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在被称为求职者“冰河时代”的大萧条中，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新时代日本经营》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以下三类新的就业方式。第一类是在职业轨道上的就业，但像以前一样需要缩减；第二类是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人员，需要外包；第三类是灵活就业，如兼职、派遣、临时工，他们是劳动力的后备军，可在商业周期中被启用。

女性、年轻人和那些较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从一开始就被扔进了灵活就业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虽然日本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逐年增加，但主要还是集中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
图: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变化

雇主协会与保守的政治家和官僚一起合作，推动了就业的放松管制进程。这种就业的解体还有一个帮凶，那就是男性工会成员。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工作安全。只要他们的地位得到保障，他们就不会介意那些被扔进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后来者（主要是女性和年轻人）。主要的工会并没有试图组织非正规工人，他们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在这几十年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逐年增加。在长期的经济衰退下，双份收入已成为维持家庭财务的必要条件。现在，70%的日本女性在生育年龄段加入劳动力市场，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和欧盟，但几乎百分之六十的女性劳动力都在非正规条件下从事低工资工作。

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对全球化的一致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减少，因此动员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当务之急。

保守派政治家和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绝不会说女性应该回到家里，因为他们希望女性既能工作又能生育。他们意识到女性是日本最后的劳动力资源，不应该被浪费。

为了动员女性参加工作，必须把使女性留在家中的家庭责任或看护负担从女性的肩上转移到其他地方。

生育劳动（reproductive labour）是无偿的看护工作，这个问题在性别重构的过程中已经变得明显。每个社会都必须为可持续发展进行自我改造，因此，生育成本的分配（distribution）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综合来看，理论上有四种分配方式。第一种是私有化的家庭看护，这是一种传统的类型；第二种是由国家通过家庭津贴和免税政策来补贴的家庭看护；第三种是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商业看护服务来外包家庭看护；第四种是通过提供公共看护服务在公共部门进行看护外包。

前两种类型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性，因为它倾向于固定性别角色分工，从而保持一个传统的、保守的父权制家庭。

弗雷泽（1993）根据性别角色和福利制度提出了以下四种模式：男性养家糊口者模式、看护者均等模式、普遍看护者模式和普遍养家糊口者模式。她的模式可以归类为图4中的图表。

看护家庭化在理论上可以无视性别，因为它可以采取平等主义家庭的形式。但鉴于日本一直都有工资的性别差距，所以这种情况最不可能。看护者均等模式往往会像养家糊口者模式一样将女性的角色固定为看护者。在许多国家，男性养家糊口者获得税收补贴和其他福利，以保持他们的妻子作为依赖者的角色，因此，我们可以将前两个模型在实践中整合为同一个男性养家糊口者模型。

在弗雷泽的模型之后，我根据看护工作的外包类型提出一个修正模型。

A型是“双收入者”（double earner）模式，且看护工作放在社会化的公共部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瑞典、挪威和丹麦）就是这样，这样做的代价是高税收负担。虽然纳税人同意为公共服务付出代价，但公共部门的看护人员工资相对较低，其中一些人是移民工人。

B型也是“双收入者”模式，但基于市场的商品化看护服务。这是私有化的解决方案，只要他们的机会成本高于家政工人，就有能力购买家政服务。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亚洲的一些地方（如新加坡和香港）都采用了这种模式。这种模式需要大量廉价的移民劳工作为支撑，因此在种族和阶级方面会有比较大的阶级差距。比如，在亚洲的一些地方，女性的工作和生活平衡不再是问题，因为她们在家里有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邻国的保姆和佣人。

C型是一种传统的养家模式，以女性为代价在家中提供私有化的看护，不仅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南欧国家。

在亚洲，还有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被称为“亚洲型”模式，即由祖父母帮助看护。这一点不太可能，因为晚婚和晚育已经使祖父母的年龄变很大了。

由于日本缺乏前两种解决方案，既没有社会化，也没有看护的商业化条件。也就是说，日本既没有大量的公共看护服务，也没有通过市场上的廉价劳动力换取的商品化看护服务，所以是女性在支付着生育的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日本，性别是一种功能上的等价物（a functional equivalent ），与其他国家的种族和阶级相当，它使日本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底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女性比其他国家的女性遭受了特别的困难。

有趣的是，A型、B型和C型的差异最终体现在生育率上。A型生育率最高，B型生育率其次，C型生育率最低。如果生育率可以作为育龄男女个人对未来愿景的指标，我们可以说，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让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希望最小。
图5：欧洲生育率（1950-2010）

