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292745
对于女性在媒介中遭受歧视、污蔑和偏见等问题，盖伊·塔奇曼提出了针对女性的“象征性歼灭”的概念。她指出，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妇女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symbolic annihilation of women)，即被责难、被琐碎化，甚至受到遮蔽。
塔奇曼认为，如果女性不以社会确定的主导价值的方式被呈现，而是根据其家务劳动的表现和成见被呈现时，已经意味着女性作为一个整体被“象征性歼灭”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媒介内部缺少妇女工作者，男性支配的新闻界使女性缺乏接近权；另一方面，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及电视社会化效果对受众施加女性形象象征性歼灭的影响。

媒介暴力也往往与性别、阶层、族群或某个群体相关，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人都会受到媒介象征性权力的规训，成为话语/权力的潜在受害者。作为权力实施统治的形式之一，媒介暴力成为针对女性等弱势群体与阶层的一种隐性暴力。

通常，性与暴力是媒介极力表现的内容，并因此成为媒介暴力的体现之一。而女性，往往是性与暴力指向的最终客体。因此，本文通过研究女性形象的再现与表征，话语/权力操控与争夺方面所体现出的媒介暴力，并揭示这种以符号暴力形式对女性实施的性别规训、权力宰制和“象征性歼灭”。而且，女性作为一种相对弱势的社会性别，以及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别，这种由媒介产品和媒介文化构成的符号暴力从社会意识和象征性权力层面对女性产生了性别与阶层的双重压迫，尤其值得学者关注和思考。

(1) 媒介暴力与霸权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一个很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揭示媒介和其他文化产品如何支持和强化社会中的男权统治。霸权是一种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群通过社会制度和被统治者的“合意”来维护自己权力的过程。而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群不一定需要采用压制性的手段使其他人群获得“同意”。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群只要适应主流的社会规范和实践或认同其所处的从属关系即可。在文化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者分析了妇女如何在“结构层面”(媒介产业和媒介运作等方面)和“意义层面”(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和相关信息消费等)“同意”社会中的“男性优越”。

>>Po.869671
研究人员将影像暴力分为三种形态：
①话语暴力。体现为以话语霸权的方式传达意识形态指向的对话、独白或言语动作，构成所谓“媒介暴力”，进而构筑其新的“文化霸权”；
②行为暴力。这是一种直观的暴力方式。它以打杀、枪战、性暴力等视听直观、刺激的场面和镜头叙事方式来承载和体现；
③观念暴力。是一种内在和隐性的形态，体现为暴力合道德化、合法化的思维和观念逻辑，成为一种英雄崇拜，最终形成暴力观念。

还有一种暴力体现为用各种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语言来报道一些特殊群体和特殊行为，如将同性恋称为“变态”、民工称为“盲流”、性工作者称为“站街女”、将农民工以死索要工钱的行为以轻佻、冷血地口吻调侃为“跳楼秀”等，这种“污名化”现象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歧视和刻板印象。

崇尚暴力成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弗洛伊德认为人们需要侵略以释放敌意和逃避死亡。“对暴力的恐惧和崇拜，两种相互矛盾的文化心理共存于人类文明中，形成了独特的暴力文化景观。人们惧怕战争暴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观看行刑是一场令人兴奋的“仪式”。在中外的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有关于行刑场景的，展示和描写。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的开篇就以极其详尽的笔墨,描写了一次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残酷恐怖的行刑过程，以此来说明中世纪里以惩罚肉体来显示权力并作为一种统治手段。

(2)媒介暴力与符号暴力

在社会学家的视野里，媒介暴力发生影响，其实是一个权力与对象“合谋”的过程。基于此，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了“符号暴力”的概念。具体来说，符号暴力是指“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人身上的暴力。”符号暴力同其他暴力一样，能够对人产生支配性影响。只不过，它的实施过程不是权力单方面的暴力强加，而是由暴力对象通过自我异化的方式与权力关系达成“合谋”来进行的。”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即是一种符号暴力。符号暴力是通过“误识”的方式来运作的，通过暴力对象与权力关系的合谋，社会权力获得了合法性。而社会性别模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男权文化的专制。媒介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使得“权力的网络”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更深刻地作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认知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女性的性别形象、社会角色和从属地位因此也被定型化了。

