果这是问题的全部，主体就可以化约为一个空隙（void），化约为一个空位（empty place），在那里，他或她的全部内容都由别人提供，由主体间关系的符号网络（symbolicnetwork of intersubjectiverelations）提供：我天生就是空无（nothingness），我的实证内容就是我在别人眼中的样子。换言之，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那么拉康的最终结论会是主体的彻底异化。人的内容，“他是什么”，将取决于为他提供符号性认同点（points of symbolic identification）、授予他符号性委任（symbolic mandates）的外在符指化网络（signifying net‐work）。但是拉康的基本观点，至少是他的晚期著作中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离开了大对体（the big Other），离开了发挥异化功能的符号网络（alienating symbolic network），主体无法获得内容，无法获得实证一致性（positive consistency）。其他的可能性是由幻象提供的：把主体等同于幻象客体（object of fantasy）。当庄子认为自己是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的蝴蝶时，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蝴蝶是客体，它构成了他的幻象—身份（fantasy‐identity）的框架、中枢。庄子—蝴蝶的关系可以写为S／◇a。在符号性现实（symbolic reality）中，他是庄子；但在他欲望这一实在界中，他是蝴蝶。当蝴蝶，是他在符号网络（symbolic net work）之外的实证存在（positive being）具有的完整一致性。

◆ 剩余价值与剩余快感存在着同源关系：剩余价值是启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成因”（cause），剩余快感是欲望的客体—成因（object‐cause of desire）

二　从征兆到征候

◆ 被压抑物从何处回归？拉康对此问题的回答是悖论性的：“从未来回归”。征兆是无意义的踪迹，其意义不能从隐蔽的、遥远的过去发现和挖掘，而只能回溯性地建构。精神分析制造真理（analysis produces the truth）。也就是说，精神分析提供符指化框架（signifying frame），而符指化框架为征兆提供符号性位置和意义。一旦我们进入符号秩序，过去就总是以历史传统的形式呈现，踪迹的意义是无处寻找的。过去会随着能指网络（signifier’s network）的变化而变化，永不停止。每一次历史断裂，每一个新的主人能指（master‐signifier）的降临，都会回溯性地改变整个传统的意义，都会重构有关过去的叙事（narration of the past），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即新的方式，使过去更具可读性。

◆ 如果真像拉康所说的那样，在征兆中，被压抑的内容是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回归的，那么移情——即无意识现实的实现（actualization of thereality of theunconscious）——就必须把我们送进未来，而不是抛入过去。如果“走入过去”（journey into thepast）不是对能指本身的回溯性经历（retroactive working－through）、阐释，还会是什么？“走入过去”是下列事实的幻觉性上演（hallucinatory mise en scéne）：在能指领域，也只在能指领域，我们可以改变过去，我们可以造就过去。只有被纳入能指的共时网（synchronous net of the signifier），只有进入能指的共时网，也就是说，只有在历史记忆的肌理（texture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中被符号化，过去才能存在。这是我们总在“重写历史”的原因。重写历史即把某些因素纳入新的肌理（newtexture），进而赋予这些因素以符号性分量（symbolic weight）。正是这样的阐释，回溯性地决定这些因素“将来成为什么”（will have been）。

◆ 因此，我们不禁在科幻小说的“时间悖论”中，看到了符号过程的基本结构（elementary structure of thesymbolic process）中出现的幻觉性的“实在界的幽灵”（apparition in the Real），即所谓内在的、在里面翻转过来的8字型：一种循环运动，即一个陷阱，我们在那里只能如此前行——我们在移情中“越过”自己，然后在某个我们早已到过的地方看到了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是悖论，是因为，这个多余的迂回，这个追加的陷阱（supplementary snare）——即“越过”自己（“走进未来”），以及对时间方向的逆转（“走入过去”），不只是对发生在所谓现实中的客观过程的主观幻觉或感觉（现实与这些幻觉无关）。那个追加的陷阱，反而是所谓“客观”过程得以成立的内在条件，是所谓“客观”过程的内在构成因素。只有通过这样的额外的迂回，过去，即事物的“客观”状态，才能回溯性地呈现为它总是呈现出来的样子（what it always was）。因此，移情是一种幻觉，但关键在于，我们不能绕开它，直奔真理：真理本身是通过移情特有的幻觉构成的——“真理源自误认”（拉康语）。