在我的专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中，我把这个问题命名为生育成本再分配的问题。

即使曾经由女性在家中进行的无偿工作被外包（社会化或商品化），看护工作仍然是低报酬的。回到问题的背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最后写道：“为什么生育性劳动（生育、养育、看护、照料人类自始至终的历程）仍然没有价值？”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女性的问题就会永远存在。

COVID-19的性别影响

除了现有的性别差距，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危机加剧了那些弱势人士的弱势地位。疫情对那些在家看护老人孩子的女性劳动者造成了严重影响。政府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关闭学校，这让看护工作变得不可见（invisible）。谁会去关心那些待在家里没出去的年幼孩子？

女性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Ochiai Emiko）迅速对有孩子的女性进行了在线研究，发现她们的家庭负担增加了。 疫情尤其对非正规工人造成了损害。不断的法律改革使非正规工人的工作条件变得更糟，雇主将合同时间缩短到一年、半年甚至三个月。

雇主可以轻松地每三个月终止合同而不受任何处罚。非正规工人已经经历了6月的危机，9月的危机，还有12月的危机等着他们，因为合同每三个月就结束一回。

日本政府在9月组织了一个研究委员会，研究COVID-19对女性的影响和任务，该委员会由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白波濑佐和子（Shirahase Sawako）领导。

该委员会在两个月内迅速发布了紧急建议，其中他们将目前的情况命名为“性别抑郁症”，因为疫情对女性的影响更严重。根据他们的报告，从3月到4月，政府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关闭学校。女性的就业人数突然减少了74万，比男性失业人数多一倍多。主要原因是女性的就业集中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在服务业、零售业和餐饮业，这些行业受疫情影响最严重。

作为对学校关闭要求的回报，政府提供了休假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资损失。现在，60%的家庭里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可以做。一开始这个计划并不包括自由职业者，为了回应批评，政府决定向自由职业者和自营职业者支付全职雇员一半的费用。

一开始不包括性行业工人，但在公众抗议下，政府改变了政策，把他们包含进来。虽然性工作在日本是非法的，但与性有关的业务很容易被单身女性获得，被称为最后的社会保障。

学校关闭对单亲母亲家庭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她们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和看护者。非营利组织“单亲母亲论坛”对其成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在8月11日发表了研究报告。在他们的调查问卷中，70%的单身母亲肯定了新冠疫情对她们工作和收入的影响。4.5%的全职工作者失去了工作，16.1%的非全职工作者失去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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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单亲母亲的津贴，但这并不足以支持她们的家庭。即使在疫情之前，单身家庭的年平均收入约为1.6万欧元，低于生存水平，52%的单身母亲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只有三分之一的前夫继续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因为日本的民法没有强制规定他们必须支付这笔费用。大流行病使她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是高度性别化的。它让我们悲观地预测，日本的阶级差距和性别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并导致日本明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排名继续下滑。

平等代表权（equal representation）是为了什么？是目的（goal）还是手段（tool）？

证明性别平等的话语有以下三种答案——公平（fairness）、效率（efficiency）、朝向女性目标的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

首先，公平应该不分性别。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是这方面的关键词。如果一名女性有天赋或能力，她应该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机会。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支持这种公平性。公平竞争中的机会平等最终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赢家应该根据他或她的成就得到奖励，而输家则被抛在后面。机会的公平性不一定能保证结果的分配公正，少数人的社会保障只是作为市场原则的补充。这一论述很适合于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

第二个目标是社会的效率。如果女性的劳动能力没有被社会利用，就被称为“外部浪费”（external waste）。这种话语现在被调动起来，说服管理者和雇员促进性别平等。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证明性别平等的公司比性别歧视的公司有更好的表现，因此前者在创造利润方面比后者更有效率。因此，性别平等对雇主是有利的，在市场上也是合理的。这一论述非常符合新自由主义，它将使女性陷入更激烈的竞争。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种话语是为了实现女性目标而进行的社会变革，这等于回答了“女性主义者想要什么社会”的问题。

女性法律理论家菲内曼（Fineman）认为，这种依赖性是由第一种依赖性衍生的“次生依赖性”（secondary dependency）。第一依赖源于有需要的人，如儿童、老人和残疾人，但次生依赖是由看护他们的人的第一依赖派生出来的。女性作为看护者的性别角色使她们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使她们在生态上依赖男性养家糊口。