>>Po.293000
即使到今天，“贤妻良母”仍然是各种文化中不断加以强调、提倡和歌颂赞美的形象,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普遍的角色期待。不同于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勤俭持家、慈爱可亲的“母亲”，侍奉公婆、相夫教子，履行家庭使命的“贤内助”等符合传统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女性形象，则构成了一种“世俗神话”。

从表中可以看出，多数受害女性认为求助没有用，而表示政府于预起作用的仅占6%， 由此可见，可见政府在对边缘女性免遭暴力的工作是缺位的。上述数据和图表反映出边缘女性由于社会歧视的存在，她们受到权力机构甚至黑社会各个方面的侵害，但是社会支持网络却非常欠缺，她们根本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报告中也提到媒体对边缘女性受侵害这一社会问题的态度。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分析她们的受害原因，媒体更倾向于将不幸都归于受害人自身，而不愿意提及到社会和公民在保护边缘女性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种逃避和掩盖。究其原因，还是对边缘女性身份的不尊重，即不能正视边缘女性应有的尊严和权利。事实上，每每在媒体上见到关于警方“扫黄打非”的报道时，画面和镜头都毫不同情地对准那些惊慌失措、狼狈不堪的“小姐”们，暴露她们的面容，展示她们被警方牵绳“游街”“示众”的场景，将社会对这些“失足女性”的羞辱极度放大，媒体在这里充当了合法的权力暴力的“帮凶”，构成了一种显见的“媒介暴力”。

关于媒介中的符号暴力，其实现途径之一就是性别再现所体现出的两性不平等，尤其是对女性形象的再现方面。女性的形象，在媒介中一再被刻板印象化，被边缘化。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偏见、神话以及意识形态，也一直主导女性议题在媒体中的呈现。如陈龙所指出的，“一方面，女性在媒体上呈现的形象被认为是一种刻板印象的产物，媒介并没有如实并且充分第反映女性生活和经验的全部。相反，媒介却一直将女性复制成性感尤物、母亲、家庭主妇等少数特定角色……另一方面，女性及女性议题也在主流媒体上被广泛地忽视，

>>Po.869696
此外，女性主义者还关注到女性对于自身的身体体验也受到了支配性社会力量的扭曲。他们认为，父权制/男权制的社会关系形塑了女性的身体。这当中以奥尔巴赫(Orbach, 1998)和彻宁(Chernin,1983) 两人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奥尔巴赫探讨了女性为了屈从于社会压力而“强迫进食”以改变自身“苗条”或“丰满”的程度，这是一种被扭曲了的身体观。

“女性想要‘瘦身’的自觉欲望被想要丰满的不自觉欲望所破坏。强迫进食就是女性遭到社会压迫所造成的结果。”
奥尔巴赫认为，使女性的身体发育被扭曲的力量主要有两类，一是媒体和减肥产业给女性施加的压力，二是女性无论工作还是居家，能够承担的角色都有限制。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2章 性别化的文本——符号暴力权力编码

……， (女性) 特征完全是根据男性来定义的。”因而，女性是由男性建构出来的，被建构成为缺乏独立性的、感情用事的、职责是照顾家庭的。这种关于女性的话语使女性在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起到了维护父权制社会的作用。一般认为，参加社会劳动，是获得社会性成人身份的物质基础。但是阶级社会倾向于把男人的工作社会化，把女人的工作家庭化，从而否认了女性的社会性成人的物质基础，把女性定义为男性的被监护人。而抹杀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或者仅从家务劳动的数量来衡量女性，就会像塔奇曼所说的那样，女性作为一个整体，遭遇了“象征性歼灭”。这种“象征性歼灭”其实就是在社会性别秩序中对女性权力的一种合法剥夺。而通过语言(符号)的运用，将女性形象刻板化、定型化，‘定型化过程本身就是权力展示力量的过程。”“也即展示和强化性别权力的过程。社会观念和性别文化中对女性的种种歧视、偏见、贬斥和性别隔离等现象，正是这种“符号暴力/符号权力”的体现。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建立后，在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平等”的权利义务条款，但父权制文化观念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男孩偏好”“养儿防老”的思想仍然左右着人们的生育观念。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时代，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女性的“物化”观念也逐渐流行，商业文化催生和精心打造的“物质女郎”，将女性作为欲望的主体和客体，女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主体性进一步受到削弱，甚至被妖魔化。