◆ 主体面对的场景来自过去，他想改变、插手、干预这一场景；他走入过去，对这一场景进行干预；不是说“他什么也改变不了”，恰恰相反，只有通过他的干预，来自过去的场景才成了它呈现出来的样子：他的干预从一开始就已经纳入了那一场景。主体当初的“幻觉”之所以是“幻觉”，就在于忘了把自己的行为纳入那个场景，也就是说，忽视了“它计算，它被计算，计算的人也被包含于计算中”⑥。这引入了真理与误认／误会（misrecognition／misapprehen‐sion）的关系。据此，真理真的源自误认。

◆ 我们这里关切的时间结构是这样的：它通过主体性（subjectivity）做了调停。主体性之“错误”、“失误”、“过失”、误认，悖论性地出现在真理之前；只是与真理相比，我们才把它们称为“错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真理”只有通过错误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调停，才能成为真理。这正是无意识的“诡计”遵循的逻辑，也是无意识欺骗我们的方式：无意识不是某种超验的、高不可攀的、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的东西，相反，用拉康谈到无意识（Unbewusste）时玩耍的文字游戏说，它是“错误”（une bévue），是某种忽略：我们忽略了，我们的行为已经成为我们正在注视的那个事物的状态的一部分；我们忽略了，我们的错误也是真理的一部分

◆ 真理源自误认。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某个事件已经改变的符号身份（changed symbolic status）：当它第一次发生时，它被体验为偶然性创伤（contingent trauma），体验为某个非符号化实在界（non‐symbolized Real）的入侵；只有通过重复，这一事件的符号必然性（symbolic necessity）才会得到认可，即在符号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是在符号秩序中实现自己的。但和弗洛伊德分析过的摩西（Moses）一样，这种“通过重复被认可”（recognition‐through‐repetition）必定是以犯罪、谋杀行为先决条件的：要在自己的符号必然性中实现自己，即获得权力—头衔，作为肉身之躯的恺撒就必须死去。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这里所谓的“必然性”是符号性的必然性。

◆ 对事件第一次出现的误认，是直接“内在”于其符号必然性的；对事件第一次出现的误认，直接构成了对它的最终认可。第一次谋杀（谋杀恺撒）令人产生了负罪感，正是这样的负罪感，这样的债务，构成这一重复的真正动力。事件重复自身，不是因为存在着与我们的主观倾向无关的、不可抗拒的客观必然性；事件重复自身，是因为我们要偿还自己的符号性债务。换言之，重复预示着律令的降临，预示着父亲之名（Name‐ of ‐the‐Father）的出现。父亲之名取代了被刺身亡的父亲。通过重复，重复自身的事件回溯性地获得了自己的律令。

◆ 奔向未来时，我们像超车一样，自己超过了自己，同时又对过去进行回溯性的修正（retroactive modification），这两者构成了辩证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辩证关系，错误成了真理的内在要素，误认具有了实证的本体论之维。但这种辩证关系有其局限，它被一块石头绊倒，并停留在这块石头上。这块石头当然就是实在界。实在界抵抗符号化：创伤点（traumatic point）总是被遗漏，但它总要回归，尽管我们使用各种不同的策略抵消它，整合它，使它融入符号秩序，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枉然。在拉康讲座的最后阶段，征兆被视为快感的真正内核（a real kernel of enjoyment），征兆作为一种剩余（a surplus）持久存在，并通过各种努力顽强地回归。这些努力包括驯服它，改善它（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改编过的术语指称下列策略的话——驯化作为我们城市的“征兆”的贫民窟），通过解释和将其意义纳入语言（putting‐into‐words its meaning）消解它。

◆ 我们可以说明精神分析过程的两个阶段：阐释征兆——穿越幻象。当我们面对患者的征兆时，我们必须首先阐释征兆，穿透征兆，直抵作为快感内核的根本幻象（fundamental fantasy），而幻象阻塞了阐释的深入进行；然后，我们必须完成至关重要的一步，即穿越幻象，与幻象保持距离，注意幻象构成（fantasy‐formation）是如何遮蔽、填补大对体中的空隙、匮乏和空洞位置的。


第二部分　大对体中的匮乏

◆ 意识形态空间（ideological space）是由未绑定的因素构成的，是由“漂浮的能指”构成的。“漂浮的能指”以“开放”为特点，它完全受制于该能指在它与其他因素结成的链条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说，它的“字面”意涵依赖于它的隐喻性的剩余—意涵（metaphorical surplus‐sig‐nification）。

◆ “缝合”发挥着整合（totalization）的功能。通过整合，意识形态因素的自由漂浮被终止，被固定了。也就是说，通过整合，这些自由漂浮的意识形态因素成了结构化的意义网络（structured network of meaning）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