那么，摆脱这种依赖性，成为与男性平等的独立个体，真的是女性的目标吗？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指出，自由主义的神话是以健康的成年男性为榜样的独立个体，并认为这个神话是通过忘记自己的依赖性而构建的。日本女权主义政治学家冈野（Okano）将现代自由主义定义为遗忘的政治。人类在生命开始之初和结束之时都需要“依赖”。

如果说女性动员起来从事有偿劳动这件事使得看护问题变得为人瞩目，那么女性主义的问题意识必须将我们社会如何对待看护的问题问题化。

回答女性主义问题就是要解决看护负担的性别分配公正问题。把它简单地称为负担可能并不合适，因为看护也可以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类活动。

在回答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时，这不是一个应该奖励赢家的社会，而是一个依赖性强、身体虚弱的人将得到良好照顾的社会。我自己把女性主义定义为一种思想和实践，其目的是使社会上的少数群体得到有尊严的对待，就像他们本身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女性主义者从来都不希望成为男性的克隆体，以便作为赢家加入男性游戏。女性主义哲学家鲁迪克（Ruddick）认为，看护的经验有助于学习非暴力（nonviolence），因为看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使自己不滥用权力。这是一个长期抵制权力诱惑的经验，因为看护关系绝对是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参与者是不能互换的。

如果暴力是需要学习的，那么非暴力也是可以学习的。既然安全的基础是非暴力，我们应该让男人参与到看护中来。再次回到第一个问题——平等代表权的目标不是它本身，如果不思考我们通过女性的平等代表权想要什么样的社会，不思考我们女性主义者的目标是什么，平等代表权将是徒劳的。非暴力是人类安全的必要条件，人类安全应优先于国家安全。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安全的社会，那么性别就非常重要。

被卖的人：华北地区的人贩子和家庭生活

Sold People: Traffickers and Family Life in North China

作者：任思梅（Johanna Ransmeier，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哈佛大学出版社，2017）导论

中国的家庭是交易型家庭（transactional families）。除了生育，一个家庭成员的到来和离开都涉及金钱（或财物）的交换，涉及媒人或经纪人（以下译作“牙人”）的调解。那些能够为女儿提供嫁妆的人在新娘到达夫家时赋予了新娘权力，并发出了重要的社交信息——她的娘家不需要卖她了。哪怕买一个卑贱的婢女都要媒人介入，有时还需要花钱雇一两名保人来见证这场交易。这个媒人可能就是一个流动的人贩子，也可能是当地社群的一员。并非所有家庭交易都带有剥削性质，但这些交易都在家庭中建立了等级制度。

一些读者可能希望我明确区分“人口贩卖”和“涉及购买妇女的合法婚姻”。但是，这样的区分会掩盖人口贩卖在中国持续存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本书中，我采用一个老式的定义。我用“贩卖”（“trafficking”）一词来描述“买卖”，包括描述中介活动和以卖人为目的的人口运输。因此，我的例子可能既包括强迫性的聘礼婚姻，也包括哪怕本人同意被出售的佣人。

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践行的婚姻制度有助于使广泛的人口买卖合法化。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彩礼是婚姻的主要形式，并使各种形式的买卖（甚至是非法的买卖）在相关人员心目中自然化。

中国人类学家有时声称：“礼物（gifts）和互惠（reciprocity）的语言（language）用于妻室，而市场（marketplace）的惯用语（idiom）用于妾和婢女。”在华北的司法记录中，我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对有关家庭来说，有时甚至对妻子本人来说，婚姻固定了一个女人的价值，并引出了她可能被出售的想法。她的家务、生育和性具有社会和货币价值。

财务、孝道、精神、儒家的种种债（debt）在塑造家庭等级制度的运作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孩子们明白他们对抚养他们的父母的义务。一个年轻的新娘知道为了买她让她的丈夫付出了多少代价，知道她的娘家为安排她的婚姻做出了多大牺牲。一个小妾完全明白她有义务生一个儿子。一个奴婢会被提醒她的主人把她从穷苦中解救出来。妓院的妓女计算着把自己赎身的必要费用。

然而，尽管被卖的人与他们的买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义务关系，但他们被卖的事实（贩卖的动态过程和被转卖的可能）使被卖的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变得脆弱。虽然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儒家家庭的等级制度，但他们并没有探讨中国家庭的交易性质带来的影响。家庭的界限比传统理解上更有渗透性。