>>Po.869697
2012年3月1日，中国维权网发布了一份题为《边缘女性受暴力侵害状况与社会支持网络调查报告》。该报告由一个民间组织“边缘女性受暴力侵害调查组”历时一年完成。受访的中国“边缘女性”包括：遭受暴力侵害的幼女、被迫堕胎的妇女、女性访民、性工作者、被强迫卖淫的女性和遭受拐卖的女性等弱势女性群体。根据调查数据统计，受访的中国边缘女性中有33%遭受过性侵犯，75%遭受过武力侵犯，7%的女性遭受过其他暴力，比如强迫结扎等。她们的身心因此受到严重伤害。

面对暴力侵害，仅有46%的边缘女性采取求助措施，54%的边缘女性则选择独自忍受。当她们求助时，她们往往找公安的人比例比较高(27%)，即使这样，仍然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求助效果无用，有13%的人甚至认为求助使得他们状况更差。在调查报告中，还列举了一些女性性工作者被警察“拳打脚踢”、受到各种语言暴力和人身侮辱，甚至遭到警察性侵犯的笔录。而在政府援助这方面，只有27%的受访者愿意求助于政府，但求助后政府不处理或者帮助施暴者的占多数，只有6%的受暴者认为政府处理中惩罚了施暴者。下表是报告中列出的关于边缘女性求助效果的百分比。

如果说媒体文化中制造的性别刻板印象，不断再生产性别关系结构的话，那么借助市场和资本的力量，这种男性主宰的权力文化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林芳枚认为，专业主义、精英文化与商业力量构成了对女性的三重歧视。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一套父权制度中的“媒体阳谋”，以排斥女性在某方面的参与而又引诱女性集中于其他方面，强化社会中男性宰制的性别权力关系。
“首先，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借大众文化及广告文化物化女性身体，把女性固定在‘商品’的位置上；其次，精英文化无力对抗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又不愿将高级文化的价值标准开放与多元化，于是，那些只谈儿女私情不谈国家大计的女性文化只能被放逐到大众文化的领域，去直接承受市场压力。第三，新闻教育中的专业主义重视‘纯新闻’或‘硬新闻’，把女性议题矮化为家庭版或影剧版的闲聊，同时这样版面又有广告化的倾向，使家庭版直接暴露于商业压力之下。……因此，大众传播媒体可说是一方面忽略女性，但另一方面又利用女性。”
“论者认为，要打破这三重歧视，只有寄望于女性主体性的觉醒与自主权的发挥，才能打破这种僵化的性别权力关系。

>>Po.869700
无论是媒体暴力也好，还是媒体阳谋也好，对女性的征服与控制事实上已经渗透于制度设计、产业经济、文化观念乃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Po.303853
你老婆当真烙起葱花饼来。她和面。她竟然和了像半个枕头那样大一块面，她是不是要让你儿子的全班同学都吃上她烙的葱花饼呢？她揉面,瘦削的肩膀耸动着揉面，“打出来的老婆揉到的面”，这是说，老婆是越打越贤惠，面是越揉越筋道。她的汗水流出来了，肩胛后的褂子湿了两片。她的眼泪时流时断——有恼恨的泪水,有悲伤的泪水，有回忆往事感慨万千的泪水——有的落在她的胸襟上,有的滴在她的手背上，有的砸在柔软的面团上。面团越来越软，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散发出来。她往面团里掺上干面再揉。她有时会低沉地呜咽出声，但马上就会用袖子把哭声堵回去。她的脸上沾着面粉，显得又滑稽又可怜。有时她会停下活儿，垂着两只沾满面粉的手，在厢房里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有一次她脚下一滑，一 屁股坐在地上——这是绿豆惹的祸——她怔怔地坐在地上，目光直直地，仿佛在盯着墙上的壁虎,然后她便用手掌拍打着地面，呜呜地哭起来。哭一阵，她站起来，继续揉面。揉一会面，她将那些剁得稀碎的葱和油条收拢到一个搪瓷盆里，倒上油，想一会，又放上盐，又想，又抓起油瓶子往里倒油。我知道,这个女人的脑子已经混乱不堪了。她一手端着瓷盆,一手持筷子，搅拌着，在屋里又转起圈子来,目光东张西望,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地面上的绿豆又把她滑倒了。这一下跌得更惨，她几乎仰面朝天躺在了坚硬光滑冰凉的水磨石地面上，但奇迹般地她手中的瓷盆竟然没有脱手，非但没有脱手，而且还保持着平衡。我就要纵身前去搭救她时，她已经缓慢地将上半身抬起来。她没有站起来，还是坐着，悲哀地、像个小女孩似的哭了几声，便戛然止住。她用屁股往前蹭着，蹭了一下后，又连续蹭了两下，因为屁股的残缺，每一次蹭动之后她的身体就要往左后方大幅度倾斜。但她手中盛着馅儿的瓷盆却始终保持着平衡。她探身往前,将瓷盆放在案板上，身体又猛地往左后方仰了。她没有站起来，平伸着双腿,上身前倾，头几乎低垂到膝盖，好像在练一种奇怪的气功。夜已经很深了,月亮已经升到最高点并且发出了最强的光辉。
她终于抬起了头。她先把身体周围的绿豆用手掌收拢起来，然后，坐着，用单侧屁股艰难地蹭着，把地面上的绿豆收拢起来。她把绿豆扰成一堆，尖尖的一堆，宛如一个精巧的坟墓。她盯着这绿豆坟慕,发一会儿呆，脸上又挂了泪。她猛然抓起一把绿豆扬出去，又扬了一把，绿豆在厢房里飞舞，有的碰撞到墙壁上，有的碰撞到冰箱上，有的落在面缸里。

>>Po.869725
屋子里响了两阵，犹如冰霰落在枯叶上。她抛撒了两把便停止了。撩起衣襟，彻底地擦干了脸,探身将簸箕拖过来，将那堆绿豆，一捧一捧地捧进去。她将簸箕推到一边，困难地站起来，走到案板前，又揉了几把面,又搅了几下馅，然后便撕开面团，制作馅饼。她把平底锅放到灶上。她拧开煤气打着火。她往平底锅里很有分寸地倒了一点油。当她把第一个制作好的葱花馅饼放进热锅，吱啦啦的声音伴随着扑鼻的香气冲出厨房、弥漫到院子里并迅速地扩散到街区、进而扩散到整个县城之后，我一直揪着的心松弛了。我抬头看看偏西的月亮,听听天花广场那边的动静，嗅嗅那边传来的气味，知道我们的例会还没开始，它们都在等待着我。

>>Po.307204
在性与权力的关系中，这种权力，主要是指性别权力。在男性主导的性别权力关系中，“被削弱了力量的、被排除在现代性的核心舞台之外的，是妇女，她们享受性快乐的能力被否定了。”
在性的权力中，“这种权力既是生成的又是分配的”，(吉登斯语)男性在性关系中拥有更多的自由，也具有了支配女性的权力。在人类文化中，性行为往往与繁殖、与传宗接代紧密相关，从来也不曾独立存在。“性活动分化为以繁殖为取向的和以性爱为取向的两种一一那种分化也把妇女分成纯洁的和不纯洁的两种。