将人口贩运视作一种症状（symptom）而不是一种现象（phenomenon），掩盖了它作为一种根深蒂固做法的真实性质。长久以来，这种无处不在的人口交易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手段，这种观点在谈到因旱涝、饥荒、洪水、土匪、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时非常常见。但我这本书想表明，这种人口交易经常被社群网络容忍、促进，成为解决更多日常问题的合法补救措施——受不了嚼舌根的小姨子、耻于不守妇道的老婆、对女儿的婚姻前景感到焦虑、对不听管教和多病的小孩感到愤怒、对抽大烟的舅舅感到恼火、耍钱欠债、缺肥短粮……所有这些都会促使家庭考虑雇用人贩子来帮忙解决问题。

人口贩卖是社群层面互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肯定的是，人口贩卖都有犯罪意味，但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会受到道德谴责或采取极端措施，因为人口贩卖不一定被视为应受谴责的事，诱发的情形也不一定需要危及生命。

20世纪初，中国围绕这些主题的对话强调禁止剥削性的交易机制，而非强调消除法律身份的差异。这种做法间接承认，中国社会包含一系列被限制的法律身份，无法还原为“自由民—奴隶”的二元结构。在西方，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的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哲学；在中国，人们通过儒家思想的组织原则来理解他们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的角色。没有个体是“自由”的个体，因为每个人都被嵌套在关系之中。不平等是自然的事（natural），而儒家义务使一些人肩上的担子比其他人更重。

19世纪后半叶，随着世界大事的消息传入中国，随着中国的观察家们意识到海外的中国“苦力”正在填补大西洋奴隶贸易瓦解后产生的真空，公民权（citizenship）和自由（freedom）才作为奴隶制的反面出现在中国。

研究奴隶制的学者大致提出了两种立场，一种立场将奴隶制视作一种财产关系（a property relationship），另一种立场将奴隶制视作一种权力关系（a power relationship）。

在“财产”概念中，奴隶等于财产，并且和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结果造成作为财产的奴隶没有权利持有财产。这个定义的后半部分是一种基于概念的断言，并非一向如此，因为有些奴隶也找到了积累财产的手段，并围绕财产积累构建起社会关系。

权力和财产的逻辑可以解释被卖的人的生活，但这两种结构都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情况。诚然，主人的经济权利、主人亲自行使专制权力的能力、主人诉诸国家法律和暴力行使专制权力的能力——这些在中国都很重要，然而，对这些关系的关注没有考虑到对中国人口贩卖最具约束力、最独特的力量——家庭。

中国的交易型家庭不断需要被重组。研究奴隶制的学者们指出，世界各地的奴隶制大多源于劳动力短缺。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人口贩卖符合短缺/奴役模式（shortage / slavery pattern），而不是剩余/工资模式（surplus / wage pattern）。到了晚清，债役工在中国的农业和生产性经济中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但我的研究表明，被卖的人的劳动对生产性经济仍然至关重要。中国最大的市场不是生产性的农业劳动力，而是家务和生育劳动力。卖人并非家务劳动和妇女过剩的结果，而是家政服务短缺、婚姻市场上女性人数减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男性后代的焦虑的反应。

家庭的保障和仪式取决于继承人的诞生，家庭尽其所能支持儿子并牺牲女儿。弃婴、杀婴和男童的选择性特权产生了扭曲的性别比例，造成过剩的独身男性。然而，婚姻在中国女性中是普遍现象。许多女性在嫁为人妇之前，要忍受多年为妾、为奴、为妓的身份。婚姻本身可能是逼从和强行买卖的产物。为了使我的论点完整，我提出，生育和家庭劳动力的短缺（而非过剩）造成了人口交易。

我倒不是说人口市场没有人满为患的时刻。天灾造成的难民占据着大部分人口市场。荒旱、洪水和其他危机总能使数万人流动起来。土匪和军阀的劫掠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些危机的年代，人口贸易最为猖獗，但也最被地方社群和国家容忍。无论顺境逆境，这最能体现人们对待人口贸易的普遍态度。

人口价格急剧下降，便出现了一个买方市场。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流动的难民比卖给灾区以外的难民更不稳定。当交易关系恶化时，国家进行干预。当交易顺利进行时，国家保持沉默。

丁戊奇荒：一件不算大事的事的表现及其影响
The North-China Famine of 1876–1879: Performance and Impact of a Non-Event

作者：燕安黛（Andrea Janku，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Janku, Andrea (2001) The North-China Famine of 1876-1879: Performance and Impact of a Non-Event. In: Measuring Historical Heat: Event, Performance, and Impact in China and the West. Symposium in Honour of Rudolf G. Wagner on His 60th Birthday.