[英]克里斯·希林著:《身体与社会理论》第:版，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1 页。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 第13页。
李银河:《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 爱与爱欲》，陈永国、汪民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221 页。

玛格丽·沃尔夫关于中国女性自杀的论文中，提出一个问题：“自杀行为和中国人的许多其他行为一样，不仅仅一种个人行为、自身绝望的表示，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为什么’，但在中国，人们可能更关注‘谁？谁逼她自杀的?谁应该对此负责?’”
由于自杀所具有的道德谴责和示威意味，因而具备了一种“抗争”的意义。“死亡并不仅仅是苦难的结束，还带来权力，这是一种方法，使折磨她的人受到惩罚。”

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在公权暴力无限扩张，毫无顾忌地践踏公民权利的时候，以死抗争，成为弱者最后的武器。在与公权对抗的过程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公民宁愿选择以命相搏，折射出我们的社会制度中不同群体间利益的断裂分化、社会不公正倾向加剧，公民权利与权力生态的恶化。

米切尔指出，(妇女解放)仅解放一个方面，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解放。“中国的妇女解放强调妇女参与劳动生产，这虽然为妇女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正面变化，比如妇女有了经济自主权，但是在其他方面，生育、性和教养孩子方面，中国妇女并没有解放，结构是她们不仅要参与生产劳动，还要继续保持传统的妇女角色。”
因此，米切尔认为，只有以上四种社会结构全部改变(指劳动生产、生育、性和教养孩子)，妇女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Po.869744
“他者”是通过种种文化表征建立起来的，作为一种意指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他者”不仅仅是身份认同的问题，更是一个 形象建构的问题。主体对自我的社会认同建立在对他者的想象和建构的基础之上。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女人在男性世界中被当做“他者”，成为一种“次等族类”，一种非本质的存在。她接受了黑格尔的思想：“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视为主体，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相对立。”据此她认为，“并不是他者在将自身确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因而，这种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实际.上隐含着以“他者”为参照系的“自我中心主义”。

他者”的生产，主要是通过“刻板印象”和“偏见”建立的。偏见实际上就是依据由不完全信息所造成的简单特征而对某个群体及成员产生的刻板印象。反过来说，刻板印象实际上就是以简单化和概括化的符号对指称对象所作的一律化判断，其中便暗含个人态度与偏见。正如李普曼所说，我们的意识中储存了固定成见，在观察世界之前就已经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子了，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也有了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会支配我们的知觉过程，从而在对世界进行认知时形成偏见。而大众媒介是形成刻板印象和偏见的主要途径。

实际上，“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分工，是父权制和男性霸权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结果。爱森斯坦认为，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压抑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方面，父权制意识形态强调男女在生育功能上的差异，从而迫使妇女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妇女的家庭责任又进一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社会建构的性别机制导致了性别分工制度上的不平等。女性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家庭的全部义务，繁重的劳动，枯竭的情感，孤立无援的生活处境，当她们迫于各种压力而不堪其累的时候，自杀就成为摆脱压力的一种解脱方式了。

>>Po.869746
3.3.1 中国女性的自杀问题

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从事社会工作与研究的人致力于探索的问题。而女性的自杀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全世界范围，有1. 6%的妇女死于自杀，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则高达4. 5%。事实上，中国是唯一的女性自杀人数高于男性的国家：女性的自杀率比男性高出40%。 1990 年，自杀女性中的56%年龄都在十五到二十九岁之间。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是城市妇女的三倍。导致中国妇女，尤其是在农村妇女的高自杀率的原因非常复杂，可能跟丈夫去城市打工，农活和家庭负担加重，家庭暴力，强迫性婚姻，以及在丈夫家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有关。喝农药——威力大，在农村又很容易得到一一是农村妇女最常用的自杀方式。中国的精神病学界正在对女性自杀的范围，成因，以及可能采用的干预方式进行一些研究。

正如研究人员所指出的，“由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伴随这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的合法化运动而产生的，女性解放与宏大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相融合，这种在当时特定情境下发展出来的模式一方面使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较为容易和迅速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制约着女性解放向纵深的方向发展。因为这种‘同为国民，同担责任’的解放路径是以国家为本位的诉求，在时间中往往容易导致以国家话语和国家利益掩盖女性话语和女性利益。”

而自杀就成为一种极端的权力抗争的方式。在重视男权的社会环境中，男性无论在家庭关系还是社会生产中都占据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在家庭关系中，如果妻子对外遇的丈夫依然心存依恋，就会利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手段，通过自杀(未遂)这种激烈的手段逼迫丈夫重新回到自己身边来。自杀，作为一种寻求权力的手段，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道德资本，而这往往通过寻求社会舆论支持和大众同情的途径。由于女方的自杀，她将获得舆论同情，而导致当事人自杀的“陈世美”则在口头上被众人大加挞伐，导致颜面扫地。这对那不忠的丈夫来说，也是一种惩罚。这样的事件在媒体上广为报道后，“那么大众尤其是女性，读到或者听到这种同情的舆论之后，会产生暗示效果，当在家庭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会用自杀的手段来获取公共舆论的同情，也就获得了道德资本。”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基于性别视角的媒介暴力研究》，整理之后感觉总结时打四星低了，应该打五星

>>Po.308028
对于偏离女性的污名化，有助于强化作为“正常人”的优越感，并启动社会道德评价系统对其种种“偏离”行为大加鞑伐，从而纠正“偏离”，强化社会规范，这也是实施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如此一来，“妇女、女性或被动性不论在哪里存在，都被视为是卑下的和可怕的，因为这些名词代表着受人鄙视的、自我阉割的一部分。”'对女性来说，“象征性的文化再现(如那些贬抑、客体化、压制、屈辱、讥笑或者要不然就使妇女或‘弱势群体’边缘化的报道)直观地被个体所运用、在精神层面被确认并且在社会关系中被用到极点，从而加强和再生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

4.1.2 媒介中的刻板印象

王蕾以《中国妇女》杂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从1949-2008年60年间杂志封面人物的形象变迁，以此来考察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下媒体女性形象变迁及国家话语转变。这一文本分析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经过统计分析，60年间，《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人物形象发生了极大的变迁，其中存在明显的时期划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949~1977年，封面人物主要以工人、农民等“女劳模”形象为主；1978~1992年，以女企业家、女知识分子等为主; 1993^ 2008年，以女电影明星、体育明星为主。人物的职业身份呈现出从“女劳模”到“女明星”的变迁，其形象特点也日益突出其青春、靓丽、时尚的“女人味”。在人物气质变化上，由第一时期(1949^ 1977年)建构了“男性化”的女性形象;到第二时期( 1978~ 1992年)媒介建构的女性形象回归“女人味”；再到第三时期(1993 ~2008年)媒介建构了“多元气质”的女性形象。由此看出，封面人物形象的变化实际反映了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通过这一研究，最终王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妇女》杂志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女性媒介形象，封面女性形象从“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转变为消费主义者形象。这是国家权力、媒介权力和社会性别话语等诸多力量互相协商博弈和制约的结果

>>Po.869761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暴力不被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丈夫打老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导致社会长期以来对家庭暴力熟视无睹，家庭暴力问题及其严重性被视作“家务事”而被掩盖起来，未能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得到广泛讨论，因而在制度层面上对受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不充分。即使家庭成员中一人伤害了另一人，甚至危及其性命，也不会把它上升为刑事伤害事件。例如，媒体在2009年广泛报道的“董珊珊家暴致死案”，受害的妻子董珊珊自2008年结婚后长期遭受丈夫王光宇的家庭暴力。她和家人先后8次报警，曾提起离婚诉讼，也曾在外租房躲避残暴的丈夫。但最终还是在2009年死于丈夫的毒打。2010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王光宇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针对此案件，有学者评论认为：在这起家暴致死的伤害事件中，施暴者王光宇本来以故意伤害罪被捕，最高可判死刑，后来检察院却改为虐待罪，最高刑期只有七年。本意是要保护家庭弱势一方的“虐待罪”却成为施暴者的保护伞。正是由于司法系统对家暴案件的冷漠和姑息态度，是纵容并导致家庭暴力事件频发的根源。