李提摩太传教的山东青州传出了邻省山西受灾更严重的消息，随后他从太原城出发，走访了山西中部和南部地区。他感到万分震惊，回来后写道：“我所见所闻都是极其痛苦的事，我无法全部写下来。”他的“饥荒日记”记下了忍饥挨饿的百姓瘦得皮包骨头，满街的尸首被恶狗拖来拖去，绝望的人们没有任何体面可言。

李提摩太还记录了官员如何从严对待“不守规矩”的百姓。维持所谓“公共秩序”是徒劳，树皮被剥去吃，村庄被遗弃，房屋尽毁，到处都是行走在饿殍间的难民，他们吃着石子和黍壳做成的块状物，味道像灰尘，他们还吃芦苇的根，这会让人脸浮肿起来。在那些苟活的人当中，犯罪和谋杀盛行。李提摩太也含糊其辞地提到了他无法视而不见的人吃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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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吃人，皮包骨
母亲和饿死的孩子，自杀的人
（木版画，来源：Pierre Fuller）

从摇篮到坟墓：清朝的婴儿塔和下葬婴儿的政策
Cradle to Grave: Baby Tow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nfant Burial in Qing China

作者：杰弗里·斯奈德-雷恩克（Jeffrey Snyder-Reinke，爱达荷学院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墨磊宁编《中国的死亡景观：现代中国的墓葬改革》（The Chinese Deathscape: Grave Reform in Modern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9

西方话语中的葬婴

1853年，周游世界的作家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1825-1878）在两名美国传教士的陪同下，访问了上海北郊。泰勒在路过一个大型墓地后描述了以下场景：
在坟墓和城墙之间有一座低矮的建筑，建在一丛雪松里。上海附近有好几座婴儿塔，这里是其中一座。所有不到一岁的婴儿都不下葬，而是被裹在一个包袱里，用草席和绳子捆起来，扔进塔內，或者更确切地说，尸体会沉入地下一截。塔顶离地面约十英尺高，有顶，也留下了一个小孔用来投放尸体。往里看时，我们看到塔上几乎堆满了一捆捆的席子，席子里散发出恶臭的气味。

1858年，乔治·库克（George W. Cooke）的报告为随后许多报告奠定了基调。在与英国副领事弗雷德里克·哈维（Frederick Harvey）访问上海期间，库克回忆了以下对话：

这位精力充沛的副领事没有被吓倒，他有时充当向导、哲学家和朋友，并与我一起讨论这里错综复杂的情况。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不把它切成块，用作肥料。在离那座塔还有五码远的地方，他使劲地吹着他的方头雪茄，说道：“这就是婴儿塔。”

“啥玩意儿？”我问道。

“婴儿塔。透过石雕上的缝隙往里看——不要靠太近，否则散发的臭气可能会要了你的命。你会看到一堆席子。似乎有东西在动，但那只是蠕虫在爬行。有时，稻草里露出一条细小的腿或胳膊，或者一小块没有肉的骨头。这座塔现在不像我之前看到时那么满了。他们最近一定把这里清空了。”

“这是坟墓还是屠宰场?”

“中国人说这只是一座坟墓。棺材贵，农民穷。孩子死了，父母就用竹席把他们包起来，扔到里面去，就这样就行了。塔里塞满之后，有关当局就把那堆东西烧掉，把灰烬撒在地上。”

——《泰晤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乔治·库克（1857年至1858年）

这是有关婴儿塔的早期报道之一，加上随后的其他报道，它们向西方读者提出了有关这些建筑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婴儿塔接收的是死去孩子的尸体，还是活着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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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库克的读者认为“这是坟墓还是屠宰场?”的问法既恐怖又刺激，因为它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与人们眼中最令人愤慨的女婴杀婴（female infanticide）行为有关。当时有几十篇文章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暗示每当小女孩的尸体被放进塔里时，“父母并不太想知道它是否已经死了”。其他作家就不那么谨慎了，他们非常明确地指出，婴儿塔是一座“可怕的杀人屋”，儿童“被活生生地扔进这个可怕的容器，任其在下面腐烂的尸体堆中死去”。

尽管婴儿塔的最初目从未完全消失，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婴儿塔不是埋葬婴儿，而是杀死他们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婴儿塔被解读为中国人虐杀儿童、漠视生命的“纪念碑”。因此，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婴儿塔永远与生育及其控制联系在一起，而与中国的治丧习俗无关。这篇文章试图把婴儿塔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探讨晚清中国的婴儿下葬问题。