（这里也涉及到立法与司法的割裂问题，之前网上舆论都是收买妇女需要加刑期，但其实问题并不出在立法而出在司法。
以徐州铁链为例，从案件事实来说应该与强*奸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等数罪并罚，而非单纯定收买妇女的刑罚，只定其中一罪自然就畸轻了。）

>>Po.31029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宏大叙事也遭到西方女性主义的批判。作为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影响较大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之一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把复杂的压迫结构简化为阶级压迫。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眼中，阶级的概念应该被身份概念代替，并且身份概念是不确定性的、暂时性的、异质性的，身份之间的差异性、多变性和复杂性应该被重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妇女这个概念使用的泛化导致身份多元性和变动性被忽略。因此，妇女并不是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存在，而是分散的、变动的个体。按照这个逻辑，不存在共同的利益而只有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反抗形式也就只有分散的单一的。而这种离开生产关系，抛开阶级关系，没有普遍标准存在的妇女解放的出路是扑朔迷离的，针对个体的独特反抗也使得反抗压迫的力量和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Po.869782
妇女一方面要承担和男性一样的工作压力，一方面要操持家务,还要担负生育的重任，而以男性参照标准为价值尺度和行为导向界定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得“现实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让女性背着生育和家务劳动的负担，去争取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它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不平等的基础。”列宁指出“这种家务多半是非生产性的、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这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的劳动。”因为家务劳动被看作是最平常最不起眼的琐碎私事，妇女得不到在分配上的任何回报，妇女对家务劳动的付出被认为是理所应当而被完全抹杀。可见，改变对家务劳动的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目前而言，家务劳动社会化是让妇女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的一种路径。社会应切实关注和解决妇女遭遇的具体困难，建立完善的托老、托幼、家政等机构，以帮助妇女，尤其是职业妇女，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缓解工作的压力。“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就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华丽、也不夸张、更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

在消费社会，生产产生消费，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一切物品皆可商品化，身体也不例外，身体的商品化主要体现在身体既是消费的主体又是被消费的客体，主体和客体两种不同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的。女性身体商品化现象尤为突出。一方面，女性通过消费各种商品不断更新身体以保持身体的可持续消费性，努力生产出社会所认同和符合男性审美的“完美身体”;另一方面，精心塑造的“完美身体”又成为自身的被消费品，此时社会又对作为被消费客体的身体有了更高、更苛刻的要求。在身体消费和被消费之间相互作用，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身体拜物教。同时，随着消费社会中富足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为身体消费提供了无限可能，使身体消费的需求激增，客观上为身体消费提供了消费对象；另一方面，身体的商品化使身体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而投资身体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提升自身竞争实力和竞争资本的最简单快捷的方式。这可以使女性在社会竞争中增加自身价值和竞争资本，但也使得女性不断的按照男性的审美标准去塑造自己，进一步受到男权的控制。

>>Po.869783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于，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关于性别的理论和关于人类心理发展的理论，忽视女性问题，忽视所有非经济性压迫。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恩格斯最为尖锐的批评指向他的性观念。
她们认为,虽然恩格斯对两性在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持反对意见，但他一直认为男人的性需求天生多于女性，从未追求过其经济原因；他认为在性活动中两性是不平等的，是相互的奉献和享受，性活动自然应当是异性恋的；他在分析事物时对经济动机的强调使他将性道德和性行为简单化，把无产阶级的婚姻描述得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并不会存在男性对女性的性威胁和性侵犯。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强奸视为男权主义的一个根源，从未关注过家庭暴力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批评恩格斯忽视了女性低收入的根源及其后果；忽视了丈夫从妻了身上获取性和家内服务的意义，无论他们的婚姻是否以爱情为基础。

德国社会主义者倍倍尔说：“生孩子的妇女，最少也是和为祖国而牺牲生命的男子一样，是一种对社会的服务。她们为着完成作母亲的义务，没有一次不拼着她们的生命。我们的母亲，为生产我们而濒于死亡，甚至因此而死亡的，实在很多。”但是，几千年来，人们总是认为男性从事的生产才是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家务劳动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无足轻重，或者被“无私奉献”一词轻描淡写地带过，这其中主要是因为生育与家务劳动的主要特征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自然性与非商品性。因此，在社会总生产中，生育与家务劳动被排除在外。

在原始社会，尽管生产力低下，产品交换只限于极为简单的以物易物模式，但不存在私有财产和阶级对立，家庭的私人活动和社会的公共活动是一致的，男性与女性之间是平等的，虽然也存在着两性的分工，但女性并没有因为其在当时的劳动中占主导地位而压迫和奴役男性。可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剩余产品的增多,私有财产的出现，女性权利完全消失。随着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逐渐分离，随着物质生产的比人自身繁衍的重要性更高，公共领域活动的地位越来越上升，私人领域的活动不断被忽视，女性逐渐失去了社会地位，成为被压迫和奴役的对象。

>>Po.869784
因为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本应由自身获取,但事实上却受到资本的统治和支配，结果能动的创造者反而成为了被支配对象，劳动的本真状态被一种虚假的劳动所取代，这就是异化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第一，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劳动不是工人的本质，工人在劳动中是否定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而不是肯定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是感到忧郁和不幸，而不是感到快乐和幸福，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身体受折磨、精神遭券摧残。工人在劳动中感到压抑，而只有在不劳动时才觉到自在，在劳动时就觉得难受，而在不劳动时觉得自由。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他的劳动是被迫的强制的而不是自愿的。这样的强迫劳动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方法， 而不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于是，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成为一种自我虐待、自我折磨、自我牺牲的活动。劳动没有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而是使人降低为动物和机器。在劳动中，工人通过劳动制造出来的劳动产品属于别人，而不属于工人自身；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必须听从别人的安排与指挥从事不得不做的工作，不能随心地从事自身希望的工作。所以，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已经丧失作为人的本质的特征，成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了。

>>Po.313075
西方女性忽略了阶级、种族、地区、文化的差异，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女性群体的关注，用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需求代替和掩盖了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女性的需求，也是文化霸权的一种表现，有学者称其为“女性帝国主义”。“欧洲对差异和优越的意识是通过一系列对立的定义和针锋相对的形象表达的。这些定义和形象加深了亚洲或非洲社会跟西欧比较时的负面概念，强调非欧洲社会的差异。”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些观点反映出她们的优越感和在物质上、文化上的统治地位。

>>Po.314559
在《在西方的眼睛之下：女权主义学术与殖民话语》(“Under W estern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Colonial Discourse'")一文中，莫汉(C. T. Mohanty)指出，“第三世界妇女”这个范畴在两层意义上是殖民主义性质的：首先，它是种族还原主义的，即把第三世界的妇女看成是铁板一块的东西，无视在第三世界妇女之间存在大量物质的与历史的差异；其次，它通过把“第三世界妇女”当作与第一世界妇女相对的“他者”，来巩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身份。这样，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生产出了一种双重殖民化的叙述，以便把第三世界妇女政治上的“不成熟”与第一世界妇女的“成熟”进行对比。把第三世界妇女再现为贫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束缚在传统中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正好可以反衬出西方妇女是富有的、有教养的、现代的、自我决定的，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与肉体。

在战争年代，大批男人走上战场，各参战国劳动力奇缺，国家以“爱国”和“男女平等”的名义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战后，从战场上回来的男人需要工作，国家又以做“贤妻良母”为由，要求女性为男人让出她们已经在社会占有的工作岗位，而且以往以女性战友面目出现的男性同路人也大都如是说。这迫使女性重新思考女性与男性的权力关系和性别角色内涵。

如果从福柯的理论模式来看，对同一个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解释：那女人去做隆胸术不仅是男人压迫她的结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统治、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
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